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东湖。
故地访洪迪
暮春的夜晚，我和妻从临海回浦路转入继光街，去探望洪迪先生。
我们在这座城市上学、工作、生活过十三年。离开三十多年后回到这里，发现曾经的台州府城保护完好，下榻的回浦路街面虽有变化，但几处标志性建筑仍然可寻，站在街头稍一凝神，当年情景便在眼前重现。有过一段时间，我每天骑车经过回浦路去行署大院上班；有时和妻在搭伙的中医院食堂用完晚餐，便沿着回浦路走回东湖边的地区群艺馆，那里的一间办公室是我们的住所。这次带着一家人到了临海，故地重游，难免心生感慨。
原台州地区群艺馆办公楼（摄于2024年5月）。
在临海，有多处与戚继光抗倭有关的地名和场所，继光街就是其中之一。这条位于老城深处的街巷，离我和妻的母校台州师专并不远。记得当年街两旁皆是砖木结构的居民住宅，开设有许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店铺，市井烟火，称得上繁华热闹。
但就在这座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在这条熟悉的街道，却找不到要去的继光街220号。我们在219号与221号之间徘徊张望，看到有住户的窗子透出灯光，便叩门打听。房主是一对小夫妻，估计是这里的新住民，听了我们的询问，也讲不出220号在哪里。我俩只得就着依稀的光亮，朝着219号与221号之间的空处往里走，终于看到一幢应该是建造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宅楼，墙上转角处钉着的小牌子写着“继光街220号”。
我们从黑着的楼道数着楼层往上走。就在这时，头顶亮起了一盏灯，一个身影在灯光中出现——他便是洪迪先生。
洪迪先生。
1980年春夏之交，我即将从台州师专毕业。一天，接到通知，在学校的一间会议室与两位干部模样的人见面，聊了一会与社会思潮、文艺思潮有关的话题。后来才知道，地委宣传部要两名毕业生，学校推荐了几位同学，那天我见到的是宣传部干部科科长陈展华和办公室干部应志毅，所谓的聊天其实是考察面谈。
那时，洪迪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地区文化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的本名叫郑宏杰，宣传部的同志都喊他“老郑”。1979年地区文学杂志《括苍》创刊，我在创刊号上发了一首诗歌，并因此参加了地区文艺工作座谈会，估计他知道我的名字并在会上见过我。当部长姚宏宝听了干部科的考察汇报，要老郑再谈一次的时候，他说：见过人，听过发言，可以的，不谈了。
就这样，我和同班同学周五来一起被分配到中共台州地委宣传部。在那座绿树环绕的小楼里，我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岁月，也度过了共和国历史上黄金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原台州地委宣传部办公楼（摄于2024年5月）。
老郑呵呵笑着将我和妻迎进家门。房子不大，在看惯了大面积住房的今天，甚至可以说狭小。在客厅兼书房坐定，我打量着老郑：九十多岁的他，岁月自然在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与多年前分别时相比，变化也不能说很大，照样是声音洪亮，眼中有光。
环顾四周，陈设简单的客厅里，最显眼的就是书了。因为书太多，书柜里容纳不下，只得堆叠在地上、阳台上。老郑告诉我，由于住在顶楼，年纪大了，行动不是很方便，已经多年没有下楼，平时只在阳台上坐坐，翻翻书，慢慢地爬爬格子。我想，有书和文字相伴，他的晚年生活不会寂寞。
确实也是如此。这些年，在这斗室里，在阳台的写字桌上，他写作出版了诗集《雨后新叶》《超越存在》《存在之轻》，诗歌理论专著《现代诗美创造》《大诗歌理念和创造诗美学》《诗学》，历史随笔《天马嘶云》（合作），系列散文式断代史《唐唐大唐》，传统文化专著《中国文化太极：老子与孔子》《周易三读》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洪迪先生部分著作。
几十年的时光，在我和老郑之间并未造成陌生和隔阂。我们愉快地聊往事，谈故人，仿佛又回到了在一起工作的那些日子。
刚进宣传部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老郑是诗人，只把他看成是一位雄辩的思想者。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风云激荡，各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意识形态领域也时有新论。宣传部每周有半天时间集中学习。每到学习时间，二十来个人围着一张长条桌，就某个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展开讨论。与其说讨论，不如说争论更为确切，往往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最后总是说，听听老郑的意见；而老郑也总能让人心悦诚服。刚出校门的我，在这种场合只是听不敢讲，必须发言的时候也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说一些报纸上的话。但每一次学习，每一次的争论和讨论，对我的思想观念都是一次冲击。如果说，我在学校里感受到的是解放思想的春风，那么在宣传部，则直接经受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那时农村改革初露端倪，但对包产到户争论激烈。记得中央专门就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下发了【1980】75号文件，为包产到户打开了一道闸门；那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吴象的《阳关道与独木桥》，对包产到户作了比较完整的阐述和探讨，认为这是可以帮助农民走出贫困的“独木桥”。就在这时，我随老郑到天台县平桥区调研农村经济改革情况，了解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的看法。
