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雪松丨“出版”的光影：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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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05-16 09:4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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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中华书局2022年版，以下简称《开明书店史论》）承蒙中国与比较研究学会（CCSA）组织讨论，早前自己曾以书评人的身份参与活动，现在位置转换，更切己地体会到批评—回应的即时互动对作者重新检视的助益。三篇书评分别从社会史、出版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对本书之得失进行了总结与评论，非常感谢三位同人不吝指正。我拟先分享个人十多年过于漫长的写作过程及伴随的宗旨演变，以此做总体性回应，次针对具体问题分别作答，最后就出版史研究的发展简略地谈谈个人的看法。本书的初稿为我的博士论文，选择开明书店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是多重因素决定的结果。2006年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在王晓明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其时王老师早已转型致力于文化研究。正如他在《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中谈到的，在新的时期延续基于纯文学前提的文本研究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将文学视作“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空间”，随之要求研究者“特别注意锻造一种将物质性的‘制度’因素与个人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能力”。易言之，“文学”不再是自明的，探讨“文学”得以成立的诸种生产机制成为更具现实挑战性的工作。对硕士论文以诗学为题的我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甚至不无痛苦的转换。其次，得益于上海系民国出版中心的缘故，沪上高校不少博硕士学位论文均选择相应议题，华东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至于为何在诸多出版社中选定开明书店，却极其偶然。姑且引用博论后记的话作为说明：“大学时无意中翻阅过《我与开明》一书，多年以后开明书店成为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可能，真有天意存在吧！”2008年开题时就决定与已有的出版研究拉开差距，即不做预先划定新文学、教育、中外传播等专题，再将其与出版社直接对接的印证式讨论，而是希望构筑扎实的出版社史，在此基础上再做深入且具代表性的个案讨论。陈意颇高，力有不逮。最明显的是资料问题。彼时并不像如今有着各种数据库资源可资凭借，网络资源仅有四种——CADAL数字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民国专栏，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数位资料库，以及现在已停止服务的出版学术网。至于开明书店内部史料，直到2009年下半年写作接近尾声，才偶然通过博客联系到金韵锵先生哲嗣金一忱先生，经他介绍辗转与北京的王久安先生取得了联系。此后，又对上海的欧阳文彬先生、王漱华先生分别作了访谈，还通过书信与福建的贾松柏先生、沈阳的傅又信先生取得了联系。由于能力与时间关系，学位论文存在颇多不足。彼时虽早已心折于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且有意循此思路对开明书店细加讨论，但出版社运营内情及档案资料均付之阙如，从题目《开明书店、“开明人”与“开明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的一种关系》亦可见，博士论文更多只是搭建了框架，重心仍在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申说。2010年工作后，次年以博士论文为题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进入二稿的写作阶段。一则国内各类数据库建设完成，信息检索十分便捷。二则蒙王久安先生信任，先后惠寄“开明书店版税版权表”、《新联》（开明书店青年职工同人刊物）、《开明通讯》等材料，我自此开始系统研读出版社内部史料。三则《王伯祥日记》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作为几乎相伴出版社始终的核心成员，其日记之重要性自不待言。此书甫一出版，我便推荐学校图书馆购藏。由于该书归入特藏，每周只能定时定点阅读，周五下午及假期均不开放。起初每天至图书馆阅读抄录，但日记行草夹杂，辨识困难，进度太慢，后来我拍照导入电脑细读。花了近两年时间在王氏日记，收获颇大，博士论文中对开明书店的推论得到了当事人的证实。2014—2015年我到北京大学在吴晓东老师指导下做访学研究。吴老师每月一次持续一下午的高强度读书会，推动我阅读大量理论书籍，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讨论路径。此外，在京期间先后至中国青年出版社与中华书局抄录了所存开明书店“三反”“五反”报告、各级领导等关于开明书店的公函以及章锡琛的人事档案。我于2015年底完成了二稿，2016年初成功结项。相比于博士论文，结项稿对开明书店的运营实迹展开了充分讨论，因此题名《启蒙与生意之间：开明书店史论》。