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宏星 陈小燕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三无”出版社——李达王会悟夫妻与笔耕堂书店
文摘
文化
2024-03-15 08:1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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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围剿”，李达、王会悟这对革命夫妻以其特有的方式，秘密创办并默默经营着一家名为“笔耕堂书店”的地下出版机构，苦心孤诣，学术报国，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本文以文献为依据，首先探讨了笔耕堂书店开办的时代背景，其次梳理了该书店的存废始末和图书出版情况，最后力图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高度，重新评价李达这一编辑出版工作的历史贡献。
李达；王会悟；笔耕堂书店；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出版史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为了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思想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用辩证唯物主义占领言论阵地，扩大革命影响，李达先后参与《新青年》《妇女声》《新时代》三份杂志的编辑工作，担任《共产党》《现代中国》两份刊物的主编，还创办了党领导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与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人在上海合办昆仑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革命读物。除此之外，李达、王会悟夫妇实际上还独立经营过一家地下的“三无”出版社——笔耕堂书店。让人遗憾的是，当这位建党元勋回归组织之后，在他亲自撰写的两份《自传》中均未提及创办笔耕堂书店之事，似乎又有难言之隐，而涉及其人编辑出版方面的各类传记作品与研究论文中，对此皆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今不揣谫陋，利用有限的文献史料试作辨析，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李达潜回上海，居住在法租界或英租界一些偏僻的弄堂里，经常搬家。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各种渠道企图引诱他去给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担任顾问和其他事情，被一口回绝，并愤慨地说：“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一个月给我一千元大洋，我也不干！”汪精卫、陈公博等企图拉拢他加入改组派，他也坚决拒绝。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李达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清醒和操守，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与此同时，他与许德珩、邓初民、张庆孚、施存统、黄松龄等发起组织“本社”，以“不忘本”“保持革命之本”自勉，不断在《民众先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呼唤民主，反对独裁。他参加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顽强的斗争。李达同上海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反“围剿”的带头人之一。1928年冬，李达与友人创办了昆仑书店。他不顾被国民党反动派冠以“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针锋相对，重印了《现代社会学》，有力地反击了敌人的进攻。昆仑书店还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等经典著作，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华兴书局，给了当时出版界以积极的影响。反观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再三申明“保障新闻自由”，取消新闻检查，以显示其“开明”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害怕革命和进步刊物的宣传，对出版机构横加干涉与限制，对革命文化进行疯狂反扑。1930年12月颁布《出版法》，共6章44条。1931年1月公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同年10月，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该《细则》共25条，对《出版法》作了详细和具体的规定，使其更细节化。按照这些法令，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都被视为“反动”；对国民党和政府工作稍有不满的，即被视为“替共产党张目”。在这些法令下，国民党政府常常查禁进步书刊，查封书店，捣毁文化机关，甚至逮捕和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李达、王会悟夫妻于1932年上半年向英租界当局注册，创办了“笔耕堂书店”，秘密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给革命者输送精神食粮。1932年2月，李达被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解聘。同年秋季，他北上转任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科研与宣传。当时社会形势十分严酷，在大学讲坛上公开宣扬马列主义，不仅被视为非法，而且教师还有性命之虞。不得已，李达只好把授课内容包装成各类社会科学，自己则委身经济系，把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经济人才挂在嘴边，以此应付各方面的诘难。即便如此，他始终都是政府防范与监视的重点对象，随时有解聘的危机，更不要说顺利出版著作了。