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信凯丨“过渡时期”鲁迅研究及史料呈现的一个缩影——以1956年《文艺报》“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号和特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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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4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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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文艺报》相继推出“鲁迅纪念专号”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辑”。“专号”所刊内容大致分为缅怀和纪念鲁迅、回忆和追思鲁迅、研究鲁迅及其著作与文艺思想、围绕《鲁迅全集》的编注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建立的随感、历史文献、以纪念鲁迅为主题的美术作品等六类。“特辑”则以研究文章及未发表的鲁迅书简为主，可看作对“专号”的补充，尤其是补充了鲁迅思想、鲁迅精神及其作品的域外传播等内容。本文以“特辑”和“专号”为研究对象，从作为政治符号的鲁迅、立足鲁迅作品的学术研究、最大限度还原本真的鲁迅、走进鲁迅生活的现场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意在探究“过渡时期”鲁迅研究及其史料呈现的缩影。
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隶属于中国文联（后归作协）的《文艺报》第19号、第20号相继推出“鲁迅纪念专号”（以下简称“专号”）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辑”（以下简称“特辑”）。
“专号”所刊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缅怀、纪念鲁迅的文章，包括宋庆龄的《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和许广平的《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两篇；二是回忆、追思鲁迅的文章，包括刘大杰的《鲁迅谈古典文学》，韩托夫的《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长尾景和的《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魏建功的《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司徒乔的《鲁迅先生买去的画》等五篇；三是研究鲁迅及其著作与文艺思想的文章，包括王述的《鲁迅反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斗争》，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姚虹的《关于〈采薇〉》，巴人的《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等四篇；四是围绕《鲁迅全集》的编注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建立而写的随感，包括林辰的《二十年的愿望——参加〈鲁迅全集〉（十卷本）编注工作感言》和川岛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里有一张照片》两篇；五是历史文献，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出的三个电报；六是以纪念鲁迅为主题的美术作品。
此外，“专号”还设了一个栏目“轶闻集锦”，汇集了关于鲁迅轶闻的10篇短文。
“特辑”则有别于“专号”，因此只在部分版面刊发了与鲁迅有关的文章，包括宫本显治的《鲁迅与今天的日本》，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续完）》，陈则光的《鲁迅先生在广州》，许钦文的《鲁迅先生与故乡》，阿英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蒲且的《鲁迅作品在国外》七篇。此外，还有陈洪编写的与鲁迅有关的两则轶闻，以及重要的文献史料——未发表的鲁迅书简。
“特辑”可看作对“专号”的补充，尤其是补充了鲁迅思想、鲁迅精神及其作品的域外传播的内容。基于此，可将“专号”与“特辑”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媒介和当时各级文艺期刊的标本，《文艺报》以“专号”和“特辑”的形式纪念鲁迅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堪称“过渡时期”鲁迅研究及其史料呈现的一个缩影。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此后，“鲁迅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价值体系中，获得了认同和推崇”。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一典型的转折时期，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意识形态与文艺思潮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些带有时代印痕的意识形态和文艺思潮，也影响着人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视角。因此，“专号”和“特辑”所刊登的内容，首先强调的是鲁迅的无产阶级立场与斗争精神。“专号”以宋庆龄、许广平简短的文章开篇，带有号召、宣传的性质。宋庆龄在《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中写道：“我们觉得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已不能和我们同享胜利的欢乐，但鲁迅先生的精神却好像仍和我们在一起，鼓舞着我们勇敢热情地去追求新事物，毫不容情地去反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陈腐的东西，时刻警惕着任何敌人的阴谋。”许广平在《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中写道：“鲁迅虽是从旧时代来的，而当他诚恳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接受党的指示之后，他的工作，于人民就有意义，人民就永远记得他。”紧随其后者，是王述的《鲁迅反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斗争》。