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桧 林发钦丨澳门出版业：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文摘
文化
2024-07-19 20:50
北京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澳门出版业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澳门出版业发展历史悠久，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萌芽兴起、17—18世纪发展式微、19世纪初繁荣发展、民国时期缓慢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研究发现，澳门出版业的发展过程受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影响。一是经济结构调整，1535年澳门开埠后成为明清政府与其他国家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基地，16世纪末澳门的中西文化出版枢纽作用开始凸显，但后来以博彩旅游为主的产业结构挤占了出版业发展空间。二是政府管制强度，19世纪葡萄牙政府取消海外出版禁令、清朝政府放松出版管制、澳门议事会取消出版审查制度，促进了澳门出版业快速发展。三是印刷技术水平，它对澳门出版业16世纪的萌芽以及19世纪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澳门除了是天主教传教士最早使用中式雕版印刷术的地方之一，也是西方近代活字印刷术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四是多语翻译机制，澳门出版业的发展与中葡、中英等翻译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梳理总结澳门出版业历史经验对“一国两制”新时代下澳门出版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目录
一、澳门出版业历史研究综述
二、澳门出版业：发展阶段分析
三、澳门出版业：影响因素分析
四、结语
布洛克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从历史来看，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数百年来一直发挥着中西文明交流的门户作用。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过：“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澳门曾经几度成为中国报刊出版中心，澳门出版业发轫于中西文化较大规模接触的明、清两朝，它的兴起与发展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抑或利用西式机器印刷；无论是出版书籍，抑或是刊行学习中文用的字典、词典，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传播。清朝后期创办报刊风起云涌，当时的澳门可以说是“三不管的避秦之地”，在物资、人工、生活开支、地缘和对外联系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不同立场报刊的设立和运作。但是，从整个出版史来看，近百年来澳门的出版业发展相对缓慢。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澳门被赋予“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分析澳门出版业历史发展过程在“一国两制”新时代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对中西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亦具有重要作用。
学者们普遍认为澳门出版业历史悠久，已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有的学者关注澳门某一类报刊的出版过程。比如澳门外报研究，相关学术成果有李长森的《〈蜜蜂华报〉与澳门外报的发展》、李长森的《近代澳门外报史稿》、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林玉凤的《澳门葡文报章的发展特点》、汤开建等人的《〈澳门宪报〉中文数据辑录（1850—1911）》前言。还有学者从翻译的角度研究早期澳门的出版活动。如围绕创办《镜海丛报》的高美士、创办《澳门档案报》和《澳门视界报》的白乐嘉等人，将澳门的翻译史和报刊史结合起来研究。相关学术成果有李长森的《近代澳门翻译史稿》、李长森的《百年摇篮，树老花香——澳门理工学院中葡翻译课程百年沧桑》、李长森的《从伯多禄的译文看澳门早期的翻译风格——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百年史研究之六》、谭树林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谭树林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苏精的《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以及谭树林和钟凌学翻译的文章《马礼逊、米怜和麦都思——新教在华传播的三位先驱》等。还有学者关注某一种语言的出版史，比如澳门中文出版物。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指出，澳门出版的首份中文期刊是马礼逊在1833年创办的《杂闻篇》，资料统计从这一时期至澳门回归前曾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50种，这比同期出版葡语报刊120种要少五成以上。杨丰坡分析了从1809年至1842年来华外国人在澳门出版的中国主题英文图书。还有学者认为回归前澳门的出版事业出现“小阳春”，回归后出现“第二春”。有的学者关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出版物。比如澳门出版事业发源期的研究，认为澳门出版业发轫于中西文化较大规模接触的明、清两朝。在《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和《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中，有学者认为澳门曾经几度成为中国报刊出版中心，相关成果还有《中国最早外文报纸的疑点——澳门出版史的新发现》《经济发展时期的报业挑战——以澳门报业发展为例》，以及《澳门出版业优缺点分析》。还有学者提出澳门近代出版业对中国近代出版业有带动效应。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关于澳门出版发展的研究一直属于冷门，直接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献凤毛麟角。