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东丨清乾隆时期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次第考

窃自办理《四库全书》以来，四方秘籍乘时毕萃，馆臣以及厘订进呈，仰蒙圣明裁鉴，择其精当而罕观，督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俾海内操觚之士，得遂争先快睹之愿。但聚珍版设法之意，原期成功迅速，易于成书，是以臣等酌量，每种刷印除预备陈设外，俱以三百部为率。而近日闻风购买者甚多，所印之本尚不敷给。查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向来刊行书籍颇多，刻工版料亦较他处为便。臣愚理合仰恳皇上天恩，准将现已摆印过各书，每省发给一分，如有情愿刊者，听其翻版通行，并请嗣后于每次进呈后陆续颁发照办。则远近购书较易，流传益广，其尚文崇古之盛于无既矣。[4]723-724

武英殿修书处本义，是借此来解决“原期成功迅速”而印数有限与“购买者甚多，所印之本尚不敷给”的矛盾，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办法。当月十四日，即奉旨：“好。知道了。”得到乾隆的支持。此后遂进入实际操作阶段，遂将该奏折抄录连同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书》颁发该五省。或因董诰奏请将聚珍版排印各书发给江南等五省翻刊通行的时间为乾隆四十二年，诸家乃著录福建翻刻本作乾隆四十二年刻。显然，武英殿于乾隆四十二年第一次颁发聚珍版书，不能遽下外省即于当年翻刻的结论。

实际上，武英殿聚珍版各书乃是陆陆续续编纂，书成后先行抄录上呈，再下发刊刻，刊竣又再次呈览，之后才有颁发各省给予翻刻，其间抄录、刊印有误则需返工。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各书时间有两个节点不能超越：一，不能早于武英殿刊印完竣之时；二，更不能早于纂辑成书、上呈之时。可惜武英殿刊印各书时间，限于史料，不能一一稽考，而各书辑校成书时间，尚大略可寻，笔者就此展开一番考察。

四库全书馆每编成一书上呈，书前多附提要一篇①，或单独成篇，或紧附各书目录之后，提要后多署“乾隆某某年某月恭校上”及总纂官、总校官及纂修官等人名讳②。“某某年某月恭校上”，所署即是编纂成书进呈的时间。校核无误后下发武英殿刊印，刷印完竣较此要晚大约数月至一年不等，特殊者则多年以后又经挖改，翻刻者又较此为晚。无论是哪种情况，根据成书时间，来断福建翻刻时间上限，大抵可信。

又，查阅档案可知，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十七日，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阿桂等题请将武英殿修书处额外供事从优议叙本中，提到武英殿修书处“奏称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今几及四载，业经排印过书四十余种”[6]760。即使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真始于乾隆四十二年，所据底本最多也就这时已经刊印完毕的40余种，绝不可能是123种之数。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奏“自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间进书起，至四十五年十二月，陆续进过各书六十五种，业经呈览”[6]1295。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至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年时间又重新刊印20多种书籍进呈。总此仅及乾隆间福建翻刻本之强半。正因为武英殿摆印各书“俱系随校随发”，汇有成数再分批发往各省，听任翻刻，因而也就有了江南五省出现翻刻数量多寡不同的结果，而各省翻刻时间亦多不同，如浙江始刻于乾隆四十三年初，江西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广东则迟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始由广雅书局翻刻。

上文主要从《武英殿聚珍版书》的成书与刊印时间来推断，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不是乾隆四十二年一年可蹴成。再从办事流程来看，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日董诰上奏折请允许外省翻刻，十四日乾隆谕准后，此项工程才开始正式实施。而该奏折及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书》颁发到各省，各省订立翻刻章程，组织人力物力开工雕版刷印，此等事宜的次第开展，需要各衙门之间往来对接，持续推进。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到本年末，仅剩下三个半月的时间，似乎不足以做好这些前期准备工作。笔者利用《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对乾隆间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的进度，做进一步的探讨。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初一日，福建巡抚富纲奏初发聚珍板各书翻刻完竣情形：

