沈昌文（1931年—2021年），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曾任知名文化杂志《读书》主编，在文化出版界有着广泛影响。
沈昌文虽然出生在上海，但其母亲是宁波人，他从小在宁波人的圈子里生活，对宁波有着深厚感情。
本号今年7月20日推送的《大侠交往琐记》写到了沈昌文，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早在2008年，宁波作家丹虹曾采访过沈昌文。现将当年的采访记推送于后，以飨读者。
出版家沈昌文的宁波情结
《读书》可谓是中国思想界很具影响力的杂志。想当年创刊伊始，在冰雪刚刚融化的春寒料峭之际，它大胆发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呐喊，这对于禁锢日久的中国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从此，《读书》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表达见解的理想之地。
沈昌文曾任这本杂志主编整整十年。在他手里《读书》茁壮风华，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2008年他的口述自传《知道》面世，看后才得知这位出版界大佬与宁波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
是年深秋，我去北京采访沈公，他约我在三联书店会面。那里他曾当了多年总经理，现在仍是其文化经纪活动的据点。就在书店二楼的咖啡屋里，我见到了这位名噪江湖的沈公。他看上去不像知识分子，倒是一派我们邻家老伯的形象，尤其当他操起地道的宁波话时。
2008年，沈昌文在北京三联书店接受宁波作家丹虹采访。
听妈妈的话，走宁波人的路
沈公给我看了两张泛黄的证明。一张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发的国民身份证，上面填的是浙江省慈溪县。一张是1950年发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肄业证书，上面写的是浙江省镇海县人。籍贯无论慈溪或镇海，这小区域间的界限模糊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们牵引出了他作为宁波人的故事。
沈昌文虽然生于上海，但从小是在宁波人圈子中长大的。他妈妈是宁波人，出身商人家庭。沈公回忆说：大约四岁时我在宁波住过大半年。那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欠下很多债，为躲债，妈妈抱着我回到宁波老家。外婆住在一个叫三支街的地方，两扇大门印象很深，上面生着门环，阶沿高高的。
三支街（陆家宁/摄）
外公大概做外贸生意，因为外婆常常会吐出些英文单词，且这些单词用宁波方言读来，十分有趣。至今我还背得出一首顺口溜：来叫克姆（come）去叫戈（go），一元洋钱混淘箩（one dollar）……还有，外婆从小灌输我的价值观是要做“讲白驮”，即讲讲话话就能白白拿好处的人。它是英语compradore的译音，意思为买办。但宁波人的 “讲白驮”生意是不容易做的啊，你必须有本事。
沈昌文的祖父在上海开“包饭作”，专门给写字间送饭的那种饭馆。为保家产祖母很荒唐地叫儿子学抽鸦片，认为不嫖不赌，就不会做败家子。据说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但抽上鸦片的大少爷是没有力道去经营家产的。母亲对坐吃山空的父亲很愤恨，总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是嫁了上海人。所以，她从小不让沈昌文受祖母、姑姑等影响，宁愿把他带到在上海的宁波亲戚家里去。
但有一点，祖母和妈妈意见非常一致：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要进好的学校受好的教育。于是，沈昌文进了“北区小学”。那是属于工部局的，英国人办的学校，在上海很有名气，学费很贵。沈昌文因品学兼优，只交了一年学费后就成了免费生。在班上他英语学得最好。小学毕业考进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沈昌文起先靠的是奖学金，后因日本人侵略，学校取消了奖学金。而祖母和妈妈是靠替人做保姆来维持生计的，承担不起学费，他读到初二就不得不辍学了。
沈昌文在书房。
