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灿丨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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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11-11 19:49
北京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除了形成文学作品的意义，阅读文本往往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读书诗就是此类典范，但一般论者往往忽视其史料价值。北宋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也产生一股自我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这一时期，由于科举规模与内容的扩大、书籍出版的技术革新，加之“诗从书中来”的风气渐盛，读书诗由此兴起。在阅读史的视野下，尝试通过对黄庭坚及其读书诗的研究，借以探察宋代士人关于阅读的各类活动，并兼而论述读书诗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文章目录
一、“缘何诗从书中来”：宋代读书风气日盛与读书诗的兴起
二、读书且为乐：以黄庭坚为例看宋代士人的读书日常
三、以诗为“证”：黄庭坚对经史子集的阅读与思考
四、结语
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的历史学界兴起了一股新的思潮，这一潮流对历史上人们历来研究最少的读者及其阅读活动投以极大的热情。而这股热潮将“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探究明显地分成两种研究取向。一为“文本扩散普及的研究”(diffusion studies)，结合若干社会学方法及观念的历史学家，将焦点放在意识形态的传播(the spread of ideology)、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以及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y)的探究，并且特别专注于阅读史和书籍史的调查，尤其关注书籍的版本、流变、销售等的分析，并欲从中了解书籍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这个研究趋向的主力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包括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罗杰·夏提埃(Roger Chartier)、丹尼尔·罗切(Daniel Roche)、弗雷德里克·巴比尔(Frederic Barbier)、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另一个研究取向则是“话语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意即注重于以哲学思维运用于文本的分析，并多方运用语言学(linguistic)的概念去诠释文本，其关注于政治思想史的变迁。英国剑桥大学则是关于这一研究方向的重镇，如约翰·波柯克(John Pocock)、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邓恩(John Dunn)和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等学者皆着力于此。近年来，随着西方新文化史的风潮，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也逐渐从西方扩及东方，中国这一历史古国，自然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例如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台湾地区学者潘光哲、李仁渊以及大陆学者章清、张仲民等都对近代中国阅读史展开了相应的研究。
总体而言，国内外这些学者多以探究文本扩散普及的态度，质疑传统历史对社会文化的诠释，试图重建过去的“阅读文本—接受文本—读后反馈”的实况。他们观察书籍生产量在时代中的变动，研读曾被忽视的通俗文本，并细查出版商与书店主及读者间的三角关系，以此作为他们研究调查过去人们阅读状况。就研究年代来看，多是侧重对变革年代的民众对于知识和文化接受的考察，如国外的阅读史研究多针对18—19世纪，国内则侧重于明清以及清末民初之际。从中国历史上看，诗歌常常是诗人感情抒怀的一种重要媒介，特别是到了两宋时期，“读书诗”尤为兴盛，像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人士大夫的诸多诗歌创作中往往会抒发对于读书之感。但迄今为止整个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层面，尽管不乏论述，但依然没能穷尽其功用。部分原因是读书诗篇幅短小、用词精简，经常给人浮光掠影之感，试图从只言片语归纳背后的理论，所得自然乏善可陈。
