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萌丨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的确立——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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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07 17:4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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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执教大学，相当一部分人开设过文学理论类课程，他们多持现代文学观念，留下不少讲义、著作，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化、知识化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详细分析现代作家在大学开设文学理论课程的情况，重点分析文学理论教材及讲义的编写出版情况，从而探讨此类课程在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确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现代作家在文学理论课程中加入白话新文学，呈现现代文学观念，展示新文学教育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现代作家对新诗、小说等文体进行分析鉴赏，不仅认可了新文学的艺术地位，也提升了新文学的学术价值。这些课程的开设在某种程度上将新文学转化为可供传授的知识，同时为将新文学引入大学教育体系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
目录
一、新课程的出现与发展——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开设情况
二、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融合——现代作家文学理论课程的授课情况
三、祛除文学上的“雾气”——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和价值
四、结语
大学的文学教育作为文学知识生产、传播的重要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着新文学的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中，身兼作家与大学教师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发挥着他们的身份优势，成为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最有力的沟通者，他们开设了一系列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如国文习作类、文学理论类以及新文学史等课程。这些课程在大学教育体制中为现代文学学科开辟了最初的空间，改变着人们对新文学教育的认识，为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现代作家执教大学，相当一部分人开设过文学理论类课程，可以说，他们是这类课程最主要的一批师资力量。他们多持新的文学观念，留下不少讲义、著作。他们的文学理论类课程及研究成为新文学理论学科化、知识化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他们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和讲授，引导着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认知，推动了新文学及其理论的普及和传播。
新课程的出现与发展
——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开设情况
文学理论课程在民国时期的实际开设情况十分复杂，有些大学开设，有些大学不开设，有些大学某一阶段开设，某一阶段取消。此时文学理论课程主要以“文学概论”课程的形式出现，“文学概论”在当时开设的情况较为普遍，甚至还作为选修课出现在大学预科和中学的课堂上。“文学概论”的开设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模仿西方学科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1912年教育部颁定的《大学令》和1913年《大学规程》的文学科课程设置看，国文学类课程设置中并没有“文学概论”，相关课程主要是文学研究法，而外国文学门下则设置“文学概论”课程，这是“文学概论”科目首次出现，这也可以显示出“文学概论”课程主要是一门西化学科而不是传统文学研究自觉演化的结果。作为关于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课程，“文学概论”在课程规划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内容的混析不清，作为大学课程，其教学内容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文学概论”的开设历史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前期作为专业必修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高等学府开设；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1939年是相对广泛又随意的开设阶段，此时不少大学曾开设这门课程，多数作为选修课程出现；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这门有着多年开设历史的“理论性”知识学科被正式划入选修课行列。至于授课内容也根据开课教师的具体情况而差别甚大，在发展中演变出不同的内涵，大致涉及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近代世界文学思潮趋势、各体文学理论研究以及创作方法等几类。一大批登上过大学讲台的现代作家都曾在大学里讲授过“文学概论”，如周作人、鲁迅、张凤举、徐祖正、郁达夫、田汉、李何林、黎锦明、谭正璧、傅东华、孙俍工、老舍、李长之、李广田和李劼人等，如果将文学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小说概论、戏剧概论、诗歌原理创作等相关课程，这个人数还会更多。北京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聘请了多位曾留学日本并参与文学革命的作家讲授该课程，包括周作人、“身边小说”代表作家张凤举、创造社元老徐祖正，以及最为人所熟知的鲁迅。