文章开头即为：“鲁迅先生逝世整二十年了。他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坚决斗争了一生，他‘全身没有一个妥协的细胞’，和自由主义根本无缘。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贯地反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它在一切时期的种种不同的表现。在这方面，存在着我们应该向他继承的宝贵传统。改良主义或涵义较更广泛一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接下来，作者通过剖析鲁迅在各个时期写作的一些论文，说明鲁迅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在“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王述的文章可以说是与当时政治需要的紧密配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这里，鲁迅便成为一种“思想的武器”。宫本显治是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鲁迅与今天的日本》主要阐述了鲁迅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对“二战”之后日本国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影响。宫本显治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日本的解放斗争，对于鲁迅的这种坚韧而细致的现实战斗精神，是有许多地方应该学习的。但是鲁迅的著作，还没有在日本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之间充分地普及。而鲁迅的杂感、论文的主题，对于阐明我国所发生的问题，是有不少可以直接、间接地教育我们的。”“对鲁迅来说，他的全部作品、书简，以及他那伟大的一生，都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加强了不可动摇的信心。”在这里，鲁迅又成了团结国际上无产阶级的一个政治符号。在“专号”轶闻部分，《一张新发现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斗争的地图》记述了1932年的春秋之间，陈赓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来到上海疗伤，在冯雪峰陪同下来到鲁迅家，向鲁迅谈起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英勇事迹。当时陈赓向鲁迅介绍红军反“围剿”时画了一张地图，鲁迅一直珍藏着，并准备创作表现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小说。以此突出鲁迅当时对红军的关心和热爱。《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其背景是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为此，鲁迅曾写信祝贺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这句话彰显了他对“无产阶级的未来”的信心。此外，“专号”中韩托夫的《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出的三个电报”，“特辑”中蒲且的《鲁迅作品在国外》，都在强调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以及鲁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通过这些文章和史料，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很大程度上，鲁迅已经被政治社会化了。这固然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但也和《文艺报》在当时政治性定位有关。《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关于〈采薇〉》《鲁迅小说的特点》《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等属于研究性论文，彰显了比较纯粹的学理性。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论证了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学习借鉴以及创造性发展。文章中写道：“鲁迅正是把魏晋文学当作‘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来看待的，而且也是特别喜欢这时期的议论文的。魏晋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起来，个性比较发展，新颖的反礼教的意见比较多；但除过这些内容的战斗性使鲁迅发生爱好之外，在文章风格上也同样是引起了他的喜爱的。”“《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也是使鲁迅喜爱的重要原因。鲁迅创作的目的既然‘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则自然需要采取讽刺的手法来对不合理事物给予尖锐的批评，因此他是非常喜爱讽刺作品的……他以为中国小说中之真正可称为讽刺，可与果戈里、斯惠夫特的讽刺艺术并称者，只有一部《儒林外史》。”“鲁迅的作品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不只给我们说明了承继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性，而且由于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朽价值，它本身已成为我们民族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应该首先向之学习的重要遗产。”针对《采薇》“小说的主题是讽刺和反对伯夷、叔齐的‘盲目正统观念’”这一多数人的看法，《关于〈采薇〉》的作者提出了质疑，通过细致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采薇》的思想意义，首先是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王道’的内幕，抨击了封建阶级御用文人的暗藏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内的反动的政治企图；其次，批判了消极反抗的思想及其行动的陈腐性和软弱性。”《鲁迅小说的特点》开篇便写道：“要了解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我以为首先要知道鲁迅对艺术的真实是怎样看法的。”