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智国丨重构现代中国书籍的文化生产模式——评高哲一《现代中国的印刷之力》

全书分为三部分，每部分两至三章。第一部分“招募人才，动员劳工”用编年史方式论述大型书局编译部门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用社会学里的年龄分层方法，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编辑群体分为三代人：晚清文人、留学生、普通大学中学毕业生。他们在招聘过程、内部组织架构和编写方式诸方面都有区别。晚清士人大都在清季科举考试中获得过功名，靠引荐进入书局，其工资等级根据学历、经验、人脉、能力等方面来确定。他们都是儒学通才，而非现代学科规范下的专家。他们的编辑方式是在圆桌会议上平等地交流观念，不时进行激烈的辩论，通过集体讨论来解决争议。文人间的交流成为文化生产的驱动力。晚清文人编辑群体采取合作式（collaborative）文化生产模式（页47），属于一种横向的、自主的文化生产模式。

留学生是引领新文化运动潮流的群体，他们依据现代学科对编译所进行规划，采用专题著作的文化生产模式。1921年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之后，引进朱经农、唐钺、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等留学生执掌编译所各个部门。这批海归顺应了学术分科的潮流，撰写特定学术领域里有精深研究的专著，开辟新的领域，引入新的方法论，引进欧美的学术写作规范，为大型书局的文化生产提供新动力。

中国普通大学中学毕业生构成小资产阶级的编辑群体，由于留学生的高薪资和高流动性，使得书局退而求其次，大量聘用大学中学毕业生，或者招聘练习生自己培养，他们通过公开招考而非引荐进入书局工作。王云五利用“一·二八事变”的契机，大量裁减编译所职员，将编译所改组为生产部，只设十七位编审委员，审读从各个渠道征求的外稿。王云五用编辑负责制把编辑人员变成生产流水线上的脑力工人，其薪资标准按字计酬。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经手的稿件需要经总编辑或者资深编辑审核把关。总编辑负责长远规划、选择稿件、掌控进度、调整文本内容。普通编辑与书局形成雇佣劳动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书局的权力关系和工作动力与二十年前大相径庭。经济利益成为知识分子写作和研究的首要动力。这种动力模式是市场导向的、非人性化的、工具性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是一种纵向的、科层制的文化生产模式，是一种资本主义商业竞争性的生产模式。

大型书局编译所职员形成一种知识共同体。书局成为大学之外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现代场域。书局对编辑人员进行理性管理，限定工作时间，又有弹性的替换措施，使他们有机会发展个人的学术兴趣，在当班时间内依然能够干点私活。他们在熟悉的书斋中工作，编译所同人乐在其中。书局为了工业化生产而对他们有所限制，但帮助他们出书，争取更多的读者，为他们提供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从而帮他们赢得学术声誉和文化资本。

在这个共同体里，书局内部建立大型图书馆，成为编辑们学习自修的好去处。书局输送职员到外国留学（如左舜生、马润卿、张闻天以及钱歌川等），为文化生产培育后备人才。知识分子通过公司里的协会（如中华书局黎锦晖创设的工余编译社）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大型书局的作家和编辑创造出读者社群（页255，夏蒂埃语）。与此同时，编译所同人营造出一种学者社群（a community of scholars，页85），他们在书局内部共享图书资料，参加文化补习班，接受公司职业培训，共享相同的娱乐休闲生活方式。

通过知识分子关系网中的休闲文化，能够构建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史，他们以宴席、饭局、酒局、诗会、买书、看戏、看电影等形式，营造了共同的休闲氛围。他们在饭桌上讨论非常重大的公私问题，激烈的商业竞争被熟悉的士绅文化所软化。他们通过宴席来招募人才，开辟稿源，获取借来重印的珍稀版本。尽管服务于中国最现代化的工业机构，编译所同人延续了晚清文人的雅聚。这种非正式的社交活动巩固了同人关系，成为晚清民国时期文化生产延伸出来的重要组织形式。