案照前准武英殿修书处奏准，将聚珍板排印各书给发江南等五省翻板通行，并声明嗣后于每次进呈后陆续颁发。等因。随奉分发《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三十九种到闽，当经前抚臣饬司议定章程，委员设局如式刊刻，并经督臣三宝于署抚任内随时督催。兹据委员刊刻完竣，并按大中小州县分别颁发，核计应需一千四百余部均已刷印齐全，由司具详送验前来。

臣查聚珍板各书，边方士子罕得寓目，兹蒙皇上嘉惠士林，俯准翻刻，俾海澨山陬，皆得遂其快睹之愿，此诚旷古稀逢之盛事。现据绅士闻风争先购买，其距省较远之处，亦即饬令各州县照依分颁部数，尅日顿回，发存各学，以便所属绅衿易于就近购备，以广流传而资搜览。至续奉发到《蒙斋集》等书十五种，臣现饬上紧刊刻，务期程功迅速，多多刷印，使秘籍遍传于闽峤，不啻家有赐书，以仰副圣主稽古右文之至意。

所有翻刻初发聚珍板各书完竣缘由，理合缮折恭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6]1130-1131

清雅德《奏闻聚珍版续发各书翻刻完竣分颁各属缘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故宫073701”

前引董诰奏折，武英殿修书处“准将现已摆印过各书，每省发给一分，如有情愿刊者，听其翻版通行，并请嗣后于每次进呈后陆续颁发照办”[6]724，这里的重点有二：一是武英殿颁发给江南五省已刊印的聚珍版书各一部，在种数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而后将随着编纂刊印进度陆续颁发；二是各省是否翻刻，完全是根据自愿原则，不做硬性规定，如此才有江南仅刻八种、浙江刻三十九种、江西刻五十四种等等不同。

富纲在奏折中没有提及“《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三十九种到闽”的具体日期，我们可以借其他四省的情形来做参照。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九，浙江巡抚王亶望奏盐运司运同孙仰曾等人请翻刻聚珍版书籍，提到“抄录原奏并排印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三十九种，颁发到臣”云云[6]768。据此可知，乾隆四十三年初，浙江已收到武英殿颁发的第一批“内聚珍”，并奏请翻刻，为设局开雕做准备。福建与浙江毗邻，接到武英殿修书处咨文及第一批“内聚珍”，亦当在乾隆四十三年初，或乾隆四十二年底，而真正着手翻刻事宜应该同浙江一样，已到乾隆四十三年。

福建、浙江两省巡抚在奏折中均提到所收到聚珍版书为“《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三十九种”，可惜均未开列详目。乾隆四十三年浙江以袖珍版翻刻⑥，现存恰是39种，各书子目依四部分类开列如下：

以上39种书籍，《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成书最晚（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详见上文），随即上呈，获准摆印。而前此一种乃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成书的《麟台故事》。从武英殿的刊印进度来看，至次年底颁发各省时，以上各书应该均已刷印完毕。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奏《浮溪集》《简斋集》将于次月完竣：“现今摆印《浮溪集》计三十二卷，《简斋集》计十六卷，于三月间完竣。”[6]1295《浮溪集》《简斋集》二书有600多叶，不到2个月就刊印完工，而《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仅30余叶，《麟台故事》不足70叶，即使加上乾隆四十一年武英殿辑校各书，至次年底颁发各省，在刊发时间上也绰绰有余。也就是说，从成书与刊印的时间点考察，第一次颁发各省为以上39种，是符合逻辑的。

根据“每省发给一分”原则，同一批次中，各省所收到的这“一分”应该是相同。即福建翻刻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书》各书，应该全同乾隆四十三年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39种。经核对，这39种书籍毫不例外均在乾隆间福建翻刻123种《武英殿聚珍版书》内。

同年，武英殿颁发第二批聚珍版书“《蒙斋集》等书十五种”，可惜依然未开列子目。笔者查检同治十三年（1874）江书局西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凡54种，第一批39种均在列，余下15种，依四部列目如下：