笔者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研究方式，将读书诗看作一种新兴的写作／批评形式、一种新的书写与阅读行为。这种观点有助于将文学批评导引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我们将发现，读书诗是一面奇妙的诗歌明镜，以复杂多重的方式试图回应“读书为何”“怎样读书”“读书人应与怎样的人相交”等问题。尤其是在当下阅读史研究中，较为缺乏对明清之前的读书人阅读生活之观察，由此，笔者试图以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所创作的读书诗为中心进行考察，在阅读史的研究视野下试图探寻宋代精英学人的读书活动及其读书感受。
“缘何诗从书中来”：
宋代读书风气日盛与读书诗的兴起
入宋以来，赵匡胤结束了晚唐以来的割据与战乱，社会相对稳定，商业经济较为发达，都市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宋代的科举取士制度经历两次重大改革后，不仅取士通道公正严格，而且取士规模也较唐代更为扩大，具备知识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兴起。宋初承接晚唐五代的战乱之后，社会与文化遭到重大的破坏，于是人们产生强烈的重建社会秩序与人伦价值的需求，中唐时期知识分子的理性反省、凝练沉潜精神于此重现。宋初，宋太祖曾问宰相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曰：“道理最大。”这句话显现了宋人注重理性思辨的思想特征。政治家讲事理，读书人注重自身之社会责任，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胸襟；哲学家讲天理、性理，新儒学兴起，理学家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追求人格的高洁完美；佛教徒讲禅理，否定外在权威的禅宗兴起，他们议论、翻案，以求顿悟自性；文学家讲文理，为文作诗注重义理与章法，各种文学理论发达，诗话兴起，文人们批评诗歌、解析诗歌……举凡一切人文领域的种种，莫不反映了这股理性反省的精神。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歌发展到唐代，可说已经达到了巅峰，后人想要超越，恐怕是一项艰巨任务。王安石曾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蒋士铨也曾说：“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他们道尽宋人艰难的处境，可见唐朝诗人已经开创了宋人难以超越的诗歌成就。面对这种艰难处境，唯有自辟蹊径才能再创巅峰。在这种体认之下，宋人采取学古变古的策略，从书中蓄积智慧精研诗法，开创了宋诗的特色。例如：苏轼主张读书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黄庭坚主张“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翁方纲亦指出：“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宋人取古人优长总结诗文创作的方法，视“读书”为推陈出新、自成一家的捷径。从书中学习，从而另辟蹊径超越唐诗，实际上说的是宋代士人愿意读书的一个诱因。而宋代之所以能够让士人群体便利地读到书，还要归功于当时的各项政策与社会条件。为了招揽文士，政府扩大取士名额，打破唐代以来的门第限制，不论阶级都可凭借科举获得入仕机会。为了使科举制度更加公平严格，宋代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改革。改革的成果有三：1.彻底地打破门第限制，结束了士族地主垄断科举的局面，社会阶级流动更为自由；2.废除荐举制度，采取“封弥”和“誊录”，严格防止考场内外的舞弊，“一切以程文为去留”；3.考试内容趋于多元化，读书人必须广泛阅读、独立思辨，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科举改革后，考场上不讲门第、只问成绩，有才之士均可通过科举踏上仕途，因此，对宋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北宋时期教育文化的普及，也在无形中倡导了社会的读书风气。唐代科举以进士科最受重视，其考试又以诗赋为主，考官以诗赋表现作为取士标准，论、策成为可有可无的科目。宋初考校科目分为进士科和诸科。进士科试诗赋、论、策，诸科试帖经和墨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增设明经科，以试经义为主。熙宁年间，王安石废明经科、诸科，独存进士科，并以经义考试代替诗赋考试。熙宁变法罢诗赋，废除明经诸科，改成以试经义、论、策的进士科。经义的考试性质和明经科的大义相似，应考者必须研读经文、深究义理，文章方能透彻精辟。元祐三年（1088）又将进士科改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诗赋考试又回到熙宁变法前的盛况。随着考试内容的改革，逐渐以阐释经文的大义、经义取代背诵的墨义、帖经，读书人唯有博览群书、积学深厚，才能脱颖而出。宋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可说是空前发达。学校教育主要有三种。1.中央官学。宋朝继承唐五代的学校制度，在国子监下设置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辟雍、武学、律学、小学等。宋代中央官学制度有许多革新。首先，中央官学入学资格放宽，教育对象扩大，招收人数逐渐增多。其次，官学的教学组织也不断改革。神宗时，王安石创立“三舍法”，将生员分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通过考察者可升入内舍，再从内舍升入上舍，这种制度注重平时考查和升舍考试，成绩优秀者则授予官职。