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荣丨当与“前辈”们相遇——以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为中心

文摘文化 2024-04-29 23:45 北京

摘

俞晓群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当代出版家。他始终秉持文化理想主义的信念，矢志于有文化追求与内涵的出版志业。在新生代编辑眼中，他是位不折不扣的前辈人物。那么，悬揣一下这位当代出版前辈心目中的“前辈”人物，无疑是一件能餍足人们好奇心且颇具意义的事情。从这些解读中，我们既可重新感知和领会逝去年代那些出版前辈们的嘉言懿行、奇勋异采，亦可得以窥见俞晓群本人多历年所而形成的出版价值与理念。而所有这些，目的均在于重聆前辈遗教，直探出版初心，深悟出版真谛。

关

俞晓群；前辈；编辑；出版

作

李振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编审。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1期。

俞晓群是我夙所钦仰的一位当代出版家。他始终秉持文化理想主义的信念，矢志于有文化追求与内涵的出版志业。当年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时，即以擘画《新世纪万有文库》《国学丛书》《吕叔湘全集》等重量级产品而名噪编坛。嗣后，他转至海豚出版社，以《海豚书馆》《几米绘本》《许渊冲文集》《丰子恺全集》等图书再度引起业界瞩目。在新生代编辑眼中，他是位不折不扣的前辈人物。那么，悬揣一下这位当代出版前辈心目中的“前辈”人物，无疑是一件能餍足人们好奇心且颇具意义的事情。读罢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委实使人获得诸多新解。俞晓群的这本书，篇幅不算很大，内蕴却颇为深厚，读来活泼有致、饶具情趣，这与他独特的视角、洒脱不拘的随笔式写法以及别具只眼的诠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些解读中，我们既可重新感知和领会逝去年代那些出版前辈们的嘉言懿行、奇勋异采，亦可得以窥见俞晓群本人多历年所而形成的出版价值与理念。而所有这些，目的均在于重聆前辈遗教，直探出版初心，深悟出版真谛。

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以下简称“《前辈》”）一书所胪列者，皆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风云人物，有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共计十一人。其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出版巨子，以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为代表；第二类为功力殊深的编辑大家，代表人物为叶圣陶、周振甫、张中行；第三类是从事过出版工作的文学巨匠和学界宗师，典型者为巴金、吕叔湘；第四类是建树卓越的出版界高层领导，如胡愈之、陈翰伯与陈原等。这些人屈指数来，庶几悉可跻身德、功、言三不朽之列。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相关研究甚夥。因之，我初阅本书迸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关于他们，作者还能开掘出什么新意呢？

图丨张元济（1867—1959）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位开辟草莱的人物（茅盾语），研究他的著作、论文数不胜数，似已题无剩义。不过，饶是如此，俞晓群还是为我们描摹出了一个不同于他人、自己笔下独有的“张元济”来。譬诸他以“植根于民间的出版大师”一语来定位张元济，就颇耐咀嚼玩味。观诸史乘，近世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旧帝制覆灭，科举取士废止，使得怀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理想的传统士人，一时陷于彷徨无计、进退失据的窘境。张元济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革职永不叙用”处分。他遂由庙堂而退入民间，先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旋于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至此，他抱“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之愿，开启新知，昌明国故；译介西学，刊印教材，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成就，都是他退入民间后取得的。他说：“我们的教育不要贵族化，要贫（‘平’字还不够）民化；不要都市化，要乡村化；不要外洋化，要内地化。”张元济加入商务后，曾有朋友劝他重新出山，他回函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沉浮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其绝意仕途、专心出版与教育的决心一至于此。俞晓群从“植根于民间”视角切入，可谓解人。此外，俞晓群给张元济所下的“他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之断语，也甚为惬当。他说，张元济入商务馆后曾接待过孙中山，但却未能出版《孙文学说》；他支持出版梁启超的《共学社丛书》，绍介了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又出版了瞿秋白《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足可窥见其当时思想上的矛盾抵牾与多元并举，这是历来论张元济者鲜少提及的。职是之故，新与旧，华与洋，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小农经济社会下的重宗法人情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讲契约规则之间的冲碰撞击，凡此种种，皆在他身上集辐成毂、交光互影，构成其复杂甚或充满矛盾的人生面相。俞晓群抉发出此点，触及张元济研究的隐约幽奥之处，足资我们进一步深思揅索。