离开学校后，沈昌文按照母亲的意愿，到宁波人开的一家银楼店去当学徒。在那里他受到了宁波商人讲诚信的优良传统熏陶。沈公说，老板用的全是同乡人，金银首饰店特别要防范财宝被卷逃，而同乡人可靠，彼此知根知底。宁波商人的诚信有着严密的行业组织与制度来保证，具体体现在同业公会和师徒制上。同业公会，即把这一行的每家商店都组织起来，分为“大同行”“小同行”和“新同行”。为确保黄金不掺假，每个金银首饰都要有钢印，这个钢印就来自行规。宁波人的师徒制，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徒弟满师举行仪式时，师傅要向公会的同行宣布，此人是我的徒弟，然后告知这徒弟在首饰上的钢印是什么。这就是说师傅有责任保证徒弟出手的首饰品质。即便你把这钢印打在一把铁剪刀上，如果质量不好，购买这把剪刀的人也可以找你的师傅照价赔偿。
沈昌文深得师傅中意，他不仅办事诚实可信，还因为聪明。在这些半文盲的小学徒们中，念过一年多初中的他，算得上高材生了。尤其他会英语，生意上可派上了用场。1945年抗战胜利，美国兵带着妓女来买首饰，他就操起洋泾浜英语和他们做生意。沈公说起这往事很得意。他笑说：我看见高鼻子过来了，就远远地打招呼。我叫他们总统的名字，“Hi，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Hi，Mr.Roosevelt（嗨，罗斯福先生）！”被抬举了的美国兵一听开心死了，买卖就做成了。哈哈，这不就是他外婆所教的“讲白驮”吗？
沈昌文当伙计时，替共产党做过不少事。因为老板是宁波镇海人，跟四明山三五支队的人有关系。他开的银楼店，其实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站。沈公说：每当新四军从苏北过来，我就为他们搭铺安排住宿。这些人看上去穿得破破烂烂，但解开大棉袄，身上缠满了一串串金戒指。这些东西是从地主土豪那边没收来的，他们叫老板把黄金卖掉，换成药品、通讯器材、机帆船等物品运往解放区。
沈昌文在帮着做这些事时，与革命者有了亲密接触，且他们都是同乡人。如《牛虻》的翻译者李俍民，沈昌文曾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睡，结果人走后苏北带来的虱子留在被褥里了，让沈昌文奇痒无比。中共地下党虞天石与他相处时间更长。沈公说：大约有一二年吧，他就在银楼店隔壁租个房子住下。他叫我“小聪明”，经常要我办事，比如送信、买杂志、买报纸啦等等。后来，他因策动武装起义事泄而被捕。当时，老板请沪上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吴凯声吃饭，结果把虞天石给救了出来。那个吴大律师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先生吴征的祖父。后来遇到杨澜，我还向她说起这事呢。
息息介做人，外圆内方处事
沈公坦诚地说：不是当着你宁波人的面说宁波人好，从小骨子里的烙印是深刻的。我虽然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但受“京派”影响很少。我为人处事，都是宁波、上海人那一套，即宁波人的务实精神与上海人的滑头作派。“做人要息息介”，这是宁波人父母从小教育孩子的一句话。所谓“息息介”就是要循规蹈矩，但讨生活有时需要点“小聪明”，这是我在上海学会的。当然玩“小聪明”还是以“息息介”为基础。
沈昌文的“息息介”首先表现在学本领。他因银楼店做伙计出色，第二年即当上了账房先生，这样杂务少了就有空余时间用来半工半读。到附近高尔夫球场帮人捡球挣钱，伺候老板的客人打牌也有些小费，他把这些所得都交了学费。沈昌文很明白，将来自己谋生一定得靠实力。那时，上海有许多补习学校，什么外语、会计、无线电等等，他学了很多知识与技能。
上海解放那年，沈昌文考入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的是采访系。他尽管自嘲为“野鸡大学”，但总归和文化及新闻出版业务搭上了界。不久，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要求大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沈昌文满心喜欢地去应试了，可是没被录取。他估计自己太诚恳了，说什么“我是个学徒，很向往书店工作”。
后来，人民出版社招收校对员，沈昌文耍了“小聪明”。自己不是学新闻的吗？我们几个人不是办了一份《学习报》？有同学不是刚好在文具店当学徒？于是，叫那同学印了《学习报》的信笺，刻了《学习报》的图章，他“堂而皇之”地开了一个介绍信：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往应考。结果，顺利跨入了文化界门槛。
