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宽丨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论
文摘
文化
2024-10-18 22:12
北京
《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史上的第一种杂志。围绕该教育杂志之创刊时间，在中华书局史讲述、中国出版史回顾、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主要可见1912年1月25日和1912年3月25日两种记录。基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多种创刊号的查证、民国元年中华书局活动史的梳理、杂志首卷所载文章与广告信息的疏通，可证《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为1912年1月25日。
陆费逵；舒新城；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
文章目录
一、民国纪元与《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问题
二、“最合今日实用”之《中华教育界》的创刊
三、《中华教育界》“创刊于民国元年一月”
四、结语
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是民国时期广受关注的教育月刊。1947年，《中华教育界》之《复刊词》首句谓：“本志创刊于民国元年一月。”1981年，教育史家陈学恂主编之《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中记载，1912年1月“中华书局创刊《中华教育界》”。而2002年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2012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两书均记该志于1912年3月25日创刊。2010年，喻永庆博士考证认为《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应为1912年3月25日”。2011年，中华书局网站发布的《图说中华》一文则言，书局“1912年1月就创办了《中华教育界》”，又述该志“1912年3月25日创刊”。2022年是中华书局成立一百一十周年，是年《中国出版史研究》季刊第二期关于中华书局的专稿中，有研究将《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指向“1912年元月”。对《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这一表述仍纷纭的问题，本文讨论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探究《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首要的是直面这份著名杂志第一卷各期，特别是其创刊号对出版日期的具体呈现。诚然，一百一十余年前产生的《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及第一卷其他各期纸本殊不易得。据检索，三个互不隶属的网络平台发现的《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原刊中，封面页、期刊第一页、版权页的日期表述不尽一致，但均非该志“创刊时间应为1912年3月25日”的证据。表1 网络平台所见《中华教育界》1912年各期时间信息私立公益图书馆“杂·书馆”2015年于北京成立，其网站展示有该馆所藏《中华教育界》创刊号（简称书馆版）的封面页和版权页。其中，封面页呈现的时间为“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版权页呈现有“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此外，该网站标记《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日期”为“1912-01-25”。这一标记当参考了书馆版版权页之时间信息。在古旧书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网名为“创刊号的书摊”的注册店主2021年9月28日上架一种“中华教育界（民国创刊号）”（简称孔网版）。其封面标记“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期刊第一页显示“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版权页呈现“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该店以杂志封面页时间信息为准，标记孔网版的“出版时间：1912-02”和“期号：1912-02第1期总第1期”。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收录有《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一期（简称索引版）、第二期及第六/七期。具体来看，索引版封面页约略可见“民国元年□月二十五日”字样，期刊第一页记“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版权页局部覆盖纸片，时间信息不可见。