图丨周振甫（1911—2000）

在《一位编辑型的学者》一文中，俞晓群称周振甫为“编辑型的学者”，顿时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其翻空出奇之处，就在于是从编辑职业本位而非他位角度来看待周振甫的，突破了人们对他习常的认知模式。如所周知，学者型编辑已成周先生的一个标签，尤其他与钱钟书因《谈艺录》《管锥编》而结缘的编创关系，更是学界坊间娓娓乐道的话题。若俞晓群照此思路写下去，恐终难免旧调重弹之讥。此处俞晓群则别辟蹊径。在他看来，周振甫首先是位编辑，然后才是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学者。他说：“只是周先生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并且分身成一个学者，但他仍然是一个编辑型的学者。因为他并不会越俎代庖，这是他职业精神的体现。结果，这样的职业约束，甚至改变了他全部的学术风格。”他以为，周振甫所从事的，是一种立足于编辑本位的学问。他不是一味追求专精高深，而是将很大心力放到学术普及上，翻阅其著作目录如《毛主席诗词讲解》《鲁迅诗歌注》《诗词例话》《小说例话》《周易译注》《文心雕龙选译》等，可发现此言非虚。尤有进者，俞文所揭橥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周振甫为后来的编辑从职者形塑了一种以学促编、融学于编、最终归于编学相长的范式，很好地平衡了编辑职业、事业与志业的关系。书中记载了这么一则逸事：曾有媒体采访周先生，问他终生为他人作嫁，是否感觉遗憾时，周先生答曰：我是中华书局的编审。时人多将此语解读为周先生安于“为人作嫁”，我想这是误读他了，其实从中倒可以看出周振甫对自己所从事的编辑职业的深切体认和充分尊重。

图丨吕叔湘（1904—1998）

将吕叔湘列为编辑出版界的“前辈”，也可称俞晓群此书的一大发明。吕先生作为语言学家的名气实在太盛了，使人们几乎忽略了他曾从职于出版这样一个事实。据吕先生自述，他做出版的时间不算长，主要是在开明书店和主编《中国语文》杂志时期。其实，他在人教社和语文社先后担任过副总编和社长，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和语文辞书的编写厥功甚伟。即使到社科院语言所工作，他的眼光也须臾未离开过出版。翻开《吕叔湘文集》，《谈谈编辑工作》《编辑的任务是把关》等篇目赫然在列。语言学家撰文专门谈编辑工作，吕先生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属较为罕觏者。不过，俞文对吕叔湘与出版关系的探讨尚不限于作简单的爬梳罗列，而是有细密精到的论析；其尤为措意者，为吕先生“那二十封关于〈读书〉的来信”。这些信件在学术圈久已流传，但迄至《吕叔湘全集》出版，人们才得一睹全貌。信件涉及范围甚为广泛，有语言共同语、错别字问题，有文章风格、治学路径问题。其中，俞文最为关切者，是涉及编辑出版的部分。譬如，吕先生以为，《读书》的编辑宗旨是面向大众读者，不是同人刊物，不能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所论关涉刊物的语言风格问题，听来尤感振聋发聩。吕先生又说，总编辑是负责采稿的，编辑是负责“挑刺儿的”，一语道尽二者的基本职责与任务分工。他还说，不要迷信名家，如以前的魏建功和高名凯，他们的文章非改不可。即便在今天的语境下，刊物的语言风格、总编辑与编辑的职责、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依然在编辑出版这一矛盾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位学者说得好：“从古到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些言论经俞晓群重新钩沉出来，仍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当下出版从职者以诸多启沃与裨益。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过这样的话：“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就出版研究者来说，倘若他对所从事对象无任何“所遇，所见，所闻”的实践经历，殊难想象他能提出透辟的见解，臻于高深的进境。当代另一位学者型编辑的代表人物王建辉，谈及自己研究出版史与出版文化的心得时说：“因为我有做出版的经历和经验，比之高校的学者有职业历练的优势。”俞晓群兼具出版管理者与资深编辑的两重身份，在出版研究上可谓独具先天优势。故而，他解读胡愈之、陈翰伯、张中行等时，能“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宗经》语）：不仅有从具体事实中抽绎出共同规律的理性思辨色彩，且有因与解读对象处于同一语境而产生共情的直观感性特征，既有“同情之理解”，亦具“理解之同情”。