第二部分“文化创造”用专题史的方式，阐述大型书局批量生产各类文本（教科书、辞典、古籍、丛书）的过程与意义，它们如何促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如何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中最基本、最持久的特征是：一帮大型书局里的小资产阶级，在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编写出影响甚巨的教科书和百科辞典（页97）。把教科书和百科辞典两类文体放在一起，是因为两者共同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

191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辞源》反映出编纂者的政治倾向，他们自身曾积极参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和政治改良运动。《辞源》为西方传入的“主权”“公民”“公权”“人权”等做出清晰的现代定义，强调其中蕴含的公民参政权和个人自由权利。有些词条如自我、主观、人格等，为不久后的五四运动提供了反对儒家伦理的新概念，独立、自主、平等等新词汇到新文化运动时成为主流话语。1936年中华书局初版的《辞海》收录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出现的学术名词以及专业术语，收录《辞源》出版之后新出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类的词汇，如武昌起义，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学说。辞典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社会动员、文化革新以及大众激进主义以合法地位。

小学国文教科书是传播民族语言的大本营。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就把教科书作为战略中心点，新作家通过学校来传播现代口语。教科书能够确立白话文写作规范，教授各种白话文体——书信、日记、笔记、报道、演讲、新闻评论等，学生通过模仿范文写作白话文。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使用白话文，新学制不断增加白话文的分量，新文化运动依靠政权力量夺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胜利。这是布尔迪厄“语言与符号权力”理论在教科书领域的成功运用（页106）。

古籍丛刊重印目的是流传、流通和普及传统典籍，与古人雕版印刷不同的是，书局利用现代工业设备进行大批量印刷。这类大套古籍的价格绝非个体读者所能承受，图书馆、学校、研究所、政府部门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书局与政府联手，通过政治助力来推销古籍丛刊。以前古籍善本珍本都秘藏于私人密室或者皇家藏书楼，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大规模的古籍重印活动，打破了古籍的隔绝垄断状态，促进了国学的民主化进程。

第二部分第五章每节讨论一种丛书，依次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世界书局“ABC丛书”、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等。在讨论每套丛书时，一般先写丛书缘起，再写丛书作家群，接着写丛书的分类、丛书的篇幅和鲜明特征、作家和编辑的社会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适合的读者群、销售情况、对这套丛书的评价、与其他丛书的区别等。第七章写法与第五章相同。

那些精彩的篇章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第五章对“副文本”（paratext，热奈特语）的“序言”有着精彩的分析（页156）。序言作为一种副文本，受到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写作缘起、学术定位、材料来源、研究策略，以及向导师或同事致谢等。帝国晚期的序言内容则是行家对著作人和作品的赞扬，此书与已有文献的联系及其知识谱系等。民国学者延请名人作序，延续了晚清文人传统的做法。此时学术权威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儒家学者，而是在列强环伺下的西方学者。民国书局利用大众传媒让学者向公众展示学问，避开了那个年代美国学者面临的专业研究与大众普及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学丛书”的著作人需要同事对其著作进行审阅和评议，故致谢词随处可见，这种模式借鉴了美国学术著作的通行做法。“大学丛书”的学者通过相互审阅彼此著作，重建晚期帝国时代的文人网络。精深的学术专著同样需要集体性的合作式文化生产。我们可做进一步的延伸，当下中国学术著作致谢词一般放在“后记”中，西方学术著作开篇即有致谢词，“副文本”出现的位置不同，恰能反映中西方学术著作模式之微小差异。

大型书局通过出版规模庞大的系列丛书，把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化知识变成文化商品。书局为了扩大市场而限制文体和字数，专业读物尽量深入浅出。学者面向大众写作，他们深信学术研究能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不只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体适用。读者作为现代公民，接受现代知识旨在促进民族国家的建设，而非仅仅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大规模出版学术丛书催生了20世纪中国市民的共和的现代文化。

