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皮埃尔·布尔迪厄
本书从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入手，分析了当代法国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专业分布与他们社会出身的关系，揭示了大学教育如何成为教育不平等的帮凶。
本书分为三章，分别是中选者的选择、严肃游戏与游戏严肃、学徒还是小巫。第一章主要描写了大学的不平等现象，对于不同阶层，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例如，社会出身不同导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均，对于高级职员的儿子，接受高等教育是很平常的事；对于工人的儿子，只有通过中介人或中介环境才能了解大学的学业和学生。同时，在性别方面，男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别在下层社会中更为明显，在选择专业方面收到的限制，下层社会大于上层社会，女生大于男生。在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中，社会出身无疑是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它是诸因素中惟一把影响扩散到大学生经历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
大学生既是教育的用户，又是它的产品。在大学生群体中，人们只看到了各种影响的最后合力，这些影响来自社会出身并长期发挥作用。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教育方面依附性较小，有着广泛的经验和涉猎，表现出更大安全感所造成的超脱。他们处于最有利地位，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来为他们的学业服务，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这里指出，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工人家庭出生的大学生的出身却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造成了大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在学习学术文化方面知识表面上平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出身阶级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系统却造成了他们的分化。因此，在大学里，赋予了资产阶级大学生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就是价值观。如若将学业比喻为游戏，不同阶层背景大学生在大学所获得知识的“不真实性”影响了他们接受这一游戏价值观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大学生把学习作为一种游戏来体验，工人阶级的大学生则注定要以更现实的方式来体验大学生的处境。这便是第二章的内容。
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习不是生产，而是制造出能够进行生产的自我，即造就自己。作为大学生，就是要通过学习为自己的职业前途作准备，不过，教育制度却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来维护不平等。布尔迪厄在第三章指出，教育的目的应该为处于最不利地位阶级的利益服务，应该建立一种真正具有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以文化不平等社会学为基础，用具备真正民主的方式招收教师和学生，无论如何都要使教学手段和制度的合理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大学生的利益。
《关于电视》皮埃尔·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的内容，他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商业逻辑的支配。
第一讲公开教学课题为“台前幕后”，揭示了影响电视的隐形媒介审查运作的内部机制及其运作秘密。在这种内部机制中，电视提供耸人听闻的新闻，记者倾向于追求“独家新闻”，他们拥有独特的“眼镜”，他们通过这副眼镜去看某些东西，却对另一些东西视而不见，只追求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电视穿针引线，自称只是一个记录现实的工具，但实际上制造了现实。它通过影像展示事物，并让人们相信自己所看见的。因此，在接受信息方面，人们之间渐渐形成区隔：一类人阅读严肃的报纸，有机会接触到国际报刊并收听国外电台的节目；另一类人却只对电视上的男男女女有所了解，这类人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很大一部分政治要人。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来提供文化“快餐”，提供消化过的文化食粮和已经形成的思想。通过各种匿名的、不可见的机制，电视使得各种各样的审查借助这些机制得以贯彻，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强大工具。
第二讲题为“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剖析了电视作为新闻的统治场域，如何通过引入收视率逻辑，从而改变了科学场、艺术场以及政治等不同场域的运作。这一场提出新闻场的概念，并对其特征进行了介绍。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在场里面，各电视台相互竞争，场里面通过控制人们公开表达自己的观念、公开存在、为公众所认识、赢得知名度等手段形成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统治形式。同时，新闻场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它比其他场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受直接需求的支配，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而科学场、艺术场以及文学场等之所以受到媒介控制力的威胁，是因为在这些场的内部存在着不能自主的人。因此，有必要和这些不能自主的知识分子作斗争，以达到有效利用媒介动员力量的效果，减少电视通过各种机制给艺术、文学、科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危险。