1.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 宋戴溪撰

2.仪礼释宫一卷  宋李如圭撰

3.郑志三卷  汉郑玄撰  魏郑小同编（以上经部）

4.五代史纂误三卷  宋吴缜撰

5.宋朝事实二十卷  宋李攸撰（以上史部）

6.公是弟子记四卷  宋刘敞撰

7.五曹算经五卷  唐李淳风等注

8.涑水记闻十六卷  宋司马光撰（以上子部）

9.南阳集六卷  宋赵湘撰

10.后山诗十二卷  宋陈师道撰 宋任渊注

11.陶山集十六卷  宋陆佃撰

12.学易集八卷  宋刘跂撰

13.蒙斋集二十卷  宋袁甫撰

14.文苑英华辨证十卷  宋彭叔夏撰

15.䂬溪诗话十卷  宋黄彻撰（以上集部）

以上江西翻刻的15种《武英殿聚珍版书》，《蒙斋集》在其中。这15种当即是武英殿第二次颁发江南五省者。江西书局恰好翻刻了武英殿颁发的前二批次《武英殿聚珍版书》。福建何时收到武英殿第二批颁发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现有史料未见明确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初一日，富纲在上奏翻刻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书》完竣的折子中同时提到，“续奉发到《蒙斋集》等书十五种，臣现饬上紧刊刻，务期程功迅速，多多刷印”。根据在第一批刊刻完竣后，随即立马着手第二批刻印事宜，福建收到武英殿颁发第二批《武英殿聚珍版书》当不早于乾隆四十四年。而根据富纲奏折行文，第二批寄到似与前任巡抚无涉，则或于其任上，即当为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以后（详下文）。又，笔者考察以上15种“内聚珍”本各书提要，武英殿初稿分别于乾隆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各校呈7种，最晚者《公是弟子记》为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第一批颁发到福建，大约历时3个月，据此推算，颁发各省之前有充足的刊印时间。同样，这15种书籍，均在乾隆间福建翻刻的123种《武英殿聚珍版书》内。可惜由于档案缺失，第二批刻竣日期不详。但可知是在富纲任内完工。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初九日，福建巡抚雅德上奏续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情形：

臣查闽省初次奉发《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三十九种，二次奉发《蒙斋集》等书十五种，先俱刊刻完竣，经前抚臣富纲具折奏明。续于第三次奉发《春秋辨疑》等五十七种，内除四十四种即系初次、二次所颁之书，俱已翻刻外，尚有《雪山集》《两汉刊误》《大戴礼记》《方言注》《归潜志》《毘陵集》《浮溪集》《简斋集》《耻堂存稿》《浮沚集》《攻媿集》《元和郡县志》《项氏家说》等书十三种，又第四次奉发《文子缵义》《唐书直笔》《华阳集》等书三种，经臣先后饬司循照章程，委员设局，如式翻刻。去后，兹皆次第完竣，按照大中小州县，分别颁发，并据该司呈验样本前来。

臣查聚珍版各书，外省无从窥览，荷蒙圣恩颁发，俾得翻梓通行，绅士闻风无不踊跃欢欣，争先求购。其距省较远之处，即饬该州县按照分颁部数，尅日领回，发存各学，以便绅衿就近购买。臣仍一面督饬多多刷印，广为流传，使海隅稽古之儒，无不共相宝守，以仰副圣主嘉惠士林之至意。

所有聚珍版续发各书翻刻完竣、分颁各属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7]073701

该奏折明确提到，福建翻刻《蒙斋集》等15种第二批《武英殿聚珍版书》完竣，由巡抚富纲具折上奏。此后武英殿陆续颁发两次，第三次57种，其中前两次已颁发、翻刻者44种。之所以重新颁发第一、二批内聚珍，是因后来“武英殿聚珍版处以每省只发定本一部，恐辗转翻刻渐致鲁鱼，奏明各发五十部，俾善本既多，流传愈广”[7]073701。这44种属于追加发放部分，然而较前两次已下发54种，却少了10种，或因库存不足的缘故。武英殿第三次颁发福建新的聚珍版书13种，第四次3种，共计16种，由巡抚雅德主持刻印，完竣后分颁全省各级学府，并具奏上闻。雅德奏折中所提及各书，表述上偶有减省，今与现存书一一核对，谨将这16种聚珍版书的规范题名及其作者按四部分类列次于下：