第三部分“工业化文化生产的遗产”用编年加专题的方式论述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的出版史。新中国出版业与民国的最大差别在于所有制不同，其次是出版中心从上海转移到北京。内部变化有二：编辑、印刷、发行从一体化到三家分立，出版社有明确的专业分工。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掌管全国的图书发行业务。商务印书馆被合并到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则被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世界书局属于官僚资本企业，所以直接被关闭。

国家社会主义逐步消灭了民国时期的私有商业企业。国家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是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竞争世界里所缺乏的有利条件。私营出版机构失去了经济资本，但获得了政治和社会资本。这是布尔迪厄的“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理论的变通与融合。

1958年，齐燕铭组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集党政干部、著名学者以及资深出版家，支持中华书局重建为专营古籍的专业出版社。金灿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同样在1958年，中宣部决定把商务印书馆改组成专营西方学术译著的专业出版社。陈翰伯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在古籍、工具书以及外国学术名著翻译过程中，新中国的出版机构严重依赖旧时代私营出版业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源。两家书局的编辑部和董事会为旧人保留职位，这种人员上的连续性确保了绵延不绝的制度记忆、生产模式以及合作认同。国家依据出版规划对出版社进行监管和整合，同时默认了晚清民国时期工业化出版模式的有效性。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的书籍成为热门选题。虽然出版业所有制发生改变，但工业化印刷的核心模式——把异彩纷呈的现代知识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出版物——依旧保持不变（页219）。毛泽东亲自指示点校“二十四史”，于是中华书局形成了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文化生产模式（页230），该模式召集全国专家学者，集中到中华书局，体现出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能力，不再像民国时期那样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来招募人才。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以聚餐形式召集各部门领导、专家，发起“知识丛书”的出版活动。出版界相互协作代替了民国时期的激烈竞争，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传播文化知识。由此形成了“协商式（negotiated）文化生产模式”。

所谓“协商式文化生产模式”（页238），是指出版机构与中宣部、文化部，以及其他出版社开会讨论具体出版议程，最后达成一致，全体遵守执行。作为国家文化管理部门，中宣部和文化部统揽全局，制定规章制度，拟定出版计划，对出版内容进行审查，出版社通过专业技术知识来影响出版计划和出版议程的设立与实施。两者形成一种协商式关系而非对抗性关系。

《辞海》修订过程能够体现这种崭新的文化生产模式。修订小组名义上隶属中华书局，归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上海市委估计花费150万元，耗时5年时间（1959—1964），从各个部门抽调干部，组成20人编委会。编纂过程异常复杂与曲折，涉及大量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起初采用了大跃进时期的民众动员模式，发动174个单位1299人参加。很多部门不愿配合，认为增加了额外劳动。编辑部于是放弃大跃进式的群众路线模式，重新采用民国时期圆桌会议的旧模式。上海出版局的领导作为项目指导，有点像民国时期两大书局里全面负责的总经理。《辞海》对外来术语和学术专用词汇进行规范化界定，这原本就是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工作。新中国和民国时期辞典编纂模式的区别在于，民国时期是商业行为与学术活动的结合，新中国时期则在两者之外，加上一个威权性的政府部门。