徐志摩1924年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教员，除了讲授英国现代文学外，还主要讲授一门“文学评衡”：“读英美各家评衡文字，研究文学评衡之原理及方法”，这实际上是关于西方文学批评的课程，也可以被看作文学理论课程。鲁迅和周作人代表着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们作为最早在大学开设现代文学理论课程的作家，为文学理论研究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之后大学广泛开设文学理论类课程不无影响。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概论”是北大国文系的必修课程，但是到30年代，这门课却从必修课表上消失了，不仅北大、清华不再开设，对很多大学来说也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课程。此时大学课程开设相对自由，学院内部重视考据和历史研究，轻视文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文学概论”逐渐呈现出知识普及的性质，多作为选修课出现，甚至下移至中学开设，在注重研究的大学逐渐趋于边缘化。
实际上，“文学概论”不是当时大学文学教育的“显学”，并不作为中文系的主干课程。此时很多大学愿意聘请一些有名气的新文学作家讲授此门课程，较为突出的有老舍，老舍1930年登上齐鲁大学的讲台就是开设“文学概论”；1931年代替叶圣陶被聘入中山大学任教的许杰，也曾开设过“文学概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上海的大学，曾广泛开设“文学概论”课程，洪深、谢六逸、顾仲彝、汪静之、饶孟侃、孙俍工、张资平、赵景深、谭正璧、傅东华、方光焘都曾在包括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在内的多所上海高校讲授“文学概论”以及相关课程。1939年“文学概论”被正式纳入大学文学选修课体系，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学都开设了这一课程，其中不乏知名学府，而这些课程讲授者依然少不了新文学作家，如李广田曾在西南联大，吴组缃、曹禺、李长之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概论”。
纵观“文学概论”课程的发展历程，相当一部分新文学作家曾开设过这门课程，一些作家甚至一登讲台就是讲授文学理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基本是因人而异的，有持传统文学观念讲授中国文论的，也有依据西方文学概论讲授的。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文学概论课的内涵和意义都有所改变，但其移自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依然明显，西化的部分逐渐成为课程讲授的主流。这种西学属性也使“文学概论”在实际讲授过程中多以西方文学理念和知识系统为主要内容。除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文学概论”基本不作为大学文学教育的主干课程，而是带有普及性质的基础理论课程，因为内容的随意性，它对任课教师的学术水平没有太多的要求。从作家的角度看，因为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天然的联系，很多作家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开始从事新文学创作，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学创作有着足够的认识，再加上“文学概论”课程给了他们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当他们希望在大学谋求教职时，“文学概论”课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或者说一个合适的抓手。从学校和学生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作为现代和进步的代表，对青年学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很多现代作家也成为学生的文学“偶像”备受追捧。学生渴望学习新文学，而一些大学为了吸引学生，也为了塑造趋新进步的形象，提高知名度，愿意满足青年学生对现代文学的渴望，聘任新文学作家到校任教。综合以上三方面原因，在“文学概论”内容和标准相对混乱的时期，一批新文学作家得以以此为契机登上大学讲台，成为主讲教师。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融合
——现代作家文学理论课程的授课情况
文学理论课程的授课内容，基本要求都是使学生对文学原理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徐祖正在燕京大学的“文学概论”课程要求较为全面明确：“从文学的本质起，以及内容形式之起源流变等，依据历来的学说理论，作一条理的叙述，使修习者对于纯文学有一正确的概念，希冀在研究国文学上得到启发的暗示为主旨。”在实际过程中，现代作家的讲授情况是因人而异的，但最主要的一点仍然是现代文学理念的引介和建构。我们可以通过现代作家讲义的编写情况来分析他们是如何传播文学理念的。现代作家的文学概论讲义可分为以下三种：2.以外国的研究著述为蓝本，在借鉴和翻译的基础上编写讲义；3.结合外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独立编写讲义。早期的“文学概论”课程多是直接以外国的论著为教材。最典型的就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任教时，以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讲义。后来随着“文学概论”课程在大学、大学预科和中学的广泛开设，教员在外国论著的基础上设计编写自己的讲义。这些讲义不管从体例还是内容上多是翻译转引相关著作，理论创新性较少。1927年田汉曾经在上海艺术大学教授“文学概论”，并于同年出版《文学概论》一书，基本上是依据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写成的。20世纪20—30年代出版的不少文学概论书籍属于这种情况，在大学任教的现代作家也不例外。赵景深曾说“我编过两本文学概论，都在复旦大学试用过，其中也讲到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等等，也只是汇集诸家的意见讲讲罢了，自己并没有什么主观的意见和主张”。赵景深的大学讲义《文学概论》实际上属于东西方文艺理论的摘引汇编，但他按照清晰的线索归纳概括了文学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的意义、文学的特质、文学的起源、文学与形式、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国民性、文学与道德以及文学批评等，其中也有自己的理解。许杰曾在中山大学预科讲授“文学概论”，他编写《文学概论》讲义的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曾介绍：那时候的“文学概论”，并没有一定的体例。