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注澳门出版史的研究比较多，但也只是关注某一类别或者某一时间段的出版物，但是这些都可以说是“小出版史”研究，缺乏对“更大范围”澳门出版史的关注；二是尚未对澳门出版业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分析，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试图系统归纳澳门出版业的历史发展阶段，并总结其影响因素。早在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文学就已经在澳门传播，后来时间延续了500多年。在此之前，已知的有关澳门的文学作品有428篇。其中，明朝汤显祖于1591年曾游览澳门，写过4首诗:《香岙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二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等，是最早的关于澳门的诗作。葡萄牙诗人贾梅士在澳门创作了长篇史诗《葡国魂》,1572年该书在葡萄牙出版,开创了澳门出版业的先河。16世纪末，澳门的中西文化出版枢纽作用开始凸显。当时的天主教会把澳门作为基地，在澳门学习中文，一方面编写印刷传教宣传品，不断向中国传入西学，另一方面翻译中国的古典经籍，以及撰写阐述儒家学说的著作，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入西方。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并到达澳门。利玛窦认为，“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走进去，书籍依赖简捷有力的笔墨，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里行间透入读者的心内，较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神父于1584年采用中国的木刻版印制他编写的教义手册《天主圣教实录》，这是欧洲人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中文书。此外，罗明坚还编写了一本拉丁语《汉语词典》，于1585年在澳门出版。159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合作将中国古籍《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将德国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出版了《五经》的拉丁文译本，后来又出版了一些不同欧洲文字的译本。清初法国传教士白晋自澳门启程回国时，一人便带有印刷精美的中国图书300多卷，当时在北京的天主教士也通过澳门向欧洲寄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国药材以及中药煎制服用方法说明等。据不完全统计，16—19世纪，澳门教区有25名传教士翻译或撰写了77种著作，分别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典籍在欧洲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澳门圣保禄书院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基地，也是重要的出版据点。16世纪末，各天主教会相继在澳门设堂建院，其中澳门圣保禄书院创办于1594年，于1762年关闭，共有168年历史。尽管学院是为了推广天主教而创办的，但它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培训中心。大体上说，洋人进修两年是接受汉化的过程，而华人进修两年则是接受西化的过程。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一行抵达澳门，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里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神父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抵达澳门。1710年，康熙皇帝命新来之西洋传教士在澳门学习中文：“新来之人，若叫他们来，他俱不会中国话，仍着尔等做通事，他们心里不服，朕意且教他们在澳门学中国话语。”圣保禄书院的学术核心就是翻译中国经典。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圣保禄书院建立了一个藏书4000多册的图书馆，在当时已经算是远东所藏西方书籍最多的图书馆。圣保禄书院被关闭后，圣若瑟修院取而代之，它于1728年由耶稣会创立，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致函葡国国务秘书席尔瓦·弗雷塔斯，为圣若瑟修院申请出版许可。圣若瑟修院虽然规模不及圣保禄书院，但也是重要的翻译和出版中心，拥有印刷设备，具备编写、翻译、出版及收藏双语著作的优势，该书院在语言培训及翻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创建了系统的汉语学习方法，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员，其中有不少人成为后来澳门华务学校的领导人物和教学力量。17—18世纪，由于葡萄牙颁布海外出版禁令，澳门出版业发展较慢。同时，亚洲形势对澳门不利，日本迫害并且驱逐天主教，澳门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576年罗马教廷设立澳门主教辖区，管辖整个中国内地和日本的宗教事务。1580年(明万历八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合并，葡萄牙归属西班牙王朝，里斯本派出第一位“王室大法官”前往澳门。16世纪90年代，日本丰臣秀吉严禁天主教，烧毁京都南蛮寺，并没收长崎耶稣会领地，将逮捕的传教士圈于长崎处死。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日本德川政府颁布禁令将所有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驱逐出日本。但德川政府明确指出禁令只针对传教士，来自澳门的商人将继续受到欢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爆发了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战场的新教派与天主教之间的所谓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基督新教的统治地位以及内部秩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626年（明天启六年），日本对天主教的镇压加剧，大批神父及传教士被捕，大量欧洲和日本基督新教徒在日本长崎遭到驱逐，到澳门避难。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葡萄牙贵族在里斯本发动政变，恢复葡萄牙的独立，推翻西班牙人总督，拥立布拉甘沙公爵为国王。葡西分立后，西班牙人立即下令禁止澳门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贸易。