第三部分回应了西方学界认为社会主义苏联是“宣传国”之说（页244），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是“教育国”（a pedagogical state），即出版机构致力于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促进经济发展，保护民族遗产，培养公民文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版的基本动力来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侧重于对文化政治的考量。知识分子在丛书、古籍和工具书的出版过程中，充分发挥专业技术能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到传播知识、保护民族遗产的作用，到1966年他们一直在出版业中扮演核心角色。出版社为广大民众生产精神食粮，延续了民国时期的文化生产模式，这表明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并非国家文化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民国时期商业竞争下的合作模式、新中国十七年的协商模式，对当下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该书以流畅的笔调，构建起20世纪三分之二时间内的中国出版业的不同生产模式。每章都以引人入胜的故事开篇，显示出叙述史学的魅力。整体结构匀称均衡，全书三部分大体可理解为：第一部分研究对象是编辑群体，非常详尽地描述蒋维乔、王云五、茅盾、舒新城、王伯祥等人的编译生涯；第二部分研究出版物，涉及教科书、辞典、古籍丛刊、大型丛书四大种类，未涉及报纸杂志；辞典只论述《辞源》和《辞海》，未详论其他辞典；第三部分研究书局，着重研究商务、中华和世界书局三家大型书局。世界书局所占篇幅较少，只有第五章讲“ABC丛书”、第六章第一节讲世界书局被关停。每章结尾两页无小结之名，有小结之实，对该章内容作出言简意赅的提炼。

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学者的启发在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这部著作比作者在书中引用过的欧美同行——芮哲非、盖博坚、包筠雅、周启荣、季家珍、周绍明、梅嘉乐等——更多更娴熟地使用社会科学理论。通过前面的概述亦能大致看出，社会科学理论运用非常频繁。比如作者借鉴了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中的“读者社群”论，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学者社群”。作者好像偏爱法国理论家，如费夫贺、福柯、布尔迪厄、夏蒂埃、德·塞托等，可贵之处在于他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融会贯通，夏蒂埃论述“读者社群”时首先引用了德·塞托一段话：

夏蒂埃“读者社群”的理论基础，正是建立在德·塞托的基础之上。高哲一不仅对夏蒂埃的理论做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对德·塞托的理论做进一步的延伸，那就是用后者“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来构建20世纪中国编辑群体的日常生活史，分布在该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七章第四节。

说到书籍史理论，便不可忽略美国书籍史大家罗伯特·达恩顿。他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图书出版史，构建出一个“循环交流模型”，把书籍的传播流通按阶段分为著作人、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六个构成部分，在书籍史研究中构建出一个坚固的理论模型。奇怪的是，高哲一根本没有提到是人氏著。仔细想来，高哲一理论上师从夏蒂埃，夏氏主张书籍史研究应把文本、印刷和阅读三个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而本书侧重书籍的著作人和编辑，由此提出贯通全书的核心概念“文化生产模式”，这难免就对阅读史研究重视不够。如果把书籍史理解为阅读史，同样会有所偏颇。阅读史是书籍史研究中最值得深挖的宝藏，往往限于史料等现实困难而难以推进下去。高哲一这部著作牢牢抓住书籍史的基础部分，即在编辑史、出版史部分进行系统阐释，构建起圆融通透的框架体系。

从材料来源及其使用上说，作者拿到商务印书馆等书局内部资料，如《商务印书馆通信录》《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中华书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等，不少资料都是珍贵的一手档案。或许我们不该对海外汉学家过于苛求，他们不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地穷尽史料，本书使用过《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但未使用《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这些比较常见的史料。高哲一充分吸收大陆学者——如王建辉、王建军、汪家熔、周武、林盼等——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其他欧美同行更重视中国学者的成果，可惜不免挂一漏万，如关于商务印书馆之研究已经有五部论著：Florence Chien的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1897-1949、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但只引用过李家驹的著述，忽略了其他四家。

占有材料的不足使得某些论述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书籍史研究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学术领域，明显的标志是已经有达恩顿、夏蒂埃等人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以及以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等丰厚资料库。在高哲一论述到某个问题时，笔者脑海中会浮现出相关的出版史实，恰恰是本书应该提及而没有提及的典型出版史迹。

