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根红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方针的形成与出版格局的奠定

文摘 2024-05-31 08:05 北京

摘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由冯雪峰提出、沿用至今的出版方针。这个出版方针与新中国文艺“普及为主”的发展方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时“以普及为第一位”的任务要求是不甚相符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源于冯雪峰对人民文学出版的定位，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冯雪峰对艺术大众化、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外国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创作的态度和观念。冯雪峰还根据这一方针起草了出版规划，开启了人民文学出版的重点工作。随后，楼适夷、王任叔等在担任社领导期间，规划丛书出版，制订选题计划，编制“五年出版规划”，最终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基本出版格局，推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向“全国文学出版的中心”发展。

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方针；出版格局；冯雪峰

作

周根红，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2期。

文章目录

一、“以普及为第一位”与“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方针的突破

二、冯雪峰的文艺观与“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方针的理论根源

三、“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方针的发展与出版规划的系统化

四、结语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由冯雪峰提出、沿用至今的出版方针。这个出版方针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当时“以普及为第一位”的文艺指导思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时“特别注意通俗文艺书刊的出版”的任务要求是不甚相同的，因此是较为大胆和颇具创新意识的，这也表现出冯雪峰对古今中外文学的独特理解和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规划的恢宏布局。在“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出版方针的指导下，冯雪峰、楼适夷、王任叔等通过各自的出版实践，不断完善丰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规划，编制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等大型出版规划方案，最终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基本出版格局，推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向“全国文学出版的中心”的发展。

“以普及为第一位”与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方针的突破

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普及”是文艺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1949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更是将“普及”上升到政治高度，明确提出“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1950年10月28日，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再次提出：“出版总署应当充分地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著作和编译的力量，使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出版物(尤其是通俗书刊)能有丰富的供应，同时要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出版物在质量上逐渐提高。”正是对文艺“普及”作用的重视，通俗读物的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非常关注的议题。1953年10月8日，出版总署党组小组向中宣部提交了《关于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请示报告》。12月8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批准，通俗读物出版社正式成立，为中央一级出版社。这一系列的政策与实践，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普及和通俗读物出版的重要地位。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报道提出“该社编辑方针将以现代文学为主，其次是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特别注意选印通俗文学作品”。1951年4月20日，政务院第八十一次会议批准的《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中也明确提出，“一年以来，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总方针是普及与提高人民新的爱国的文化，而以普及为第一位的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应特别注意通俗文艺书刊的出版，以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所规定的出版范围虽然包括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但是，根据“以普及为第一位”和“特别注意通俗文艺书刊的出版”的指示精神，这个出版范围所隐含的意思是：一方面，应该突出这几类图书中易于被广大工农群众所接受的“通俗读物”的出版；另一方面，这里的“现代文学”，是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创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的工农兵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为指导的文学新创作，因此，“以现代文学为主”强调的也是具有“普及”意义的文学。

然而，就在“以普及为第一位的任务”和“特别注意通俗文艺书刊的出版”的政策导向下，冯雪峰在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逐步出版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要以提高为主”“要把文学出版社办成一个学术性的出版机构”。冯雪峰提出的“提高为主”的方针，显然与当时文艺发展政策和政务院报告提出的出版方针有较大的差异。据冯雪峰后来说，“提高为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前就由胡乔木和周扬提出来的，他们在同冯雪峰谈话时，强调出书的“水平”和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逐步发展到“国家出版社水平”。于是，冯雪峰在与胡乔木商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时提出，“应该不同于地方出版社，应以提高为主，实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胡乔木对此也表示赞同。因此，“提高为主”方针的提出，直接原因是基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出版社的定位，以此区别于地方出版社，体现出国家级出版社的重要责任和文学品质。

图丨冯雪峰（1903—1976）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着重出版哪些文学图书，是建社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冯雪峰在跟胡乔木提出“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后，进一步提出“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要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优秀文艺，还要整理出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仅要有现代文学，还要着手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有欧美等国家的古典名著和现代名著的系统介绍。这个出版方针，在五十年代新中国初期时提出是很新鲜的，是文学出版工作的中外古今全面发展的开端”。冯雪峰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社务会上的报告里谈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方针：“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其次是中国古典文学及民间文学，中国通俗文学和外国文学。……出版则以几个丛书为主，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苏联文艺丛书、新民主国家文艺丛书、戏剧创作丛书等。”其中，“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1948年周扬主持编选、新华书店出版的解放区文艺创作丛书，“文艺建设丛书”是1950年丁玲任《文艺报》主编时所编选、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中国文艺创作的丛书，“苏联文艺丛书”则来自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曹靖华主编的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这些出版计划自然全部转到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过，冯雪峰任职以后，“把原编译处的计划全部改变，主张从头来过”，“取消了编译处订定几种丛书的计划，并不主张另搞丛书”。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的出书范围，显然与冯雪峰密切相关。1952年，冯雪峰进一步将出版方针进行了具体化：“一、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三、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冯雪峰提出的具体化的出版方针，一方面，没有“特别注意通俗文艺书刊的出版”，在作品的选择方面强调的则是“代表作”和“名著”（中国古典名著和世界古典名著）；另一方面，拓展了外国文学的出版范围，而不仅仅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这就形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代表作”和“名著”为表征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思想指导下的出版范围和出版格局。应该说，冯雪峰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进一步扩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同时也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图书品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书基调，真正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国家出版社和“全国文学出版的中心”推进。

