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超丨剪贴的技艺——评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
文摘
文化
2024-10-11 22:48
北京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是讨论版刻印书诸方面的简明印刷史著述。虽然今人对该书的体系及资料完备程度颇有微词，但它在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开创之功毋庸置疑。今人对印刷史各方面的讨论，仍不出其所列之大纲，只是在史料与实物上取得新的突破。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是不同版本《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汇编整理之作，其价值是挖掘了该书的稿本与连载本，让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本身就成了书籍流变的考察对象。不过在三种不同版本的产生时间及编排前后的问题上，笔者与整理者有不同的看法。此外作为整理本，少量校勘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并提出，以就教方家。
中国雕版印书在五代虽已较为成熟，但真正具有版本学意义的活动，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逐步产生、成熟。而作为纯粹技术性的版刻印书，更是由于重道轻技的传统思想，在历史上较少有专门的著作来记述。我们会发现，相对完整一些的论述，如《梦溪笔谈》《农书》《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都是关于活字印刷的。也就是说，活字印刷在雕版印刷的大环境下是特殊的，因此才被记录下来。直到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的出现，中国才可以说有了一部较为完整的、讨论版刻印书诸方面的简明印刷史著述。《中国雕板源流考》（以下简称“刊本”），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文艺丛刻乙集”，署名“留庵”。而在此前，商务印书馆已在《图书汇报》（1913年第19期起）连载，书名为《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以下简称“连载本”）。同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小渌天丛抄》中，有一种《雕板印书考》，与上述二书关系密切。《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叶新、郑凌峰、樊颖整理，中华书局2023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汇刊》）正是以上三书的汇编整理之作。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一字恂如，号留庵，室名小渌天（小绿天），江苏梁溪（今属无锡）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参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影印丛书的编印工作。孙氏精于版本目录，亦以版本目录学家自视，曾与之共事的茅盾回忆：“他不问我对翻译感兴趣否，也不谈合译什么，却自我介绍道：‘我是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为涵芬楼（编译所的图书馆）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除了帮助商务印书馆鉴定、收购善本，孙氏本人也是民国藏书家中的佼佼者，其小渌天藏书颇为时人所重。但孙氏真正刊印的版本目录方面著作并不多，除了《中国雕板源流考》，其他基本都是以稿本形式藏于箧中，以致很多人并不了解孙氏在这方面的成绩。谢国桢在20世纪80年代撰文道：“还有他（指张元济）的好友孙毓修，精于版本目录，著有《中国雕版源流考》，他藏书的斋名叫‘小渌天’。在上海，我买他的明版《盐铁论》，书店里的人连‘小渌天’的名字也早就遗忘了。”即便是《中国雕板源流考》本身，也多被学者批评，如王绍曾云：“留庵所著，有《中国雕板源流考》，其书疏琐无统，未能称是。”这也使得此书在1949年以后久未再版。学者对此书的诟病，大概集中在两方面：一为琐碎，二是漏略。但这两点问题并不根本，也不能抹杀《中国雕板源流考》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上的价值。首先，孙氏此书本就以连缀史料、间下按断为撰作体例，在编排形式上突出的是史料本身。这对雕版印刷起源的考辨其实是很有意义的，直到现在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时，其方法之一就是比勘史料，且其核心的传世史料大概也没有超越孙氏太多。同时，孙氏也不是毫无系统地罗列史料，虽未能像现代著作般结构严谨，但也能看出其在努力构建“版刻印刷史”，已分别从机构、工艺、装帧、价格、物料等予以考察。其次，学者一般将此书与同时期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对比，认为其史料的完备程度未及叶氏，论述也相对简单。诚然，叶氏稽求的广博是孙氏无法比拟的，因此《书林清话》如今仍是考求版本者案头的必备工具书，而孙氏之书则鲜有查检者。不过，仅以资料来说，孙氏虽量不多，但要说明其问题的核心史料多已涉及，且仍有部分史料是叶氏未能及者。因此，我们不能仅从资料多寡来看待两书价值的高低。就像整理者所言，两书的“差异似更在于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问题意识的不同自然会使一部著作具备独特的学术价值”（前页15），而《中国雕板源流考》正具备与《书林清话》“版本史”不同的“印刷史”特点。