沈昌文在接受采访时所拍。
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沈昌文奉行的还是“息息介做人”。他边做校对边学俄语，并且开始翻译起一些文章来。这时，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京城是旋涡中心，尤为险要。而初出茅庐的沈昌文忠诚老实，在“洗澡”运动中，自己作了一番赤裸裸的暴露，包括曾经为谋求新闻专科学校学费，替人做会计造假账的事，都和盘托出。
天哪，这人历史太复杂了，不适合留在北京。就在人事部领导作出辞退决定时，沈昌文翻译的《出版物成本核算》出版了。既懂俄文，又懂会计，这样的人才在出版行业可是稀有的啊！领导王子野和范用，都很欣赏他，说：沈昌文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不仅被保住了，而且后来还成了领导秘书。
经多了风雨见惯了世面的他，后来总结出一条经验：政治运动无论怎样搞，最后共产党发展业务还是需要人才的。我是伺机待动，后发制人。在方向未明之前，不妨看看书搞搞翻译。所以，在文革中，他大致是个逍遥派。
沈昌文。
沈公笑说，自己擅长看风驶舵，法宝是“急用先学”。当领导秘书那阵子，我做到有问必答，功夫全在课外。知道明天开会的议题，当晚我就在图书室查相关资料，类似于现在上Google、百度搜索。第二天领导讲到半途发问：哎呀，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的那段话，记得是怎么说来着？于是，我就回答是如此如此说的。首长自然很满意，大家也刮目相看。
沈昌文务实与圆滑的处世哲学，也体现在他主持《读书》杂志的作派上。办思想评论刊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因为有些文章会惹祸，他就不得不常常去作检讨。但他心里把握着《读书》的准则，只不过想如何用巧妙的办法来省去麻烦。《读书》创办者陈翰伯曾说：“粗暴、发脾气（姑且不说打棍子），不行，害软骨病、无原则迁就，不敢批评，也不行。”
为了做到这样，他觉得老领导陈原教他“引而不发”，这一招是最理想的表达。《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知识分子，理解力好得很。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须我们作结论，大家看了自然会明白。曾经有人讥讽《读书》“打擦边球”，沈昌文不觉得“打擦边球”有何不好。承认有一个“边”，没有打“越界球”，如果一打球就犯规，那才糟糕！
所以，他主持时期的《读书》不乏锋芒，而又因增添了不少文人意趣，办得有声有色，很受读者喜爱。
《阁楼人语》，沈昌文为《读书》杂志写的“编后絮语”。
谈到坐镇三联书店时，沈昌文笑说自己比较“独断专营”。他举例说，比如我提出要出你的书，我就在会上说这书是好的，符合什么原则什么要求之类。基本面当然要过得去。可我还有深层目的，因为你来自宁波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通过你，我可以结识宁波的A先生、B女士等等，从而使出版业务得以拓展。但这些世故之道，我无法和那些北京孩子说。
是的，他是书商，是书店的总经理。他要谋划长远的宏观的利益。
我问沈公：在半个世纪的出版生涯中，您觉得自己做得最成功的事有哪些？他回答：别人说我是“卖蔡捡金”，即引进蔡志忠的漫画书和联系金庸出版著作。但自己觉得最有功劳的是编辑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佬的书。如《宽容》《戴尼提》《西行漫记》《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等，当时非常轰动。房龙的《宽容》初版15万册，性学专著《情爱论》卖了120万册。
“不良老年”的二十字方针
从银楼店学徒到出版大家，沈昌文的人生经历可谓富于传奇色彩。这位被三教九流都尊称为沈公的人，在江湖上的魅力是以其“不良老年”的形象显示的。据说他常背着双肩包，脖子上挂个U盘，骑一辆破自行车，出入时尚咖啡馆，口里不时蹦出洋文单词，喜欢上网冲浪，爱听邓丽君歌曲。
这回去北京采访，一睹沈公“雅痞风致”，觉得大家说的基本属实。他到宁波宾馆要我请他吃喝时，没骑自行车。毕竟77岁了，收敛了一点吧。再说他爱人和大女儿是医生，且都是教授级的，对他的生命健康负责得很。我没见沈公脖子上挂的U盘，却发现他背的双肩包颜色很出挑，不禁问：包包为什么背大红的？他笑眯眯地回答得极自在：因为绿的、黄的、蓝的统统背过了。
