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佐赞丨中华书局史上的“民六危机”
文摘
文化
2024-09-06 17:36
北京
1917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原本蒸蒸日上的中华书局突然面临倒闭的危险，就如一个浑身充满了活力的壮汉突然患病一样，似乎一下子就要倒下了。这场危机被称作中华书局“民六恐慌”。按照中华书局局长陆费逵的说法，导致“民六恐慌”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三条：一是因为“膨胀即恐慌”。中华书局扩张过度，导致了这场危机。二是“预算不精密”，管理漏洞大，特别是财务管理问题比较大。且不说没有预见到战争所带来的财政紧张，就是书局内部的财务也比较混乱，书局副局长沈知方挪用3万元，就连偏远的湘局经理也欠账2万元。![]()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中华书局创办人
我们重新来分析中华书局“民六恐慌”前后的社会状况和书局的经济状况，会觉得陆费逵所说固然都不错，但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把很多责任都归结到自己身上，有自责的成分，比如扩张过度等。中华书局从事多种经营是有原因的，在当时也实属无奈，一是当时教育不普及，教科书印数少但品种多；其次同业竞争太厉害。扩张是为了生存，陆费逵说：“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然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这个是真实的写照。民国初年的图书出版业，竞争非常激烈，出版社、杂志社和报刊社生生死死实属平常，作为局长的陆费逵乘机扩张，从今天看来也是很好的经营决策。至于扩张是否有度，应该怎样去扩张，这个值得商榷，这是个经营方式的问题，应该说，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华书局自1912年元旦成立，在民国六年发生危机以前，从经营上来说，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表格来对比。至于“预算不精密”，特别是因为战争导致收支难平衡，其实就是在今天，这也是难以预测的。管理漏洞，特别是财务上的管理漏洞，那是事实，但那时候的千里之堤，还没有到要毁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业恶性竞争以及同行恶语中伤，对此陆费逵一笔带过，没有具体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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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其实导致中华书局“民六恐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两个：一是1917年7月—1918年11月的护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护法战争中，桂、滇、粤、湘、鄂、川等省的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帜，在湘、川、鄂、粤、闽等省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军队及依附于该集团的地方势力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军事角逐。当时中华书局在外设40多处分局，在上面所说的不少地方都有，如云南分局、昆明分局、成都分局、常德分局、重庆分局、汉口分局、梧州分局、桂林分局、贵阳分局，等等。护法战争使得中华书局的教科书销售大受影响，收入锐减，股东资金都投入到了固定资产里，收入一减，资金链就出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得中华书局订购的机器设备涨价，运费提高。1916-1917年，中华书局订购了德国等国家的彩印机、橡皮机、亚铅版机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照相镜（制版）等，延请了德国籍技士史密茨等外国技士。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运费和保费等猛增，却让纸张比预定的价格跌了不少，中华书局发生了货到不提货遭茂生洋行起诉的事情（副局长沈知方除了负责为中华书局订购纸张外，自己也订了不少，这次属于投机失误）。货款回收困难，投入却超出预算，纸张等变现的可能都没有，这是导致中华书局“民六恐慌”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二是当时中华书局“股本亏折已将半数，拟盘于商务”，或“中华书局即将倒闭”等谣言，也成了这次危机的导火索。1917年春，谣传纷起，说中华书局即将破产。到了1917年5月前后，谣言到了绘声绘色的程度，最终导致了股东以及存户纷纷前来提款，几天就提走现金八九万元。这一下把中华书局原来资金链不稳固的问题全暴露出来，书局到了倒闭的边缘。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谣言呢？陆费逵并没有告诉大家具体的原因，只是说了一句“同业中伤”。