布尔迪厄在本书一开始便说明这不是传记，这是关于自我的一种社会分析。他想要尽可能诚实地陈述经验，交付批判的对比，逐渐发现指导自己实践的原则。在解释自己和理解自己的努力中，依靠对自己的客观化片段，把这些片段留在整个研究过程的路途上，并尽力深化它们，将它们系统化。 作者认为理解首先要理解一个场，理解是由一个人与这个场一起并通过反对这个场而形成的。因此在他的自我剖析中，他首先检验他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进入场时场的状态。那时的社会学被外行视作在对象上相似一种新闻业，此外，由于它的科学主义甚至实证主义的庸俗形态，与哲学相比，它受到贬低。他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的学生转向社会学和人种学的求索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经院观点的深恶痛绝。他在一种傲慢和社会疏远的原则中感到不自在，令他不快，这种拒绝与关于哲学的大学哲学思想相连的世界观把他推向了社会科学。 在书中，他既是分析的主体又是分析的客体，他认为自己作为变节者之子，变节是指父亲从农民变成邮递员的转变，对变节者的童年体验在他对社会世界的态度的行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心疼自己的父亲，他也看到父亲与母亲的不同，母亲十分忠于她的父亲，从而也继承了外祖父爱面子、守规矩和重体面的特点。父亲与母亲的不同影响着他的童年。 1941-1947的寄宿学校的经历在他的配置行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粗暴而残酷的寄宿制学校使他倾向于对社会关系采取一种现实主义和战斗的观念。同时，中学时期的社会疏离也给他带来了烦恼和孤独。他对自我的剖析认为发狂的工作时一种通过关注别人来填补巨大空虚和摆脱绝望的方式；放弃哲学的高贵，趋向贫民窟的苦难也是对他少年时代非现实主义的一种牺牲式赎罪。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塑造着他的思想与发展研究。 在文末，他对自我又进行了反思：他为什么？尤其是为了谁而写作？答案是为了让读者感受他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并通过一种现实主义的认同，获得更好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本书主要从男性中心视角出发，探讨男性统治的确立以及女性在男性统治社会受到的压迫。 在第一章“一种放大的图像”中，探讨了男性与女性身体相互对立的区别，向高处的运动、主动、果断等与男性相关，与支配地位密切联系，女性则是其相反面。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才能，但作者认为男子气概首先是一种责任。男子气概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它是在对女性且首先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 此外，在书中还提到了男性中心观念，这种观念无处不在，渗透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之中，男人们得到普遍认可的优先权，男人以无所不在的权力对女人的意识进行入侵。在这种统治关系中，被统治者把从统治者视角出发建构的范畴用于统治关系，从而使得统治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进而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甚至诋毁。这种象征力量形成一种象征暴力，作为直接作用于身体的一种权力形式，发挥效力，影响着女性的地位，形成男性统治的世界。 作为交换主体和婚姻主体的妇女被暴力机制否定了。布尔迪厄指出，在法国社会的今天，入学和入职的女性在猛增，但是，她们从事的职业实际上是被排除出权威职业和责任职位，在经济、财政和政治领域尤其如此。尽管一切平等，但妇女总是占据不那么有利的地位。男性统治的结构是这些不同寻常的、数不清的服从关系的统治根源。 本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主要讲述了教育行动的双重专断性、教育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等方面的内容；第二卷则详细阐述了文化资本及其在教育交流中的互动。 布尔迪厄认为，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它的目标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所有的教育行动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作为符号暴力，教育行动只有在具备了强加和灌输的社会条件，即交流的表面化定义不包括权力关系的时候，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什么是教育的符号暴力？它指的是一种通过文化、符号、意义等无形的方式来施加的权力形式，是一种被合法化了的、隐匿的暴力。 作为在交流关系中完成的对文化专断的灌输，教育行动必须把负责其实施的教育权威和相对独立性当作社会条件。在教育领域中，由于所实施的教育行动本身就具有一种教育权威，所以接受教育的人一下子就要接受所传递的信息的合法性以及实施教育的人的教育权威。统治阶级借助教育系统将自身的观念和利益强加给其他阶层，而被统治阶级却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强加的过程，还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自愿去遵循的规则。 布尔迪厄谈论到，教育行动蕴含着教育工作，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灌输工作，由于提供一种持续性的培养，所以教育工作可作为一种文化专断原则的内化产品的一种习性。教师在教育工作中通过示范行为不自觉地传递他从未自觉控制的原则，接受者也不自觉地内化这些原则。 教育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它通过文化资本和符号暴力来维护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也使得下层阶级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出身导致了学业前途和成功机会的不平等，但是大学教育却是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它把不平等进行再生产，传递到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