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澳门总督高定玉维持对外国人在澳门定居的《王室禁令》，但允许外国人路过澳门等待交通工具时逗留。以上这些国际形势亦不利于澳门出版业发展。19世纪初，澳门印刷事业又重新出现生机。19世纪被称为新教传播的“伟大的世纪”，在法国大革命思潮影响下，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葡萄牙政府决定解除关于葡人在海外出版的禁令。1822年，一台新的配备有全套活字的葡语印刷机运到澳门，澳门的印刷出版事业重新开始运作。伦敦基督教会开始选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1807年8月30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澳门，他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对于刊物的力量，抱着无限的信心。他发现，中国佛教僧尼，不在讲坛论道，只从事翻译及著作，儒学的伦理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传播，这种印刷文字比口传更能普及”。他继承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的学术传教策略，即通过翻译圣经和西方科学书籍，传播西方文化，以达到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目的。1817年出版了《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1819—1823年印刷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1—3卷，由东印度公司设在澳门的印刷厂印刷。《华英字典》在汉英、英汉字典编撰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成为中西方文化沟通与融合的桥梁。马礼逊传教亦以文化策略为主，其活动包括翻译圣经、编印字典、建立学校、创办刊物、开设医馆等。随后，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麦都思的《福建土话字典》（1832）等也在澳门印刷出版，这些字典在方便西人学习汉语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马礼逊的文化策略“无声而有效”，达到了沟通中西、调和儒家和基督教两者分歧的目的，可谓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很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1839年基督教会在澳门成立了马礼逊学校，美籍传教士布朗为校长。1846年冬，布朗带容闳等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容闳成为第一个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的华人，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报学专家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称：“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19世纪在澳门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有《蜜蜂华报》《中国丛报》《镜海丛报》等，这些报纸创办于澳门中文报纸的初创期，也是中国报业的发轫期。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指出，“《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它不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而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创办的，不是宗教报纸，而是地道的政治报纸。当时在澳门的立宪派和保守派互相争夺统治权，立宪派在市民选举大会上战胜保守派取得政权。立宪派为了宣传立宪观点而创办了该报纸，但是果阿的葡萄牙总督根本不承认澳门立宪派的新政权，并派军舰前往澳门镇压。1823年9月下旬，葡军在澳门登陆，逮捕了立宪派首领，并由保守派重新掌权。保守派掌权以后当众烧毁《蜜蜂华报》，并下令查封。该报纸于1823年12月停刊，只出版了67期，后被持保守观点的《澳门钞报》取代。这两份报纸均是政治产物，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弱。19世纪初期《蜜蜂华报》的信息传播以水路和陆路为主，水路航线之一是欧洲大陆里斯本—印度果阿—澳门，耗时5—7个月；其二是东南亚菲律宾等群岛国家—澳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线之一；其三是拉丁美洲国家—澳门；其四是中国内地广州—澳门。陆路航线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中国内地到澳门的陆路传播，二是澳门本地的陆路传播。总体而言，传播速度相对较慢，但是，《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19世纪30年代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是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杂志，对传播汉学起到了重要作用。1832年5月,马礼逊得到美国教会机构赞助的印刷机，便邀约早期美国来华的裨治文、卫三畏等传教士共同创办《中国丛报》，至1851年由于经济困难停刊。报社曾三迁其址（广州—澳门—香港），主要发行地点是广州，1836年迁至澳门，在澳门出版时间长达8年（1836—1844年）。《中国丛报》为月刊，每期24开本，50多页，由于是英文版，主要读者对象为外国人，即来华的传教士与商人，乃至军政官员。根据现在出版的《中国丛报》合订本影印本的总索引统计，它在20年间共发表文章1378篇，文章一般为几千字以上的长文，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中国国情、中外关系、外国类、宗教类。《中国丛报》是政治性强、学术质量较高的期刊，撰稿人是在华生活多年的“中国通”。19世纪末，一些革命派和改良派人物也在澳门创办宣传各自主张的报纸，比如《镜海丛报》是纯粹的中文报纸，是澳门近代和现代报业中流传最广的报纸。1893年7月18日，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与在澳门行医的孙中山共同创办了《镜海丛报》，刊发澳门官方中文告示、法律启示、商业广告等内容。该报在广东、香港、上海、北京以及菲律宾、旧金山、葡萄牙等地都有读者，影响相当大，可谓“先知货物涨跌，遍悉禁令更张，通中外之情，达官民之隐”。《镜海丛报》属于岭南早期资产阶级创建的报刊，“澳门数百年，仅有一华报”，后于1895年停刊。澳门是中国的志士仁人萌生革命思想的发源地。鸦片战争之后，一大批近代读书人比如魏源、林则徐、郑观应、容闳、康梁维新人士、孙中山等先后涉足澳门。澳门还是近代知识分子创报刊、兴学堂、立学会的重要基地。