沈昌文和他的太太白曼颐。
沈公的朋友黄集伟曾这样评价他：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此话可谓点到穴位。那天饭桌上，沈公对我说起他的20字方针：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初听这20字非常不正经，但被他一解释，变得合情合理。
对出版社编辑来说，你要做好工作吃喝玩乐是手段呀！你要和作者交流，必须真心真意，这样通过“谈情说爱”建立好关系后，才能达到“贪污盗窃”目的，即从作者那里组到最好的稿子。
其实，这一套做法沈公在主编《读书》时就提倡了。他说，那时自己办公室里备有冰箱、电烧锅、咖啡壶。他擅长煮红烧肉，冯亦代、丁聪等来编辑部谈事时，常常能享受口福。彼此喝着聊着，思想火花，灵感点子，就忽闪闪地出来了。
后来，读沈公送我的书，其中有一篇文章叫《编辑与饮食》，才知道他的“小吃小喝”原来还是“劳动者不可或缺的精神出路”。他写道：“编杂志这种事，四平八稳了对不起读者，归根结底是对不起党和人民。长了一些犄角，又容易出事，尽管自认为生这犄角还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但你水平太低，领会不当，做得不合适，自然需要检讨。做过检讨，灰心丧气之余，所为何事：痛痛快快吃它一餐。”
据说吃喝过议论过，再去做事就会心平气和，功德圆满。
沈昌文著作《书商旧梦》。
沈公是1996年退休的，按理说不存在 “谈情说爱”“贪污盗窃”的机会了吧，但他继续“吃喝玩乐”的营生，以“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为乐。退休后，沈公创办《万象》杂志，参与“书趣文丛”出版工作。到处帮闲自然免不了费用，比如打的，请作者吃喝等，诸如此类他都拿单据实打实去报销的。
在文化界执役多年，他有着广大人脉，这是无形资本啊！
沈公说：如果外省的出版社人到北京找王蒙组稿，问怎样才能联系上，我就说：某某饭馆见面吧。这样他请我吃饭，我就把王蒙家的电话告诉他。至于成不成是他们的事，我只是“出卖情报”。
好在沈公的情报不贵，一顿饭就给搞定了。那天，我在住宿的宁波宾馆，点了臭苋菜梗、小黄鱼、咸炝蟹、烤菜等几只家乡菜，和宁波汤圆。老人家一开心，就把自己给“出卖”了，包括家庭“隐私”。
沈公先对我说了他认识的不少乡贤，如於梨华、董鼎山、董乐山、施咸荣等人。接着一番怀旧，他说宁波改革开放之初来过一次，没住几天，也没找到小时候住过的三支巷。他觉得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回家乡看看，并说在北京从医的大女儿和在香港教书的小女儿都喜欢宁波，她们从小跟阿娘住，有可能带她们一起来。
沈昌文著作《最后的晚餐》。
沈公会荤面素底之幽默。冰镇啤酒喝到一半，他说了个令人捧腹的故事：我爱人是北京人，听不懂妈妈讲的宁波话。有时，对她说不清楚，妈火大了，一句“石骨铁硬”的骂人话就冲口而出。她听不懂，问我这话什么意思。我笑坏了，又不能如实解释。只好说：妈说你的头发梳得真好看。因为老婆是蒙古旗人，头发天然卷。媳妇听了开心，就不会与婆婆矛盾。说到这里，我会心大笑，沈公也大笑。
要不是他不时吐出洋文单词来，沈公的平民感，真让我疑似邻家老伯了。他说：每当乘地铁付出2元钱时，总觉得不上算。坐公交车只需1元钱，而用卡只4毛钱够了。成本一比较，差四分之一呢！按自己经济条件根本用不着考虑。没办法，我小商人意识极浓。
可是，“小商人”眼界很宽。问他到底会几种语言？他说：七八种吧。现在还在学韩语，想了解韩剧为什么迷人，韩国人凭什么说汉字是他们发明的。不过外语都不精通，知道而已。沈公喜欢称自己“知道分子”，不承认是知识分子。但看了他的《阁楼人语》——为《读书》杂志写的“编后絮语”，看了他的《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半个世纪出版界的往事风云，能如此波澜不惊地在他手起笔落之间得以从容舒展时，读者会觉得他不是知识分子吗？
沈昌文名片上的漫画像。
他给我的名片没有任何头衔，白纸上一个剃着平头的老头，背着个双肩包，两手各拎一捆书，上写“废纸我买”。他说是沈从文孙女给画的。那漫画倒是很谐趣地勾勒出一位文化商人的形象。
满脸憨笑的沈公哪像“不良老年”？为他口述自传作记录的张冠生颇有见地地说：沈公的“吃喝玩乐”“坐以待币”中，自有一份精神上的肃穆与庄严，沉潜不露，却以谐谑笑谈出之。正所谓大庄若谐。
作者简介
丹虹，宁波人，曾编辑为业，业余写作，出版个人著作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