第一卷第二期封面页、期刊第一页、版权页时间均指向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而第六/七期则呈现了民国元年的三个日期：封面页为“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期刊第一页为“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版权页为“民国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而言之，关于《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书馆版、孔网版的封面页显示“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索引版、孔网版的期刊第一页及书馆版、孔网版的版权页均显示“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书馆版期刊第一页不可见，索引版封面页不清晰、版权页不可见。即，书馆版、孔网版、索引版呈现的《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信息（以“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居多，其次为“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对前述中华书局局史叙事及教育学者所持该志创刊于“1912年3月25日”之论形成挑战。民初纪年法变更易使对《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的识认产生混淆。探讨《中华教育界》创刊日期到底为何，亦需对其时沪上主要报刊的纪年法采择情形有所了解。民国甫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行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建元之始，并定是年1月15日“补祝新年”。由此，各界推行新纪年法颇力。在商界，上海商业公所于是月多次登载广告，对“补祝新年”广为宣传。在报界，不晚于1912年1月上旬，“民国元年”“新纪元”或“新历”等开头的新纪年法，已成《申报》《新闻报》《民立报》等沪上主要报章的首要纪年方式。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参与创办中华书局及《中华教育界》的陆费逵，是阳历的更早倡导者。在1909年《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主张”栏，陆费逵《改用阳历》一文写道：“世界均享阳历之益，我国独受阴历之累。且轻而易举，并非极难之事，何必固执因循，不知改革哉？”1912年同样在上海编辑出版的《中华教育界》创刊号中，何振武《阳历说》的论述理路与陆费逵之文相通：“世界各国，沿用阳历，未闻不便。日本改用已久，亦未闻有弊。其无疑义，亦可知矣。”中华书局同人及《中华教育界》撰稿群体对新纪年法的欢迎与响应，在该志创刊号所载该局多种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有更直接的体现。如，《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中言“本书第一周之首，附大事年表，以民国纪元记年”，《中华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编辑大意》则道“本书时令，概依据阳历”。显然，阳历纪年在该局、该志的初期运营中已有落实。因此，《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封面等位置均标记、以“民国元年”开头的日期属旧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之可作对比的是，迟至1912年2月下旬复刊的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即其第三卷第十期封面标记的“发行”日期“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初十日”，既有新纪年法常见的“中华民国”，又含旧纪年法常用的“元”“初”等字。其时，商务印书馆亦将“关于节候之事物依阳历编次”公布为新式教科书“编辑之要点”，但该馆《教育杂志》复刊时在新纪年法的选用上实不彻底。“中华书局是一个以教科书起家的出版机构”。以自家杂志宣传自家教材等出版品之于一家出版机构无疑最经济最便利，有丰富出版经历的前商务印书馆中人、参与创建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对此应了然于心。民国初立，于教科书出版领域提出“教科书革命”、字典编辑领域提出“字书革命”的中华书局同人，在教育刊物领域迅速出击亦不意外。创刊号及第一卷第二期封面标记“教育革命”“中华万岁”的《中华教育界》，于“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1月25日出版，当未如学者所述的那样“不合情理”。堪为竞争者的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与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于民国元年初运行情况的对比，有助于我们明了后者出场的某种态势和可能时间。《中华教育界》创刊号中，有由较短的“宣言”和较长的中华书局初高等小学各科教科书编辑大意组成的《中华书局宣言书》。该较短“宣言”亦见于1912年2月23日《申报》第七版“来件”栏。有学者据此认定该志创刊晚于是日，为“1912年3月25日”。同在1912年2月23日，上海《民立报》第一版中华书局的广告称，《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一期“业已出版”。如此广告不误，则《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一期的出版，即该志创刊必不晚于1912年2月23日。