这是我第一次随老郑出差和调研，并且长达十多天。我在11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
到平桥已经是第十天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参加了平桥区委召开的公社干部会议，走访了石竹、平镇五星、宁协塘下谢等大队、生产队，和那里的干部、社员进行了座谈。总的一个印象是，农村的情况比起前几年有了很大变化，粮食连年丰收。中央75号文件在这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农民们根据自己队里的实际，采取了各种生产责任制。我们也看到，一些干部特别是县里的一些干部，思想仍然不解放，认为集体的形式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形式，一听下面说包产到户就发火。县委副书记某某某在会议上听前山公社的某某某汇报时，态度很不好，甚至用压的办法，一定要他们收回分下去的土地，结果引起了区、社干部的强烈不满。事实上，农民自会选择对他们有利的生产方式。
调研快要结束的一个早晨，我和老郑行走在乡间公路上。深秋的田野大雾弥漫，我们聊着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当然更多的是他讲我听。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那天聊的具体内容已经记忆模糊，但他对我讲的当初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的激动心情，仍印象深刻。
我还记得，那天在路上他突然问我：李白《将进酒》的“将”怎么解释？我犹犹豫豫地说：是“请”的意思吗？浓雾渐渐散去，一株乌桕树出现在视野里，经霜的树叶火一般红艳。看着满树红叶，老郑说：如果将此树比作一个人，你能否想象一下是男是女，是怎样的一个人？对面走来一男一女，老郑问我：你能猜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一个男人从后面超过我们，他穿着一身灰白的卡其布衣服，年纪约在四十左右，从后背看去走路微微前倾。老郑又问：你能看出他所从事的职业吗？
我觉得，老郑和其他领导干部不一样。
与洪迪先生合影（摄于2024年5月）。
慢慢地，我对老郑有了更多了解。
诗人王自亮在为洪迪诗集《超越存在》写的序言中，对老郑的经历有过简练的叙述——
洪迪1932年生于浙江临海，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为著名篆刻家。幼年时深得中国文化之熏陶，除了白话文和“格物致知”之新知，爱好新文学，大量阅读五四以来的作品，也浸淫于先秦典籍和诗词曲赋，对文史哲的研习很早就真正达到广阔、博洽和雅驯的地步，但更多的是得益于他了不起的“自学”。洪迪自1949年高中毕业起就投入“新民主主义”运动（不管后来是多么曲折和峰回路转），见证并亲历了这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50年代初，年纪很轻的洪迪就做了科研院所和农业专科学校领导，在“文革”期间经历了非人折磨，几乎在红卫兵的棍棒下殒命。正是他那善良而勇敢的发妻吴玉蓉，连夜冒死将他救出，日夜兼程，用手拉车、担架、小船等将奄奄一息的他从黄岩秘密转移到温州乡下。
老郑一代的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大多有“靠边站”、被打倒、被批斗的经历；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程度不同地遭受了被打入另册的屈辱；而老郑兼有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所遭劫难可想而知。在经受磨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之后，老郑没有停留于劫后余生的庆幸之中，而是在直接参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同时，开始反思与求索，对历史与现实，对社会与人生，有了透彻的观察和理解。厚实的文化底蕴和创作实践，又让他对文学、对生活有着独到的审美意识。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宽厚的胸怀，使他身上具有别样的风采。
“桔花诗会”留影（摄于1983年）
暮春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了进来，温软轻柔，就像我和老郑的聊天，舒心惬意。
我们继续聊着，说起了当年台州的那些诗歌写作者们。