西方由教会、行会等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档案保存制度，因此达恩顿可以基于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完成《启蒙运动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数部著作，如此丰富的资源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档案保存制度严格意义上属于现代舶来品，并未充分发展，其次出版业叠经战乱，导致档案难免缺失。单就开明书店而言，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开明书店1926—1937年的文档尽毁于战火。此后出版社内迁运营，1946复原上海，1950年移京，屡次播迁自然导致档案流失。此外，开明书店被中青社吸收后，档案陆陆续续被处理掉，部分流入孔夫子网、布衣书局、拍卖网站等。傅斯年尝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对开明书店的各类史料我尽力设法搜罗。上述种种是拙著中1949年之后的内部史料相对而言更为丰赡的缘由所在。2016年我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该校有着悠久的汉学传统，藏书丰富。相较于国内，该校所有书籍均可外借，我因此借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原刊原书，增补了数据库扫描缺失的版权、广告、启事等副文本信息，历史细节得以填充。更可贵的是接触实物，犹记得慢慢翻阅开明草创期的首批出版物《城中》（叶绍钧）、《归航》（孙福熙），1946年的全本《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等书，由纸张、装订、排版等真正地走近历史时的喜悦。海外访学的另一益处是由于空间的距离感，我得以从新的角度思考书稿的不足。第二稿解决了开明书店作为企业的“生意”面相，但对开明人的复杂性讨论不足，即作为身处后发现代化国家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英意识所赋予的启蒙情结与渴望国家独立富强信念之间的通约，如何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职业观乃至对出版社以及行业的定位与思考。试举一例，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大批开明人北上参加建国大业，出版社留沪待变，未有任何南迁举措，显然只有从他们对全新政权的期待中才能获致真正的答案。因此，第三稿的变化在于政治视角的补充，即对开明人的诸多选择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在专著中就是小结内容的调整，此外就是第四章“新国家与旧出版”的大量删改。需做补充的是，此种思考不期然与历史学界的“新革命史研究”、现代文学界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政治鲁迅”等的倡议形成共鸣，亦可见随着学术的代际更替，范式转换的大势所在。综上，在经历三次主旨增益后，我于2019年初完成终稿，随后申请获得上海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重庆市作协的联合资助，以一种疫情时代见证的方式于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评《出版史作为社会史——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中提问“（开明书店）在出版社—作家关系这一层面，于1926—1937年这一时期有怎样的特点，亦或经历了何样的变化”，此问题“或许可以帮助进一步思考出版作为新文化群体的文化生产模式，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机制”。在1926—1937年，开明书店与作家的关系大致方向应该是逐步趋于专业化，即作为“生意”的面相得到更多强调与重视。举例来讲，新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发轫的代表性文体，新诗集在彼时风行一时，各家出版社都纷纷出版各类诗集。但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读者兴趣转变，诗集不再受到追捧，开明书店就拒绝了大部分诗人的出版请求。不过毕竟各家出版社的经济实力、自我定位不同，此趋势是否为行业主流，是否影响了新文学出版的生态，做出上述判断需要有更为翔实的数据做支撑。此外，例外情况同样需要考虑。如诗人刘大白1932年逝世后，因他与开明高层交善，开明书店于1935年为其出版了并无销路的《白屋遗诗》。因此能否由开明书店推导文化生产模式与社会经济机制，我持相对保留态度。书评在结尾还提到“‘大家庭’作风为基础的运营模式渡过了印刷资本主义竞争最激烈的年代，却在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下分崩离析”。对于出版职业化的取向，是包括开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现代出版人的追求，正如拙著中曾着重引用的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夏丏尊的《中国书业的新途径》一文，夏氏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出版机关与发行机关分立”。事实上，出版业真正的专业化是在1949年后的新政权中才真正全盘实现的，通过国家的手段不仅达到了出版、印刷、发行的分工，行业内部的各种技术工种也逐步健全。因此，开明人对“政治”的理解和我们当下的理解并不同频，他们的认同有着非常真诚的一面，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合并有历史的必然，家族企业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才有效应对了20世纪30年代印刷资本主义的扩张，即使如此在当时仍有外界物议，1945年后更是内部矛盾重重，1949后新政权所推行的专业化只是宣告了它的终结。