1892年“世居澳门”的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在澳门撰写完成《盛世危言》，该书是在清末民初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最畅销的政论书之一。1897年，康有为等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刊登西方各国情况和科技信息，很受读者欢迎。20世纪初，澳门成为保皇派的舆论与活动中心，《知新报》则于1901年停刊。1903年保皇会迁出澳门，保皇会在澳门的活动及影响日渐式微。相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力量开始加强在澳门的活动，派会员刘思复等赴澳成立冠名为“乐群书室”的秘密机构。1909年，“濠镜阅书报社”成立，它是澳门同盟分会创办的组织，通过借阅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员。此外，由澳门同盟分会创办的澳门培基学堂也是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民国时期，因澳门作为华人聚集地和其特殊的地位，澳门出版业在战争期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来说发展相对缓慢。20世纪30年代以后，澳葡政府在抗战期间采取的是中立政策，澳门因为其特殊的地位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澳门出版图书大约是160种。将澳门经济局1932年出版的《澳门指南》与1942年出版的《澳门年鉴》相对照，后者记载的中西书局增加了13家，印务局增加了12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以后，大批中、小学生避难澳门，澳门学校数量突增，“故开设书店者，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异常”，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为东亚孤岛。抗战时期澳门地区中文报纸的出版是一大特色。比如创刊于1933年的《大众报》，是澳门创办历史最悠久的中文爱国报纸之一；1937年，香港《华侨日报》社长岑维休委派赵斑斓、雷渭灵来澳创办《华侨报》。还有一些爱国报纸，比如《大众报》《朝阳日报》《新声日报》《澳门时报》《民生报》等均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廖平子独立出版手抄本抗日救亡爱国文艺期刊《淹留》，成为澳门甚至是全国罕有的出版奇迹。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确立了港澳工作方针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该原则下港澳出版业平稳发展。“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保证了港澳不因内地政权变更和政治形势变化而发生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维持了港澳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的稳定，这有利于其出版业平稳发展。港澳台出版事业是大中华地区的一块支脉，澳门华人有了自己的出版业。星光书店成立于1950年1月1日，是澳门现存最悠久的书店之一。创办以来，“星光”伴随着新中国沐雨栉风一同成长，始终肩负着传播新中国文化信息的历史使命，并默默地为读者传递着悠悠的翰墨书香和多元文化内涵。“星光”二字截取抗战歌曲《冲破敌人封锁线》的歌词命名——“星光映着汾河湾，月色迷着吕梁山。我们革命的铁流，冲破敌人封锁线……”星光书店秉承爱国爱澳精神，宣传祖国的建设发展成就，传播文化知识，致力于维护澳门文化阅读氛围，星光书店有限公司为此获得行政长官授予的“文化功绩勋章”。1958年《澳门日报》正式创刊，现为澳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历史文化期刊以及高校学术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办起来。1987年，《澳门》杂志创刊，由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创办，是一本集时事、经济及历史文化等内容的综合性期刊。1987年《文化杂志》创刊，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是一份研究历史文化的学术期刊。1988年创刊的《澳门研究》，是澳门基金会与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开启了澳门现代高校创办学术期刊的先河。1998年创刊的《澳门理工学报》是澳门理工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2014年《南国学术》由澳门大学主办并编辑出版，是一份跨学科、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2016年澳门《艺文杂志》由澳门艺文杂志社创办，是一本聚焦文化、艺术的杂志，内容涵盖澳门与各地文化、文学、艺术、历史等，旨在丰富澳门文化业态，提升澳门艺术和文学创作水平，打造澳门文化出版精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的图书出版业加快发展。1986年最先创办的是星光出版社，由《澳门日报》主持创办，以出版文学历史书籍为主。1988年澳门日报出版社成立，出版有关澳门的工具书和文学书，比如《澳门手册》；出版文学书籍，比如《澳门四百年诗选》。此外，澳门基金会也承担了大量出版任务，资助有关澳门研究的书籍，并编纂大型工具书。20世纪80年代，澳门的文学作品陆续面世并活跃起来。1999年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借着回归效应，澳门书刊出版业在“一国两制”下蓬勃发展。出版是一面镜子，照映出时代的特征。在明清时期，澳门成为来华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和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集散地，推动了中国的康乾盛世和西方的启蒙运动；在近代，澳门又凭借其独特的治理制度和发达的报刊媒体，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重要策源地，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社会开放和社会思想、文化、审美的多元化、多样化是出版业繁荣的必然条件，总体而言，澳门出版业的发展受到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管制强度、印刷技术水平、多语翻译机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澳门出版业反映了澳门经济史、国际贸易史的演化。16世纪，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剧增，促成了澳门转口贸易枢纽的角色定位。澳门，被称为“海风吹来的城市”，澳门开埠比香港早300年，它开埠于全球化第一波大航海时代，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广州市舶司舶口由电白移至澳门，为澳门开埠之始。