哲宗元祐年间，太学三舍法遭废除；绍圣后新党重新执政后，又重新实施三舍法，并扩大到地方州学。徽宗崇宁年间，诏令天下兴学，规定县学生考升州学，州学生每三年入贡太学的办法。至此，北宋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学校学制。三次教育改革后，国子学和太学的人数大增。王安石施行太学三舍法至北宋末年，在学的太学三舍学生常年维持在2000—3000人，而唐朝鼎盛时期的太学人数也才不过500余人。2.地方州学。宋代地方行政分为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州以下设置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称为州学（或府学、军学、监学）及县学，其教育的对象为庶民子弟。宋初天下初定，政府对地方官学并不重视。真宗时，诏令天下整修孔庙，在孔庙设讲堂、聚生徒。仁宗明道、景祐年间，下诏州郡立学，赐予经书及学田；庆历四年，诏令天下州县立学，诸路、州、军、府、监除了旧有学校，其余各令兴学，若修学人数有200人以上，许更设置县学。至此，州学建制大体完成。3.各地书院。在北宋167年历史中，书院总数有73所以上，略微超过唐五代十国近350年所有书院的总数，而实际存在的书院约有100所。这些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浙江、河南最多，仅江西一省就有23座书院，是北宋时期书院最发达的地区。宋代书院的功能从藏书、修书，转变为侧重教育。太宗至仁宗时代，朝廷多次赐书、赐田、赐额、召见山长、封官嘉奖，书院的功能及地位获得君民广泛认同。另外，科举与书院结合，更强化了书院的教育功能。如：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黄庭坚曾祖父黄中理广聚图书数万卷，建樱桃洞、芝台二书院，令子弟读书其中，黄氏子弟十人皆登甲科，号称“黄氏十龙”。（四）图书出版技术、方式及内容的革新。北宋时期，造纸技术的进步使得印刷书籍的重要材料——纸的价格变得低廉，而且伴随着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术被大量使用于各类书籍的印制中，促进了书籍的广泛传播。从唐末至宋初，由于帝王提倡及民间宗教力量，雕版印刷术普遍运用于宗教书籍的雕印。冯道雕印《九经》之后，官方及私人刻印儒家典籍也成为一种潮流。到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及学校教育受到重视，印刷事业更加发达。刻印书籍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农业、技艺、医学、佛经等书，造就了雕版印刷术的黄金时代。宋代书籍需求扩大，种类及版本繁多，复制数量庞大，刻印地点遍及全国，刻书机构众多，形成官刻、家刻、坊刻三足鼎立的盛况。在官刻方面，北宋时期的书籍制作方式以手工抄写和雕版印制并行。宋初采取尚文国策，将大量人力投入抄书、编书、校书、刻书事业，官方刻书机构包含中央和地方州县等机构，其中以国子监刻印的书籍校定较为严谨，印刷精美。在坊刻和私刻方面，由于印卖图书的利润很高，北宋时期刻印书籍的坊肆众多。书坊除了受委托刻印及贩卖书籍，有的还兼编撰、出版、发行于一身。书坊刻印种类多、速度快、营销广，对于宋代文化的活跃有极大的贡献。由于书肆刻印及贩卖发达，宋代坊肆发行的书籍流传各地，而且刻印书目的种类众多。（五）官私藏书开放度较高。宋初，国家藏书处有三馆：史馆（编修国史、历书及图籍）、昭文馆与集贤院（四库图书修写、校雠）。太宗设崇文院，作为管理图书的总机构，还另设书库保管三馆藏书万余卷，称为“秘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与秘阁统称为“四馆”，是国家藏书中心。此外，政府还在国子监、学士院置有藏书；宫内图书则分藏于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等处。国家藏书也对读者开放。例如：宫廷内府藏书对皇室宗族开放；政府藏书对官吏开放；在科举考试殿试时，集贤书库负责提供图书；大臣子弟与官吏因工作需要，可在政府藏书的馆阁查阅书籍资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曾记载官方藏书因借阅丢失的事情：“近年用内臣监馆阁书库，借出书籍，亡失已多。又，简编脱略，书吏补写不精，非国家崇尚儒学之意。请选馆职三两人，分馆阁人吏编写书籍，其私借出与借之者，并以法坐之，仍请求访所遗之书。”丢失原因中，不排除因人与人之间传抄官方藏书而遗失的可能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们这种私借传抄的活动，也促使书籍的流通范围更为广泛。此外，由于宋代大规模取士，形成有钱、有闲、有才的士大夫阶级，藏书成为士大夫间的风尚。宋代印刷和造纸术兴盛，图书印制较易且数量庞大，私人获取图书更为容易，使宋代成为我国私人藏书的极盛时期。根据曹之的考据，宋代藏书家共311人，藏书在万卷以上的就有121人。相比较之下，宋代以前可考的藏书家，先秦有3人，汉代7人，三国8人，晋代7人，南北朝59人，隋代3人，唐代87人，五代27人。宋代藏书家无论是人数还是分布地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例如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入仕后，将九千多卷藏书置于少时读书的庐山白石庵僧舍，成为供众人阅读的“李氏山房”。