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本书
（连载一）
本文纯属虚构，人物亦系杜撰。各位如有空闲，可略为一观，以作消遣；假若事务繁忙，请勿在此逗留耽搁。情节如与现实雷同，切勿对号入座！
给我装修房子的方师傅今天迟到了近一个小时。我和一起来看装修的老曾、老王正商量着准备打电话联系，方师傅推门进来了。
原来方师傅的儿子没去学校，逃学上网吧了。
方师傅在网吧找到儿子，再送到学校，所以误了时间。
方师傅的儿子不喜欢读书，方师傅感觉很头痛。
在现今教育资源相当充足的情况下，城市不用说了，农村也有许多很好的学校，可以保证每个像方师傅儿子这样的孩子，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放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有学可上，有书可读，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和高兴的事情啊！
可是，像我们这些出生在解放初，成长在困难时期，上学时碰着十年浩劫，想要一本书，对那个时代的很多少年来说，也只是一种奢侈的期望啊。
因此，说起书来，在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肚子里，可能都藏着一个故事。但我与书的经历，似乎更加曲折和复杂一些。
《西游记》
我的小学课程还没学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罢课闹革命，校长被批倒，学校没人管理，也没人教书、没人读书了。
屋倒连夜雨，我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去世了。
十三岁的我成了家里最年长的男子汉。生活逼迫我扛起锄头，参加生产队劳动。
不久，学校复课了。但我只能在路过学校时，怀着羡慕的心理，偷偷地从窗口瞄一眼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
听着那琅琅书声，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坐在课堂里，手捧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本，接受老师的知识传授。
但这在当时，是绝对做不到，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时，学校的大门已对我关闭，命运剥夺了我上学读书的权利。
我们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挥舞锄头，为填饱肚皮，为生存而劳动。
但我也有几个爱看书的小伙伴，在农闲时相互偷偷地传阅一些小人书。
那年双抢（抢收抢种）结束后的一天中午，王军在车门（我们地方管四合院或三合院叫道地，道地的大门叫车门）外向我招手，我知道他一定又弄到了什么好看的小人书。于是，我把吃了一半的麦饼一卷，拿在手里一边吃，一边跟在王军的身后来到了村外的观音洞。
观音洞在村旁清溪的东岸。离村大约几百米的距离，洞上丈余高处是通往沙柳公社及海边的大路，当然，那时的所谓大路，仅是一米余宽的鹅卵石道路。路边有一棵数百年的大樟树俯伏在观音洞上，大片浓荫下，即便是农历六七月份太阳毒辣的中午，观音洞里也很阴凉。观音洞正对的清溪西岸，是一大片沙地，绝大部分沙地种的是甘蔗。那时，我们地方的甘蔗都是青皮的，虽没有现在商店里售卖的那般高那般粗，可也有二三公分左右的口径，一人多高，挡住了外面眺望观音洞的视线。
岁月变迁，观音洞已经湮灭，大樟树也不见了踪影。
大樟树下有一条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攀爬出来的小路，可以通到观音洞。观音洞是我们几个小伙伴相互交换小人书的地方。
“什么好书？拿出来看看！”我向王军伸出手。
“别着急！”王军一扬手，从怀中掏出的不是小人书，而是几本厚厚的书。我接过来一看，封面写着《西游记》三个字。
那时刚经过破四旧、立四新，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书籍非常匮乏，作为封资修的小说，被称为毒草，是见不得阳光的，一旦被各级革委会的人看到，不但书要没收烧毁，传播的人轻者批判，重者是要坐牢的。所以，《西游记》这样的小说在当时是很难见到的。
我连忙打开书本，翻过扉页，跳过前言和目录，忽略了题头那看不太懂的诗词，直接进入了傲来国……花果山……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周圆的仙石，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做猴子大王，修仙学道的故事情节。正当我看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时，王军一把从我手中拿回了《西游记》。
“你怎么看个没完没了！这是我叔的书，他叫我帮他卖了家用的！”王军说。
“这本书要多少钱？”我问。
“书上有价格。”
我翻到书的最后一页，定价是二元五角。
“这套书有上中下三册，总共七元五角。”
“能否便宜点卖给我？”我沉浸在书中美妙的故事情节中，咽了口唾味。看着王军紧紧拿着的《西游记》，恨不能从王军手里一把抢过来，一口气读完。
“这套书保管得很好的，没有一点折痕，跟新的一样，你要就拿五元钱来，这书就归你了！”王军向我伸出手。
我的口袋里没有一分钱。那时，一个十分底分的全劳力，劳动一天的收入也就七角钱。而我在生产队里干活，评定的底分是三分半，劳动一天收入两角四分半，我家的口粮钱每年都要欠生产队，母亲养一年猪卖了的钱全部交生产队，也不够付口粮钱。我到那里去弄钱呢？
但我非常想要这套书。我对王军说：“我现在没钱，你先把书给我留着，我弄到钱换你的书！”
因为我忽然想起了大人们挑扫帚赚钱的途径。
王军答应了我的请求。
曾经寄托少年希望的竹扫帚。
挑扫帚