澳门开埠后迅速开辟了澳门—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三条国际贸易航线，至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被迫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权。这期间在香港、广州以及我国其他沿海城市尚未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澳门几乎是内地与其他国家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唯一地区，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中心，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窗口。16世纪末，澳门出版业伴随着澳门贸易的发展而萌芽。随着葡人海上霸权的丧失，日本驱逐天主教士，以及葡萄牙占据的果阿、马六甲等殖民地相继为荷兰人所侵夺，澳门的转口贸易地位不断下降。19世纪中后期，澳门近代贸易依附于“广州贸易体制”而有所发展，但从19世纪后，由于新的竞争对手香港、上海等地相继崛起，澳门贸易地位重蹈由盛而衰的覆辙，澳门以传统海外贸易为主的经济格局被以鸦片贸易、苦力贸易、赌博等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所取代。1847年澳葡政府推行承充专营制度并宣布赌博合法化，1962年澳门开始博彩专营权，逐渐形成以旅游博彩业为主的服务产业，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型为以博彩旅游为主的服务贸易，而文化出版贸易相对衰落。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主体之一，市场化、国际化是必然趋势。19世纪澳门报业的繁荣发展可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密切关系。16世纪末利玛窦是在中国明朝统治由盛而衰、欧洲由弱渐强的过程中来华传教的，那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进行早期资本积累。17世纪日报在德国问世，之后英国、法国、美国也陆续出现了作为近代报业标志的日报。18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的报业进入“工业革命与廉价时期”，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霸主。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时，英国建立了出版业与发行业分离的现代出版业制度，并且马礼逊采用的铸造活字印刷也是西方印刷工业的产物。但后来这些西式出版业的重心都转移到了香港、上海等地，20世纪以来的澳门出版业发展缓慢。此外，澳门出版业市场化程度不高，这也是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澳门本身经济市场化水平有限，回归以前的澳门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在澳葡时代澳门曾经有多达35个专营合约，澳门经济的市场化基础薄弱。市场是一个体系，它由产品服务市场、要素市场等基本要素构成，缺一不可。有人形容“澳门像一个大国企”，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也不高，澳门的出版业主要由政府部门、高校主导，书籍在市场上流通的比较少，以赠阅为主。尽管澳门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使用西方金属制版和印刷拉丁文字的印刷厂——圣保禄书院附属印刷厂，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美华书馆，但是20世纪以来澳门出版业发展缓慢，澳门印刷署只出版官方书刊，不出版民间图书报刊。澳门本地的中文图书出版机构寥寥无几，缺乏影响至今的正规出版机构，也缺乏龙头的出版社，这是澳门文化事业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缺陷。尽管澳门的出版业发展较早，对上海、香港等地的出版业兴起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随着其他地区出版中心的崛起，两岸四地的出版业以澳门的出版概况最鲜为人知，澳门的出版业面临外部市场竞争，且尚未与这些地方建立共同市场。首先，明清政府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态度可能影响澳门出版业，主要表现在“禁贸易”“禁天主教”“禁书籍出口”等综合措施，但是这些政策时紧时松，澳门的出版业在逆势中兴起与发展。16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等传教士以中文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明朝官民，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中文——近代南京官话和近代粤语广府话，还阅读大量中文书籍，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17世纪初期，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博得了万历皇帝的好感，这使得该时期澳门天主教出版物能进入内地。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爆发，明朝政府怀疑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外国传教士在南京被逮捕，后被押解澳门。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崇祯皇帝对德国来华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历法工作十分赞赏。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崇祯禁止葡人进入广东贸易，理由是：“澳门从前是个繁华之地，现在则变成了一个独立国王，有很多炮台，以及为数众多傲慢蛮横的人口。应该问清葡萄牙人需要多少大米酒水，并向他们供应，但让他们来广州互市则是不合适的。”清初继承了明朝的政策，多次颁布禁海令及迁海令。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允许在全国传播天主教，不仅允许保留古老的教堂，还许可自由募捐新造教堂。1664年(清康熙三年)发生“汤若望历狱”。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建立粤海关澳门监督行台管理对外贸易。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皇帝批准礼部解除天主教禁令的“容教诏令”。1705年，罗马教皇带来教廷禁约。1710年，罗马教皇发布通谕重申教士必须宣誓恪守教皇禁令，否则革除教籍，使中国人祭祖祭孔引起的礼仪之争达到顶点。