观诸中国现代出版史，有一个群体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红色出版家。他们之中情形歧互：有先进入新闻出版业而后投身革命进步事业的，以胡愈之为典型；有因革命进步事业需要而后做新闻出版的，黄洛峰、张仲实、陈翰伯等为其例。他们以新闻出版为斗争堑壕，宣扬革命思想，播撒红色种子，工作于他们而言不唯是“武器的批判”，亦是“批判的武器”。诸如胡愈之与《西行漫记》《鲁迅全集》，黄洛峰与《大众哲学》《资本论》，张仲实与《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悉为足可载诸史册的辉煌出版业绩。俞晓群将胡愈之与陈翰伯付之剞劂，可见他对这一群体的格外关注。不过，相较吕叔湘和周振甫，胡、陈两位委实不容易写。吕、周二人著述等身，只需捧读一过，其形象与思想理念便昭然显豁了。胡、陈两位则不然。两人在“德、功、言”上皆是“功”的方面特为突出些。如有人这样评骘胡愈之：“胡愈老是默默奉献的长者，多做少说，乃至只做不说。”说陈翰伯：“陈翰伯是一位谦谦长者，他对自己的工作经历，很少铺陈，所得材料，比上面转录的《小自传》，多不了多少，仍然只是一个轮廓。”他们这种低调谦抑、行胜于言的为人处事风格，无形之中也增添了写作难度。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名儒学案》中将“事功”与“文章”等量齐观，清乾嘉时期的朴学家段玉裁在《经韵楼集》中也列“政绩”和“学业”为同等重要。对于胡愈之与陈翰伯，俞晓群《前辈》一书所重点着墨处，正在其“事功”或“政绩”。胡、陈在出版界，一位是筚路蓝缕的导夫先路者，一位是新中国成立后运筹谋划的出版管理者。对于二人传奇的出版经历，俞文标题“胡愈之：一任署长，一代英才，一生传奇”与“让人难忘的红色出版家”，即此之谓也。若论胡愈之出版经历之“传奇”，则莫过于推动《鲁迅全集》问世。为减少来自当局的阻挠，保证全集顺利出版，胡愈之特别引宋庆龄和蔡元培为奥援。蔡元培还专门作序和题写书名。面对出版资金不足的困难，他首创“提前认购”模式，邀请周恩来、陶行知、茅盾、巴金、王元化等人四处推荐。全集出版之前，已被认购百余部，筹资四万多元。其精神之勇毅果敢、擘画之缜密周详、行事之雷厉风行，均令人击节赞叹。而陈翰伯的事功，最典型者为“复兴”商务印书馆。他自1958年起主政商务，重启《辞源》修订，敦请吴晗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启动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出版计划，使这家出版老字号在沉寂徘徊十年之久后重焕新春。俞晓群在另一篇文章中称陈翰伯为“文化的先行者”，说：“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究其根本，陈翰伯在文化上的先行，实源于其思想的先行。他说过：“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此番言论置诸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不啻为空谷足音。俞晓群于此应心有戚戚焉。他先后主政辽教社和海豚社，主持出版诸如《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海豚书馆》《几米绘本》《许渊冲文集》《丰子恺全集》等重量级产品。陈翰伯是沈昌文所主编《读书》杂志的“总头头”，一向以沈氏门人自居的俞晓群，是否也从他那里赓续了某种精神传统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倘说胡、陈二位是“居庙堂之高”者，那张中行则属“处江湖之远”者了。俞晓群笔下的张中行是“大隐隐于市”的典型。他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协助叶圣陶、吕叔湘从事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长期寂寂无闻，静水流深。他至晚年文名丕盛，其在出版圈的事迹也由晦转显，渐逐广为人知。在《张中行：在暮色的流光中归隐》中，俞晓群从“文体”“风格”“行文”“功力”四方面立论，以为张中行文章中“处处都闪现着一位老编辑的职业特征”，对照以启功的评价“张老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而这本书的文风却极似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前辈叶圣陶、吕叔湘诸先生的著作，那么严肃，那么认真”。从中我们确可发现叶、吕、张三人的某种相似性特征：他们都出身编辑，对文字都有近乎完美和苛刻的要求。俞晓群又说：“当年叶圣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对稿件的审读极其认真，但张先生的稿子，可以‘不看照发’，因为他的文字靠得住；类似地，张先生审读吕叔湘先生的稿子，也是‘可以偷懒，不看照发’。张先生叹道：‘当编辑是很苦的，因为像吕先生那样的作者太少了’。”联系上文所谈之周振甫和吕叔湘，我们不妨可进一步推论：如果说周振甫属典型的“编辑型学者”，吕叔湘是有“编辑眼光”的语言学家，张中行写的是迥异于“画家散文”“教授散文”的“编辑散文”，那么是否还存在编辑型翻译家（如人民文学社的蒋路，上海译文社的草婴、吴劳）、编辑型作家（如人民文学社的秦兆阳、韦君宜、龙世辉，岳麓书社的唐浩明）等类似群体呢？如何从文学创作、学术撰著、心理学、编辑出版学角度解读这种独特现象？编辑职业是如何形塑和建构学者、作家（指做过编辑）的精神意趣、学术路径与言说方式的？这既是俞文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值得进一步思索和探讨的课题。