冯雪峰的文艺观与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方针的理论根源

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冯雪峰提出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是基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国家级定位所提出的，但是，这个出版方针的提出，与冯雪峰的文艺观也是密不可分的。冯雪峰对“普及与提高”、“五四”新文学、延安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新创作的态度和观点，是“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方针形成的根源。

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冯雪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思考。1938年11月，冯雪峰在回答大风社“艺术大众化”问题时发表的《关于“艺术大众化”》中表示：“‘艺术大众化’决不是‘迁就大众’”，“我们是一面去提高和改造大众的政治文化思想艺术的观念，一面去从大众中获得无限的力和艺术的来源。”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并不否认“文艺大众化”，但也强调艺术自身的独立性和“战斗律”。冯雪峰的“文艺大众化”观点，可以理解为对“大众”的普及和艺术的“提高”两方面的结合，前者注重文艺的普及宣传功能，后者注重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不仅论述了文艺大众化的组织、作家的培养、大众语和艺术宣传等问题，也着重谈论了文化启蒙、艺术形式创新等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从冯雪峰在1946年发表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来看，一方面，冯雪峰认同和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认为“既然为工农兵写作，则普及是最首要的，大众化的过程必须先肯定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冯雪峰对“普及与提高”有着不同的理解。毛泽东提出“普及与提高”是着眼于“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冯雪峰则认为，“要使民众起来，也非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不可；同时要实现科学的新生活的理想，尤非先除去广大的愚昧的落后的状态不成”。由此可见，“讲话”所指出的“提高”，是指沿着工农兵道路和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冯雪峰所理解的“提高”，更多还是在大众的文化启蒙、艺术层面的提高。冯雪峰对“普及和提高”的理解，尤其是对“提高”的坚持，成为他后来主政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坚持“提高为主”的重要理论资源，也体现出他对“提高”理念的执着。

冯雪峰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也与冯雪峰对当时文学创作现状的认识有关。冯雪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表现出严重的焦虑和不满。1953年，冯雪峰在《关于目前文学创作问题》中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落后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批评：“举得出来的好作品很少，如果有二十种较好，也只不过百分之一。”“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冯雪峰还对当时出现的概念化作品表现出强烈不满，甚至点名批评了老舍的《春华秋实》“是失败的，没有艺术的构思，这是奉命写的东西”。1953年，冯雪峰在为第二次文代会所起草的报告（后未被采用）总结近五年的创作时说：“大家认为我们的创作是太落后了。读者的意见也很多。我们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在数量上不能说少，但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我们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作品的水平，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前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冯雪峰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作家们不努力研究自己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很少从过去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吸收必要的营养”。冯雪峰对当时新创作表现出的不满，使得他对新创作的出版并不积极。因此，1954年，根据上级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过去的出版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时总结道：“我们出版物中，新创作的比例是不多的，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更少。”“全年出书七十八种。四九年以前的作品有卅九种，占百分之五十，其中以五四作品居多，解放区作品被吸收的仅有六种。三年选题计划中甚至很少注意到这一方面。新创作共卅五种，占全年出书种数百分之四十五，但其中反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生活的，除《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外，只有五种，而且分量是单薄的；如果以字数来算，则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占百分之六十，新创作仅占百分之四十。”

冯雪峰对“古今中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观点集中表现在1952年《文艺报》发表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现实主义的论文，也是冯雪峰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篇论文中，冯雪峰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观点和态度。一是关于古典文学。古典文学是冯雪峰最为看重的，他认为“从‘五四’以来，我们对于以古典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旧文学的批判的学习与继承，却还是非常不够的”，“现在和今后，对于我们这些伟大的遗产，深入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就是首先必要的工作”。冯雪峰进而认为古典文学“无所谓革新，只要尽力保存就是了”，“保存，是为了我们要用它，为了我们要欣赏、观摩和研究”。冯雪峰对古典文学的倍加推崇，当然直接投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实践之中。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学著作。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甚至还成立了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和影印文学古籍，这跟冯雪峰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是密切相关的。二是关于“五四”新文学。冯雪峰认为“五四”新文学是“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革命的文学运动”。冯雪峰认为“五四”新文学有两个来源：“中国宋代以后的‘平民文学’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和“欧洲近代和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冯雪峰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较具开放思想和宽广视野，既包括左翼文学运动，也包括“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文学运动。这使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五四”新文学作品时，虽然是以左翼作家作品为主，但也适当兼顾了其他作家的作品，如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曹禺的《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三是关于外国文学。冯雪峰在讨论“五四”新文学来源时对外国文学的论述，也代表着冯雪峰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同时，他还认为“五四”新文学也有“外国文学的坏的影响”，“例如美国现代文学中的那些庸俗的、堕落的东西和所谓近代主义之类，以及法国文学中的颓废主义、象征主义，和所谓世纪末情绪之类”。因此，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冯雪峰坚持的是现实主义尤其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一些他认为产生了“坏的影响”的外国文学自然得不到出版的机会。总之，冯雪峰对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论述，始终是坚持现实主义，这也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实主义方向。因此，冯雪峰所提出的“古今中外”，其核心是“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作品。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