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10月，清政府颁布了禁教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未严格执行)。1724年(清雍正二年)，全国性的天主教传播被禁止，清政府大规模地驱逐西方传教士至澳门。乾隆即位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这与他对天主教的认知以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相关。1744年（清乾隆九年），第一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制定《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以加强针对澳葡的管理和对洋船进出港口的控制。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乾隆将禁教列入《澳门约束章程》：“澳夷原属教门，多习天主教，不许招授华人。”19世纪初，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抵达澳门时正值嘉庆时期，此时清朝官员对澳门的各种出版印刷活动也不予干涉，听之任之了。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英军强占澳门，进驻黄浦，引起清政府极大震动。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清政府先后拒绝了英国使团团长马嘎尔尼、阿米士德伯爵的谈判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外夷章程，强化对在澳葡人的管理。此外，清朝自天聪年间开始禁书，到道光年间禁书的数量却比明代多了不止十倍。明清政府还有对书籍出口的管制，要求“内地书籍例不出洋”。1844年《望厦条约》第18款规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1845年，清朝政府正式解除禁教令，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合法地位。但是，后来基督新教在中国内地发展也受阻，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其次，澳葡政府管制强度可能影响澳门出版业的发展，这里涉及多个主体，包括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王室大法官、皇家出版检查院、澳门总督、圣若瑟修院、澳门议事会等。在澳门开埠和利玛窦来华之前，葡萄牙就有出版物管理制度。比如，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葡王若奥三世任命枢机主教唐·恩里克出任宗教裁判所大法官，随即下令，对公私书肆出售书籍的种类进行检查，并禁止印刷任何未经预先审查的书籍。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王室对印刷品的检查有所放松，但公布了一批被禁书籍的黑名单。1571年(明隆庆五年)，葡萄牙国王唐·塞巴斯蒂昂颁布法律规定，对拥有禁书的人处以没收四分之一乃至一半财产的处罚，情节严重者，还要被流放巴西或非洲，最高处罚直至死刑。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费尔南·平托的《远游记》由宗教裁判所审查并颁发印刷令，第一次以葡文在里斯本出版。17—18世纪，葡萄牙政府颁布出版业禁令，主要指的是1736年(清乾隆元年)葡萄牙里斯本颁布法律，禁止葡人在海外出版任何书籍和报纸。在此后近80年的时期内，澳门出版业影响式微。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葡萄牙开始实行新闻检查出版制度，成立了皇家出版检察院，对一些所谓有害书籍进行检查，但主要是针对王权统治造成影响的政治方面的印刷品。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一世颁布法令，用书籍审查委员会取代皇家出版检察院，并且请求教宗庇护六世赋予该机构对葡萄牙帝国全境的出版著作进行审查的权力。19世纪初期大批印刷品源源不断出版，澳葡当局故意视而不见，对其网开一面；而东印度公司鉴于葡萄牙政府尚未解除印刷禁令，为避免澳葡当局尴尬，经常将出版书的地点“澳门”二字省略不印出来。白乐嘉在《澳门出版的开端》中描述称有些修道院早在1815年已经不理会出版禁令，自行在院内印刷出版有关天主教生活事迹的出版物。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致函葡国国务秘书席尔瓦·弗雷塔斯为圣若瑟修院申请出版许可。在法国大革命思潮影响下，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葡萄牙政府决定解除关于葡人在海外出版的禁令，当年葡萄牙国务秘书席尔瓦·弗雷塔斯复函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国王允准圣若瑟修院神父提出的出版申请，允许他们印刷用以宣教的书籍和报章，为了切实执行这一特许，国王下令，圣若瑟修院的出版工作需要由修院的神父指挥和管理，并受澳门地区主教监督。”这个出版禁令的解除促进了19世纪20年代澳门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葡萄牙废除自1768年开始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于1821年通过新闻自由法案。当年12月，海外殖民地——印度果阿便出现《果阿钞报》。澳门葡人也不甘落后，于1822年创办了《蜜蜂华报》。但是，对于出版的监管仍然存在，比如1826年(清道光六年)，葡萄牙政府首脑阿拉高·莫拉托设立一个“宣传品及文字期刊审查委员会”，随即《果阿周报》与《澳门钞报》亦相继停刊。1828年(清道光八年)，葡萄牙国王宣布取消1826年成立的“宣传品及文字期刊审查委员会”，将审查权限重新收回交予王室审查机构，葡萄牙人必须将其准备出版的书报送交检察官审查，经批准后方可出版。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厂被澳葡政府关闭，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5月，澳门首份中英双语不定期报《澳门杂文篇》中部分内容引起澳门天主教神父不满，澳葡政府遂致函东印度公司，以违反当时“出版预检制度”为名，下令关闭马家英式印刷所，该报遂停刊，马礼逊将其印刷所迁往广州。1834年12月(清道光十四年)，葡萄牙王室法务大臣若阿金·阿吉亚尔颁布法令，取缔新闻出版检查，但仍保留关于滥用新闻出版自由损害罗马天主教及国家利益，有伤风化及对他人实施攻击的规定，并提出了相应的惩处法令。不过，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澳门议事会决定取消出版检查和准许制度，保障新闻自由。1922年（民国十一年），澳门政务厅长兼警察厅长阿尔杜·贾巴素就面向在澳华人发布通告：凡属于政治意味之公众庆闹，一概严禁；别项公众庆闹非有政治意味者，亦须先经澳门官厅核准，方得举行；凡华人印刷物，须经政务厅长查阅核准，方许分派公众，凡违背布告所定各条者，若其行动系触犯严重刑罚时，应作严重案论，否则亦视违抗官命，有犯刑律第188条之规定，应拘送法庭审判。同时设立特别法庭，以便迅速有效地“审判破坏社会秩序之罪案”。