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彬丨金灿然中学时期经历述略

文摘文化 2024-10-18 22:12 北京

摘

金灿然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新见史料，对金灿然在初中学习时期因组织和领导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在高中学习时期与教师中进步人士交往等史实进行钩沉，以见金灿然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对其人生道路选择和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影响。

关

金灿然；出版家；中华书局；中学时期；出版史

作

王贵彬，中华书局编辑。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3期。

文章目录

一、初中时期被捕

二、高中时期与李俊民和张友松的交往

三、结语

金灿然（1913.3.11—1972.12.12），山东省鱼台县谷亭镇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58年4月，金灿然从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任上，被调往中华书局任总编辑兼总经理，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负责小组办事机关的工作。当时的中华书局，刚刚从财政经济出版社分出，独立经营不久，面临着编辑方针调整、编辑人员缺乏等诸多困难。金灿然到任后，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组长齐燕铭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主持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远景规划，并先后组织出版了点校本《资治通鉴》、“前四史”，以及《永乐大典》《全唐诗》等重要基本古籍，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事实上，从1958年因“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张友松，犯严重丧失政治立场错误”，由文化部调入中华书局开始，到1965年因第二次脑部手术导致无法正常工作时止，金灿然主持中华书局工作仅七年左右的时间，他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不长的时间里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与他青年时代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接受过初步的、较系统的史学训练，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者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也与他在青少年时代起即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坚韧不拔的品质，能在逆境中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有很大关系。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他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出版家。

目前有关出版家金灿然的研究成果，多为学术界、出版界人士所写回忆与其交往经历的文章，且有关史实多集中于他在1958年调入中华书局工作后的时间段，而对他早期的经历涉及甚少。现主要依据新见史料，对金灿然在中学阶段的经历进行梳理，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深化对金灿然的研究工作。

初中时期被捕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他对清末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进行改革，在课程内容上取消了忠君尊孔内容，制定了近似于法、德学制的“壬子学制”。1913年（癸丑年），该学制又进行了部分修改，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将普通教育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其中，小学阶段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的学制为四年，高级小学的学制为三年；中学阶段的学制为四年，不分初中、高中。

金灿然1913年3月11日出生于鱼台县谷亭镇一个叫金庄的村子，1919年8月1日，他已满六周岁，按当时的学制，到达入学年龄。当时，金灿然家虽并不富裕，但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家产，仍可维持温饱生活。谷亭镇距曲阜仅有一百多公里，属孔孟之乡，人文气息浓郁，当地百姓知书重教，稍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均愿供孩子上学读书。因此，金灿然得以进入当地的初级小学（当时称为“国民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在完成四年的初级小学教育后，金灿然于1923年又升入高级小学继续学习。虽然1922年11月11日民国政府又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实行“壬戌学制”，规定“小学校修业年限6年”，将原“壬子癸丑学制”中高等小学的学习时间缩短了一年，从三年变为两年，但因学制改变，恐各地方来不及在1923年8月实行新学制，故《学校系统改革案》又规定，小学的学习时间“依地方情形，得暂展长一年”。1923年8月1日入高级小学学习的金灿然恰好赶上此政策，当地仍实行高小三年的学制。因此，又经过高级小学三年的学习，金灿然于1926年7月从高小毕业。