从1932年秋季到1937年6月，我一直在法商学院教书，又曾在中国大学兼任过经济系主任，我所教的课程是社会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货币学、社会发展史，共写四种讲稿。出版了著作《社会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其余两种没有出版。翻译的书有《辩证唯物论教程》和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这算是这五年间研究的成绩。上述提及李达在这一阶段的科研成果，包括教材与译著，共计6部，其中3部是由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可见该书店在他一生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价值意义。作为我党新闻出版事业的奠基人，李达深知出版社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昆仑书店处境艰难之时，李达就已经开始秘密谋划创办一家地下书店，即笔耕堂书店。该书店与一般书店的不同，正在于其“地下”属性，能更好地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利用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抵御政治压迫，易于隐蔽又不易被特务机关发现与追踪。当时国内外的报刊均可在各国租界照常出版和流通，具有合法性。于是在1932年上半年，李达就以“王啸鸥”的名义，向英租界当局注册，以取得出版流通的合法化，哪怕只是家“挂名”的书店。李达完全是自己出资，自己买纸，自己托人印刷，自己找销售渠道，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三无”作坊。所谓“三无”，即书店的经营活动都是在地下运作：一无出版经费，二不标注真实且固定的地址，三无所谓“合法”的销售渠道，甚至连出版发行者都是化名，自然“查无此人”。大约到了1939年7月以后，笔耕堂书店才停止一切出版活动。为了理想与追求，李达、王会悟夫妻创办笔耕堂书店，与反动派斗智斗勇，纯粹不得已而为之。笔耕堂书店的出版发行人，标识为“王啸鸥”，是李达夫人王会悟的笔名。王会悟是一位从江南水乡走出的美丽女子，因为她的参与成就了一桩“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在近代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为了支持丈夫，王会悟相夫教子，无怨无悔，并为党的事业默默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此番在上海英租界注册书店以解燃眉，就是出自她的奇思妙想，亦显示了这位独立女性的聪明与智慧，令人肃然起敬。因为是独立经营，所以笔耕堂书店的实际社址应是李达、王会悟夫妻的寓所。两人的家也不只是一般的寓所，还是党在知识分子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而它的出版物又是反动派严加查禁的革命书籍，书店时时有被袭击的危险，所以必须格外警惕，不能公开。这一斗争策略的出现，明显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避免引起注意，便于秘密出版，故而经常更换地址，虚虚实实，用以迷惑敌人。笔耕堂书店虽然没有公开真实且固定的地址，但是出版物的版权页上还是标注了上海的注册地址或通讯处，以及北平总售处地址。可惜笔者无法核实这些地址本身的真实性，姑且罗列如下：（1）早期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一般都会标明社址，自然是为了混淆视听，即上海爱文义路西藏路口植荫坊4号，北平总售处是金鱼胡同25号昆仑书店，属于信息完整的标注，譬如初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版权页。偶尔也会出现比较模糊的标注，譬如：“笔耕堂书店，北平金鱼胡同。”见于初版《新哲学辞典》的版权页，这就是读者常常误会笔耕堂书店有上海和北平两个分店的原因。图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版权页，1939年笔耕堂书店发行（2）抗战之前和抗战初期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一般就不标注社址了，比如：“笔耕堂书店，北平总售处琉璃厂佩文斋，上海通讯处白克路100弄39号昆仑书店。”见于第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版权页。此后仅仅标注上海通讯处，譬如初版《社会学大纲》的版权页：“笔耕堂书店，上海白克路怀德里11号。”第四版《社会学大纲》的版权页：“笔耕堂书店，上海白克路珊家园33号。”应该都是假地址，经不起查证。事实上，笔耕堂书店只此一家，不存在上海与北平之别，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寓所搬到哪里，书店就开在哪里，在上海主要为法租界或英租界一些偏僻的里弄，在北平主要为西城复兴门宗帽胡同三条。在笔耕堂书店版图书的版权页上，大多数印有一枚印章形的出版标记，印框内有“笔耕堂板”四字，似隶非隶，古色古香，让人爱不释手。经仔细辨析，除了最早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反杜林论》《黑格尔与辩证法》等三部书籍之外，自《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开始，凡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大多印有此出版标记，非常容易识别。至于笔耕堂书店与昆仑书店的关系，有论者认为两者是“母子”：“1932年昆仑书店还遭到巡捕房的搜查，出版物也被查禁，在维持了几年后，李达不得不另创‘笔耕堂书店’……从此，昆仑书店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耕堂的出现，名称虽与‘母体’完全不同，但在‘笔耕堂身影’中，仍能清晰地看到‘昆仑’顽强而粗犷的影子。”这一看法似是而非，其实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