从诗歌发展的外缘因素来看，宋代的学术成就相当高，读书风气大盛，士人阶级兴起；科举改革之后，取士制度更加公平客观，仕进之路通畅，学校教育受到重视；大量的士人进入学校，投身科举，创造了广大的图书需求，促使印刷出版事业更加繁荣，书籍便宜易得、流通广泛。在科举、学校、印刷等因素交互影响之下，宋代教育普及程度远远超越前代。从诗歌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看，宋初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产生一股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宋代诗人普遍有自成一家的自觉，他们继承前人的伟大成就，并以此为基础而创新，为了超越唐人的诗歌成就，他们采取异于唐人重意象的路径，不但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也发展出尚理趣、重议论的宋调特色。在此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之下，便形成了宋诗从书中取材、尚思理、好议论的“以学问为诗”特质。黄庭坚，生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卒于徽宗崇宁四年（1105）。他主张规摹古人，其具体表现即为“以学问为诗”“以故为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的诗法。黄庭坚在宋代诗坛位居领导地位，他对于宋人的影响力自然不容小觑。读书学古及规摹古人诗法，正是黄庭坚超越前人的蹊径，那么黄庭坚对前人的接受情形，必然也显现在其诗歌创作之中。因此，欲探究黄庭坚对前人的接受情形，最直接便捷的方法，便是研究黄庭坚的读书诗了。元丰八年（1085），黄庭坚以校书郎被召至京师，从而进入其人生的重要阶段——馆阁时期。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推荐他与范祖禹、司马康校定《资治通鉴》。四月，苏轼主持学士院馆职召试，选拔毕仲游、张舜民、张耒、晁补之、廖明略等入馆职。次年，苏轼荐举秦观为秘书省正字。元祐年间，苏轼带领“苏门四学士”，谈书说艺、宴饮游赏、唱酬赠答，俨然北宋文坛黄金年代。汪藻曰：“元祐初，异人辈出，盖本朝文物全盛之时也。”（一）以茶佐书的馆阁日常。修书、校书是馆阁人员的主要工作，因此有“校雠之课”的规定。例如：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诏令制定校书功课，“每员复命校册叶背面二十一纸，月终具奏，仍乞降考功”。馆阁藏书，上自历代经典，下至稗官小说、巷议街谈，无所不有。馆阁文人得职务之便，得以尽阅藏书，这是当时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事。王禹偁就曾赋诗《暴富送孙何入史库》，诗云：“孟郊常贫苦，忽吟不贫句……跃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孟贫昔不贫，孙贫今暴富。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在得书不易的年代，馆阁人员得以尽阅群书，以至于孙何进入史馆即被视为贫人“暴富”。元祐三年（1088），黄庭坚作《东观读未见书》，其诗中云：“……诏许无双士，来观未见书。皇文开万卷，家学陋三余……”东观为后汉藏书之所，汉肃宗曾诏黄香诣东观读未尝见之书，京师号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黄庭坚入馆读书修书，宛如黄香入东观。他以“皇文开万卷”“竹帛森延阁”等句，由衷赞叹馆阁藏书之丰富，与“孙何暴富”颇有相似之意。古人读书喜伴茶。宋代饮茶文化普及，文人互相赠茶、煮茶读书，帝王也赐茶，以示恩宠。黄庭坚所写咏茶诗近98首，为宋人中最多。其咏茶诗显现了文人以茶佐书的雅致。修书、校书为馆职工作，饮茶能提振精神、清明思绪，更能引出文人之思。元祐元年（1086），黄庭坚作《以双井茶送孔常父》有“故持茗椀浇舌本，要听六经如贯珠”，便是描述馆阁校书饮茶的雅趣；《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也是馆职文人校书饮茶的佐证。治平三年（1066）苏轼任馆职时，即有馆阁公费聚食制度。元祐年间，苏轼提倡恢复旧制，黄庭坚作《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附和之，诗中提到馆阁前辈“文会陈果茗”聚会情形，可见馆阁文人以茶佐书是一种生活常态。黄庭坚任馆职时，还曾得到帝王赐茶。《谢送碾赐壑源拣芽》则是描写他作为小小的校书郎获得帝王赐茶后的欢欣心情，“春风饱识太官羊，不惯腐儒汤饼肠。搜搅十年灯火读，令我胸中书传香”四句诗，以诙谐的语气表达自己虽然位卑官小，但却胸藏万卷的心态。（二）曝书会。宋代曝书会是为馆阁晾晒图书而设的聚会。《墨庄漫录》载：“文潞公为相日，赴秘书省曝书宴。”《事实类苑》载：“秘书所藏书画，岁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二月，诏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御史中丞暨馆职，宴于阁下，除图书古器纵阅之，题名于榜而去。”曝书会除了宴饮，还有观阅典籍、欣赏古玩图画、题名于榜等活动。皇祐五年（1053），梅尧臣参与曝书会，题《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一诗，畅谈其得见“世间难有古画笔”的难忘情景。其诗曰：“……羲献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轴光疏疏。最奇小楷乐毅论，永和题尾付官奴。又看四本绝品画，戴嵩吴牛望青芜。