我首先写的一部分，叫做“文学本论”，这是对文学原理的探讨，讲文学的特质以及文学的内在因素。其次，我谈到文学的起源，以及文学与时代、社会、阶级，文学与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关系，这一部分，称作“文学通论”。接着下来的一个部分是“文学各论”，即文学创作范畴之内的各种体裁的专论，如小说论、戏剧论、散文论、诗论等。此外，还有两个部分，即“文艺思潮论”与“文学批评论”，主要是谈文艺思想的演变、文艺思想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谈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方法，以及文学批评与鉴赏等等问题。这一本书，总共就是这么五个部分。许杰的《文学概论》从体系上看非常全面，其编写过程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作者在编写之前会翻阅相关书籍，因为讲义性质需要，在论述中也会抄引别人观点，但是从中仍体现出编著者的文学观念和特色。在不断讲授的过程中，在借鉴熟悉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现代作家也有意无意地对自身的文学理念做了梳理，从一些作家的讲义中能够明显地看到他们在参考外国著作的基础上力图结合中国文学实际，编写带有自己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在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早期对其普及和传播有着开拓性的贡献。如郁达夫在其文学理论著作中，结合西方和日本的相关成果，主要介绍了西方小说、戏剧的历史和近现代小说、戏剧和文学的发展情况。还有少数作家根据外国文学理论情况，结合中国文学实际，独立写作文学概论讲义，在消化西方文学理论和建构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老舍和李广田的“文学概论”讲义。老舍1930年在山东大学时讲授“文学概论”并编著了《文学概论讲义》。在其中，老舍以作家的视角对文学展开全面又独特的思考，把研究者的态度和创作者的个性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在消化吸收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被学界公认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老舍在论述中用生动形象而富于美感的文字将中外理论和具体论说结合起来，整部《文学概论讲义》既感情充沛、爱憎鲜明，又行文流畅、文采盎然。同时很多古今中外文学的列举，又使整部讲义丰富耐读。老舍以作家身份从事教职，其文字功底在教材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带有鲜明的作家自身色彩。1941年，西南联大开设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选修课——“文学概论”，李广田担任教员。为了教学需要，他广泛收集资料，完成课程讲稿——《文学论》。伴随着这门课程的开设，以创作为主的李广田将注意力转到文学理论方面，“写了几十万字的文学理论著述和评论文章”。李广田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通过对中外文学理论和作家作品的研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将“创作过程”与“接受过程”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文学理论体系。李广田的“文学概论”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校史资料和后人的回忆中，都得到了证实。据孙昌熙说，“李广田到西南联大后，开始教授《文学概论》课，这在联大是第一次有这个课，而且资料非常匮乏，于是，李广田开始着手《文学论》讲义的编写。这个课在当时联大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文艺理论的”。伊洛回忆道：“李广田的文学概论，听众踊跃，他讲散文和诗歌创作，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经验，吸收众多新的创作成果，举例丰富，观点新颖，另辟门径，很有影响。据台湾名诗人余光中说，他就是因受了李广田诗论启发而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能否对现代文学理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就新文学和新文学教育的发展而言，它有自己独特的作用。现代作家通过教育体系传播现代文学理念，其中很多文学理念与白话新文学精神实质相通。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类课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与白话新文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他们运用白话讲授理论课程，在实际讲授中又多涉及新文学，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对新文学作品做出阐释和讲授。这在使现代文学理念逐渐清晰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新文学的合法性，新文学借助文学理论课程被作为知识来分析讲授，实际上也推动了新文学教育在大学中的发展。现代作家讲授的内容涉及文学的本质、功能、价值、作品类型、创作过程以及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可以说对文学做了整体上的理论透视。现就其与现代文学理念确立以及新文学教育发展关系密切的方面加以具体的分析。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都在积极地为确立文学的独立性而努力。在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中，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广义而模糊的。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文学也在逐步由杂文学向纯文学过渡。如谭正璧在《文学概论讲话》中并没有直接给出文学的定义，他辨析了古书中“文”与“文学”的不同含义，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指出古代“文学”指向“包罗万象的中国学术史”，而现代的“文学”则是“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现代作家多根据作品的文本特征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这改变了传统文学笼统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对应白话新文学的体裁分类的。