从高小毕业后，金灿然又顺利考入位于济宁的山东省立第七中学（以下简称“省立七中”）继续学习。当时，根据1922年11月11日《学校系统改革案》颁行的“壬戌学制”，原来“壬子癸丑学制”中不分初高中的中学四年的学制已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而省立七中是“壬戌学制”中的初级中学。1926年8月1日，省立七中第一次招收实行“壬戌学制”的学生。当时，招收的学生分为三个班，即26班、27班、28班，金灿然被分配到27班。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欺侮，有识之士不断寻找国家求存图强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救国之路。王尽美、邓恩铭等人是最早在山东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济南建立了中共山东省的党组织。金灿然入济宁省立七中读书时，山东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此时，也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均在省立七中从事秘密活动，在学生中宣扬各自主张。1927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二十多岁的中共党员张继宽以转学名义，插班至26班，开辟中共在济宁的党团工作。他在省立七中组织“读书会”（原名“贫生读书会”，后改为“读书研究会”，简称“读书会”），引导同学们阅读《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讲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讲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当时，入省立七中学习不久，年仅十四岁、渴求各种新知识的金灿然和其他几个同学参加了“读书会”，并很快就成为读书会的骨干。通过学习，金灿然对马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他十分向往那种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几个月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三派组成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胜利后北洋政府覆灭，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1928年秋，国民党右派取得了济宁的领导权，在济宁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当时，驻济宁的国民党部队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所直辖的梁冠英部。蒋介石剿共、灭共的反动政策得到济宁国民党右派的贯彻执行，他们处心积虑地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镇压一切进步活动，实行一党专制。在1928年上半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继宽等几名中共党员已不得不陆续离开济宁，返回济南。对金灿然而言，张继宽既是同学，又是兄长，他们的关系颇好，张继宽被迫离开省立七中，让金灿然对国民党的做法非常愤慨，他曾因按压不下自己的满腔怒火，和当时省立七中的校长王勉民公开地辩论过。省立七中的进步师生对国民党的做法亦十分不满，与受国民党控制的学校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9年1月2日，在济宁著名的剧场育华舞台召开市民联欢大会，其中有省立七中学生参演的节目。但是，在门口负责把守的县党部人员却只让那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商士绅和涂脂抹粉的小姐太太入场，普通平民老百姓即使有票也不许进入，县党部看门人员甚至还动手撕毁老百姓的门票。几个省立七中的学生见此情景后与守门的国民党人员理论，最后发生了肢体冲突。金灿然和同学李益民商量后，决定趁这个机会发动学生，煞煞县党部的威风。金灿然等站在凳子上动员省立七中的同学让出座位让民众看演出。县党部的人见场面要失控，于是给驻军梁冠英部打电话，说：“这里有共产党捣乱，赶快派部队来！”省立七中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一齐退场。省立七中的学生一走，引起了全场一片混乱。学生退到场外后，由金灿然和李益民指挥，排成长长的队伍，愤怒的学生一路高呼“砸掉县党部”“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浩浩荡荡奔赴大街游行。当国民党的队伍跑到育华舞台时，人们早走光了。金灿然等学生回到省立七中后，与“读书会”其他同学连夜召开会议，推选代表准备第二天去县党部讲理。当夜两点左右，梁冠英部军人和县公安局的警察包围了省立七中的学生宿舍，当场抓捕了三年级学生金灿然、王永生等四人。在逮捕金灿然时，国民党军警从他身上搜出日记本，发现上面有谩骂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内容。这样，金灿然就以“有共党嫌疑”之名被捕。第二天，省立七中将包括金灿然在内被捕的四名同学以及其他参与事件的共八人第一批开除。因这一事件，省立七中前后共开除学生二十七人。被捕的同学被关押在县公安局（铁塔寺东廊房）里，押了四天三夜。后经未被逮捕的李益民等人多方面营救，包括让省立七中校长出具保状，找联环铺保；又经在济宁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做了一定的工作，金灿然等四名被捕同学才被保释出狱并准许转学。被释放后，由省立七中开具转学证书，又经上层疏通关系，金灿然经过插班考试并通过，得以转到离家更远、位于泰安的山东省立第三中学（以下简称“省立三中”）继续学习。金灿然从小就勤思好问，聪明好学，有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这使得他能够顺利地通过泰安省立三中的插班考试，继续上学；而与他一起被捕的王永生则由于疏忽大意，未能通过考试，没能转入泰安省立三中继续学习。

高中时期与李俊民和张友松的交往

1929年7月，金灿然顺利从泰安省立三中毕业。按1922年制定的“壬戌学制”，金灿然在济宁省立七中和泰安省立三中完成的是初中阶段学习。当时，初中毕业生的出路或是继续升学，或是走向社会。民国时期教育落后，1929年夏金灿然在泰安省立三中毕业时，山东仅在济南有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级中学，即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要继续求学的学生，只能考取省城济南的高中继续学习。例如，金灿然在济宁省立七中的同班同学李益民，即在1929年8月考入该学校继续学习。但是，金灿然在初中毕业后，未能升入济南的高中继续学习，而是走向社会，开始在山东各地教书。他先是在家乡鱼台教书，如曾在离谷亭镇很近的南阳镇做过南阳小学的校长，后又在山东金乡、聊城等地中小学任教员。金灿然渴望继续读书，但当时未能升入高中学习，主要与其家庭经济状况变差，无法供金灿然继续求学有关。金灿然共有五个兄弟，他排老大，在他初中毕业时，虽然他的五弟金舒然尚未出生，但其他三个兄弟年纪尚小，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使原本已不富裕的家庭很难再有更多的钱供其继续读高中。在各地教书过程中，金灿然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学习，希望能够进入高中学习，弥补自己未能升入高中求学的遗憾。最终，在辗转各地教书三年后，1932年8月，金灿然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