大革命流产，一时风云人物，都亡命到了上海。李达先生也到了上海，我在上海才开始与他熟识（我与施复亮熟识也是在到了上海以后），因为文化事业，因为个人生活。我们合伙开过“昆仑书店”（我的《政治科学大纲》一书，及后用“田原”笔名出版的《政治学》，都是昆仑书店印行的）；他后来又分出去，独自开了一个“笔耕堂书店”，这是为避免政治压迫。也出了许多书，李达先生最后一本将近五十万字的巨著《社会学大纲》，就是笔耕堂出版的。这本书在北平流行较广，现在几乎绝了版，我这里还有他送的一本，据说延安毛泽东先生读了这本书后，甚为称赞，并有亲笔信给他表示敬佩之意。此说断定李达是从昆仑书店“分出去”的，独自开了一个“笔耕堂书店”，目的是避免政治压迫。参照其他亲历者的表述，譬如王会悟、李天心等人的回忆文字，邓氏的看法较为符合历史事实。至于笔耕堂书店的图书销售情况，由于缺乏当事人的相关记载和权威的数据记录，不好妄测。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书店的出版物数量确实不多，时断时续，只相当于昆仑书店的零头，然其社会影响则极为深广，不断再版，遂成经典，可谓出版学术著作少而精的典范。特别是笔耕堂书店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两书，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笔耕堂书店的“存活期”，按照一般文献资料的说法，是从1932年至1937年，其实是不准确的。李达在此期间的论著和译著，也大都是用“笔耕堂书店”的名号出版的。目前能够确认的笔耕堂版书籍大致有《政治经济学教程》（苏联拉比托斯、渥斯特罗维查诺夫合著，李达、熊得山合译，上册1932年6月初版，下册1933年2月初版）、《反杜林论》（德国恩格斯著，吴理屏译，1932年7月初版）、《黑格尔与辩证法》（沈志远著，1932年8月初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1932年9月初版）、《新哲学辞典》（沈志远编译，1933年9月初版）、《社会学大纲》（李达著，1937年5月初版）等6部。这几部著作的作者、译者各自不同，内容则满足学术研究之急需，均为那个时代信奉马克思主义者案头必备之书，现分述如下。此书原名《经济学——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苏维埃经济的理论纲要》，是苏联拉比托斯、渥斯特罗维查诺夫合著，李达、熊得山合译，由笔耕堂书店出版，全二册，正文共595页，25开本。译著以原著1931年第6版为底本，这一版本不仅清算且纠正了之前版本的明显错误，而且是当时世界公认的“唯一的科学的经济学”教材。可惜译者不懂俄文，故而根据日译本转译。目前基本可以确认，本书上册完成于上海，极有可能是李达、熊得山共同执教私立上海法政学院和国立暨南大学期间所从事的译介工作，1932年6月30日初版；下册则要等到李达改就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时应课堂教学之需要共同翻译而成，此时两位译坛挚友一南一北，天各一方，1933年2月20日初版。全书1933年9月再版，1936年4月20日三版。笔耕堂书店翻印吴黎平译本《反杜林论》，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出版史话。译者根据德文原著翻译，并参考俄文和日文两种译本，可谓中国最早的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全译本，问世后影响较大，版本众多。吴译本先后被江南书店、笔耕堂书店、抗战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机构一再翻印出版，大概现今能够找寻到的本子至少有9种，其中笔耕堂书店本即吴译本的第三个版本。1930年11月因译者吴黎平被捕入狱，该书同时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禁书，明珠蒙尘，令人心痛。1932年7月10日，笔耕堂书店逆风而动，出版了吴译本《反杜林论》，受到了学界的欢迎。笔耕堂书店本全一册，正文共450页，32开本，竖排平装，印数2000册。李达通过“笔耕堂书店”的运作，将译者吴黎平改为“吴理屏”，巧妙躲过了政府的查禁，终于重新出版了这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要经典著作，启迪中国学者打破旧的思维模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抛弃僵化的形而上学，功不可没。沈志远著《黑格尔与辩证法》，是民国时期研究和介绍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区别与联系的一本专著。全书共分三编：一是“辩证法是革命的逻辑”，二是“辩证法为唯物的认识论”，三是“辩证法为革命的方法论”，加上《绪论》“从黑格尔到伊里奇”，全一册，合计有252页，32开本，约11万字，由笔耕堂书店于1932年8月15日出版发行。沈志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沈氏从苏联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即是这部《黑格尔与辩证法》。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原书1931年出版于苏联，译本则于1932年9月15日由笔耕堂书店初版，全一册，正文共590页，32开本，书前有《译者例言》。1933年5月15日再版，1935年6月1日三版，1936年12月四版，1938年4月1日五版，1939年7月六版，前后至少6次出版，可见此书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如果第六版的出版时间是最后期限的话，那么笔耕堂的“存活期”至少应向后推迟两年，由1937年推后至1939年。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本书的。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他工作异常繁忙，但还是争分夺秒地阅读、批注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第四版的批注文字最多。第一遍批注的时间在1936年11月，最后一遍批注的时间是1937年4月4日。全部批注文字约12000字。《新哲学辞典》是中国人编译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由沈志远编译，笔耕堂书店1933年9月15日初版，共计323页，25开本。该辞典居然没有《序言》与《凡例》，但是书末附有《中外名辞索引》《英汉索引》，条目数也少到300余条，属于袖珍小词典。不过，这部哲学辞典在思想上十分明确地倾向当年苏联哲学体系，许多条目应该是翻译自苏联相关辞书。《社会学大纲》是李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名著。从现在所存的版本看，此书由笔耕堂书店出过4个版本，时间分别是1937年5月初版、1937年6月再版、1938年5月三版和1939年4月四版。《社会学大纲》的第二篇至第五篇涉及历史唯物主义，曾以《新社会学大纲》为名，收入“新中国大学丛书”，由上海生活书局于1948年单独出版。加上新华书店的章节翻印本，该书自问世以来，民国版本多达10种。