这里举几个本该使用但并未使用的例子加以说明（似乎有代替原作者进行再创造之嫌）。第一，本书第一部分讲到三代编辑群体，他们能够区别于传统士大夫之处，在于能够靠书业安身立命甚至扬名立万。经济上的独立是他们成功的前提基础，薪资待遇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于是陶希圣《桌子的故事》便形象说明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里的欧美留学生、日本留学生、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差别待遇。第二，王云五在商务任职25年，1922年1月至1929年7月、1932年8月至1946年4月任编译所所长，1930年2月到1946年5月担任总经理。他在主持编译工作上的贡献体现在《四角号码检字法》《百科小丛书》《万有文库》上，这三种书分别出现在214页、163页和160页，却未能点出王云五的贡献即在于这三套书上（首字合称“四百万”）。第三，作者极为强调书局编辑构建起来的“学者社群”，他们通过合作或协商推出的出版物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在第二部分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有比较充分的体现，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似乎就被作者有意无意地丢在一边。如果我们按照作者的思路进行推演，新中国前十七年里依然能够搜寻到这种“学者社群”的踪影。出版总署首任署长胡愈之，曾被称作“开明书店的参谋长”，副署长叶圣陶和周建人是开明书店的灵魂人物。故开明董事会1950年2月向出版总署申请公私合营，4月就接到批复，6月开明书店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入北京。相比之下，1951年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迁京；1952年1月，中华书局编辑所迁京。开明书店先知先觉地实行公私合营与北迁，其实就是胡愈之这位高参出的主意。非常明显，开明书店先行一步说明“学者社群”到了新中国依然在发挥它的作用，而且这个社群的核心人物是胡愈之，而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学者社群”的核心人物是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等白马湖作家群，核心人物的改变显示出“学者社群”经历过“权势转移”。抑有进者，1958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专业出版方面基本定型，中华书局专营古籍出版，是由于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和总经理金灿然的关系；商务印书馆改组成西方学术译著的专业出版社，是由于总编辑陈翰伯的关系。出版社领导人是“学者社群”的发起者和召集人，他们把握着出版社的大方向，该社出版物体现着领导人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

作者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书籍生产进行建构，非常频繁地使用类型学里的两分法：晚清文人和留学生，编译所里的编辑人员和管理人员，通才和专才，书局和大学，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普通白话文和专业白话文，普通古籍和专业古籍，通俗读物和专业读物，宣传国和教育国，读者社群和学者社群，合作式文化生产与协商式文化生产等。这种划分有的颇具启发性（如读者社群和学者社群），有的划分因为过于强调其相似性导致功能区别不明显（如书局和大学），有的划分则可能产生混淆。

我们就本书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25年8月22日发生的大罢工事件来进行分析，来验证作者的“概念工具”是否有效。作者用这个事件本身来说明书局内部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分野，现在已有很多史料记录这次罢工的情况。资方代表六人：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池、高梦旦、王显华、王云五，劳方代表十三人，其中编译所三人：郑振铎、丁晓先、茅盾。高梦旦和郑振铎是翁婿关系，同桌谈判各为其主曾传为美谈。到8月27日晚九时达成协议并签字，次日复工。按照作者分类法，郑振铎、茅盾毕业于国内大学，属于编译所第三代人，实际上两人都在王云五1921年进入编译所之前就已经入馆，而王云五任所长后才大量引进留学生；留学生中的任鸿隽、蒋梦麟、郑贞文等在清末中过秀才，所以身兼清末文人和留学生的双重身份。这样一来，作者对编译所清末文人、留学生、国内大学毕业生的三代群体划分，只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历史的对应性。按照作者分类法，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属于管理人员，与郑振铎、茅盾等编辑人员相对立，但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的编辑工作与贡献何曾比郑振铎、茅盾少呢？作者把大学毕业生、普通编辑人员作为同一种类型，为了说明他们在现代上海构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体，但大部分留学生如任鸿隽、蒋梦麟、郑贞文何尝不是小资产阶级呢？作者已经点出编译所三个罢工代表都是共产党员（页75），那按照阶级分析法他们应该是无产阶级，这与作者称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互相抵牾。大型书局的文化产品种类繁多，按照编辑体例确实能够分为普通白话文和专业白话文、普通性古籍和专业性古籍、通俗读物和专业读物等，但除“大学丛书”以外，并未分析到这种分类对文化生产到底产生何种影响。本书创造的核心概念“协商式文化生产”专指新中国十七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模式，与民国时期的“合作式文化生产”相对应，鉴于合作、协商词义相近，所以这组概念具有交叉性和模糊性。尤其是作者着重强调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模式对民国时期出版模式的继承和延续，使得这组概念更容易含糊混淆。