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是据1922年“壬戌学制”关于初、高中分设要求而成立的高级中学，于1929年成立，是当时山东省唯一的一所独立建制的公立高中。1932年民国教育家宋还吾担任校长之后，多方延揽人才，大力聘请良师任教，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例如，1932年学校聘请山东现代教育的肇始者王祝晨入该校担任国文教师；1934年聘请当时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季羡林担任国文教师。学校还不定期组织活动，请全国知名学者到学校做演讲，如曾邀请著名历史学家陶希圣、水利专家张含英等到校做学术讲演，开阔学生的视野。因此，当时该校学习风气浓厚，学生参加各种社团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活跃。初中毕业三年后又得以重新进入高中学习的金灿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浓厚学习氛围的影响下，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同时还参加课外活动，如参与编辑文学刊物《华蒂》，多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为人热情、勤学好问的金灿然还愿意和老师接触，向他们请教。在1932年受聘进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任教的老师中，金灿然与李俊民、张友松比较亲近，在新中国成立后与他们仍多有交往。其中，与张友松的交往，甚至对金灿然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轨迹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与李俊民的交往

李俊民（1905.1.31—1993.6.29），江苏南通人。新中国成立后，李俊民先后担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在1958年4月中华书局从财政经济出版社分出、独立经营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他担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兼总编辑。而此时，金灿然正在担任位于北京的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业务上受北京中华书局的领导，两人因出版业务多有交往，李俊民与金灿然这对师生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联系起来。

李俊民是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1929年春失去组织关系后，曾辗转河南、北京和山东，在大学和师范学校任教。1932年8月，他随山东现代教育的肇始者、被称为“山东的胡适之”的王祝晨一起由济南第一师范学校转聘于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师，在该校任教达五年之久。而于1932年8月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读书的金灿然，因此成为李俊民的学生。

金灿然入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时已满十九岁，他爱好文学、思维活跃，又为人热情，与老师同学相处融洽。当时，作为学生的金灿然与李俊民非常亲近，他经常和同学马吉峰到李俊民家中串门，陪李俊民的大儿子（那时大约一两岁）玩耍，给李俊民讲文艺圈子里的趣闻。而那时，虽然李俊民的组织关系尚未恢复，但他与学校中的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密切，李俊民的住处曾一度作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通信机关，党支部也经常在李俊民家中开会。金灿然及其同学与李俊民的交往，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怀疑，党支部怀疑他们两人与蓝衣社有关系，让李俊民提高警惕。

“蓝衣社”即中华民族复兴社，是国民党内部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该社的主要任务是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以侦察、绑架、审讯、暗杀等手段迫害进步人士和异己力量。1933年春，蓝衣社在山东省的头目黄僖棠授意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复兴社成员李树慈，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吸收济南各中学中的一批青年学生成立文学组织“华蒂社”，并编辑出版《华蒂》刊物。李树慈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李树慈与金灿然是同学，于是以“编文艺刊物”为由，邀金灿然加入“华蒂社”，参与编辑《华蒂》。金灿然当时并不知道“华蒂社”与国民党蓝衣社的关系，仅认为这是一个由爱好文学青年组成的文学组织，于是加入了“华蒂社”，参与编辑《华蒂》。《华蒂》一共仅出版了两期周刊，一期月刊，存在时间不长，而金灿然在觉察到该组织可能与蓝衣社有关系后，即坚决退出，更没有参加反动的中华民族复兴社。

由于参与“华蒂社”的活动，金灿然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被地下党组织列为怀疑对象。这影响了金灿然与李俊民的深入交往，李俊民对他有所戒备，他们彼此间表面上虽很亲近，但只聊学习和文艺圈的动态，李俊民并未像金灿然初中时的同学张继宽那样给予他思想上的引导。事实上，李俊民也未将金灿然作为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看待，在他多年后忆及的历届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里，亦没有金灿然。