然后便介绍了鲁迅对艺术的真实的看法，“鲁迅认为艺术的真实虽然是从社会事实中提炼出来的，但社会事实与艺术的真实，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艺术作品既不是照抄事实，也绝不避开想象和虚构，相反的，它正有赖于想象与虚构，使它自成一幅画面，情节与人物交融的画面”。接着，通过分析鲁迅作品中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狂人、魏连殳、阿Q等）的形成过程，说明鲁迅所创造的艺术的真实。最后得出结论：“正是这种艺术手法形成了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行文简练、思想精辟和表现含蓄这三者之完满的结合”，“因而使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显出了深广的生活感受同深刻的思想力量两者之交融一体的结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的作者先是点明了鲁迅杂文的意义，“经过鲁迅的倡导，杂文不断地滋长和发扬，冲破了传统的文学的分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形式”，接着以文体和笔法对鲁迅杂文进行了分类，然后又介绍了鲁迅对杂文的认识，之后，才通过对鲁迅杂文的具体分析，阐述鲁迅杂文的特点：有逻辑力量、形象性强。《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先是介绍了清末民初人民对于小说的认识以及对鲁迅编写《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接着介绍鲁迅编写《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以及鲁迅的治学精神，然后又阐述《中国小说史略》的特色以及开创的意义。上述几篇文章都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也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视角，但结合当时的文艺思潮来看，几位作者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也带有一些时代色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边延续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政策，同时又在摸索中不断进行着调整。最为明显的是，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的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因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分强调，由此也导致了对域外文艺，尤其苏联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机械模仿，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1956年9月16日，茅盾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报告会”致开幕词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艺政策时出现的问题：“讲到学习鲁迅，坦白地说，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学习是并不太好的。试举一事为例：鲁迅一方面主张文艺的任务是在于‘改变人的精神’，但同时他也强调文艺作品必须首先是文艺，通过艺术形象来进行思想教育。他在当时就反对干巴巴的说教，反对在作品上硬扎一条光明的尾巴；也就是说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1930年3月，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就指出：作家必须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不行的。他指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他说这番话，在二十多年前，可是我们至今还不断地要大力克服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可见我们的学习是不够好的。再举一事。鲁迅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文艺和学术，但也强调指出，学习外国，不是生吞活剥，不是舍己从人，而是要融化吸收，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他反对全盘欧化，也反对思想上学术上的闭关主义。他这主张，在他的杂文中曾经反复加以申论。这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在这一点上，好像我们也并没学习得很好，以至今天还在文艺部门的各种实际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和争论。”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5月26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向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系统地说明和阐述了“双百”方针，指出党中央“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由此可见，《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关于〈采薇〉》《鲁迅小说的特点》《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等几篇文章以及《鲁迅谈古典文学》，都是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展开的思考。所以，这一时期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会因意识形态、文艺主潮以及研究者不同的思想立场和学术倾向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鲁迅的形象大多是严肃、冷峻的，“横眉冷对”式的，人们也大多形成了对鲁迅的这一“刻板印象”。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买去的画》《鲁迅先生在广州》《鲁迅先生与故乡》等追忆鲁迅的文章，则拉近了一般读者与鲁迅的距离。这些文章的作者有鲁迅的朋友，也有鲁迅的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些饱含温情的文字，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本真的鲁迅。