李成寒林树半枯，黄荃工妙白兔图……”仅从诗中所见，即知当时宋代馆阁中的收藏着实无比珍贵。元丰元年（1078），苏颂亦有诗《和宋次道戊午岁馆中曝书画》曰：“鸿都清集秘图开，遍阅真仙暨草莱。气韵最奇知鹿马，丹青一定见楼台。宴觞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大厦才。久事簿书抛翰墨，文林何幸许参陪。”曝书会异书名画罗列，苏颂因有“文林何幸许参陪”的赞叹，显现了非馆阁官员获邀参与曝书会的喜悦。此外，刘挚也作《秘阁曝书画次韵宋次道》：“帝所图书岁一开，及时冠盖满蓬莱。发函钿轴辉唐府，散帙芸香馥汉台。地富秘真疑海藏，坐倾人物尽仙才。独怜典校来空久，始得今年盛事陪。”诗中提到馆阁藏书丰富，与会者尽是“仙才”，这也正是曝书会最为显著的特色。曝书会是宋代文化界中的大事，与会文人观赏秘府之藏，赋诗题咏、驰骋才学，展现了宋代特有的书卷风流及文人气象。（三）与藏书家的交游。宋代的私人藏书，无论人数还是分布地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黄庭坚躬逢其盛，与著名藏书家往来密切，共阅藏书，交流珍本，以书本为创作题材，实属文人雅事。在与黄庭坚往来的藏书家中，李常为黄庭坚的舅父；刘涣为黄庭坚叔父黄廉的岳丈，黄庭坚与刘氏一家向来友好；黄庭坚二十岁赴礼部考试，结识晏几道；元祐年间，黄庭坚与钱勰、王钦臣、司马光等藏书家交往；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谪迁荆州，结识藏书家田子平。在这些人中，黄庭坚曾以唐代“耐久朋”魏玄同与裴炎来比拟他与晏几道之间的深厚情谊，又以“同是蠹鱼痴”表达两人为书痴，“还归理编册”是共同的生活雅趣。黄庭坚除了与晏几道这样的著名藏书家密切往来，还与胡朝请、王球、邱十四等人交往。三人事迹未见于史传，不过黄庭坚都曾向他们借阅藏书目。元丰四年（1081），黄庭坚结识胡朝请，曾以诗向胡朝请借阅书目。藏书家收藏一定数量的书籍时，多会编撰藏书目。胡朝请既有书目，可见其藏书颇为丰富。《闻致政胡朝请多藏书以诗借书目》其诗云：“万事不理问伯始，籍甚声名南郡胡。远孙白头坐郎省，乞身归来犹好书。手抄万卷未阁笔，心醉六经还荷锄。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此诗前四句称赞胡朝请学问渊博如胡广，后四句则自陈勤勉好学，请求胡朝请打开书库之门钥（开锁鱼），慷慨地将书籍借给黄庭坚。建中靖国元年，黄庭坚到荆州，罹患疾病，因而寄居荆南，崇宁元年（1102）才前往太平州赴任。这段期间黄庭坚与田钧往来密切，他曾以诗表达借阅藏书之意，如“虽无季子六国印，要读田郎万卷书”“我卜荆州三亩宅，读田家书从之游”；又如“万卷藏书多未见，老夫端拟乞荆州”。田钧家藏万卷，不吝与人分享，黄庭坚曾邀朋友来此研读藏书：“田子平家博古堂清风永日，可速驾来此，主人虚心相待也。”可见田钧对黄庭坚甚为礼遇。寓居荆州期间，黄庭坚与朋友于博古堂谈论经典、切磋学问，精进了彼此的见闻及学识。黄庭坚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深厚，又深受舅父李常与岳父孙觉、谢师厚的栽培和教诲。家族中浓厚的文化气氛，使他具有深厚的学术陶养。在仕宦生涯中，他曾担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又任职秘书省，参与校定《资治通鉴》与编写《神宗实录》。由于担任学官，黄庭坚得以大量阅读官学藏书。宋代私人藏书风气极盛，藏书家多博通经史。黄庭坚与诸多著名藏书家往来密切，他们传抄珍本、交流秘藏、切磋学问。这些丰富的读书交游经历，也使得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在阅读经典之余更增添一份人生阅历。艾略特(T. S. Eliot)在其经典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宣称二十五岁以后若仍想成为一位诗人，须备“历史意识”，也就是“不但要能够透视‘过去’，还要洞察过去之延续和它在‘现在’的具现”。而黄庭坚亦强调人格修养为创作的根本。因此如何理解古代典式之作，认识其在当今创作的意义，实属要务。黄庭坚认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言语文章是“道”的载体，唯有人格完美高尚，才能使诗文超脱尘俗。对人品的注重，是他的诗学思想的基础。为了增进人品与学识，学者必须研读经典，提升其道德修养。他曾教人治经观书之法：“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事亲处兄弟之间，接物在朋友之际，得失忧乐，一考之于书，然后尝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他指出研读典籍的目的有三：玩其文章、谈论义理和养心治性，其中养心治性最为重要。学者必须以经典稽考自身言行，方能增进品德。中国古代书籍主要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四类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图书，清乾隆时曾由政府编纂《四库全书》，便按经史子集分类编辑。因而本文的读书诗依照传统阅读书籍分类，分为读经部诗、读史部诗、读子部诗和读集部诗四类。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宝华点校的《山谷诗集注》所收录的读书诗共有27首，依照其所读文本类型进行分类，可知黄庭坚读经部诗4首、读史部诗9首、读子部诗部2首、读集部诗12首，而本文尝试从这27首经史子集读书诗中探讨黄庭坚研读经典的所得与所感。（一）关于经部书籍的阅读。读经部诗4首，分别为《学许氏说文赠诸弟》《演雅》《读方言》《奉答圣思讲论语长句》，其阅读文本有《说文》《埤雅》《方言》《论语》，前三者属小学。元丰六年（1083），黄庭坚于太和任上作《奉答圣思讲论语长句》，其诗曰：“簿领文书千笔秃，公庭嚚讼百虫鸣。时从退食须臾顷，喜听邻家讽诵声。观海诸君知浩渺，学山他日看崇成。暮堂吏退张灯火，抱取鲁论来讲评。”此诗为和答他人读《论语》之作，旨在阐述“不可须臾离道”的思想。县官簿领文书繁忙，公庭诉讼如百虫乱鸣。日暮从公务中暂退，邻家读书声使诗人产生“道不可须臾离”的感悟。
