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在这本书中主要探索了社会实践与人类行为的关系，让我对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也认识到“实践”这个概念的多层次含义。 首先是实践感的核心——惯习，书中，布迪厄通过“惯习”这一核心概念，阐释了个人如何在社会结构的框架中行动。在布迪厄看来，惯习不是纯粹的内在特质，而是长期嵌入社会经验和文化背景中的一种“被身体化”的倾向性。阅读过程中，我会联想到自己的日常选择和行为模式，其实并非完全是自由的，而是深受家庭教育、社会地位以及文化习惯的影响。 再者就是实践的场域与资本，布迪厄指出，社会由多个“场域”构成，每个场域都有其独特的规则与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个体在某个场域中的地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与结构。这一部分让我对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有了新认识。比如文化资本（如教育背景、语言能力）可以在求职或社交场合中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还有实践的逻辑与策略，布迪厄认为，实践并非完全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一种“身体的逻辑”，即通过惯习在具体情境中生成的直觉性反应。实践的策略性并不等同于精心策划，而是对场域中机会和限制的敏锐把握，这种观点就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中“结构决定论”和“个体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动态平衡的框架。 读完《实践感》后，我深刻体会到布迪厄所倡导的“关系性思维”的重要性。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个体的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交织的张力和互动关系，人们的选择与行为不仅仅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是受到社会化过程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尤其在现代社会，表面上的个人选择常常隐藏着深层次的社会逻辑。比如消费行为，看似是个人偏好，但却受到文化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深刻影响。
布迪厄在《实践理性》这本书中延续和深化了他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围绕“实践”展开的核心议题。他试图解决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结构/行动、主观/客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种超越这类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框架。布迪厄以“惯习”（habitus）、“场域”（field）和“资本”（capital）为核心，构建了他的实践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并非完全由结构决定，也不是单纯的个体自由选择，而是在惯习和场域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这种观点启发我们超越简单的二分法，去理解社会行为的复杂性。例如，惯习代表了一种历史累积的实践倾向，而场域则是具体的社会空间，两者共同塑造了行动者的实践逻辑。 而且，实践并非单纯的机械反应，也不是纯粹的理性选择，而是一种“实践理性”。 实践源自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基于惯习（Habitus）、场域（Field）和资本（Capital）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除此之外，布迪厄反对理性主义和机械决定论，批判了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完全理性的假，他认为，实践更多是依赖于经验性的“感知”，而非抽象的逻辑推理。实践也并非完全随机的，而是通过习性（内化的倾向）和场域（外在的结构）共同生成的，这种互动性使得社会结构能够通过个体行为得以再生产，同时也存在变革的可能性。布迪厄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要求研究者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定位和文化背景对研究过程的影响，以避免将自身的习性投射到研究对象中。
布迪厄在《再生产》中探讨了教育、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其独特的理论框架——“文化资本”、“习性”（habitus）和“符号暴力”，揭示了教育是如何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扮演再生产的角色的。
布迪厄认为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机制。教育体系并不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而是通过文化资本的差异，复制了家庭背景对学生未来的影响。因此，教育体系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作用。他还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在社会中形成并积累的知识、技能、文化品味等资源。这些文化资本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富裕家庭通过教育、文化活动和生活环境等方式，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资本，这使得他们的子女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的评价标准，从而更容易获得成功。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不仅仅依赖于物质资本，还依赖于象征资本，即社会认同和象征性的认可。在教育系统中，象征资本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校对学术能力的认定等方面。这种象征性的暴力（象征暴力）通过学校的教育实践维持了社会阶层的差异。教育系统并非中立的知识传递机构，而是与社会阶级结构紧密相连的机制。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在进入学校时，已经携带了不同量的文化资本，这决定了他们在教育体系中的表现和成绩。教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一个维持和再生产阶级差异的过程。
布迪厄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教育体系如何对不同阶层的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他指出，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内容通常偏向于上层阶级的文化，这使得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学校中处于劣势地位。尽管教育系统表面上倡导平等，但实际上它是通过习性、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方式，无形地维持了阶级差异。
阅读《再生产》让我重新审视了教育公平这一主题。布迪厄指出，教育表面上的公平竞争可能掩盖了深层的不平等。这提醒我们在教育实践中，要关注对弱势群体的支持，确保教育政策在设计时能打破阶级壁垒，而非强化它们。
吉登斯在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思路，试图回应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并寻找一种既不完全依赖市场经济，也不全盘回归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首先，吉登斯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愿景。与传统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吉登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应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变化，接纳市场经济的力量，但又要通过政府的调控来保障社会公平与公正。他强调，政府应当更多地关注社会政策，尤其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公平地分配给社会的各个层面。吉登斯在书中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融合了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的平衡道路，既避免了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也防止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过度干预。
其次，吉登斯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十分深刻。他认为，全球化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但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剧和社会不公的蔓延。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左翼思潮已经无法解决新兴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民主主义需要进行自我革新，重新审视如何在全球化的框架内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