此外，民国诸多史学著作多征引此书，也可见其在当时影响颇广。如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吕思勉《中国通史》等，在关于中国雕版印刷史的相关章节多有征引，或直接缩略改写。这也侧面反映出《中国雕板源流考》的定位与《书林清话》有异。同时也提醒我们，一部简明的、相对通俗的，又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书籍，对于学问传播与引发讨论的重要性。《中国雕板源流考》充分体现了剪贴的技艺，也就是通过史料的编排，使史料本身体现出问题与价值。所以资料本身的可靠性，决定了结论的正确性，促进推论走向历史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孙氏犯了顾炎武所谓“买旧钱”的毛病，其对资料本身的溯源、辨析有所不足。如论雕版印刷的起源，孙氏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所记“大随永陀罗尼”，武断地认为“隋有雕板，至此乃碻然可信”。实际上，罗氏所记有误，而孙氏分析判断不足。此经名当作“大随求陀罗尼”，罗振玉在《东方杂志》第6卷11、12期《莫高窟石室秘录》中已经订正。《东方杂志》是孙氏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孙氏既引《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见《莫高窟石室秘录》），则当见罗氏订正之说。所以，根本原因不是“永”字或“求”字讹误的问题，而是孙氏对此则材料及其经名意义缺乏判断。故在稿本“雕版之始”一节中，孙氏圈去了“永”字，径以“大隋”为朝代名，而定其经名为相对不让人费解的“陀罗尼本经”。除了“买旧钱”，孙氏的另一问题是“缺实物”。如“纸”一节，其转引《艺风藏书记》卷六著录《李长吉歌诗》条，列举《制书雅意》四条。实际《制书雅意》共有五条，此后孙氏于江南图书馆得见原书，于《江南阅书记》中录下五条。我们发现，现代学术界对于雕版源流的讨论，正是通过这两方面的不断精进而取得新的成绩的，而其基础则与孙氏排比核心史料是一致的。《汇刊》以《中国雕板源流考》为中心，将连载本、稿本并刊本汇编整理，动态地呈现了《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成书过程。同时附《藏书丛话》第一册、《翻版牓文》两种孙氏辑录文献，又附孙氏撰《世界怪物之发明及其进步》、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可以说多角度地体现了孙氏的雕版印刷研究。书前更有《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一文，包含了整理者对《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最新研究与评价，说明了整理底本与原则。对于《中国雕板源流考》这部小册子来说，此次整理应该是相对全面且具有参考价值的。作为一部整理汇编之作，首要的任务自然是选好底本，并选择恰当的整理形式；其次是考量文本编排的顺序；再次则是做好文字的校勘工作。三种书中，仅《中国雕板源流考》有不同版本，整理者选择1918年初印本是正确的，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理中因调整格式而有失底本原貌的问题进行了纠正。《汇刊》的重要贡献在于挖掘了稿本与连载本，让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本身就成了书籍流变的考察对象。不过，对于《汇刊》中三书排列顺序的考量，笔者与整理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汇刊》各本的排列顺序，是以整理者判断的成书先后为依据的（即稿本在前，是刊本的初稿；在稿本与刊本之间，又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过），这样做也能看出文本的发展、变化，是合理的。整理者在《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中指出：“书中（指稿本）称清朝为‘国朝’‘本朝’，盖属稿于清季孙毓修初入商务印书馆时，又稿本已言及敦煌石室发现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本经》’（盖引自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原载于《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则稿本当撰于1909—1911年前后。”并引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提出稿本“论述唐人雕板时已述及《开元杂报》，是前者为后者之初稿殆无疑义”。然细绎《汇刊》，发现稿本中仅一次称“本朝”者，可与所谓“时代”相联系，即“本朝《四库全书》”。其余如“自本朝定鼎”本自《善本书室藏书志》，“国朝淳化中”则是宋朝，余则无“本朝”“国朝”之称。退一步讲，即使孙氏在稿本中称清为“本朝”“国朝”，仍不能据此就将撰作时间划定在民国以前。至于后一证据，笔者以为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也就是根据征引材料首次提出（或发现）的时间，以及作者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来考察作者能够使用相关材料或具有某种理念的时间，进而确定作者创作的时间。不过据这一思路，笔者得出的看法却不一样。稿本“雕版之始”中与《开元杂报》并引，且同样具有证据价值的“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刻本”（页5），不见于连载本，但见于刊本（页119）。又稿本“辽世版本”中引《龙龛手鉴》，有按语云：“元书作《龙龛手镜》，此本避讳作‘鉴’，已是宋人翻本，安得云辽版耶？则辽板诚不得也。”（页21）刊本也提了同样的观点（页128）。可连载本说：“此书虽非官本，以辽世官私刻本，流存至希，故附于此。”