打通山海物流，将大山里的竹木制品，运到平原谷地和海边，通过交换，一方有了日常使用的物品，一方增加了收入，在现在看来，那是既利国又利民的事情，但在文革时期，那就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违法行为。
为此，各级专门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专抓那些不肯安分守己在生产队里干活，偏想去赚外快铜钿的人。
那时，农村赚钱的途径和机会很少，人们对能来钱的门路，自然是不肯轻易放弃。因此，虽然“打办”经常抓，搞投机倒把的人却似生命力旺盛的韭芽，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宁海的桑洲、王爱这一片做竹木生意的人，抓了一批，又钻出一批，生生不息。他们从天台县或本县的王爱山岗等山区收购扫帚、木头等竹木制品，雇佣人工或背或挑，运到沙柳公社的海边，再批发到舟山等地。十数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天台、王爱山里到海边的竹木制品秘密运输线。
当时，县“打办”在桑洲汽车站设了卡点，拦截从王爱山岗偷运下来的竹木制品。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做竹木生意的“行客（掮客）”先雇佣山里人（有些是正要到桑洲集市购买日用品，顺便带货可赚一些运费），把竹木制品从天台县或王爱公社的山里边，经黄茅岭和桑洲岭等路线，在夜间运到靠近集市旁边的我们村里，先藏在有大门的道地里，然后，瞅准附近没有“打办”人员，再由我们村、或附近村的人把竹木产品或挑或背往沙柳公社的海边。
从我们村将竹木制品运到沙柳公社的海边，每把扫帚的运费是二角五分钱，木头则按长度和口径计算运费。
我通过村里经常挑扫帚的行松叔找到行客。行松叔把行客拉到一旁，向他提出了我要挑扫帚的请求。我看到行客转过头来，看了我很久。因为我当时比他差不多要矮一个头，从他看我的眼神里，我觉得他大约是嫌我瘦小，有些不太愿意。但看在行松叔的面子上、也或许是他的货物经常放在我们道地的缘故，面子上不好驳回。就将其中一担比较多的扫帚解开，分成了两担，叫我挑有二十五把扫帚的一担，并说好挑到目的地沙柳公社后，给陆角伍分钱。
我把第二天要挑扫帚的事和母亲说了，母亲心疼我，说到沙柳公社二十里路，远路无轻担，你从未挑担去过这么远的地方，还是不要去了。但我是铁了心一定要去，母亲没有办法，也只好同意了。
因为想着赚了钱，就可以从王军那里换来看了一个开头的《西游记》，就可以从中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一路降魔捉怪的生动故事，兴奋得睡不着觉，直到半夜时分方才沉沉睡去。
下半夜睡得正香，母亲把我叫醒了。她已经做好了早饭，我用冷水洗了把脸，吃了早饭。
天还没亮，我们一行十多人，挑着扫帚，背着木头，像以前红军打游击一样，偷偷出了村子。
虽是初秋，凌晨时分却已凉风习习。晴朗的夜空满天星斗，没有月亮，道路也能看得很清楚。
很顺利地过了梅家、桑园，穿过下洋周，经过书带看村时，天渐渐地亮了，一抹红霞好似一条巨大的丝巾飘绕在东方的山尖。快到大家园村，山尖的红霞退去，东方聚集了大片的乌云，天气似乎要有变化。我的肩头感到了担子的沉重。
在生产队里干活，虽然也要挑担，但最长的距离是桑洲岭顶到家的路程，至多二三里路；到白岩山和天堂山砍柴，也只有十余里。但从我们村到沙柳公社有二十华里路，真可谓是“远路无轻担”，而且，那时的道路可不是现在的柏油公路，二十华里的道路，基本上都是鹅卵石和碎石三合土筑成的、一米左右宽高低不平的土路。所以，行过大约十五六里时，我的脚步开始踉跄，肩头的担子好像是要陷入肉里，脚掌心的骨头更像是要戳出来般地疼痛，但想到再有几里路就可到沙柳，想着到了目的地便可以赚到六角五分钱，我咬牙坚持跟着大人们继续前行。
清溪流淌，路途坎坷。
到了路下周村，沙柳也就快到了，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大口气。我们把扫帚担子靠墙拄住，挪出身子，站到路中，解开衣服纽扣凉快一会。
刚用衣袖擦了把满脸的汗水，想坐到墙边的石头上歇息一会儿，突然，一声“‘打办’来了！”大人们一眨眼工夫就挑起扫帚，拐入村里熟悉的人家去了。
待我连忙挑起担子，却被二个“打办”的人扯住了扫帚，一担扫帚掉到了地上。
一个年轻的“打办”人员恶狠狠地抓住我的头发往下摁：“你们一起的有多少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的头皮被抓得生痛，但不敢叫痛，对他的问话，我也不敢回答。我知道一起的有多少人，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就是知道了也不能说，否则，回到家里就惨了。因此，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你要吃巴掌吗？”年轻的“打办”举起了他蒲扇般大小的右手。
旁边那个年纪大一些的“打办”按下了年轻“打办”的手。“还是个小孩子，不要难为他了。”
看到年长“打办”的劝阻，年轻“打办”放下了右手，同时也放开了抓住我头发的手。
二个“打办”随后将我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并威吓我说，下次再要被抓住，就要送到牢里去关了。然后，便把我放了。扫帚自然是被没收了。
我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里。
行客经常在我们村里走动，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也就没要我赔偿扫帚的钱，但再要挑扫帚，他是肯定不会同意了。
我想挑扫帚赚钱买书的愿望落空了。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周伟华，浙江宁海人，机关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