如顾仲彝认为“一般人往往会有一个笼统的观念，认为凡文章皆文学，这实在是错误的。文学的内容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种。过去中国文学的纲目就是经史，那些抒情的诗词被视作雕虫小计文人舞弄笔墨的，这种偏狭的观念未免有坐井观天的毛病”。现代作家基本依据此种分类方法讲授文学理论，在具体分类上略有不同，如赵景深将文学分为小说、诗、戏剧、散文、文学论著五大类。老舍的分类没有散文，因为在他看来，诗与散文在形式上格律上是永不会有确切的分界的，这是老舍从其自身的创作实践中获得的认知。将文学从杂到纯的提炼，是文学向现代学术伦理靠拢的重要尝试。根据文学作品的具体形态对文学进行分类，从而使其变成可供研究的对象，这是文学知识化的重要表现。情感表现在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文学理论是与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格外强调“情感”的作用。如钱歌川给文学下的定义就是“文学就是人类情感的表现”；老舍认为戏剧的起源是“刺激情感”，而其成功在于能否感动人心；周作人认为文学发源于情感。注重情感表现其实是呼唤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在摆脱备受礼教禁锢的传统文学束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动人情感为标准，是合乎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的基本事实的。重视文学的情感价值，推崇真挚情感的表现，在内容上肯定以科学民主为关键词的新文化，这实际都是对提倡人的文学的新文学的有力支援。现代作家在讲授文学理论课程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极为维护和推崇文学的独立价值。郁达夫在《文学概论》中没有给出文学的定义，在他看来概念总是片面的，不足以反映文学的全体，下定义只能暴露定义者视野的狭窄。这样的角度，非常能体现郁达夫作为作家的创作个性，以及他对自由文学精神的维护。老舍对传统文论中“文以载道”与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视艺术为宣传工具提出了批评，进而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大背景下仍然坚持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和内在价值。老舍坚持纯文学的视角，在道德的目的与美的目的的较量上，很明显地将天平倒向了美。老舍用文学化的语言说道：“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他们飞起来的那点能力；文学是必须能飞起来的东西。使人欣悦是文学的目的，把人带起来与它一同飞翔才能使人欣喜。感情，美，想象是文学的三个特质。”这其实都是作家思维对文学理论的观照。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类课程，对引进西方的文学理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中国文学的现实加以思考，这对文学理论摆脱西方文学理论框架，真正从中国文学自身出发加以考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这门课程而言，老舍和李广田在这一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要超越了之前单纯引介西方文学理论的作家，他们的文学理论渗透着自己创作和研究的经验，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西方逐渐吸收发展的趋势。在对待西洋文论这一问题上，老舍已经看到国人“尊视西人，而卑视自己”的倾向，他的《文学概论讲义》在开篇之初就指出应如何对待中西文学理论：“我们生在‘现代’，我们治学便不许像前人那样偏狭。我们要读古籍古文；同时，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确的学说，然后才能证辨出自家的价值何在。”对于传统文学研究依靠经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倾向，老舍非常反对，他提倡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文学，祛除笼罩在文学上的一层雾气。这体现出了现代治学的趋向，即辩证地看待外国的新兴理论和中国的理论传统。李广田的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这其实反映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特点。李广田并不是机械地翻译理论，更多的是一种辩证的吸收，如在如何看待文学起源的问题上，李广田在普列汉诺夫、恩格斯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创造出来的。至于何为文学，在他看来“文学是以实际生活为素材，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通过了作者的认识与想象，用艺术的手段，作形象的表现，而构成一个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的完整世界，其作用为，使读者认识生活，鼓舞生活，并创作生活”。这是他对文学特质和功能的概括，即文学是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感受进行加工后的艺术再现，其价值则在于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的面貌和人生的本质。在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比较薄弱，而李广田以理论家的敏锐严谨以及自己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创作经验为基础，阐明了自己对文学内容形式以及价值等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为新文学理论建设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不同于旧派教员大多用文言撰写研究论著，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类讲义基本上都是使用白话。他们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理论术语，翻译作为例证出现的西方文学作品，以新的文学表达方式阐释新的文学理念，白话新文学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成为大学教师分析和讲授的内容。在白话新文学被真正接纳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之前，它已经由作家的文学理论课成为讲授的内容和语言的载体了。