（页49）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该书是宋人翻刻。这两条材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对于论述雕版源流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孙氏既然在稿本中已经引用了，为什么要在连载本中删除呢？因此，整理者“在稿本和刊本之间，还有一个连载本”（前页6）的论点，似乎也就缺乏更为坚实的证据。此外，从文字的讹误方面，也可以考察其成稿先后，以及各本之间的关系。如连载本“上谓（周）〔秦〕益公曰”（页48），此段文字出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朱彝尊《经义考》引之，皆作“秦益公”（即秦桧），整理者据相关材料改正。刊本“官本”一节亦引此段（页127），并说明出自《朝野杂记》，其误与连载本同。可是，稿本“宋监版本”一节引此不误（页10）。如果稿本是刊本的初稿，连载本是稿本与刊本的中间本，那么何以原本不误之字，接连两次在后稿中有误。其合理的解释是，刊本是根据连载本进行调整的一种本子，连载本的讹误大多也被刊本相承。稿本作为孙氏未刊稿，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初稿，至少它的初创可能不早于连载本。同时，稿本是一部在不断改进的作品，尚未形成定本，如稿本原有“唐人版本”一节，后来被删去（图1）。其中的某些修改，甚至已在刊本之后。如“云是唐人雕本”，孙氏改作“尚是唐人雕本”（图2），刊本则与未改时相同。整理本文字都据修改后文字而定，这或许是限于读本不能作烦琐校注的缘故，但也就丧失了稿本的许多信息。![]()
综上，从其撰作体例及材料取舍等方面看，笔者更愿意将之视为一部正在创作中的雕版印刷史著作，而不是“资料长编”（前页5）。它的创作，可能贯穿在孙氏撰写《中国雕板源流考》的过程中，也可能在这之后。如果笔者的推测成立，那么我们在看待连载本、刊本、稿本之间的结构调整时，也就可以有一番新的体会。如“监本”“官本”，连载本分为两节，将官本与书塾本并列。整理者认为“官司刻书，亦多为秘监颁行，故虽各有侧重，而强分监本、官本两造，终为不宜”（前页8）。所以刊本则取消了“监本”标题，以官本与家塾本分列，监本内容与官本合并。从连载本到刊本的变化，整理者的观点是可取的。但若将稿本视为一种在不断改进的作品，笔者认为还可以有新的解释。连载本云：“监中墨简，始于长兴，历朝皆仿其故事。宋朝称监，金称弘文院，辽称秘书监，元称编修所、秘书监、兴文署，明称南北监、经厂，清称武英殿、古香斋，其为御府所刻，则一也。”（页42）刊本说：“监中墨简，始于长兴，历朝皆仿其故事。盖以颁一朝之定本，而杜虚造之弊也。……按此例元世犹然，其用意甚善。”（页120）连载本将宋世之监与后世中央校印书机构并看，认为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其为御府所刻则一也”。而刊本理解了宋世监本乃“颁一朝之定本”，这种功能到元代以后逐渐消亡了，明代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实际可能与其他官方刻书机构没有实质区别。所以，从机构的官方属性来看，监本、官本自可为一，但功能、地位上并不能将各代等量齐观。因此，稿本以三分之一的章节来论述五代两宋监本（“五代监本”“宋监版本”“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也可能是对各代监本不同功能的认识。刊本则为了表述的便利，同时照顾体例与章节平衡，作出了相对省简的调整。文字校勘上，《汇刊》“为其核查出处、订正讹误。凡衍文与误字以‘（）’标出，拟增及改正字以‘〔〕’标出，以清眉目”（前页26）。总体上没有大的问题，略有几处可作商榷，举之如下：稿本“明印宋元版本”一节，屠赤水《考槃（遗）〔馀〕事》：“宋版书在元印或元补欠缺，时人执为宋刻元板；遗至国初或国初补欠，人亦执为元刻。”（页26）此段文字实出于高濂《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孙氏乃据缪荃孙《藕香零拾》之《藏书纪要跋》转引，致有此误。同时，此文乃述宋刻元印或元刻明印之书，时人多充作原印，故“宋刻元板”的“元板”二字当属下。连载本“坊刻本”一节，曰：“建宁，今福建建宁府地，宋时领县（七）〔六〕：建安、蒲城、嘉禾、松溪、崇安、政和。”（页71）整理者盖以其下所列之县为六，且刊本“坊刻本”一节也将“七”改为了“六”，故作出这一文字校改。然《宋史》卷八九《地理志》载，建宁府领县七，除孙氏所举外尚有“瓯宁”一县。所以，连载本的“七”字应该是正确的，只是脱漏了瓯宁。孙氏据连载本改定刊本时，或许是由于列县少了一个而将“七”改为“六”，并未真正去核实原文。因此，此处的文字校改有待商榷，“六”与“七”间的讹误之迹不明显，且“领县六”本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连载本“纸”一节，整理者改“洞天清禄”为“洞天清録”（页96）。今传赵希鹄此书，有作“洞天清録”（如胡文焕《格致丛书》本），也有作“洞天清禄”的（如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间爱日精庐抄本）。在孙氏书中，除了这一节之外，连载本、刊本的“坊刻本”一节也都引过该书，作“洞天清禄集”。整理者并未校改其他两处，那么这一处校改似乎也没有必要，且未必就是孙氏原文。在论文写作中，我们经常用“剪刀加糨糊”“Ctrl+C/V”来揶揄原创不足（甚或抄袭）之作。然在传统学问中，剪贴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精到的剪贴是可以“进乎道”的。《中国雕板源流考》是在传统的土壤中开出的新花，也让我们去思考现在的某些长篇大论是否真比得上传统的“剪贴”。《汇刊》则为我们拼贴出更立体的《中国雕板源流考》，看到了资料之外，这部鲜被今人称是的著作所引发出的新思考与新问题。最近微信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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