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当性支配》
本书主要分析了社会中三种不同的权威形式：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韦伯探讨了这些权威形式的起源及其在社会中的正当性的基础。传统型支配基于习俗和历史惯例，卡里斯玛型支配依赖的是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而法理型支配则是建立在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基于此可以得出，非正当性支配指的就是未能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服从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的行使往往依赖于暴力、威胁和恐惧，以实现控制与支配缺乏支配合法性的基础，所以长期有效性和稳定性较低。韦伯认为，权威的正当性是其长期存在的关键，而权力如果没有正当性基础，容易陷入危机和不稳定。
传统型支配指的是基于习惯和传统而获得的权威，例如君主制，在这种类型中，人们服从的是过去传下来的权威；卡里斯玛型支配依靠的是个人魅力，领袖因为个人特质而获得追随者的信任，这种权威往往是不稳定的，随领袖的消失而终结；法理型支配依照法律和制度，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大多通过这种方式来施行权力，人们服从的是制度和规则。
韦伯认为权力的支配必须建立在合法性之上，而非正当性支配则缺乏这种合法性，通常表现为对公权力的抗拒和反抗，这种非正当性支配会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社会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继而导致社会动荡与不安，但是社会中的被支配者可能会采取反抗行动，这种反抗不仅是对支配者的挑战，也会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
韦伯在这本书中提出，社会科学要与自然科学分开，它的核心任务是理解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他还主张“价值中立”，认为社会科学家应避免将个人价值观融入学术研究。此外，韦伯强调“理想类型”这一概念，作为理解社会现象的工具，帮助分析复杂的现实社会。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具备理性分析的态度，即不带有个人主观的偏见，虽然社会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成分，但通过“理想类型”的构建，社会科学家可以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将个人的价值观念带入分析。韦伯倡导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剖析和科学方法的运用，达到更客观的理解。
“理想类型”是韦伯的核心方法论工具。它是一种理论框架，通过对现实的抽象和归纳，帮助研究者分析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例如，韦伯用“官僚制”作为理想类型，分析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并揭示其优缺点。
尽管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客观性方向，但实际上研究者在实际分析中完全避免价值判断是很困难的。此外，“理想类型”有时会过度简化现实，忽视社会现象中的个体差异和复杂性。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主要探讨了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新教教义如何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作者认为，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勤奋工作、理性规划和个人成功观念等塑造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这种宗教思想鼓励个人在经济上实现成功，作为一种对上帝恩典的证明。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强调工作是一种对上帝的使命与责任，而财富积累则被视为上帝恩典的象征。这一观念促进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将财富再投资，而不是挥霍，这在无形中就会推动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韦伯还强调了“理性化”这一概念，即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将经济活动理性化，通过有计划的努力、合理的财务管理和积累财富，实现长期的经济目标。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促使人们克制奢侈欲望，将财富用于生产投资，助推了资本主义的扩展。
韦伯没有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新教，而是通过细致的社会学分析指出，新教伦理提供了一种心理框架，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社会扎根。他认为，这种伦理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使他们能够在追求经济成功时兼顾道德和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