以上各书，《华阳集》校呈时间最晚，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也就是说武英殿第三次颁发各省聚珍版书，不能早于此时。综合考虑武英殿刊印速度等因素，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全书刊竣所需时间。根据《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所载流程，武英殿刊印实行逐日轮转的办法，摆字、垫版、校对、刷印，以及拆版归字各项工作同时进行，每一周期可排一百二十版，一般一个周期需要十天。《华阳集》共有700余版，共需要近6个周期也就是两个月时间才能排完，也就是全书刊印完毕最快已是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颁发到闽当已是乾隆四十七年春季。而雅德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从广东巡抚任上调补福建巡抚（详下文），遂由其主事，在时间上完全吻合。

可惜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武英殿刊印聚珍版书及颁发江南五省详情，根据现有资料尚难以稽考，而福建翻刻情形，同样无所勾稽，只能暂付阙如。

乾隆间福建翻刻刷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现存较为稀见，而常见者多为道光、同治、光绪间增补重印本。道光八年（1828）、道光二十七年（1847）、同治七年（1868）主持修版重印的分别是吴荣光、陈庆偕、邓廷楠，以及同治十年校印《福省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书目》之潘霨，均系福建布政使。光绪间新修重印“共计一百四十八种”，“别行八种”，“版旧藏藩库”[8]卷六。根据以上信息，或径直著录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为“福建布政使司”刻本。而实际上，乾隆间主持翻刻事宜的，并非福建布政使，而是福建巡抚。富纲奏折中“前抚臣饬司议定章程”云云，抚臣即巡抚，司即布政使司，一个“饬”字，恰好说明他们主从关系。且上文所引浙江、福建两省上奏翻刻情形，具名者均为巡抚，无一是布政使，也说明了外省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是由各省地方军政长官负责。

上文所考，乾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九年（1777—1784），武英殿共颁发江南五省4次聚珍版书70种，福建一一刻竣，分别由富纲、雅德两任巡抚奏报。而其间专任或署理福建巡抚一职者实际上有9人，另有1人未到任。其他人有无参与刻书事宜？详情如何？探讨在此期间福建巡抚的更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情实，故而不惮其烦，进一步略加考证。

根据《重纂福建通志》所载，乾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九年间福建巡抚有：余文仪，乾隆三十六年任；德保，乾隆四十三年任；黄检，乾隆四十三年任；富纲，乾隆四十四年任；雅德，乾隆四十七年任[9]卷107。据此，似乎是德保接余文仪之任，即余文仪任期当为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而实际上余氏于“乾隆三十六年五月授福建巡抚”，“四十一年十月授刑部尚书”[10]卷160。则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起，余文仪实际上已不在福建巡抚任上。《重纂福建通志》所载职官志，因格于体例，署理者不载，遂致歧误。据笔者考证，余文仪与德保之间，闽浙总督钟音、杨景素曾前后署理福建巡抚印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国史大臣列传正编》，钟音传载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闰五月署福建巡抚，十二月兼署闽浙总督，三十六年（1771）五月实授闽浙总督，“四十一年兼署福建巡抚，四十三年二月授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三通馆、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兼正蓝旗蒙古都统。九月，扈驾盛京，卒于途”[10]卷160。该传中详细记载了钟音在福建的任职情况，三十五年署福建巡抚，之后即由余文仪接任，而余文仪离任后，钟音再次于闽浙总督任上署理福建巡抚。

钟音升调礼部尚书，则由两广总督杨景素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杨景素列传》仅载其于“四十三年三月，调闽浙总督”[10]卷186。根据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杨景素题奏，知其于三月十八日从广东起程，四月十二日到福州，“十三日，接受总督暨福建巡抚印务”[11]060526。可见杨景素不仅接任闽浙总督，还一并署理福建巡抚。

而半个月之后，乾隆即命漕运总督德保调署福建巡抚。四月二十八德保奏称“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新任漕臣鄂宝抵淮，传旨令奴才交印后，即由淮赴闽，不必来京请训……奴才庸愚下质，蒙皇上天恩，简畀福建巡抚”云云[12]060671。德保遂于五月初一日起程，六月初六日抵达福州，六月初八日接受巡抚关防，并因杨景素上京陛见，暂时兼署总督事务[13]061063。至本年十月，德保升任礼部尚书，继任者为福建布政使黄检。