老郑的诗歌创作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7年便在《诗刊》上发表了《祖母》等作品，但真正进入创作的高峰期，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经和我说起过，八十年代初，他带队参加浙江省第二次文代会，当选为省文联委员，后又成了省作协理事，被分在了“诗歌组”。但那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诗了。后来去舟山参加普陀山诗会，在诗会临近结束时接到通知：每人要有新作在会上朗诵。这出乎他的意料，因此心里很着急；但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海，几十年的积累早已诗意盈胸，他一口气写了十多首以海为题材的诗篇。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作品由人代为朗诵后，获得一片掌声，并受到《东海》《西湖》等文学刊物的青睐，连续发表了他的诗作。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雨后新叶》，这本诗集还被评为浙江省1983-198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
洪迪题赠的诗集《雨后新叶》。
就在这一年，老郑调任台州师专副校长，兼任现代文学课教师，从此潜心教书育人、读书写作，创作与研究进入了喷发期。写诗的同时，他将自己在诗歌方面的思考感悟写成一篇篇诗论，寄给《诗歌报》月刊。开始是自己投稿，后来是《诗歌报》约稿。那时老郑的家还在他夫人工作的台州水文站宿舍，通讯处写的是家庭地址。《诗歌报》并不清楚这位投稿者的“来路”，便将其介绍为：青年诗评家，在台州水文站工作。老郑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年届花甲，也不在水文站工作。再后来，《诗歌报》将他的诗作和牛汉的作品放在头版一起发表，并特意在编者按中提到：两位老诗人。
那时的我正处于写诗的瓶颈期，积习已久的诗风难以改变，对方兴未艾的新诗潮却又不能适应，心里颇感苦恼。一个夜晚我与老郑相约，带着抄有习作的本子，来到了他位于水文站宿舍的家。也是暮春时节，气温开始回暖。我们坐在阳台上，他翻着我带去的本子，我忐忑不安地喝着茶水。显然，我的大部分习作不能令他满意。他结合我的习作，讲了何谓诗的感觉，诗歌应该有怎样的语言个性和意境美感，让我对诗歌有了新的理解。虽然我在写诗的路上半途而废，但那个夜晚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参加桔花诗会的部分诗友（二排从右至左：王剑波、蔡庆生、洪迪；前排右一，著名诗人田地）。
1991年，我调离台州，告别了老郑和其他同事好友。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收到老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没有其他事情，只是突然想起了你，想起了你纯真的笑容……读着老郑的信，我情不自禁地也想起了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我和妻的家都不在临海，当初得知我要结婚的消息，他便和宣传部的同志说：他俩的家长都不在身边，我们应该帮着准备婚礼。我的儿子出生后，他又来到我们暂居的群艺馆看望，并以他夫人做产为例子，叮嘱我妻子月子里要注意哪些事情。
2003年，担任过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自己创办企业的老梁，将宣传部的同事召集起来，组织了一次活动。我和老郑在聚会上重逢，他特意与我相伴而坐，留下了一张照片，也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与洪迪先生（中）合影，右为宣传部同事陈连清（摄于2003年7月）。
光阴如水，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期间我和老郑没有更多的联系，只是关注着他新作发表和出版的消息，在心里默默地为他高兴；直到几年前从王自亮处要到老郑的微信号，和他的联系才变得频繁起来。2023年，我将新出的散文集寄给老郑，权作汇报；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他用挂号信寄来了长达六千字的手写稿，对拙著予以赞赏和鼓励，认为我走的是 “现代散文的正道”，并从“史之真”“诗之情”“思之新”“文之细”四个方面作了具体点评。读着这一笔一画写下的文字，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不知不觉间，我与老郑已经聊了将近二个小时，怕影响他的休息，我和妻起身告别。他将我们送到门口，拉亮了楼道灯。握别之后，我们在灯光下踏级而行，直至到了底楼，光亮仍然穿过楼道的缝隙映照着脚下的路。
第二天醒来，发现老郑在昨夜十一时发来了一条微信——剑波兄：晚上很抱歉。人老了怀旧，唠叨！本来想说的正题有两个：一是这些年你们一家的具体情况如何？再是想说点你的散文创作。你的散文我喜欢，我认为是正宗的。我反对散文虚构，散文就要真事真情真心。你的前面还有着大块光景……
从巾山之巅俯瞰台州府城（摄于2024年5月）。
这天上午，我们一家去了巾山。站在高处俯瞰曾经生活其中的城市，亲切感和沧桑感油然而生，无数往事、无数熟悉的面容浮现在眼前。我给老郑打去电话，感谢他对我和我家人的关心，并祝愿他和夫人身体健康，期待下次再相逢；他告诉我，昨晚其实很想再多聊一会。
我转身眺望，只见灵江浩荡，蜿蜒向东，远处是颇具规模和有着现代气息的临海新城。时代在前进，城市在发展，永恒的是故地之记忆，不变的是故人之真情。
（写于2024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