图丨俞晓群

俞晓群之好写勤写善写，在出版圈是颇为知名的。他出身吉林大学数学专业，有《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数术探秘》《数与数术札记》《蓬蒿人书语》《这一代的书香》等数种著作行世。俞晓群《前辈》一书，乃以散见于报刊的文字裒辑而成；他的文笔，既不镂金错玉，亦不喜掉书袋，读来洒脱随性，自成一格。平心而论，要在很短篇幅内将前辈们写细写深写活，勾画出他们的轮廓和神髓来，不是一件轻举易蹴的事。况且，他笔下的人物俱非等闲，每位庶几皆可称得上是一部“大书”，绝非只言片语便可窥其壸奥者。作者的描摹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摭拾他们一时一事的言谈举止，三言两语以撮其要，寥寥数笔以摄其魂，做到了如启功所说的：“要如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现在还要加上两句，即是在一定空间里看他的神情，在一定时间里看他的行为。”不唯如此，我们还可感受到，所有这些背后，都沉潜骀荡着一个“情”字。确切地说，是一种烙有显著时代印迹的文化理想主义精神与情怀。

俞晓群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其求学和工作时期适值文化理想主义旗帜猎猎飘扬的时代。这一思潮“表现为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问，表现为对平庸生活与平庸人生的永无止境的超越以及对生命极限的挑战，这种理想主义表现为求真、求恒的执着与坚定，是对精神与哲学命题的思索”。作为文化理想主义的吹鼓手与践行者，当遇到前辈中的同调者时，俞晓群的情感便丰然沛然，不可遏止。在《邹韬奋：不朽的精神，不尽的沉思》中，他于篇末写下如是极富情感的文字：

我点击韬奋先生的名字，看到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天光微露的时候，猝然躺倒在他深爱的土地上。他仰卧在那里，清澈的目光，凝视着灿烂的星空。一个小姑娘依偎在他的身边，晃着他的臂膀呼唤着：怎么办？怎么办？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他还是顽强地抬起手，奋力写下三个字：“不要怕”。此时，我慢慢地清醒过来，眼中含满了泪。

