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丨借势而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公共危机处理——以“英语八五运动”的应对为例

文摘 2024-09-06 17:36 北京

摘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发起的“英语八五运动”受到著名英语教学专家林语堂的嘲讽和中国世界语者充满民族主义意识的激烈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出版史上的公共危机。本文依据危机管理的经典理论，讨论中华书局化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式及其过程，即由初期的针锋相对，转而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基本英语”语言交流的“工具”特性，既维护中华书局“在商言商”的立场，亦消解了批评者的批评指向。相关的出版数据也表明，中华书局借助双方论争的公共效应，加大营销力度，取得了显著的出版实效，成为这场公共危机的最大赢家。

关

中华书局；危机管理；英语八五运动；去政治化

作

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2期。

文章目录

一、“英语八五运动”宣传引发的公共危机

二、编辑个人因素对危机处理的影响

三、中华书局危机策略的“语言工具”转向

四、“基本英语”相关图书的借势营销

五、“基本英语”相关图书的销售实绩

在中华书局的发展史上，出现过几次比较大的危机，其中以1917年“民六危机”最为严重，几成灭顶之灾；1930年出版《武昌革命真史》和1934年出版《闲话扬州》引起的危机也不算小。其实，1934年5月，为推广“基本英语”而发起的“英语八五运动”也引发了一场可能影响其社会声誉和出版事业的公共危机。

“英语八五运动”

宣传引发的公共危机

中华书局以教科书起家，在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上自有心得，以前曾引进翻译过多种外国教科书或教辅图书，1934年“基本英语”丛书及相关图书的引进出版亦属顺理成章。

“基本英语”是英国剑桥大学奥格登（C.K.Ogden）教授1930年发明的英语学习的简化方案。1934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策划将“基本英语”全面引进中国，并于当年5月命名此次图书引进、编辑出版和推广活动为“英语八五运动”。由于将“基本英语”看作英语学习的一个“新纪元”，中华书局有关“基本英语”投入的宣传力度也较以往为大。而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也是为了与当时上海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竞争。

从时间上看，商务印书馆对“基本英语”的公开介绍略早于中华书局。1933年3月18日和25日，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英语周刊》新第24号和新第25号即刊登过“基本英语八百五十字”词汇表，两个月后，中华书局才发起“英语八五运动”。4月1日，《英语周刊》新第26号上刊出由周刊主编T.T.Eugene Tseu（周由廑）译注的中英文对照的奥格登《基本英语之初步》（The A B C of Basic English），而6月初，张梦麟编译的同一本书《基本英语入门》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但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并未谋求版权代理，而中华书局显然是希望后来居上。中华书局负责“基本英语”引进工作的编辑钱歌川率先联系“基本英语”的发明人奥格登，并于1933年9月获得了在中国出版“基本英语”系列图书的独家版权。奥格登的肖像正式出现在9月刊登的“英语八五运动”的广告中（见图1），也与独家版权代理的取得有关。

图1 1933年9月9日《初级中华英语周报》

第24卷第600期上的广告

“基本英语”的引进、推广之所以被直接命名为“英语八五运动”，是因为在中华书局的引进者看来，只要学习掌握奥格登和英国文艺理论家瑞恰慈（I.A.Richards）共同筛选的85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会话、写信和作文。“850”依照汉语表达的习惯被简称为“八五”，亦成了相关图书营销活动的一个品牌。1933年5月25日，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新中华》第1卷第10期上发表的编辑张梦麟所撰《英语八五运动与基本英语》一文是“英语八五运动”的宣言，也是正式开始的标志。

为了强调“基本英语”的重要性，张梦麟将国际语言史上出现的几种人工语言一并拿来比较，且下结论说，类似人工制造的“世界语”都不如英语影响大，原因是它们系非自然形成的“活的国语”，因此，都是“死的东西”；它们“没有祖国”，学出来也没有“用武之地”。

张文中使用的“世界语”一词乃是泛指，并未专指某一种人工国际语；可是，他将所有人工国际语都称为“死的东西”，特别是“没有祖国”的定位，让中国的世界语者非常不满。

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L.L.Zamenhof）发明的“世界语（Esperanto）”自1891年传入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正值兴盛之时。1932年2月，北平世界语者同盟成立，年底北平世界语学会联合会成立。次年，以北平世界语者协会、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世界语学会为主创办《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也正是在这个副刊上出现了第一篇反对和批评“英语八五运动”的文章。

1933年1月，中国普罗世界语联盟成立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这个协会的代表人物叶籁士、楼适夷等也是批评“英语八五运动”的主力。他们秉持出版家胡愈之提出的“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以“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解放”为号召，自然不能接受世界语“没有祖国”，没有“用武之地”的说法。

张梦麟对人工国际语的批评是基于英语乃自然形成之国际语言的认知，他认为“基本英语”等同于自然语，而自然语较之人工国际语更有发展前途。可是，在英语教学权威林语堂看来，经过筛选的英语（“基本英语”），等于是人工制造，并不符合他信仰的语言“自然起源说”，故他也发表文章，以幽默的方式公开予以讽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世界语者对“英语八五运动”的批评一开始就诉诸政治层面，他们指责中华书局“基本英语”的引进是为了做“大英帝国的走狗”。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又正值民族危机日渐加剧之时，充满民族主义意识和政治色彩的批评，很可能让“基本英语”的引进演变成敏感的“政治事件”。事实上，“基本英语”及相关图书最终没有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或“教科辅助书”，也可能与此有关。