颈联以《论语》为学如为山之典故，勉人进德修业须持之以恒。尾联再写诗人于日暮吏退之公堂，点燃灯火，讲评《论语》，致力于德业之进修。“时从退食须臾顷”点化自《中庸》“道也者，不可以须臾离也”。可知黄庭坚虽公务繁忙，却仍秉持不可须臾离道的态度，时时以经典养心治性。黄庭坚治《论语》，重在“取其切于人事者，求诸己躬，改过迁善，勿令小过在己，则善矣”，这种“事事反求诸己”的态度，便是“道不可须臾离”的实践。他曾说：“近世学士大夫知好此书者已众，然宿学者尽心，故多自得；晚学者因人，故多不尽心。不尽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晓析训诂，不能心通性达，终无所得。”他强调研读《论语》必须尽心为己，方能有所得；若仅知“章句分解”“晓析训诂”，就不能通达心性，终无所得了。研读经典唯有“事事反求诸己”，方能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二）关于史部书籍的阅读。黄庭坚有自己的读史主张，他说：“读史之法，考当世之盛衰，与君臣之离合。在朝之士，观其见危之大节；在野之士，观其奉身之大义。以其日力之余玩其华藻，以此心术作为文章，无不如意，何况翰墨与世俗之事哉？”又强调：“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其观史所重有三：考察当世盛衰及君臣离合；观士人“见危之大节”与“奉身之大义”；观人之贤愚不肖。他不仅注重“资治借鉴”的效用，还要效法古人节义、明辨古人贤愚，以追求人格陶冶。其读史部诗9首，分别为《读曹公传》《夜观蜀志》《读晋史》《次韵谢子高读渊明传》《读谢安传》《书睢阳事后》《次韵奉和仲谟夜话唐史》《和陈君仪读杨太真外传五首》《书磨崖碑后》，其中读魏晋史书的5首、读唐代史书的4首。有关魏晋史籍的读书诗，其内容分别评鉴曹操、刘备、诸葛亮、范宁、陶渊明、谢安等人物的历史功过；有关唐代史籍的诗作，则聚焦于一代治乱之因，其论述的焦点在于玄宗荒淫败坏国政与宠信杨妃的历史悲剧，肃宗不孝争权夺位，以及睢阳守将的忠义节操。熙宁元年（1068），黄庭坚读《晋史》，对魏晋时代盛行的“清谈”之风进行评论。其诗《读晋史》曰：“天下放玄虚，谁知与道俱？唯余范武子，乃是晋诸儒。”当天下陷溺玄虚之际，范宁设学校，授《五经》，为《春秋·穀梁氏》作注，黄庭坚认为范宁全力维护儒学正统，其贡献不可抹灭。范宁批判王弼、何宴开清谈之风，使天下舍弃儒学，仁义沦丧；知识分子“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终致中原沦陷，其罪行深于桀纣。此诗前后互相烘托，慧眼独识范宁“众醉独醒”的睿智。陈寅恪曾言：“清谈之与两晋，其始也，为在野之士，不与当道合作；继则为名士显宦之互为利用，以图名利兼收而误国。”从知识分子的责任来说，在野之士隐居山林，不负政治责任，其清谈不致误国；但高官政要崇尚清谈，不屑综理世务，着实是贻误苍生。因此，石勒曾怒斥王衍：“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范宁更是强烈抨击清谈之风，主张提振儒学，以安定国家礼法与社会秩序。黄庭坚独识范宁以苍生为念的济世精神，可谓史识独特。（三）关于子部书籍的阅读。其读子部诗仅有2首，分别为《几复读庄子戏赠》《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前者以儒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思想阐释齐物论，显现其儒道融合的思想特性，后者则以道教经典为诗材，可见儒者借鉴道教修炼方法修养心性的尝试。《黄庭经》是道教重要经典，也是唐宋以来内丹说的主要理论来源。此书是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以存思诸神和服气积精为主要的修仙理论。修炼者须恬淡无欲，排除情欲纠缠和外物干扰，才能进入虚无静寂的状态。这种注重意念专注与虚静的修行方法，自东晋以来广受士人群体的欢迎。苏轼与道士蹇拱辰交游，元祐三年（1088）道士将归庐山，苏轼书《黄庭经》赠之，由李伯时作画，苏轼题诗于卷后，黄庭坚与苏辙均有次韵之作。苏轼作《书黄庭内景经尾》诗曰：“太上虚皇出灵篇，黄庭真人舞胎仙。髯耆两卿相后前，丱妙夹侍清且研。十有二神服锐坚，巍巍堂堂人中天。问我何修果此缘，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传。殿以二士苍鹄骞，南随道师历山渊。山人迎笑喜我还，问谁遣化老龙眠。”诗歌首六句隐括经文内容，说明修炼《黄庭经》使人心神清爽、十二脏腑之神体形完坚。七至九句说明修炼《黄庭经》可使心性达到“朝空夕了然”的清明。诗末四句盛赞李伯时的画作与《黄庭经》之功效，使卷末苏、李画像羽化登仙，追随道士同游庐山山渊。苏辙次苏轼诗韵，作《次韵子瞻书黄庭内景卷后赠蹇道士拱辰》，其诗曰：“君诵黄庭内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视片月堕我前，黑氛剥尽朝日研。一暑一寒久自坚，体中风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缘，至哉道师昔云然，既已得之戒不传。知我此心未亏骞，指我婴儿藏谷渊，言未绝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诗歌前六句说明蹇道士修炼《黄庭经》的目的在于“洗心”而非“求仙”，接着三句说明修炼此经使人心灵清明，身形坚闭，体中气血畅行。