民国时期，澳葡政府也颁布了一些关于新闻出版的规定。1926年(民国十五年)，澳门政府发布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的禁卖令，并对徐萨斯的住宅和印刷厂进行搜查，没收库存图书，并追回已卖出的图书，将增补的最后三章全部公开烧毁。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葡萄牙殖民地部指示澳门创立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即监视那些可能会挑战新秩序基础的媒体评论。1941年(民国三十年)，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在政治上实行独裁，对民间一切集会和言论大力限制，对报纸进行新闻检查，澳门亦设有新闻检查委员会，每张报纸的消息必须在深夜12时前送检，对被认为有害澳葡政府或煽动社会不满的消息一律删除。此外，从国际形势来看，出版自由程度也可能影响出版业的发展，19世纪初澳门出版业的短暂繁荣与澳葡当局奉行的西方国家出版自由的精神，也许有一定关系。1641年英国撤销了惩治出版商的急先锋——星室法庭，并于1861年废除“知识税”，成为现代出版自由原则发源地，新闻出版业的活力大增。1789年法国国会的《人权宣言》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出版自由，也规定了对滥用出版自由需担负责任。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保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印刷技术水平对澳门出版业16世纪的兴起以及19世纪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早期澳门没有出版印刷的概念，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印刷，且不一定在澳门出版。后来，澳门除了是天主教传教士最早使用中式雕版印刷术的地方之一，也是西方近代活字印刷术和石印技术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中国木活字印刷术源于宋代，经丝绸之路辗转传至欧洲，由德国人古腾堡改造成“铅活字压印”，再由西方传教士经“地理大发现”的航海路线将活字印刷术传入澳门。1576年，罗马教廷设立澳门主教辖区，范礼安神父获知日本幕府的丰臣秀吉正在排斥日本的天主教徒，于是决定将印刷机留在澳门，他更为此在澳门居住了一年半，并创立了澳门印刷所，开拓澳门印刷出版业。圣保禄书院成立了一间印刷所，1590年，这台从葡国运来的活字印刷机印刷了《天主教青年教义》和《天正年鉴遣欧使节见闻对话录》。但在他们携带印刷机来到澳门之前，罗明坚神父已经于1584年采用中国的木刻版印制了他编写的教义手册《天主圣教实录》，这是欧洲人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中文书。1590—1598年，这台印刷机被运到日本。及至1614年，天主教在日本被禁。1616年这台机器又被运回澳门安装在圣保禄书院，后来大约印刷了30本书。由于机器主要使用欧洲文字印刷，在澳门用处不大，故又转卖给菲律宾的教会机构。1820年葡萄牙政府解除关于葡人在海外出版的禁令后，1822年一台新的配备有全套活字的葡文印刷机运到澳门，澳门印刷出版事业重现生机。事实上，在这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已经悄悄地在澳门从事印刷出版活动了。1772年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建立办事机构。马礼逊于1812年采用木刻版印刷了他的中文著作《使徒行传》和《汉语教义问答》。1813年，东印度公司又从伦敦运送一台配备齐全的印刷机到澳门，并专门派来一名叫托姆斯的技术工人，以协助马礼逊工作，他们又在澳门雇用了一些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帮助刻汉字字模，铸造汉字活字。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英国人在澳门经营的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出版了两本小书，使葡人羡慕不已，一些资深传教士也向当局提出建立印刷所，他们终于获准印刷传教书籍。1815年，葡萄牙传教士以中文木刻版印刷了一些教学书籍。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厂被澳葡政府关闭，马礼逊向伦敦订购的价值150镑的英式印刷机运抵澳门，连同他原有的石印机，立即成立“马家英式印刷所”。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创办的基督新教长老印刷所，后来迁往宁波、上海，易名为“美华书馆”，反映了西学文化由南向北移动的特点。1885年清朝光绪年间，澳门首间稍具规模的邮局——澳门书信馆成立，其隶属工务局，它和以后开设的源安书信馆，都曾经发行过报刊书籍。此外，澳门天主教会开办印刷厂，并重视印刷教育。1906年慈幼印刷工厂开始进行出版教育，具有摇篮地位，在七八十年间培养了不少人才。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不少合资印刷企业中的印刷人才，都源出于澳门慈幼工业学校。香港著名的邓镜波学校，也是澳门慈幼会在香港开办的工业学校。香港理工大学以前的印刷系，也使用澳门慈幼学校编印的印刷教材。但是目前，澳门的印刷厂大部分转移到邻近的广东省，澳门的印刷业亦不断蜕变、更新、扩充。有人曾说，“澳门的出版史就是澳门翻译史”。19世纪的澳门办报高潮中，无论是葡文报刊还是中文报刊，都是通过翻译这个媒介来完成的。自16世纪中期葡人在澳门定居，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葡人与华人的沟通一直依赖于翻译。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依靠的媒介就是翻译，特别是中葡翻译。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始于东汉而止于南宋、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主要是陆路；第二次是明末到民国，欧洲天主教的传入，带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第二次与澳门关系密切。在中西初识阶段，外国传教士想要进入内地，“比登月还难”，罗明坚早于利玛窦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是他有超强的语言天赋，且没有文化偏见。17—18世纪，“至少有80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超过400多种，对中国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7—19世纪，澳门建立了成熟的中葡翻译制度。1583年澳门设立议事会，1587年设立了专门与华人沟通、处理华人事务的“华政衙门”，规范翻译制度迫在眉睫。1627年制定的《本城通官通事暨番书规例》规定了通官“首席翻译”的职责与活动范围，成为澳门翻译管理的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澳门的翻译管理从民间转为官方、从混乱转为有序，翻译者从自学成才转为接受培训，工作性质从随机转为职业。