另外，在体例方面，《中华教育界》创刊号未明确设置专门栏目，且篇幅远逊于稍后复刊的《教育杂志》。在内容方面，陆费逵和《中华教育界》编辑人汪涛的共四篇文章，连同《中华书局宣言书》和中华初高等小学教科书、《中华大字典》等的广告已占该志创刊号过半篇幅。相比出版将届三年的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后起之秀——篇幅稍逊的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占得民初沪上出版机构教育言论之先声。事实上，《中华教育界》创刊号中的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一文已于1912年1月1日在《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已在《新闻报》《时事新报》（1月11日）、《时报》（1月12日）和《民立报》（1月12日、13日）等报发表。《中华教育界》创刊号组织之耗时当较稍晚复刊的《教育杂志》少，且陆费逵两文刊载诸报之期当近该志创刊号截稿之日。“在教科书还没有出版和销售的前提下，中华书局没有时间、人力与财力去出版和发行《中华教育界》”之论，值得商榷。陆费逵所作《民国普通学制议》《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两文，除在《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及沪上不同报纸发表外，亦刊于1912年2月27日复刊的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十期。这主要在于二文撰发即《教育杂志》筹划复刊的1912年1月，陆费逵尚未正式辞去《教育杂志》主编等商务印书馆内诸职务。至少，是年1月中旬，陆费逵还受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同人起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等教育法令。1912年2月22日起，广告《陆费逵启事》见诸上海《民立报》与《时事新报》头版：“鄙人现已任中华书局局长，所有前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交通部长、教育杂志社编辑人、师范讲义社主任概已辞职。特此声明。”在同日报纸头版此则“启事”后，有与之字体字号相同的《中华书局特别广告》：“本局业已成立，公推陆费伯鸿先生逵为局长，陈协恭先生寅为事务长，汪海秋先生涛为编辑长。特此布告。”中华书局在次日《民立报》头版的广告中进一步披露：陆费逵为中华教育界社社长，汪涛为《中华教育界》“编辑人”。1912年2月22日为旧历即农历壬子年正月初五。现代中文语境中，正月初五又叫“破五（儿）”，“一般商店多在破五以后才开始营业”。陆费逵的“启事”和中华书局的“特别广告”在“破五”这天，刊于立志“不但代表全国之舆论，亦且造成全国之舆论；不但造成全国之舆论，亦且造成全国舆论之舆论”的《民立报》头版显要广告位，当非偶然。至此，陆费逵宣告了新任职务，脱离商务；中华书局公布了领导架构，规模初具。对于中华书局的开张，相关陈述多将壬子年正月初视为关键节点。实则，中华书局的广告《中华书局开办》，至迟在1912年1月5日便见诸《民立报》头版：“中华民国业已成立，教育方针与昔迥异，旧出图书举不适用。本局以共和旨趣编辑各种图书，现正从事组织，择定阳历二月一号，即阴历十二月十二日开张。谨此预告。”广告《中华书局开办》发布之时，“中华民国业已成立”的表述自然不误。因此，“业已”之意亦当适用于前述1912年2月23日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业已出版”的广告。由1912年1月上旬发布的广告《中华书局开办》可知，阳历已为书局叙事的首要历法选择。需指出的是，广告中的“阳历二月一号”实对应阴历十二月十四日，“阴历十二月十二日”对应阳历一月三十日。《中华书局开办》中“择定阳历二月一号，即阴历十二月十二日开张”的两种日期表述，必定有一为误。至少连续两日现于《民立报》头版的此种差误，当能表征历法转换时期中华书局同人新历使用中的不适，体现书局成立前后同人“恒以一人兼数役，自朝至于夜午，无片刻暇”的紧张。与《教育杂志》于1912年2月复刊时的新旧历法标记杂糅相比，《中华书局开办》广告中的此种偏差又可作“小巫见大巫”之观了。从《中华书局开办》到《中华书局特别广告》及《中华民国中华书局开幕广告》的刊载，书局的“开张”经历了从是年1月底2月初即辛亥年腊月中旬至2月下旬即壬子年正月上旬的推迟。中华书局广而告之的由“开办”到“开张”终至“开幕”，内蕴着书局教科书编辑出版等项业务的渐次展开。在中华书局公开预告将要“开办”的1912年1月初，书局同人筹划中的新式教科书和新创教育刊物当见着雏形了。由此，中华书局同人在《中华教育界》创刊号《次号预告》中自道“仓卒出版”与“缺点良多”，便不应只理解为是一种谦辞。其中，定蕴含书局同人对“最合今日实用”及“月刊一大册”的出版计划的坚持。对自身所办的第一种刊物，是竭力使其体例完备内容丰赡、比肩乃至超越发行已三年的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还是尽速让其因应时代转变、揭示“教育革命”“中华万岁”的出版主旨？中华书局同人的选择不言而喻。因此，如学者所论《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3月25日”，则该刊对是年1月1日在《申报》等发表的《民国普通学制议》、1月10日前后《新闻报》等发表的《敬告民国教育总长》及蒋维乔《民国教育总长蔡孑民传》、1月23日《申报》发表的《敬告民国办学诸君》等文章及民国最初教育部通令的刊布，便均可看作时隔两个多月的转载。而这，实损《中华教育界》的月刊属性及其宣称的“最合今日实用”的办刊主张。讨论《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离不开对网络平台信息、民初历法变更、书业同行竞争的分析，更离不开对该刊纸本创刊号及相关各期的查证，对杂志所载文章和广告内容的疏通。