方针的发展与出版规划的系统化

1951年，在“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方针的指导下，冯雪峰起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规划：“其中规定出书分为两个大方面，即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中国文学又分为现代中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也分为苏联及东欧当时称为兄弟国家的文学（都包括现代和古典）和资本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国家文学（也都包括现代和古典）。”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6年以前的出书范围“都已有一个定向和中心”，“就是所谓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所谓‘已有定评’的东西。”“这个中心和重点在53年以前是还不大明显的，但在54年和55年的出书计划和所出的书中就完全看得出来了。”“大量出版所谓‘五四作品’和三十年代作品，也是从53年起作为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的重点之一，到54年55年这方面的东西就一批又一批地出笼了。”正是这个“定向和中心”，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格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由于冯雪峰还兼任《文艺报》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事务较多，于是，“他调来了楼适夷和聂绀弩，聂绀弩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编辑部的工作，雪峰委托楼适夷来主持出版社全面的工作”。楼适夷非常认同日本的“圆本书”（当时日本大量出版了各种名为《全集》的丛书，如《世界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等四五十万字一卷，每月出一卷，定价一圆,因此叫“圆本书”），曾提出采取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大规模成套成批、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以及各种丛书的方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同样的丛书。但是冯雪峰并不同意，“他反对规模、气派，认为出版物第一是内容质量”。因此，“把中国古典名著系统地形成一套大丛书，大丛刊，和怎样使当代作品有组织地编成丛书，这种愿望终于无法做到”。

1954年王任叔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力辞负主要责任之职，冯雪峰最终只好同意。1954年4月，王任叔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他斗志昂扬，领导全社制定出版方针和近期远期出版规划，重视中国文学古籍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继承和弘扬祖国文学遗产的精华。出版外国名著和中国现代、当代优秀作品。”虽然1954年冯雪峰因《文艺报》事件被批判，但是，据冯雪峰所说，“头一两年的稿子全部都由我签发，53年以后，不少稿子由楼适夷、王任叔等人签发，但也大都经过我事前或事后同意的”。1956年的出版计划里，甚至还明确规定了“以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因此，1956年以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仍然遵循着冯雪峰所提出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不过，王任叔将这一出版方针推向了系统化、规模化。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4卷《瞿秋白文集》、17卷《沫若文集》、10卷《茅盾文集》、14卷《巴金文集》、4卷《洪深文集》，并开始出版《叶圣陶文集》和《郑振铎文集》，同时还重新出版了一批“五四”以来其他作家的综合类选集和分类选集（诗集、小说集、戏剧集等）和百余种现代作家优秀作品的单行本。

1954年由中国作协外委会主办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为配合这次会议的主题，拟定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1954年8月第一次修订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短促的时间内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编订的，并曾向全国各地一百多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征求意见，作了补充和修改”。该计划厚达56页。编者在说明中说：“这个计划草案，大致包括从上古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作为我们第一期翻译介绍的依据。其中包括少数文学理论名著，但是还极不完全，如文学史、作品及作家研究著作等，拟另订较系统的选题。又，当代作品选题，没有包括在内，也拟另订。”“完成第一期计划的时期，暂定为十五年到二十年。其中哪些选题应提前完成，哪些可以较缓，请提示意见。”这个草案基本囊括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方面的出版范围，也是第一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进行系统的规划。

1958年4月，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1958年9月，在新任社长王任叔的主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这个长达472页的规划草案，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两个部分，包括中外古今各类丛书20多种，还有中外大作家的全集、文集和选集，规模宏大，气魄雄伟。这份规划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进行了全面系统化的落实，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出版的基本构架。现在的一些丛书计划、选题思路，仍得益于或延续了这个视野开阔、气魄宏大、结构完整的规划草案。其中有的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等，已经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常销不衰、独家拥有的品牌图书和非常丰厚的版本资源。尽管在今天看来，当时制定的出版方针和规划，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印记，但经过具体实施，毕竟形成了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结构相对合理的图书出版格局。

结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冯雪峰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突破了当时“以普及为第一位”的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也与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时“特别注意通俗文艺书刊的出版”的普及性出版任务不尽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方针的调整，与冯雪峰的文艺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凸显了冯雪峰对“艺术大众化”、“普及与提高”、新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和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等的理解。不过，冯雪峰并不主张出版系列化、规模化的丛书，这与楼适夷、王任叔等人的出版理念并不一致。随后，楼适夷、王任叔等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期间，围绕“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划，出版了一系列“五四”作家文集，拟定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从而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格局，积累了丰富的出版资源，形成了厚重的出版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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