（二）与张友松的交往

图丨张友松（1903—1995）

张友松（1903.11.12—1995.1.20），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塘，是第一位把马克·吐温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大家。1951年秋，当时正在重庆工作的张友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宋庆龄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这使他得以又回到青年时代曾学习和生活过的北京。在这里，他和自己在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时的学生金灿然有了更多的联系和交往。

1922年，十九岁的张友松与他的大姐张挹兰一起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张挹兰在北大学习期间跟随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一起闹革命，是1927年与李大钊等十九名共产党人一同牺牲在奉系军阀绞架下的二十名烈士中唯一的女性。受大姐张挹兰的影响，张友松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在北大期间就曾与李大钊、冯雪峰等有过交往，并参加过北京大中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的学生运动。由于家境不好，在北大读书期间，张友松和他的大姐只能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当时他在《京报》做记者，有时还要夜里出去校对稿子，以支付学习费用。他课余还翻译英文小说挣钱，和与他同样半工半读的大姐一起供养家中的母亲和弟妹。在他的大姐牺牲后，张友松的家庭负担一下子变得更重，他也不能继续留在北大读书了。最初，由当时在北大教书的鲁迅的推荐，他去了位于上海的北新书局做编辑。在北新书局做了不到一年，张友松便因书局拖欠鲁迅稿费而同其在北大的同学、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彻底闹翻。之后，鲁迅借给张友松五百元钱，帮助他开办了春潮书局。由于经营不善，春潮书局于1930年破产。1931年秋，在翻译界已很有名气的张友松受聘到青岛市立中学任教，教授英语，并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在青岛教了一年多书，他于1932年8月到济南，受聘在新成立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授英文。在这里，他与刚入校读书的金灿然相识、交往。

因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是当时山东省唯一的一所独立建制的公立高中，所以该校会聚了全省的优秀学子，学校的毕业生中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继续深造者不乏其人，除前述1930年毕业的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外，另还有1932年毕业的严薇青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34年毕业的杨志玖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等。受这些学长的激励，勤奋好学的金灿然萌生了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的愿望，而曾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友松，对他的这一选择给予许多指导。

张友松虽很早就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同情革命，但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期间，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并无联系。因此，金灿然曾短时间参加“华蒂社”、参与编辑《华蒂》之事，并未影响张友松与他的交往。相反，张友松很欣赏金灿然所具有的山东人的豪爽性格，以及求知若渴的精神。因为，这些特点在张友松身上也有所体现。张友松为人耿直，但有时脾气比较暴躁，或者说不大通人情，在山东青岛、济南教中学时，有时他会因个别学生不认真听讲气得脸色铁青，拍着桌子训斥学生；张友松又非常喜欢勤奋好学的学生，在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时，他就曾用自己的血汗钱资助过1934年考入北大史学系的穷苦学生杨志玖，使其“永志不忘”。在应聘到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前，张友松就已是很有名气的翻译家，因此金灿然经常与张友松聊天，向他请教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而张友松对勤奋好学的金灿然也非常喜欢，两人虽然相差近十岁，但还是成为“好友”。在两人的交往中，张友松向金灿然介绍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情况，这使金灿然更加向往能够考入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尽管有初中毕业后因经济原因无法继续读书的痛苦体验，但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初中毕业后在山东各地教书谋生的经历，又使他坚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挣钱养活自己，支付学习费用。在交往中，张友松向金灿然介绍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半工半读，在《京报》做记者挣取学费和生活费的经历，以此鼓励金灿然报考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在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习三年毕业后，金灿然于1935年8月8—10日在北京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这一年虽并未被录取，但金灿然并未气馁，而是留在北京备考，并在第二年即1936年的入学考试中顺利通过，被北京大学史学系录取。在1935年8月落榜后在北京备考，以及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在北大史学系进行历史学的系统学习期间，为了解决生活来源问题，金灿然一直在《华北日报》担任校对，挣取生活和学习所需费用。北京大学读书、半工半读、报社工作（《华北日报》和《京报》）这三个元素，成为张友松与金灿然共有的标签，从中既可见张友松对青年金灿然人生道路选择影响之大，亦可见两人当年交往之深。此外，1951年秋张友松重新回到北京后，两人虽已分别十几年，但时任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金灿然与他的交往很多，在各方面给予张友松很多帮助，并由此导致金灿然受到张友松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牵连，于1958年4月被调到中华书局担任总编辑兼总经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一史实亦可从侧面证明，在高中时期金灿然与张友松两人交谊之深。