末四句谦称自己道行浅薄，而道士之道行高深与身形敏捷，令作者佩服不已。黄庭坚次苏轼诗韵，作《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其诗云：“琅函绛简蕊珠篇，寸田尺宅可蕲仙。高真接手玉宸前，女丁来谒粲六研。金龠闭欲形完坚，万物荡尽正秋天，使形如是何尘缘。苏李笔墨妙自然，万灵拱手书已传。传非其人恐飞骞，当付骊龙藏九渊。蹇侯奉告请周旋，纬萧探手我不眠。”此诗前七句隐括自《黄庭经》。首句说明《黄庭经》是道教修炼内丹的重要典籍，“琅函”“绛简”“蕊珠篇”均指道教经典。第二句点化《黄庭经》经文“寸田尺宅可治生”，意指存思身中百神，便可乘云登仙。三、四句点化《黄庭经》经文“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宸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散作五行变万神”及“神华执巾六丁谒”，意思是说《黄庭经》为玉宸君所作，修炼此经可拥有役使六丁女神的力量。五至七句则指出《黄庭经》注重服气积精，修炼者必须如“金龠”般严闭穴道和欲望，才能常保身体完坚、长生不老。末六句为诙谐语，赞叹苏、李笔墨为稀世之珍，蹇道士须交付骊龙深藏九渊，莫为俗人所取，并恳请道士告知藏经之地，诗人愿深入九渊探取经卷。从三人的诗歌唱和来看，宋代读书人与道士交游密切，对道教经典亦有相当的涉猎。诗歌中阐述《黄庭经》修炼与养生的思想与方法，传达“洗心不修仙”的思想，体现出当时的读书人借助道教经典修养心性的情形。黄庭坚一直主张以经典养心治性，此诗虽为唱和之作，但从其“洗心不修仙”的个人主张来看，修炼《黄庭经》或许也是黄庭坚“养心治性”的方法。（四）关于集部书籍的阅读。读集部诗12首，分别为《漫尉》《谢仲谋示新诗》《和答李子真读陶庾诗》《薄薄酒二章》《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三月壬申，同尧民希孝观渠名寺经藏，得〈弘明集〉中沈炯同、庾肩吾诸人游明庆寺诗，次韵奉呈二公》《还深父同年兄诗卷》《奉答谢公静与荣子邕论狄元规孙少述诗长韵》《题刘法直诗卷》《跋子瞻和陶诗》《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戏效禅月作远公咏》。《礼记·学记》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读书人常以有一知己而欣慰，苏轼与黄庭坚之间亦是如此。元丰七年（1084），四十九岁的苏轼过紫极宫，见道士所刻李白诗卷，因次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作《和李太白》：“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流光发永叹，自昔非余独。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缅怀卓道人，白首寓医卜。谪仙固远矣，此士亦难复。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惟应玉芝老，待得蟠桃熟。”前八句描述诗人寄宿紫极宫，感怀李白不为世用的身世，因有“流光发永叹，自昔非余独”的感慨，表达了苏轼对于仕途舛逆的感叹。后八句以李白及卓道士难以复生，感叹人生如棋局，其变化无法回还，唯有旷达自持，才是超脱困境之道。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隔年黄庭坚过紫极宫，见李、苏诗作，作《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其诗曰：“不见两谪仙，长怀倚修竹……但观草木秋，叶落根自复。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苏李，蟹肥社醅熟。”身为苏轼的知己，黄庭坚看到苏轼与李白的境遇相似：李白怀有鸿鹄之志，却在现实牢笼中折翼挫伤，饱受斥鷃之辈窃笑；苏轼耿介不阿数遭贬谪，为了坚持拯物济世之志，甘受政敌攻讦与打压。长李白四十二岁的贺知章，最早称李白为“谪仙人”，但第一个充分认识李白价值的人，却是小李白十一岁的杜甫；长苏轼三十岁的欧阳修，最早从苏轼身上预感到一代文化天才将“独步天下”，而小苏轼九岁的黄庭坚，则是苏轼最深切的文化艺术知音，是苏轼价值的最有力的阐发者。苏、黄“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的高洁情操，实为“爱人以德”的最佳典范。阅读不仅是可资塑造叙事的策略，更是文人士大夫分辨他者／自我团体凝聚力的所在。就本文研究内容来看，读书诗作为宋代一种较具代表性的文学创作，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黄庭坚这一层级的士人（群体/个人）的所读所感仍然有着较大的作用。首先，它让我们能够掌握一部分宋代士人所进行过的阅读实践以及他们所阅读过的书目；其次，联系其写作背景与年代以及作者当时的状况、分析其诗作内容，可以大致构建出一个同阶层宋代士人阅读过程，包括他们如何获得阅读对象、他们的阅读感受以及阅读习惯等。黄庭坚的读书诗不仅显现了他对前人的学习与继承，同时还呈现了他在个人的学识上对前人的借鉴与创新，而且也是他个人阅读经历的一种记录。例如他认为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明矣”，其实像这样凭借阅读进而洞悉事理、具有卓越识见，又何尝不是一种学术的积储和心灵的活化。所有的阅读接受行为都是一种学习与继承。