十月初四日，德保奏称“奴才于本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奉上諭：礼部尚书员缺，著德保补授。其福建巡抚员缺，著黄检补授”[14]062257。黄检晚此一天接到咨文，同于十月初四日上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奴才准升礼部尚书德保移会接到部咨：钦奉上谕：礼部尚书员缺，著德保补授。其福建巡抚员缺，著黄检补授”云云[15]062252。同一天，黄检奏请陛见，乾隆朱批：“不必来。一切实心任事，莫用聪明小巧，以图永受恩眷，勉效尔祖可也。”[16]062253可见，黄检即日起履任福建巡抚。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黄检私刻其祖父黄廷桂奏疏，三月十三日被革职。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其兄黄模奏“奴才于本年五月十九日接阅京抄，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奉上谕：黄检妄刻伊祖黄廷桂奏疏，已照部议革职”云云[17]064469。黄检被革职，巡抚一职复由闽浙总督杨景素署理。虽然未查得任命疏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多件杨景素于乾隆四十四三月二十一日⑨、四月初八日⑩上奏的奏折，均署“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可知杨景素署理福建巡抚无疑。是月乾隆已下旨苏州布政使增福升授福建巡抚。四月十九日，增福奏请因病开缺，乾隆朱批“汝且宽心调养，余有旨谕”[18]064190。实未上任。

乾隆所谓“余有旨谕”，或即指调湖广总督三宝管闽浙总督。四月十二日，三宝奏报：其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自武昌起程，四月初十日抵闽，“十一日，准调任督臣杨景素将总督及盐政印信暨兼署巡抚关防并书籍文卷等项，委员赍送到臣”[19]023772。同一天谢恩折中也提到：“现在抚臣尚未到任，奴才未便擅离职守，陈请入觐。拟俟新抚臣到任后，奴才即前往浙江查勘海塘地方情形。”[20]023771三宝一人身兼三职。后来因学政沈初丁忧，又暂署学政印务。

是年七月，朝廷决定调陕西巡抚富纲任福建巡抚。七月二十七日，富纲与继任者毕沅办理交接手续后，遂上京陛见[21]024684。富纲未到任前，福建巡抚仍由三宝署理。十一月初九日，富纲抵达福州。十一日，三宝“将福建巡抚关防并书籍、文卷等项逐一查点，委福州府知府苏泰、抚标中军参将实诚于翌日赍送抚臣富纲接收任事。臣即于是日卸兼署巡抚事务。”[22]025883

富纲在巡抚任上不到两年，于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五卸任，巡抚一职由署工部右侍郎杨魁署理[23]032160。杨魁在闽期间，常年水土不服，至四十七年三月准其回旗调理，遂将广东巡抚雅德调补福建巡抚。雅德于四月二十二日到福州，杨魁随即“将福建巡抚印务委署福州府知府王右弼、抚标中军参将实诚赍送抚臣接收视事”[24]067241。

以上梳理武英殿颁发江南五省四次聚珍版书期间福建历任巡抚的任职时间，可见富纲奏折中所指“前抚臣”定非余文仪。而钟音、杨景素、三宝以总督署理巡抚，又亦不当以“抚臣”相称，如富纲在下文称“督臣三宝于署抚任内”，即是此理。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浙江巡抚王亶望题衔具奏翻刻聚珍版书籍事，福建大约在此之前也收到武英殿修书处颁发的聚珍版书，此时钟音署理福建巡抚。若是钟音或继任者或杨景素“饬司议定章程”，富纲亦当称“督臣钟音（杨景素）于署抚任内”云云。

或因总督代管巡抚事，不便具奏翻刻事宜，或因此时福建尚未有翻刻计划，直到“前抚臣”德保（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十月），或黄检（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至四十四年三月）到任，才着手翻刻事宜。也就是说，福建议定章程、委员设局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不当早于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不晚于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至十一月，“督臣三宝于署抚任内随时督催”，则四月之前当已开雕，至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富纲就职，尚未刻竣。