结语

在初中阶段，金灿然受插班到济宁省立七中的共产党员张继宽的影响，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右派取得国民党领导权后，出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金灿然等组织示威游行活动并被捕。在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习期间，金灿然思想活跃，爱好文学，参加《华蒂》的编辑工作，他虽与暂时脱党的国文老师李俊民“亲近”，但由于中共地下组织认为金灿然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有联系，要求李俊民对金灿然提高警惕，所以李俊民在与其交往时存有戒心，也未能给金灿然以思想上的引导。在高中阶段，金灿然还与了解共产主义思想、同情共产党的英语老师张友松成为“好友”，张友松在北京大学半工半读，业余时间在《京报》做记者的经历，对金灿然高中毕业之后继续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深造，以及在北京期间以在《京报》做校对维持生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在初中学习阶段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是金灿然和他的同学愤怒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后集中爆发的体现，这是他的一次自发的行为。事实上，在1928年上半年包括张继宽在内的几名中共地下党员先后离开济宁后，1928年的八九月间，中共山东省委又将中共党员刘南云一人派回济宁，让他继续在济宁开展党的工作。刘南云在济宁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骨干，发展组织。在半年左右时间中，他发展了朱化农等两人入党，并未到省立七中开展过活动。由此可见，金灿然在1929年1月2日组织和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共地下党员并未参与。但是，金灿然之所以能够组织此次学生运动，是因为他在“读书会”中学到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从被捕事件也可以看出，初中时期的金灿然爱憎分明、敢想敢做，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被捕时，金灿然尚未满十六周岁，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被捕这一特殊的经历，对金灿然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理解在“读书会”中所了解到的关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知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经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练就了他百折不挠、为既定目标不断奋斗的坚韧品质。

初中毕业之后，金灿然因家庭经济原因未能继续升入高中求学，这使他对生活的艰辛有了切身的体会。为了弥补未能升入高中的遗憾，在初中毕业三年后，十九岁的金灿然又重新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继续学习。当时，为加强反动统治，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在济南的负责人借创办“华蒂社”、编辑出版刊物《华蒂》对济南市的中学生进行渗透，金灿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华蒂社”，参与编辑《华蒂》；但在当他得知《华蒂》的编辑出版系由国民党蓝衣社资助后，则立即退出“华蒂社”，不愿与国民党有任何关系。在高中学习时期，虽然金灿然也与学校中信仰共产主义以及同情共产党的老师有交往，但他没能从中得到如初中同学张继宽那样的共产党人对其在思想上的引领，这使他在彼时未能真正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尽管如此，高中学习阶段的金灿然正值二十岁左右年纪，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他与国民党坚决划清界限的行为，说明他对国民党的反动性质有清醒的认识，这为他之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北京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金灿然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不得不中断。在获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继续办学的消息后，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的金灿然历尽艰辛，于1937年11月底前赶到长沙报到，继续学习。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之后武汉又告急，影响长沙安危，长沙临时大学是否搬迁成为师生们议论的问题。1938年1月上旬，长沙临时大学最终决定迁往昆明继续办学（即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日军不断占领中国领土，民族危难之际，金灿然毅然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不随长沙临时大学南迁昆明，而是奔赴延安。1938年1月，金灿然借考入位于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之机到了抗日前线临汾，并于1938年3—4月间到达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从金灿然思想认识的根源来看，初中时期在“读书会”受到共产党员同学的引导，在高中时期坚决不与国民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及与倾向进步教师的交往等经历，为他做出奔赴延安的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最终使其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出版家。

致谢：在本文资料收集阶段，山东济宁九月书店王兴伟先生，山东济宁第一中学（从金灿然先生初中阶段的母校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衍化而来）孙伟老师、苏涛老师提供线索与相关资料；在本文写作阶段，金灿然先生长子金波先生（已逝世）的夫人东惠茹女士及其女儿金东方女士，金灿然先生的次子金培华先生提供了相关史实，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具体建议。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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