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现代性》读书报告
本书是齐格蒙特·鲍曼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作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已从固态性、刚性转变成为液态性与柔性。在过去对现代性的研究中，诸如韦伯，他表示在社会理性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扩张会把人套进一个由现代科技技术铸造的现代牢笼之中；马尔库塞也主张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是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现代的人们正走向由单一维度规定的社会；福柯更是认为，权力与知识的结合，让权力有更大的能力完成对整个社会完成全景监狱式的控制。但在鲍曼这里，他认为当今社会已经从这种固化的、沉重的资本主义中走出来，步入流动的、轻灵的资本主义，并批判了这种流动性将会把世界推向更强烈的不确定性中去。
社会的液化最明显的体现在人的个体化和私人化。现代社会不再给人许下承诺，也不要求人们如何做，人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从沉重的资本主义过渡到轻灵的资本主义，从固态的现代性转变到液态的现代性，永恒这一概念的贬值就是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鲍曼认为当代社会呈现出不确定的趋势。就如《人类简史》所述，信任是人类区别与地球上其他生物并得以实现地球霸权的源泉。传统社会的秩序稳定主要仰仗于对人对自我的信任、对他人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制度的信任，但如今这种信任开始崩塌，公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社会制度，不信任金融体系，频繁的结构性失业、无法保障的养老金、以及虚拟网络空间的无限扩张等，没有人能感到真正的安全，没有人是真的无可替代。由于人们长期处于不确定性中，一种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理性选择应运而生，人们转而要求对现在时态的确定性和掌控感，延迟享有失去其魅力。这种追求瞬时性改变了人类生活共处的形式，它意味着一种当下的满足，且要求避免满足带来的后果和责任。
不确定性反过来看也是可选择性的增加，市场和资本观察到了这种现代气质，它们开始拼命张扬购物的优点，鼓吹消费是欲望的解放，煽动人们追求快乐作为生活的首要目标。在这种消费社会中，可持续性生存被即时性满足取代。
这种后现代性观念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也是本书给我影响最深的地方，鲍曼用时代不确定性解释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就是消费：人的结合关系和合作关系往往也是消费的变体，这些关系建立的初衷就是要被消费掉。也就是说，关系在产生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对关系建立之后能得到的回馈的期望，若关系建立之后没有达到期望值，那么关系也就难以维系，因为当立即满足成为抑制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时，不容忍就是合理的。人与人关系之间的个体化以及其消费性质，也让关系蒙上了孤独的色彩。
鲍曼的观点有着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气息，以网络为首的虚拟空间共同体对社会阶层固化不断施压，现代社会液化的观念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会导致个体文化衰败的观点发起了挑战。但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以及个体身份都呈现出一种流动和不确定的状态，社会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和短暂，包容开放的观念看似推动人的解放，但事实上也纵容了不平等的存在，从而使得不公平被掩盖在用自由包装的外衣下。
《现代性与大屠杀》读书报告
这本书中，鲍曼主要探讨了现代性、理性化过程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大屠杀主要针对的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清洗。借由这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来砰击纳粹党人的残暴行径并不是写著本书的根本目的，作者认为这场大屠杀是官僚体系在绝对理性的运行逻辑之下带来的最极端案例。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并非仅仅是野蛮和非理性的产物，而是现代性逻辑的极端表现。分析了纳粹德国的官僚体系如何通过理性化的手段来实施大规模屠杀，大屠杀的实施依赖于复杂的组织、分工和效率，这些都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特征。
那为什么这样完全非理性的种族清洗计划居然实施成功了，而且效率极高？总的可以归纳为一下三点：一是被执行的那些犹太人非人化了，二是管理和执行依仗技术责任而非道德责任，三是科学知识在发展中价值中立的观念渗透进官僚体制中。
在德国庞大严密高效的理性官僚制度中，劳动进行了精细化分工，这项计划的目的与行动中间被划分成不同的细小板块，大多数参与者都成为中介一样的角色，只负责这项计划的其中一个小的部分。这样，就把这些人聪慧道德意义与道德检审中解脱出来，公务员可以在忠实履行组织职责的同时保持他们工作之外的道德良知不受损害，心甘情愿围绕着大屠杀这样非理性的目标运作。这表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也渗透到了道德和伦理领域，导致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化和去人性化。因此，在本书的最后，鲍曼认为社会学需要建立一种从道德出发的社会学。
鲍曼认为，当一个人陷入没有更好选择或好的选择代价过高的处境中时，人容易说服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选择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譬如纳粹军官是选择批准一批更先进的焚烧炉还是选择换工作放弃优渥的薪资；犹太委员会领导是选择交出少数人保全大多数还是整个区域的沦陷）。与敌人合作是为了继续活下去的理性权衡，但这反而顺应了敌人的意愿，加速了自身的消亡。这使我联想到了在经济学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在难以确保选择的结果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最优解的情况下，自我保全的理性行为就成了当下选择的基点，即做出放弃他人保全自己的策略。但从结果的总收益来看，这种理性选择却是损失极大的。因此，本书认为，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的选择并不是唯一解，在理性逻辑精心布下的网阵中，将道德义务置于自我保全之上才能粉碎其逻辑。
总的来说，现代性既是解放的力量，也是压迫的力量。它带来了进步和繁荣，但也可能导致极端的暴力和压迫。物极必反，如果每一个步骤都是理性的，那么它的终点将很可能走向一个非理性的结果，这本书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