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发挥想象力，运用各种思考能力，将作者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内涵复现出来，同时又加上读者自身的人格、气质、情感、思想，重新创造各种各具特色的艺术形象，使文本的意义得到补充和开拓。当阅读者通过阅读进而想抒发读后所感从而转化为一名诠释者时，总会或多或少地以身处当代的自我意识去诠释古人的著作，但实际上，对于通过诗作等形式进行诠释的阅读者其实不必努力也不可能与古人处于同一个境界。因此，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中的黄庭坚，在读罢经典后吟诵读书诗时，他就已经将自身的种种情志融入阅读这一活动的整个过程当中了。当他填补读罢前人典籍或是诗作的时候，便有可能在不自觉当中，将自我意识填补于自我的读书诗之中。因此这些读书诗即可视为其对自己读书经历的一种标记，也是借读书抒发自我的情怀，将其所处时期各种心境投射于诗中，实际上亦是黄庭坚作为一名“不普通”的读者对其所读原作的一种填补与阐释。而从阅读史研究层面来看，阅读史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阅读在历史上是如何实践”“历史上有哪些人实践、怎么进行实践、他们阅读的对象有哪些”“这个阅读的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社会获得了什么”等。因此，史料的运用和来源尤为重要。毕竟单从“阅读”这种行为本身而言，是一种相对个人化的行为，这也加大了获取史料的难度。美国著名的阅读史研究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曾对如何加强阅读史研究提出五点建议，其中就希望研究者能“从若干遗留下来的史料（如自传、眉批、提要、随笔等），去发现读者如何述说阅读对他们而言到底意义为何”，并主张使用文学理论的方法来辅助研究。就目前的国内外阅读史研究来看，以史料来源而言，主要是使用档案、日记、书单、回忆录等。而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读书诗，自然有着其文学评鉴上的意义，而且国内目前对于读书诗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此。但我们都知道一切语言都有其后设层面，俄罗斯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曾提出语言交流的六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后设功能，差别只是或显或隐，是否居于“主导”功能而已。唐宋以来，数量可观的读书诗实际上仅有少数得到了充分讨论，读书诗具有高度自觉（selfconsciousness），自我反射语言、体制、作者、读者、传播、文学建制等问题，可以看作诗歌活动在某种幻设空间的自我展示、诗歌自身的某种浓缩显影。从理论意义而言，读书诗展现的理论视域与史料意义可以简要勾勒如下：一是本体层次，涉及文的观念、所读为何物等；二是后设语言，涉及嫁接、形象批评等修辞策略，自我展示诗歌技巧、文学成规，甚至某种介入社会的语言行为（speech act）；三是主体，涉及诗人的形象和身份，体现深层心灵与想象构思，充满复杂的建构与解构的力量，折射出一幅诗人的自画像；四是阅读与传播，读书诗是一种具体的语言行为，涉入酬唱、社交、声誉、权势等社会生活，经常展示文学传播的机制与过程，在文本内部加以演示；五是历史，读书诗经常展示所读物的历史性，折返诗歌自身的历史，最有趣的是关于经典竞争、影响的焦虑等接受史的问题。以巴赫金（Mikhail Barkhtin）的对话理论来看，读书诗不仅颇似一份文人的书单，更是一份质量上乘的读后感，那些文人之间以诗、史、书为对象的唱和之作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读书人之间的一种关于阅读/知识的交流。这种高度对话、自我反思的文本通常出现在文化转型期，中晚唐、两宋本身就处于历史学家所谓的“唐宋变革期”，价值系统逐渐从传统导引转向内在导引，传播媒介从抄本时代转向印刷时代，书籍形式从诗卷转向文集，批评意识逐渐从作者转向读者；读书诗充满实验、自我反思的特性，开启别具一格的书写与阅读传统，徘徊在写作与阅读、真实与虚构、模仿与创新、自省与交流之间。这种史料的运用实际上也更具新意和挑战性。但是，读书诗作为一种史料进行运用的话，也存有很多局限：其一，所能流传下来的读书诗毕竟只是像黄庭坚这样的精英士人，如果用其研究的话，或许也只能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阶级的状况（甚至只是个人的状况）；其二，读书诗毕竟不是日记或者笔记，而是一种文学创作，这就存在文学理解方面的问题，即在进行运用分析之前，还必须对诗中所写内容的含义充分把握；其三，读书诗所记录的并不一定就是作者在阅读活动结束后第一时间的感触，其有可能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沉淀后的再思考，所以很难考证其阅读发生的时间；其四，读书诗更多情况下是诗人彼时的有感而发，它不似日记那样有着时间的延续性，因而较难从中找寻作者通过阅读行为产生后思想变化的时间轨迹。总而言之，读书诗作为史料进行阅读史的研究，还是需要结合更多相关史料进行考量，但其作为中国古代阅读史一个新的史料来源应有其可议之处。当然，本文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其中问题仍需要更多的有志同人指点批评。最近微信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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