其实真实原因是竞争对手为了打压对方而放出风声导致的。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都采取了薄利甚至赔本倾销的办法来打压对手。如商务规定购买教科书一元，加赠书券五角；购杂书一元，加赠书券一元。中华书局为了市场份额也照这个规定做。这样的做法，几乎难以收回成本，不论是对中华书局还是对商务都没有好处。商务的董事高风池也说，这样的竞争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亡。陆费逵出于对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共同利益考虑，想把中华书局并入商务印书馆，以避免这种恶性竞争的继续。为此，陆费逵和张元济进行了几次私下的商谈，但最后因为商务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而作罢。这一消息泄露出去后，外面就谣传说中华已经资不抵债，想并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日记》1917年3月29日记：“伯鸿来信，言联合事颇漏泄，疑本馆有意破坏，嘱于一二日内决定与否。经翰翁往与说明。”一个月后，“漏泄”之事谣传更盛，遂酿成危机。股东和存户纷纷前来提款，财务一核查，就发现了中华书局资不抵债和财务漏洞。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几乎无法正常营业：债权人坐在发行所收银处，看见有了收入就提走，正常的营业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涉嫌无力偿还债务，陆费逵也被拘押，公司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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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的中华书局的危机，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以致于14年后，陆费逵说到这段时间，还心有余悸：“非身历其境者，殆决不能置信也。”“最困难之时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然而，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陆费逵等人还是化解了中华书局的危机。在化解危机的过程中，有几位关键性人物功不可没。陆费逵被保释后，为化解书局危机，把书局出租给新华公司，但新华公司7月接手11月就归还了；想与商务印书馆合并，但终因商务内部意见不合而未果。就在这个时候，中华书局董事中两位重要的董事出面了。
一位是唐绍仪。10月，唐绍仪与其他董事以及各债券人商量，议定分年摊还的办法。这个办法是确保中华书局走出困境的根本。事实上，当时很多存户不同意分年摊还的办法，如存户沈风仪因不乐意分年摊还，还提起了上诉。但唐绍仪一言九鼎，很多债券人冲着他的面子不再逼中华书局马上归还股本。唐绍仪曾经在1912年3月23日出任内阁总理，虽然是短暂的，但他拥护孙中山，在民国有很高的威望。中华书局的债务有前总理出面调解，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一位是宋曜如。确定分年摊还后，第一个和中华书局签订协议的就是宋曜如。在他的劝说下，其他股东开始意识到，只要公司在，运营得还好，大家还是有机会赚钱的，如果现在把公司弄倒闭了，谁都难做到不受损失。宋曜如是宋子文和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当时不仅已经是著名的实业家，而且和前大总统孙中山是翁婿关系，凭宋曜如的身份，当时的股东都会认真考虑他的提议。中华书局的提款风潮因两位大人物出面被阻止了，但由于没有资金，无法造货，书局还是处于停业状态。加紧生产，发货且赶快回笼资金是当务之急。可是当时的外债都还不清，怎么还有钱去造货呢？虽然期间有“公益公司”这样的小公司为中华书局的造货做了垫资，但真正解决中华书局造货资金缺口的还是“维华银团”和“和济公司”。如果说唐绍仪、宋曜如为保住中华书局出了大力气，那么吴镜渊、高欣木等人是让中华书局得以恢复生产的大功臣。吴镜渊，常州大资本家，从事纺织行业，是当时的业界大亨。他组织了以他自己为主的“维华银团”，出资10万作为中华书局的造货专用资金。处于停顿状态的中华书局终于把机器又开了起来。中华书局走出困境后，曾送给吴镜渊一个二十余寸的大银盾表示感谢，上面写着“扶危定倾”。对吴镜渊来说，这四个字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高欣木，浙江杭州人，清末举人，曾经在清政府担任过内阁中书。他1913年进入中华书局，是中华书局的董事，也是美术部主任。他不仅在“民六恐慌”时候出资认股，而且还在1921年中华书局资金周转困难时，和其他人组织“和济公司”，为书局筹集资金9万元。这笔资金使得中华书局迅速扩大再生产，并在其后不久就进入了又一个大发展时期。本文转自公众号“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原刊于《编辑学刊》2009年第6期，原题为：揭开中华书局“民六恐慌”的面纱。作者为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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