清末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态度“软化”，中国和葡萄牙的关系和力量出现了重大变化。1865年，考虑到澳门形势的需要，葡萄牙海军外事大臣发布12/07/1865号法令，认为澳门“政府当局与中华帝国的频繁交往以及居民的特殊性”，必须要“设立一支华语翻译队，以便能够承担其应履行的职责”，建立了第一支有公务员编制的翻译队伍。18世纪末，果阿政府要求澳门土生葡人学习中文，以便开展工作，从19世纪起土生葡人成为澳葡当局的翻译主力。1846年关闸事件、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等事件，促使澳葡当局从政治层面加大了翻译的培养力度。随着洋行的发展、赌业的出现、鸦片贸易的发展、华工的输出，1880年以后，华商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逐渐接近政府核心，甚至被授予重任。1885年，华政衙门下面的华人事务办公处从华政衙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翻译队——华务署，成为澳门翻译制度化的重要节点。19世纪以来，澳门中文翻译有一定的进步。1905年，葡萄牙王室发布预算法令，宣布在澳门设立一所培养中葡翻译人才的华语学校，即现在澳门理工大学语言及翻译学院的前身。教学计划加强了中葡双语互译训练，提升了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在课时中的占比，教材以汉语教材为主，比如语文方面的《谈论新编》和《新读本》，中国礼仪方面的《中国官方礼仪手册》和《四书》，粤语及官话方面的《语音表》《官话指南》等语音和阅读教材，还有一些英法文教材。澳葡当局设立的一些公立学校也把中文作为必修课程。澳门的翻译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兼任政府部门或者民间社团的要职。比如，伯多禄在担任华务署的署长负责政府翻译的同时，也创立了澳门土生教育协进会，还成为澳葡政府公报中文翻译及审议的第一人。澳葡政府公报创刊于1838年，直到1850年才开始出现与华人有关的中文内容。飞南第担任政府翻译，也创办了中葡文报刊《镜海丛报》；还有宋次生、马贵斯、高斯达等人也担任过华务署的翻译员和署长，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此外，香港、上海的早期开埠与澳门翻译的关系也很紧密。早期澳葡政府设立的一支华语翻译队伍，不仅承担本地政府与华人及广东政府沟通的需要，还承担葡萄牙驻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使领馆派出翻译员的任务。香港开埠时期的管理与开发也离不开翻译，一些在澳门学习过汉语的传教士从澳门奔赴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来自德国的新教传教士郭士利，创办了“汉福会”，培养中国信徒；马儒翰，精通汉语，担任中英《南京条约》的翻译，著有《英华行名录》《对华商务指南》。19世纪，澳门的土生葡人大规模向香港和上海移民，对这两个地区的早期开埠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出生于香港的白乐嘉精通多种语言，致力于学术研究与翻译，创办了葡英双语的《澳门档案报》和《复兴》杂志。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许多新闻出版的翻译人员来自澳门，比如英国人创办的《德臣西报》《东方地球》，主笔是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土生葡人飞南第也在香港法院任过翻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上海，很多土生葡人随英商前往上海，至1910年在上海定居的土生葡人超过3000人，这些土生葡人也成为创办近代报纸杂志的主力军，上海的第一份英文晚报《晚差报》和第一份法文报纸《上海新闻》周刊均由澳门土生葡人创办。另外，“买办”一词也是由葡萄牙人引进沪港地区，成为流行词。“历史就是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本文对澳门出版业的历史进行梳理回顾，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阶段。一是16世纪末，澳门的中西文化出版枢纽作用开始凸显，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他们合作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历史、地理、兵法、医药等书籍，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并寄回意大利出版。同时，利玛窦1602年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以中国为中心绘制世界地图，奠定了中国的“世界观”；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揭开欧洲数学传入中国的新篇章。1594年耶稣会在澳门建立的圣保禄书院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基地，也是重要的出版据点。17—18世纪，葡萄牙政府颁布禁令，在此期间澳门出版业发展式微。二是19世纪初，澳门印刷事业快速发展。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第一个把《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出版并编撰了《华英字典》，1833年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期刊《杂闻篇》，在澳门创建马家英式印刷所，开创了中国石印、铅活字和铜活字印刷的先河。1822年，葡文《蜜蜂华报》创刊。19世纪末，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在澳门宣传进步思想，比如孙中山友人创办的《镜海丛报》、康有为创办的《知新报》。此外，1840年香港开埠与澳门翻译的关系也很紧密。三是民国时期，由于澳门作为华人聚集地和其特殊的地位，澳门出版业在战争期间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但总体发展缓慢。抗战时期，澳葡政府采取的是中立政策，自广州沦陷以后，大批中、小学生避难澳门，澳门学校数量突增，故开设书店者，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异常。四是新中国成立后，澳门出版业进入历史新纪元时代。影响澳门出版业历史演变的因素有内部经济结构、政府管制强度、印刷技术水平和翻译水平。此外，出版行业整体的利润率、出版内容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影响澳门出版业的发展，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最近微信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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