编辑个人因素对

危机处理的影响

依照危机管理原理，危机发生之始，对于危机源头的确认是关键，而在危机处理阶段，“速度”是关键。这个“速度”也包括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核心所在，用美国著名危机管理专家劳伦斯·巴顿（L.Barton）的表述就是：（1）你知道什么？（2）何时知道？可是，当时的中华书局并没有专门的危机处理部门，危机应对和处理主要依赖于责任编辑。因此，编辑的个性、气质、经历和地位等“人的因素”就决定了危机处理的态度和方式。

1933年，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编辑，后来成为著名英语教学专家、翻译家、散文家的钱歌川和著名翻译家的张梦麟直接负责“基本英语”的引进、译介工作。他们都入行不久，对上海以外文化界的相对陌生影响了他们对批评的判断和危机处理的“速度”。钱歌川所谓“英语八五运动”的广告“刚登出去，已闹得满城风雨”，主要指上海小报上的议论，并不包括《世界日报》的《世界语之光》副刊上陆续出现的中国世界语者的批评。直到8月，上海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专栏上出现批评文章，因为钱歌川本人就是“自由谈”专栏的作者，才引起了他与张梦麟的重视。

1933年也是留学日本学习英文专业、30岁的钱歌川进入中华书局编辑所任职编辑的第三年，他正想凭借“基本英语”的引进确立自己在中华书局的地位。可未曾想“英语八五运动”宣言发表不到十天，在他看来将成为语言史上“新纪元”的“基本英语”相关丛书刚刚编译出版了第一部，就遭到中国世界语者的当头棒喝，自然让年轻气盛又想大干一场的钱歌川无法接受。

就在1933年8月底，也就是在中国世界语者的批评出现的两个月后，钱歌川也发现了危机的核心所在。身处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的现实环境中，他意识到政治层面的攻击可能引发的后果，他说：“在现在的中国，顺便就给你一顶红帽子或者白帽子戴上，便可以打倒你，这已成了一般鬼蜮伎俩。”但是，当时的他“热血腾腾，雄心勃勃，而且还有点自命不凡”，根本没有静下心来考虑危机处理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原则——“采取何种措施”和“如何确保危机不再发生”，而是凭借直觉反应，针锋相对、反唇相讥，甚至还反过来给批评者扣上政治性的“红帽子”。

然而，钱歌川的反击引来的是更广泛和猛烈的批评。批评意见从原来的北京《世界日报》、上海《申报》蔓延到上海出版的《读者月刊》《涛声》《文化界》《论语》、广州出版的《培正学生》、苏州出版的《斗报》以及天津《益世报》等报刊上。其中钱歌川最熟悉的《申报》“自由谈”上的批评声音显然盖过了他的反击。

政治层面的相互指责导致危机覆盖面不断扩大，这也让钱歌川和张梦麟等“基本英语”的具体操作者措手不及，更出乎中华书局编辑所领导层的预料。

中华书局危机策略

的“语言工具”转向

中华书局应对危机的策略转向自然有危机倒逼的因素，但也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经营方针和原则。

作为出版公司，中华书局一向秉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出版方针。1932年9月，舒新城指出：“凡属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较大损失者，也只得弃之。换句话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

为了“维持营业”，中华书局一直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遵循“在商言商”的原则。1935年1月，闻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在陈立夫创办的《文化建设》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后，舒新城出于对“十教授”与国民党相关的“政治背景”的顾虑，在日记中说：“就公司（指中华书局——引者）言，此等事不宜加入也。”此次面对中国世界语者的政治化批评后，中华书局及时进行“去政治化”的策略调整，与其说是这种方针和原则的一种延续，不如说是回到正常轨道更合适。

当然，钱歌川等年轻编辑态度转变也有客观的原因。9月初的“基本英语”中国独家代理版权得来不易，在随后的两个月中，钱歌川等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翻译、编辑和出版相关图书之上，保证顺利出版成了第一要务。

而在此期间，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应忽视。舒新城时年40岁，是钱歌川的湖南同乡，较之后者年长，更为老成持重，而且接纳钱氏进入中华书局。1933年6月1日，舒新城在为《基本英语入门》撰写的序言中，就将“基本英语”定位在语言交流“工具”的层面，认定这个使英语简易化的工具有助于减轻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负担。而中华书局危机应对的策略转向不仅符合“工具”性的定位，相关话语也与舒新城所言如出一辙。

1933年11月1日，中华书局以“基本英语研究社”名义出版的《基本英语讨论集》是危机应对策略转向的标志。虽然此书附录了以前钱歌川发表过的论争文章，但从“引言”和新撰写的、占主要篇幅的《基本英语的讨论》一文亦可见他们态度和认知上的变化。

这个新态度或新认知，正如11月9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有关《基本英语讨论集》广告中所说：“（本书）对于不了解基本英语的人们作友谊的讨论；反对基本英语者见之，可自知其错误之所在，一般读者读了批评，更可明白基本英语的本质。”而“基本英语”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不仅消解了政治化的批评，也祛除了所有民族主义情绪和伤害批评方自尊心的可能。

“基本英语”既是“工具”，而语言工具又可以并立和多元，加之钱歌川等人改口说，奥格登在发明“基本英语”时，只是以其为“第二国际补助语”（second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并无意取代世界语成为唯一的“国际辅助语”。这也就彻底解除了中国世界语者有关世界语被替代的顾虑。

将“基本英语”明确为语言交流的“工具”，实际上也适应了国际化的需要。因为在跨文化传播中，真正能够普遍适用，并且较易被异质文化所接受的，就是超越民族性的工具和方法。此后，淡化政治色彩，将“基本英语”还原成一种语言交流的工具，强调其简单易学的特点，成为“基本英语”推广和出版的基本策略。

“基本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