同样是翻刻39种武英殿聚珍版书，浙江或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刻竣通行，而福建迟至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始克蒇事，与主事之巡抚的更替频繁，或不无关系。此后福建翻刻武英殿第二次颁发聚珍版书15种，第三次、第四次16种，分别由富纲、雅德主持，前文已详析，此不再赘述。

武英殿共颁发福建4次聚珍版书70种，福建均予翻刻颁行。核检现存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各书子目，乾隆间福建另外翻刻武英殿陆续颁发的“内聚珍”53种，依四部列目如下：

1.周易口诀义六卷  唐史徵撰

2.易说六卷  宋司马光撰

3.吴园周易解九卷  宋张根撰

4.易原八卷  宋程大昌撰

5.诚斋易传二十卷  宋杨万里撰

6.易学滥觞一卷  宋黄泽撰

7.禹贡说断四卷  宋傅寅撰

8.尚书详解五十卷  宋陈经撰

9.诗总闻二十卷  宋王质撰

10.仪礼集释三十卷  宋李如圭撰

11.春秋释例十五卷  晋杜预撰

12.春秋经解十五卷  宋孙觉撰

13.春秋考十六卷  宋叶梦得撰

14.春秋集注四十卷  宋高闶撰

15.论语意原四卷  宋郑汝谐撰（以上经部）

16.东观汉记二十四卷  汉刘珍等撰

17.御选明臣奏议四十卷  清乾隆敕辑

18.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苏天爵撰

19.琉球国志略十六卷  清周煌撰

20.元丰九域志十卷  宋王存等撰

21.舆地广记三十八卷  宋欧阳忞撰

22.五代会要三十卷  宋王溥撰

23.东汉会要四十卷  宋徐天麟撰

24.绛帖平六卷  宋姜夔撰（以上史部）

25.苏沈良方八卷  宋苏轼、沈括撰

26.小儿药证真诀三卷  宋钱乙撰

27.周髀算经二卷附音义一卷  汉赵爽注 北周甄鸾重述  唐李淳风释（音义）唐李籍撰

28.九章算术九卷附音义一卷  晋刘徽注 唐李淳风等注释（音义）唐李籍撰

29.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  宋岳珂撰

30.猗觉寮杂记二卷  宋朱翌撰

31.能改斋漫录十八卷  宋吴曾撰

32.学林十卷  宋王观国撰

33.朝野类要五卷  宋赵升撰

34.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  清乾隆四十一年敕撰

35.意林五卷  唐马总辑

36.唐语林八卷  宋王谠撰（以上史部）

37.张燕公集二十五卷  唐张说撰

38.文忠集十六卷  唐颜真卿撰

39.元宪集三十六卷  宋宋庠撰

40.景文集六十二卷  宋宋祁撰

41.祠部集三十五卷  宋强至撰

42.公是集五十四卷  宋刘敞撰

43.彭城集四十卷  宋刘攽撰

44.净德集三十八卷  宋吕陶撰

45.忠肃集二十卷  宋刘执撰

46.山谷诗注三十九卷  宋黄庭坚撰 宋任渊等注

47.柯山集五十卷  宋张耒撰

48.西台集二十卷  宋毕仲游撰

49.文定集二十四卷  宋汪应辰撰

50.乾道稿二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  宋赵蕃撰

51.止堂集十八卷  宋彭龟年撰

52.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  宋韩元吉撰

53.悦心集五卷  清世宗辑（以上集部）

检阅以上53种“内聚珍”书前提要等相关史料，除了《琉球国志略》《悦心集》二种外，其余各书校呈时间分别为：乾隆四十年有《唐语林》1种，乾隆四十一年有《苏沈良方》《止堂集》2种，乾隆四十二年有《诚斋易传》等3种，乾隆四十五年有《周易口诀义》等4种，乾隆四十六年有《吴园周易解》等21种，乾隆四十七年有《易说》等12种，乾隆四十九年有《易原》等7种，最晚为乾隆五十一年《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据此可知乾隆间武英殿最后一次颁发福建的聚珍版书当不早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而因为后期抽检时发现偶见讹误尚须挖改等情况，实际上武英殿刊印完毕以上各书又较此为晚，颁发各省又是相应延后。如《元朝名臣事略》一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实际上迟至五十四年（1789）之后武英殿才交付排印。因乾隆五十二年（1787）复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时，发现底本并未遵照“钦定辽、金、元三史之例”，军机大臣于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奏“将底本一体改正，交聚珍板照样排印”[4]2172。由此可知，福建翻刻“外聚珍”123种全部完竣，当不早于乾隆五十四年。