虽然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仍主要以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为分析对象，但其中已经涉及现代文学，在翻译西方文学的过程中也多使用白话。赵景深在《文学概论》里曾翻译了安徒生的一段文字加以分析，用欧化的白话语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其中暗含着对白话文学的认同；在讲授文学的分类时，举冰心的作品为例，认为她的《笑》“很短且诗意极浓，我们不妨称之为散文诗”。汪静之在《诗歌原理》中曾引用郭沫若用白话翻译的歌德的《弹琴者之歌》，在讲“小说通论”时，他还编写了讲义《作家的条件》，其中根据《中外文学家辞典》统计了中国现代新文人的省籍，提到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的作品。新文学以先验的方式被纳入现代文学的体系，作为其研究的范本，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被研究的资格，进入了学科化专业化的大学教育体系。这对于现代文学理念的普及、新文学合法性的确立、学习者对新文学的认同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现代作家在大学课堂讲授文学理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常与文坛形成直接的对话。他们经常会依据自身的兴趣点选择一定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会涉及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活动现象等。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的边缘性质，使其在不受重视的同时也给了授课者更多的自由，这在现代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他们拥有在课堂上自由发挥的权利，那么他们肯定会讲授自己最熟悉的内容——白话新文学。许杰有一部涉及文学理论的讲义《鲁迅小说讲话》，这是他抗战后期在暨南大学里开设“小说论”课程的产物。在讲授过程中，许杰发现如果从阅读的具体作品入手，进行分析研究，比直接讲授抽象空洞的名词概念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把有关小说创作的一些理论结合具体作品生动地讲授出来，能让学生理解得更加透彻。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正好能提供恰切的例证，这就是他写作《鲁迅小说讲话》的因由。许杰选取了他认为合于小说理论的8篇小说，以讲话的形式展开分析，共写了十篇分析文章。许杰因作家身份开设小说概论课程，而他讲授的内容是通过分析鲁迅的作品介绍相关文学知识。作为大学里的一门理论课程，只分析一位作家的作品其实并不符合授课规范，但这对传播新文学、吸引青年学生主动亲近新文学等都会有直接的帮助。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类课程最主要的作用并不是赋予文艺学独立的学科地位（此时文学理论作为专业学科的条件远未成熟），而是通过祛除“文学的雾气”，以肯定新文学的价值，客观上为其进入大学教育体系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文学从传统经学中剥离出来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庇护，文学需要重新寻找其落实于教育的合法性，这对于新文学来说尤其突出。文学理论课程因为其对文学本质规律的梳理总结，本身是知识的科学化表现，这使得它能进入大学文学教育体系，再加上其在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学的影响占据主流，现代作家讲授文学理论，无论是知识体系、理论方法还是表述方式都是西方的现代的。他们立足现代对文学加以重构，在讲授中与白话新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理论进入大学之后，在西方的知识观念和学科规范指导下，在系统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定位，并借助课堂得到落实，传播现代文学理念，其中隐含的精神实质则是与新文学相通的，这就肯定了新文学的合法性。将一门知识当作一门学科，其中涉及知识生产者和接受者，“知识是透过对知识生产者的规范或操控而生产的”，“门徒训练会产生普遍接受的学科规训方法和真理”。学科包含着知识/权力体制，既是一种知识的生产，也是一种权力的运用。现代作家在讲授文学理论课程时，是以权威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的面目出现的，他们一方面受到学术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他们在赋予知识意义和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又拥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可以把自己理解的认同的文学观念以科学的权威的知识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并通过考试测验等途径得到强化，这也是大学体制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大学里的文学教育是传播新的文学理念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向学习者讲授文学的本质，为其提供看待文学的价值立场和判断标准，塑造其文学观念，使其在无意识中接触现代文学，认可现代文学，激活其自身的现代文学意识，从而促进白话新文学教育的推广。由此，文学理论课程成为新文学进入大学教育的重要一环。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类课程从多方面促进了新文学进入大学，成为大学新文学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其对新文学合法性的确立，客观上为确立新文学的价值以及将新文学转化为知识从而进入大学教育体系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文学实绩的不断丰富与具有独立形态的新文学研究课程的出现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1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于萌. 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的确立——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研究[J]//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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