“由于年代的久远，《中华教育界》创刊号或1912年出版的该期刊存世稀少，这是造成现在创刊时间说法如此之多的最根本原因”；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馆馆藏中发现了1912年发行的第1年第6、7号合册”之《中华教育界》，而推知其“创刊时间应为1912年3月25日”的考辨者，当未检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及第一卷第二期原刊。表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华教育界》1912年各期时间信息中国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中文报刊区）“北区民国期刊库”藏《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一期（简称国图版）和第二期（该两期《中华教育界》原刊，由该馆合订，索取号为“R\\520.5\\454”，条码为“3159561954”；另有据此复印的合订本，索取号为“R\\520.5\\454”，条码为“3105967602”）。国图版封面页、期刊第一页、版权页标记的出版时间均指向“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而国图所藏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封面页等位置呈现的日期均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综合所见书馆版、孔网版、索引版和国图版，以及《中华教育界》第一卷其他各期的时间标记，可认为该志“出版”日期当为1912年的1月25日或2月25日，而又以前者之标记居多。在上述四种分处各地的《中华教育界》创刊号中，期刊第一页、版权页标记的时间均指向1912年1月25日；只在封面页显露了时间信息的冲突（“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与“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如前所述，关于《中华教育界》的创刊号及第一卷第二期，可见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纸本与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电子本等。据此，可驳该志创刊于“1912年3月25日”的说法。而1912年1月25日为《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日期，有封面页、期刊第一页和版权页标记“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创刊号、标记“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及“民国元年二月廿五日”的第一卷第二期之国家图书馆藏纸本、“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收录之电子本为据，亦有1912年2月23日《民立报》头版该志“第一期业已出版”的中华书局广告为证。孔网版、书馆版之创刊号封面页标记“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或由该志创刊号的再版（重印）所致。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收录之1912年2月《教育杂志》复刊第三卷第十期封面页标记有“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初十日发行”，版权页则标记有“民国元年五月初十日再版”。有同业杂志复刊后第一期“再版”即重新印行的旁证，则《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因“第一册减售铜元五枚”的促销及竞争策略，形成杂志之创刊号首版与再版时间的杂糅呈现，并非无可能。《中华教育界》第一卷各期的具体内容，如载文及广告，蕴含该志及中华书局对民初教育舆论的参与和回应。从中，可以感知刊物编者创办新刊时的忙碌。1912年2月23日，《申报》“来件”栏共三篇文章。第二篇为《中华书局宣言书》，第三篇为何振武《敬告民国办学诸君》。两文亦载于《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其在《申报》的同时出现定非偶然。二文，在篇幅上，均非长篇大论；在内容上，一为“宣言”，一为“敬告”，皆从梳理古今中道出自身主张。由于作为“来件”的《中华书局宣言书》未署作者，该宣言及《敬告民国办学诸君》之投稿，当可作中华书局开张时的主动公关。尽力教科书编纂的中华书局同人，或是将1912年的2月25日或3月25日发行的《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印为1月25日，以求给人刊物与中华民国同月诞生的印象。但，一则，组织文章、作者不多，正文内容仅二十五页（其中，陆费逵、蒋维乔二人的三篇文章早在是年1月10日前后已发表；创刊号中更有计二页空白版面；新组稿之文含四页多的《中华书局宣言书》只占十七页半篇幅）的创刊号，对主编《教育杂志》有年的陆费逵、筹划书局业务已近“半载”且自道“稍有成就”的书局同人当非难事。二则，追求刊登“今日最切用之文字”的《中华教育界》编辑者们尝在主流报纸广而告之其“业已”发行，其时间虚置逃不过主流的《申报》《民立报》读者之目光。《中华教育界》创刊早于1912年2月23日，自有其理据。此外，翻阅《中华教育界》创刊号与第一卷第二期可知，后者中的广告所占篇幅较创刊号下降约四分之一。但两期杂志中广告所推介者均为该局出版物或其经营领域，如《共和国民读本》《中华大字典》《日用指南》《革命女杰笺》《革命纪念笺》《革命伟人笺》及中华民国初高等小学教科书等。