作者胸中如含孕着一团激情洋溢的火，感觉随时会喷涌出来。邹韬奋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树鹄立范，被胡愈之誉为“假如鲁迅是不朽的人民的导师，韬奋却是真正的人民的伙伴，人民的朋友”。面对这么一位众人赞誉备至的“大先生”，俞晓群选择切入的点是邹韬奋的“傻”：傻得勇敢，傻得天真，傻得坚强。譬如，国民党中央曾提出由政府出资，将生活书店、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三家合并，任他做总经理。面对如此别人求之不得的“美差”，邹韬奋答曰：这样会使生活书店失去店格。且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语气、态度何等果敢决绝！再如，生活书店不采商务印书馆“回避政治”的路数，出版了大批所谓“禁书”。翻开书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夏衍、端木蕻良、艾思奇、孙冶方等悉数在列。质言之，所谓“韬奋精神”，就是一种高度坚韧的理想主义精神。正如邹韬奋本人所说：“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为读者服务，是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马克思曾评价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我们也可说邹韬奋是“出版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不过，作者并不任情感之流肆意奔涌，而是以理驭情，以理节情。此所谓理，即对邹韬奋的理性认识与评判。朱东润说过：“近代的传叙应当是真相的探求，而不仅是英雄的记载。”故而，俞晓群说：“除去上述‘韬奋精神’的展现，在出版的技术层面上，还有哪些值得汲取的东西呢？”他胪列到，邹韬奋认为应把图书、期刊和报纸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取长补短，不仅经济上划算，运行起来也更易收到成效。这种在当时实属超前的设想，今天已然付诸实施。他还很重视出版社的网络建设。生活书店的分店开遍全国，可称星火燎原、无远弗届。西安分店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重庆分店出版吴祖光《凤凰城》、陈白尘《太平天国》，香港分店出版期刊《世界知识》《文艺阵地》等，均产生重大影响。邹韬奋对编辑队伍的培养也倾注心力。他制定了选用编辑的四条标准：大公无私、思想深入、文笔畅达和精通一门外语。凡此种种，皆让人不由惊叹于邹先生的远见卓识。我们当下所言之出版要达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出版社要注重网点建设、多种经营，出版社需立体化、集团化，编辑虽是“做嫁衣者”，但需具备专业技能，在邹韬奋那里都已开启端绪、早著先鞭。言其不唯“树鹄”，抑且“立范”，信矣。

《巴金：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一篇，洵称俞晓群文化理想主义的担纲张目之作。巴金在出版上的建树为他巨大的文名所掩，《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未收录巴金，即为明证。关于此点，沈昌文为《前辈》作序时也说：“人们对巴老，往往注意了他的文学创作，而较少关心他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俞晓群对巴老出版思想的表述，应当说现在还有现实意义。”其实，以巴金为代表的文学编辑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一个巨大的群体，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程功甚巨，“文学编辑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文学出版事业某种意义上可理解成文学编辑的精神史与生命史。”而巴金参与创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迥异于我们所熟稔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是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上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可称文学出版的“乌托邦”与“桃花源”。而他本人，是萨义德所说的“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式的知识分子。俞晓群笔下的巴金，摈弃商业气息，纯粹从文学事业角度从事出版工作，其精神与理想令人感佩，他的同人出版理念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俞晓群所总结的“巴金的出版”之所以成功的四个“吻合”中，以“服务意识与尊重作者、尊重读者的吻合”，对今天的出版人尤具现实意义。谓予不信，让我们看看文化生活出版社老作者曹靖华是怎么讲他的：“因为弟的稿子虽然不好，但当初是选择又选择出版家的，最后决定将一切出版的东西，都陆续集中在文生，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吾兄在文生主持。”作者的作品跟着编辑走，编辑到哪儿，作品就跟到哪儿，做编辑者的荣耀恐怕莫此为甚了。那么，他这样做仅是为了顾及巴金的情面吗？不然，乃因巴金“不但修养高出其他朋友，对作品的估价很苛，绝不滥出商品式的著作，而且也永远具有作家的性情在办书店，因而对于作家永远是照顾周至的”。都说编创关系是出版社恒久不变的主题，殊难想象，近九十年前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已为我们展示了该如何尊重作者、服务作者。巴金在《随想录》中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不是在于争取。”以这样的人生信条来从事出版，与编辑“为人作嫁”的职业特质深度契合，无怪乎能获得曹靖华等大批作家的充分认可了。

俞晓群说：“我们终于在巴金先生那里，找到了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但是，那一叶理想的风帆，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经飘然远去了。”同样地，我们在俞晓群那里，也曾目睹过这种文化理想主义精神的余波回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若干年后，当后来之出版人省视我们这一代或几代“前辈”时，吾等反躬自问，有什么值得赓续传承的精神传统可以留给他们呢？

李振荣. 当与“前辈”们相遇——以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为中心[J]//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1）：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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