《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记述了鲁迅的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与在“花园庄”避难的鲁迅相识和交往的过程。在对鲁迅在花园庄避难生活的描述时，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天下午，当我从主楼走出来时，看见两个男人在花园庄草地上徘徊。他们的行动很是可疑，一个人窥视着门口。我连忙跑进副楼把这情况告诉给鲁迅先生，先生立刻躲到里屋。约莫过了十分钟，鲁迅先生从里屋走出来，我们两人就从窗口向外望去，看见那两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瞅着这一边。先生紧张地一句话不说，又悄悄躲到里屋去。我为了查清情况，就到主楼去。最后才把事情弄清楚，原来那两人是因为花园庄的一个房客要搬走，叫他们来搬东西的。可是他们不知道院里的情形，所以在那里东张西望，停留了许久。”这段描述展示了鲁迅避难时如履薄冰的心境，也使人们体会到鲁迅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鲁迅先生在广州》记述了1927年初，鲁迅应中山大学聘请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他积极“献身于革命策源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后经历了“四一五”事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因营救学生未果而愤然辞职、离开广州的经历。众所周知，“四一五”事变之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正如他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地敬畏了。”结合《鲁迅先生在广州》这篇文章，读者便更能理解鲁迅思想转变的原因。《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记述了与鲁迅有关的三件事：一是鲁迅因一篇文章引发的对作者魏建功的“暂时的误解”；二是鲁迅支援魏建功工作，到魏建功办的黎明中学去教课；三是鲁迅拒绝刘半农为他争取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活动。由这三件事反映出鲁迅高尚的人格和品行。一般而言，追忆性文章或多或少会掺杂一些主观因素，但与鲁迅有关的这些事都是客观存在并已经发生过的。通过这些事，读者便对鲁迅的生平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也可以看到《文艺报》在“过渡时期”为呈现真实的鲁迅、拉近鲁迅与读者的距离而做的一种努力。拨开尘封的历史，呈现与鲁迅有关的原始资料，既可以丰富研究鲁迅的素材，也可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让读者走进鲁迅生活的现场。“特辑”刊登了“未发表的鲁迅书简”，即1929年鲁迅写给章矛尘（章廷谦，字矛尘）的一封信和1935年、1936年鲁迅写给曹靖华的两封信。在给章矛尘的信中，鲁迅写道：“所为忙者，因为又须准备吃官司也。月前雇一上虞女佣，乃被男人虐待，将被出售者，不料后来果有许多流氓，前来生擒，而俱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佣在内而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上虞同乡会本为无赖所把持，出面索人，又为不佞所御退，近无后文，盖在协以谋我矣。但不佞亦别无善法，只好师徐大总统之故智，‘听其自然’也。”写的是鲁迅为保护女佣而与流氓无赖抗争的事情。通过这封信，读者可以看到有着一身正气的鲁迅。书信里没有文学的表达，大多是日常生活的叙说。也只有通过这些原始资料，读者才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写道：“上海出版界的情形，似与北平不同，北平印出的文章，有许多在这里是决不准用的；而且还有对书局的问题（就是个人对书局的感情），对人的问题，并不专在作品有无色彩。我新近给一种期刊作了一点短文，是讲旧戏里的打脸的，毫无别种意思，但也被禁止了。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今年恐怕要更坏，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外，较好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走进历史的现场，读者就能了解上海当时的出版管控政策，以及鲁迅面对这种出版管控政策的无奈。信的结尾又说：“此地尚未下雪，而百业凋敝不堪，阴历年关，必有许多大铺倒闭的。弟病则已愈，似并无倒闭之意；上月给孩子吃鱼肝油，胖起来了；女人亦安好，可释远念。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对“弟病”“上月给孩子吃鱼肝油，胖起来了”这些家常的叙说，让读者看到了鲁迅的平常生活，此时的鲁迅不是斗士，不是伟人，只是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专号”中随《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一同刊登的还有一幅鲁迅手迹，这是鲁迅在花园庄避难时，书赠长尾景和的一首唐诗：“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到来。”落款：义山诗。这首七言绝句是唐代诗人钱起的诗。钱起，字仲文。义山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字。落款义山，不太可能是鲁迅有意为之。大概率是鲁迅记忆出了偏差，把二人的字弄混了。鲁迅也会犯错，而这也许才是最真实的鲁迅。在“专号”纪念鲁迅的画页中，还有一幅鲁迅手迹——《自嘲》。其跋语为：“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结合鲁迅1932年10月5日日记：“晚达夫、映霞招饮于聚丰园，同席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微音。”鲁迅与时人交往的饭局场景便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经由这些原始资料，读者便能走进鲁迅生活的现场，从而发现鲁迅的另一面。《文艺报》作为当时比较权威的中国文联机关报，有其自身的媒介特性和功能作用，在“专号”和“特辑”所刊登的内容，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过渡时期”政治需要和文艺政策，但也让人们看到了鲁迅在“过渡时期”意识形态和文艺主潮之下的独特价值，为“过渡时期”鲁迅研究及其史料呈现留下了一个缩影。邮发代号｜8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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