此外，第一卷第二期杂志版权页出版信息上方的《中华民国法令》之广告，为较创刊号新增：“民国成立，满清法令已失效力”，“本局搜集种种法令，分类汇刊。每月三册，每册售洋一角。全年三十六册，售洋三元，邮费每册二分。现已出至第五册”。由《中华教育界》创刊号《阳历说》一文及第一卷第二期教科书广告，可见中华书局对公元纪年的倡导与实践不遗余力。结合《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二期版权页的“民国元年二月廿五日出版”之标记，则“每月三册”而“全年三十六册”的《中华民国法令》，当可看作一种具有时效性、周期性的“旬刊”。以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为基，到《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二期编辑、发行的1912年2月中旬前后，“每月三册”即“全年三十六册”的《中华民国法令》“已出至第五册”之述，恰可作此两种连续且定期出版物在其时已然问世的佐证。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法令》的编辑发行显然亦能为《中华教育界》提供最新教育法令。即，中华书局于1912年2月23日向《申报》投稿《中华书局宣言》前，不晚于1912年1月5日、6日的《民立报》头版发布《中华书局开办》广告时，即已“搜集种种法令”并“分类汇刊”之，进入该志广告的中华民国初高等小学教科书、《中华大字典》等多项业务也不晚于其正式印行而次第铺展开。由此，出版周期长于《中华民国法令》、多种篇什先期载诸多家报章的《中华教育界》在1912年1月下旬的发行，便非“不合情理”的事了。《中华教育界》创刊号所载《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及初等小学等四种暂行课程表，实源于陆费逵参与拟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1912年1月19日发布之内容；其在期刊第一篇文章前以非正式文章亦非广告形式呈现，是为该刊对民国教育法令的较早披露。而《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二期之刊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显然依据了1912年2月1日、2日《临时政府公报》第四期、第五期发布之教育部令。可以认为，该刊第一卷前两期对教育部令的收录遵循了“最合今日实用”的原则。考虑到“教育法令”亦出现于该志第一卷第六/七期，则其庶几可看作《中华教育界》月刊的第一个栏目。1947年1月该志《复刊词》开篇谓：“本志创刊于民国元年一月。”与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相熟的湘籍出版家舒新城，也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建立时期“教育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至1913年，在湖南常德第二师范附设单级教员养成所求学期间，舒新城即曾“由教师指导阅读《教育杂志》及《中华教育界》”。1928年，他在撰著《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过程中参考过彼时《中华教育界》已出“全部”卷期。1930年，应陆费逵之请，舒新城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中华教育界》之编辑事务为其职权所辖。1947年1月《中华教育界》复刊第一卷第一期之《复刊词》，当至少经任中华教育界社社长的舒新城审阅，其中“本志创刊于民国元年一月”之语不容轻忽。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3月25日”之论，首先，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收录本等多种创刊号的时间标记冲突，与该志《复刊词》所道“本志创刊于民国元年一月”抵牾。其次，意味是年1月中上旬见诸报端的陆费逵等之文章，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1912年1月19日发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及四种暂行课程表、2月1日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均迟两个多月才现于该志创刊号、第一卷第二期。这种情形发生于1912年1月上旬宣示“书局开办”、2月下旬公布“书局开幕”、不晚于是年2月23日广而告之杂志“业已出版”，且践行着“月出一大册”的计划、坦陈了创刊号“仓卒出版”的中华教育界社同人身上，是不能理解的。中华书局是以“教育革命”“中华万岁”及“字书革命”“教科书革命”等为号召快速崛起的现代出版机构，《中华教育界》月刊实堪该局奔赴中国教科书等出版领域竞争舞台的响亮号角和鲜明旗帜。本文通过查证多种创刊号原刊、观察中华书局早期活动、梳理杂志载文及广告信息，主张《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1月25日。这实在是中华书局史讲述、中国出版史回顾与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微小事件。中华书局初创时教育书刊业务的浓重、书局同人“无片刻暇”的忙碌，以及中国教育史、中国出版史与中华书局史等贯通研究的必要，确乎值得注意。相较《中华教育界》第一卷各期原刊搜集及保护工作之艰巨，本文对该志创刊时间的索求自然卑之无甚高论，而所得结论更待大家时贤批评教正。最近微信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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