本书最难以置信的地方在于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关于新中国十七年编辑群体的日常生活史的论述。作者认为新中国前十七年里编辑作家薪资水准，与20世纪30年代的工资标准基本一致，稿酬标准甚至比民国时期更高（页240）。除了高工资，他们还享受特殊福利待遇，如居家办公、配备助手帮忙誊稿、家属随调等。该书以陈乃乾为例，说明这一时期出版社为知识分子提供很多机会，使他们能够继续发展个人学术兴趣。知识分子依然能够通过出版机构进行文化生产，由此创立或维护他们的学术声望和文化资本。这些论述不免让人疑窦丛生，于是笔者按图索骥查找作者使用的材料，找出频繁引用的作家李春平《辞海纪事》一书，此书充满戏剧性的文学手法，全书没有一处注释，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极低。按说重要的档案材料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其中每册都有多处关于稿酬标准的规定，大致标准是：初版稿酬分为六级，每千字从四元到十五元不等；译稿则从三元到十元不等。再版重印付印数稿酬，从8%到1%不等，印量越大，印刷稿酬占比越低。印数稿酬比例大大低于民国时期通常10%—15%的版税。即便如此，1960年9月文化部党组已经决定彻底废除按印数付酬的版税制度。对于专业作者，发给工资，不付稿酬。我们在这些文件的标题上不断看到“降低稿酬”四个醒目大字，已有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得出大体为人接受的结论。中央出台这些措施的意图在文件中交代得非常清楚：“拿到高额稿酬的人，虽然是少数，但影响所及，弊害很大，有些人钱多以后，思想意识就发生变化，这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于文艺学术的健康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本书所讲的高待遇和发展个人兴趣，即便有几例个案，也不会构成十七年编辑群体日常生活的主流。反例则俯拾即是，如陈乃乾1952年1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

晨至馆，晤静山，始知蔚南遗体已于昨日下午四时火葬，计葬费二十单位。运尸车费十三万五千，骨灰匣七万元，送葬者仅五六人，凄凉之至。昨闻文献会工会拟送花圈，同人则合送现金，但皆须俟今日发薪后方可支付。不料今日因上午机关不办公，下午银行不办公，故不得不到下星期一发薪，此事恐成画饼矣。

从这条记载中看出，世界书局编译所前所长徐蔚南病逝，生荣死哀，时任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辑的陈乃乾（1956年进京到中华书局任编辑）竟然连赙金都拿不出，作者所谓的编辑群体中的“学人社群”何在？作者所谓的编辑群体享受到的“生活优渥”何在？

说到底，作者对新中国十七年编辑群体日常生活史的描述，服从于他构建起来的新中国十七年的协商式文化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不仅在人员构成上保持了延续性，而且在集体合作的模式上保持了连续性。这种整齐划一的模式为全书搭建出完整的架构，最大的成就隐含着最大的不足，作者为维护构建起来的框架概念，剪取符合其结构模型的材料，选择合意的史事材料进行填充，结果在某些细节部分呈现出一幅荒腔走板的历史图景。历史社会学能够帮助我们建构宏大的理论框架，可是却不能做到完全符合真实的过去，这大概是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难以避免的困境吧。

最近微信改版

经常有朋友错过推送

欢迎星标🌟“中国出版史研究”

及时接收最新推文

购刊链接丨Buy Links

单期购买链接 ↑

全年订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