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
词代表词语、知识、语言；物代表客观事物、存在物、现实世界
福柯这本书以时间为轴线向我们揭示了词与物的关系，从词是物的表象到词与物完全分离。
第一个阶段是16世纪，其特点是以相似性为核心秩序的传统知识型。福柯指出了四种相似性，分别是：适合、效仿、类推和交感，并且提出了“如何把一类归为一类，另一类归为另一类？”的问题，那就是记号—没有记号，就没有相似性，例如：乌头与眼睛具有相似性，所以乌头能治疗眼疾；核桃和大脑构造具有相似性，所以核桃能补脑。这个时期，物是中心，词是物的符号。
第二个阶段是17、18世纪的古典知识型。这个时期的知识不再是经验性的，而是抽象的知识，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并被不同人以不同方式理解和表达；词是中心，知识是围绕词来建构的，词成了被研究的对象。
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的现代知识型时期。这个时期词与物完全分离，只剩下自我表象，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当成表象的对象，自我是表象的主体，也是表象的客体。因此福柯说“初始的文本被抹去了，而与它一起被抹去的还有词的整个基础和被反映的事物，剩下的就只有表象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指着一个“红”字问不同的人，回答A：这是一个红字；回答B：这是一堆线条组成的图案，不知道是字体还是幅画。这就能明显的反映出，你看到的是事物本身（回答B）还是它要指称的东西（回答A）？语言从表象物（回答B）变成了表象思想（回答A），意志成为研究的对象，如语言分析哲学、观念学的产生。福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还讨论了关联、指称、命题、派生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为我们揭示了语言的各个要素。
在文章的最后，福柯提出了著名的“人之死”的观点，这并不是说人作为生物体的死亡，而是指人的主体性会消亡，人不再是世界的主角。就像《词与物》开头的那幅画《宫娥》，作为权力中心的国王夫妇，他们的形象却是最不易发现、最脆弱的。福柯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也批判人类对自我建构秩序的盲目崇拜。真实的客体世界并不是自我意识的对象，人不应该具有凌驾于客观事物上的优越性。
《性经验史》这本书的四卷内容中，第一卷延续了福柯对权力机制运行的探讨，是什么规定了不同时期人们的性观念？人们所形成的关于性的认知或性的话语是如何建构的？从第二卷开始，能明显感觉到福柯主题的变化，福柯转向了对生存实践的阐述，包括养生学、家政学、性爱论。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对《规训与惩罚》的一个延伸，它以性经验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性”成为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疯癫与文明》，这本书从麻风病人引入，讲述了麻风病院、大禁闭、疯人、精神病院以及疯癫的诸多表现如忧郁症、躁狂症、疑病症等等。这本书看似在讲疯癫与文明，实则在论述理性与非理性，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疯癫是一种疾病，这种观念是理性的文明塑造的产物。福柯剖析了疯癫这一社会现象并非病理性的，疯癫的知识和话语是被有意识的建构起来的，在其背后是权力的运作。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句话，在这本书中，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的语言，如“我是个死人，死人是不吃东西的，所以我不吃东西”这样的推理既不荒谬，也不违反逻辑。疯子和常人甚至天才的区别在于在推理过程中是否会使心像扩张，理性语言是否会被显赫的心像所笼罩。这本书还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两部电影《飞越疯人院》和《禁闭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到底是否精神错乱，而在于支配你的权力怎样定义你和控制你。而这个关于规训和服从的话题也能让人联想到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规则和权力对我们进行规训和控制，我们也在一直服从各种规章制度，福柯揭示了背后的权力运作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的服从有没有底线？我们在清楚了服从和规训的真相之后，又应该怎样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