据说毛泽东曾读了10遍《社会学大纲》，写过3000多字的批注，同时他还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推荐了此书。除了上述6部已经正式出版的书籍，笔耕堂书店还有一些计划出版的论著和译著。譬如1932年9月，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初版本上附有书店书目，罗列了如下一些书名：《反杜林论》《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现代经济概论》《哲学小辞典》《（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等。其中有4部书籍明显是预告出版。此外，1938年5月，在《社会学大纲》一书的第三版上，书店又发布了一页书目，涉及的书名有《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新哲学辞典》《黑格尔与辩证法》《世界史大纲》等。其中仍有3部书籍是预告出版。众所周知，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基本上是李达任教上海暨南大学和北平大学时期组来的书稿以及自己教学与科研的成果。经笔者考证，两次书目中的书籍并未按计划出齐，并且出版过程中也略有变动，现将笔耕堂书店计划出版书目整理如下（见表1）。由此可知，笔耕堂书店第一次计划推出的三种书籍：一是《中国现代经济概论》，标明“印刷中”；二是《哲学小辞典》，标明“编译中”；三是《（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标明“译述中”。第二次计划推出的三种书籍：一是《经济学大纲》，标明“排印中”，备注曰：“全书共分四部，第一部本年六月出版。”二是《货币学大纲》，标明“编辑中”，备注曰：“全书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万言，本年八月出版。”三是《世界史大纲》，仅标明“编译中”，无内容介绍。笔者检索了全国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又核验了各类工具书、书目书，未发现上述6本书籍的踪影，基本可以确定没有正式出版。比较两份书目，我们不妨做出几个大胆的推断：第一，笔耕堂书店计划推出的沈志远编《哲学小辞典》即后来正式出版的《新哲学辞典》，仅仅只是改了一个书名而已；第二，第一次计划推出的李达、卢爱知合译《（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或许就是第二次计划推出的李达等译《世界史大纲》，但限于文献不足，目前尚不清楚该译本的外文底本、书籍内容与出版情况，故而不便过度解读。上述计划推出的书籍当中，《中国现代经济概论》一书的作者祝伯英恐怕是个神秘且有趣的历史人物。他天分极高，又勤奋治学，但经历复杂，毁誉参半。祝氏早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脱党，又曾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哲学系、重庆国立交通大学工业管理系任教，是20世纪30—50年代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自然与李达的交集不少。然而两人私交如何，仅有片言只字，暂时还没有任何资料可供稽考。祝伯英著译等身，著作主要有《伦敦会议的悲剧》《社会科学讲话》《政治常识与社会问题》《我国封建社会问题》《经济核算制纲要》等，译著更多，大约有《英国的实力》《两种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苏联会计学基本教程》《苏联银行业务》《如何编订工厂生产计划》《如何组织工厂生产》《美帝军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等数十部，学贯中西，探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问题都不是外行。许涤新在《风狂霜峭录》一书中曾谈及此人的品行：“几个月后，等到我从南京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在同杜老谈话的时候，才知道祝伯英因为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而退出革命组织。祝伯英是苏联留学生，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很会说话，说起话来，真是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但在行动上却是另一回事。祝伯英后来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已经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这不是不可能的。祝伯英的这种行为，使我认识到一个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必须经得起考验。说话说得很漂亮，文章写得很漂亮，却是不足为凭的。如果理论与实践脱节，如果言与行脱节，那么他的漂亮的理论和言词，只能反证他的行为的丑恶！”意思虽然隐晦，但是也可以感觉语气很严重，丝毫不客气，颇值得玩味一番。卢爱知是李达的老朋友了，两人有“三同”——同乡、同学、同事。作为湘籍著名经济学家，卢氏历任北京、湖南等地多所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土地、社会、农业等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著述丰硕，德高望重，与李达合作从事翻译工作不奇怪。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学者、作家自办书店蔚然成风，最先的尝试者无疑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虽说李达之前创办过人民出版社、昆仑书店，但在国民党政府高压的文化管制下，经营得并不十分成功。不过，他从中积累了经验与智慧，其出版工作与中国革命的形势、学术发展的需要紧密配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恐怕正是借助书店的“三无”身份，革命先辈们才能如鱼得水，既摆脱了政治迫害，又竭尽所能克服了诸如组稿、资金、印刷及销售等困难而取得出版成绩。李达、王会悟夫妻把对真理的信仰和革命的热情转化为经营笔耕堂书店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之中，苦心孤诣，辛苦备尝，所有的努力与付出都不该被历史忘却。邮发代号｜8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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