另一篇书评《多重视野下的开明书店史——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指出“作者似借鉴了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理论逻辑，预设了‘启蒙’的优越性，走向‘政治’的开明书店最终成为历史”。李泽厚所提理论命题具有相当的概括力与讨论空间，拙著的确吸收了其理论精髓。不过，一方面在我看来，李泽厚的命题偏重于思想史讨论，如若放置在更为实体化的出版史研究，会过于绝对化，毕竟出版社作为商业机构，营利追求是第一位的。所以正如书名所示，我希望通过“生意”来中介“启蒙”与“政治”。另一方面，我个人并不预设“启蒙”的优越性。相反，我更相信“启蒙”、“救亡”以及“生意”三者之间并不畛域分明，而是彼此缠绕的。如本书的研究对象开明人，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胡愈之等是标准的五四新文化的代表，但同时他们都有直接或间接投身大革命的经历，因此“启蒙”与“救亡”，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条分缕析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而是彼此融合的，他们对“政治”同样作如是观。第三篇书评《出版社视角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认为“以出版社为核心切入点的研究，有潜力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述史方式，从而在一个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有效的补充”，此说甚确。但应该承认的是，虽然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陈思和、钱理群等学者提倡从出版视野去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陈思和与钱理群二位还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丛书，但该丛书仅有两本研究著作问世可侧证，相对于出版专业而言，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对此问题的展开并不充分。如今此类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即使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出版社内迁运营维系，重庆有着广阔研究优势和前景，但笔者曾任职的西南大学，所接触的博士生尚无以此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因此，我相信出版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可谓方兴未艾，正如书评人所言“有潜力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述史方式”。另外，本篇书评中提到拙著中“论”与“史”之间的问题，举例第四章第五节“‘运动’中的‘人’与‘社’”论述不足，并特别用心地对比了第四章第四节与《文学评论》刊载时的删改。额外提一句，豆瓣中亦有读者专门指出，认为部分单篇论文相对更为有力。造成上述阅读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在论与述之间均衡感的把握上确需改善，另一方面是论文与专著之间不同的刊发要求与规定。如关于1949年出版体制化的延伸讨论，是出版社权衡后决定删去的。拙著与书稿之间存在不少此类情形，乃至某些关键史料的删减，其中有为尊者讳的原因，亦有其他非出版因素的考量。《开明书店史论》是笔者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专著，三篇书评都指出了需要提高的地方，可见对话之必要，再次感谢三位书评人。近几年笔者有幸受邀参加了一些以“出版”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接触到的出版专业论文聚焦在印刷技术、书目分析、阅读史等层面，跨专业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我在《开明书店史论》的自序《文学与出版之间》中曾提出“只有统摄‘启蒙’‘生意’‘政治’三位于一体，才能明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的内在理路”。现在来看，在强调“宏大叙事”概括力的同时，如何实现向下兼容，把广阔的微观历史细节予以呈现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2020年以后既有的秩序为之丕变，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想象都到了重塑的路口。在各国之间的历史性差异需要更深层次的检讨的背景下，我认为未来的出版史研究，不能再简单地去拥抱化约的整体论述，而是需要在国家独有的发展阶段框架下展开具体分析。举例来讲，1949年后，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逐步降低乃至取消稿酬，这里面固然是政府力量主导的。但如果将视野放大，考虑到彼时作家被纳入体制，其生活、写作甚至退休等都得到了保障，稿酬被取消就不是单向的行为，而是双边互动的结果，彼时作家的认可与赞同才能得到解释。对应的研究我们就不能仅仅比照欧美的尺度，用“体制化”自上而下的角度去讨论政策刚性，而是需要深入分析政策施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观察到人情伦理错综作用的弹性空间，唯此历史的皱褶才能得到呈现。以上是个人关于出版史研究未来图景的进一步思考，开明人宋云彬曾说过：“历史是‘人’创造的，出版事业是‘人’搞的。”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加入，中国出版研究领域必将更加斑斓。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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