至于这53种“内聚珍”颁发福建，下发批次、种数及福建翻刻详情，因史料缺失，暂时无从考证。此间福建巡抚有：徐嗣曾，乾隆五十年任；浦霖，乾隆五十六年任；姚棻，乾隆六十年任[9]卷107。他们与福建“外聚珍”有无关系，也无从知晓，均暂不予讨论。而乾隆三十九十月已排印之《春秋繁露》《蛮书》2种，同年十二月排印完竣之《鹖冠子》等书⑪，及其他众多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之前的聚珍版书，不在前四次的颁发清单当中，原因亦不得而知。《春秋繁露》《蛮书》何以迟至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始增刻，也是难以理解。诸如此类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加以阐释。

①少数书并无提要，如《琉球国志略》，书前仅有乾隆二十二年《进表》；《悦心集》书前仅有雍正《序》，均无提要。

②少数书则不署成书年月及责任者，如《易原》《诚斋易传》等等。它们被收录阁本《四库全书》时，则均有之。以具题成书年月的“内聚珍”各书与《四库全书》本两相对照，大体一致。“内聚珍”本未具题者，迻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载以供参考。特殊情况再另外说明。

③这123种子目，援引自马月华《略论福建本“外聚珍”》的考证结果，详见该文“福建省‘外聚珍’五次印本目录总表”。

④是书“内聚珍”本无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则署“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金简进呈《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乾隆命“交四库全书处总裁阅看”。四库全书馆复称：“应照所请，即将此帙交武英殿摆印通行。仍请于《全书》及《荟要》内，各行抄录一部，用以传示久远。”（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63、565页）据此知是书刊印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或稍后，而《四库全书》另行抄录，故提要署“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云云。

⑤《琉球国志略》系乾隆二十二年进呈并刊刻，《悦心集》则早在雍正间即有内府刊行，或因权威性毋庸置疑，四库全书馆不再写样抄校，而是径直以原刻本发武英殿排印。阁本《四库全书》未收录二书。

⑥浙江翻刻本，每种书籍后《恭纪》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颁发武英殿聚珍版诸书于东南五省，敕所在镌刻通行，用广秘籍，嘉惠艺林……爰仿内府袖珍版式，取便箧衍，重刊成书。臣等忝预校雠，挂名简末，曷任荣幸。”列衔有闽浙总督钟音、浙江巡抚王亶望、学政彭元瑞、布政使孙含中、按察使国栋、督粮道陆允镇、盐驿道噶尔弼善等。其中闽浙总督钟音于乾隆四十三年二月调任礼部尚书，而王亶望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任浙江巡抚，同期彭元瑞任学政，布政使孙含中任期为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根据列衔众官员的任职时间，此三十九种翻刻袖珍本或当于乾隆四十三年刻竣。

⑦即奏折所言《方言志》。

⑧即奏折所言《两汉刊误》。

⑨如杨景素《奏报估修闽省战船》（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故机023552号）《奏请将侯官知县叶棠休致》〉（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故机023549号）等等。

⑩如杨景素《奏为参革知县杜锡龄请捐赎可否请旨》（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故机023737号）、《恭报闽省二麦收成分数》（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故宫064103号）等等。

⑪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四库全书处正总裁王际华等奏用聚珍版排印《鹖冠子》情形折，“所有应用武英殿聚珍版排印各书，今年十月间曾排印《禹贡指南》、《春秋繁露》、《书录解题》、《蛮书》共四种，业经装潢样本呈览。今续行校得之《鹖冠子》一书，现已排印完竣”。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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