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靖 | 《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主体解释学》《乌合之众》读书报告
文摘
2024-12-12 10:00
贵州
福柯力图表明，疯癫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知觉对象，它是在历史过程中由许多方面构成的，是由多种社会实践，而不是由一种集体感觉所捕捉到的，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简单的成为思辨理解的分析对象。他提到，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不会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我感受形式之外。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的社会领域中。疯癫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虚假惩罚，但他又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用错误来掩饰真理的存在。理性和疯癫的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在收容院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在专制制度下进行的某种压制。如果整个非理性领域都被压制得沉默不语，唯有疯癫可以自由表达，这不平等的压制难道不也是一种病态吗？在福柯眼里，非理性是一种看得见的麻风病，把自己的伤口呈现给混杂的人看。疯癫体验被各种意向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以及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在愚人船中提到当所有人都因愚蠢而忘乎所以，茫然不知时，疯人会提醒每一个人，它用愚蠢的语言说出理性的词句，从而以滑稽的方式造成喜剧效果。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原因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学的因素。愚人的智慧是在社会以及专制制度之下是被禁止的智慧，疯癫形态有浪漫化，狂妄自大，正义惩罚，绝望情欲，在平静怪异的社会结构眼里，这些就是有问题的。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他的合理性，但是他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和辨护者。关注癫狂被捕捉，被剥夺资格，被禁闭，被鄙视和诋毁的方式，并批判西方大写的理性。福柯的词与物被评为从根本上驱除了笼罩在当代只是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迷雾，探讨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之间差异借以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理性图式而被描绘的方式。书名是词与物，但福柯在书中并未专门分析词，没有具体分析物。而是聚焦话语实践。通过分析介于词和物之间的话语实践，来确定物并测定词如何使用。福柯想表明在像自然史这样的话语中，存在着对象形成的规则，概念形成的规则，理论形成的规则，正是这些由话语实践在特定瞬间运转起来的规则才说明了某个物被看到或是疏忽了。福柯指出，他所讲的考古学并不确切的指一门学科，而是指一个针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研究领域，福柯要探寻该领域内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的深层的可能性条件的知识。正是有关癫狂与非癫狂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紧闭的开设。与疯癫与文明相联系，在社会中，不仅认识，哲学观念和日常舆论，制度，商业和治安实践，生活习惯都在表明社会特有的知识，这种知识截然不同于我们能在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宗教赦罪中发现的知识。福柯设法对这种知识作出一种有关理论活性的分析。话语领域并不始终服从话语实践和制度领域所共有的结构，在同一个时期，存在话语相互之间的同构性。话语并不诉诸能产生它的思想，精神或主体，而是诉诸它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实践 领域。话语主体是话语领域中的组成部分，在话语领域中有位置变动和功能突变的可能性。福柯分析话语的历史转化，不诉诸人的思想，人的感知方式，习惯，所遭受的影响。福柯要表明在这个时期恢复和维护人在现时代的具有的有限性，有限的身份，地位，作用，把人从无限拉回到有限。在本书中，福柯主要明确阐释了修身伦理在西方历史上的变迁，他认为修身牵涉真理和权力的关系，当代责任伦理的缺点就在于把伦理概念法律化或科学化，成为了人们逃避成为道德责任人的手段。福柯表明关心自己成了一个普遍和无条件的原则，关心自己的必要性，这是与权力的运用和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关心自己，那么人就不能统治其他人。在这个时候，关心自己是作为培养年轻人的一个必要阶段。不止在人生的某一阶段而是成为了伴随整个人生的持久的义务。书中提到，年轻时不要在进行哲学思考上有所迟疑，年老了也不要对哲学感到厌烦。关心自己的灵魂绝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当人年老了是为了通过会议旧日时光而有善的感触，变得年轻。当人年轻时进行哲学思考就是为了和老年人一样，坚信未来。福柯指出，关心自己成了成年人的活动后，批判功能就越来越突出了。从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发展起来的修身实践是有培养作用的。这是独立于一切专门的职业，培养个人以便他可以恰当的承受所有偶然事件，所有可能的不幸，所有灾祸和所有可能得失败。福柯认为修身实践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就是让人成为本该成为，却从未没有成为的人。在提及犬儒派和斯多葛派哪里对初级教育的批评观念，家庭环境的教育影响及所传达的一整套价值，在这里提到了一封信，其中说，让你自信，努力回到你自己。在古希腊，罗马，关切自身不仅是一个哲学原则，更是实践活动关切自身与政治学，教育学和认识自身相联系，重要的不是在主体中发现一个真理，也不是使灵魂成为一个真实话语对象，而是使主体具备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并且也不会存在于他身上的真理，是使这个被领会的，被记忆的，逐渐被应用的真理成为一个最终统治着我们的准主题，对死亡的思考就是最高的操练和关切。古斯塔夫认为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者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即带来了激进也带来了血腥。也就促成了不愿被压制被约束的力量兴起去摧毁旧有的社会秩序，而这不愿被压制的力量被称为乌合之众。群众易变，轻信，总是被领袖所主导，又总是无情的抛弃领袖。在古斯塔夫看来，社会尤其复杂，大变革的狂热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人受制于观念，情感和习俗，制度法律是我们的性格产物，在现象背后隐藏着成千上万的难以窥见的原因，又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在起作用，群众在心理上表现独特性，在民族的心灵深处潜藏着神秘力量，成为行为的指南。人在孤立时，可能是文雅人，一旦进入群众，它就成为了野蛮人，靠本能行事。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智力和个性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淹没，无意识的属性占了上风。群众表现的好坏取决于环境，取决于群众所接触的暗示。刺激群众想象力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他们发生和引人注意的方式。习惯忍受枷锁的人，终究会被渴望奴役，会失去一切自主精神和活力。古斯塔夫认为思想是底层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社会结构不堪承受的压力和张力催生了这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