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继光 杜永生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五四”学制教材出版历史脉络与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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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8 10:2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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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学制教材参与了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由“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的历史性转变。本文聚焦该套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历史与政策背景，总结了其编写特点与出版特点。这套教材的出版是对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路径的探索，构建了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科研+出版”模型，为北师大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五四”学制教材；北师大出版社
文章目录
一、关于“五四”学制教材
二、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特点
三、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特点
四、北师大“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成果、经验
五、结语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师大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涉足基础教育教材出版。其所出版的“五四”学制教材（以下简称“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因与学制改革实验密切关联，在我国教材建设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以往关于“五四”学制教材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教材内容的学理性研究和对教材使用的实践性研究等方面，偏重教育理论。除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之外，鲜有出版社从出版角度对基础教育教材出版做出历史性梳理与总结，大学出版社更缺少对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研究。笔者分别在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以“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获取文献数量分别为2篇和1篇，说明这类研究非常少见。
北师大出版社作为大学出版社和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出版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对教材出版历史事件进行回溯、梳理，进而把握出版历史发展脉络，提炼经验，是一种具有历史情怀与责任感的研究行为，将为教材出版及教材管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镜鉴。
自2021年10月起，本课题组成员采取文献研究法与访谈法对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展开研究。
本文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教材研究的相关论文及专著、参与“五四”学制教材编写当事人（主要是北师大出版社原基础教育编辑室主任、原“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许金更）的工作记录、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科书、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编撰的《义务教育“五四”学制、课程、教材研究与实践》《九年制义务教育“五四”学制试验教材简介》（1990—2000年共4本），以及北师大出版集团企业档案中的相关历史资料。
本文选择的访谈对象分别为北师大出版社参与“五四”学制教材编写与出版的人员，包括北师大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原“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副主任王文湧，北师大出版社原“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副主任刘秀珍，北师大出版社原基础教育编辑室主任许金更，北师大出版社原“五四”学制初中物理教材编辑李桂福，北师大出版社原“五四”学制初中数学教材副主编王永会，北师大出版社原“五四”学制小学语文教材编辑张洪玲。访谈共进行5次，每次为1—2小时，访谈时间为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学制经历了多次变化。1980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教育部应当尽快提出学制改革方案，确定统一学制”。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积极恢复各种教改实验。1981年，时任北师大副校长肖敬若发起成立了学制研究小组，明确提出了“五四三学制”设想，即小学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在北师大实验小学和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开始实验，并着手编写实验教材。1983年，全国教育规划会议确定对“五四”学制的研究与实验为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委托北师大、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组成课题组，承担研究任务。1989年，原国家教委提出推进“五四”学制改革实验，实验规模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很多地区。目前，我国仍有部分地区采用“五四”学制。（二）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缘起于教材多样化改革的时代需要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各个主要国家纷纷开展课程改革，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世界性的课程改革对我国的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兴起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自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该草案对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提出了要求。1986年，原国家教委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权威性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同时颁布了一系列课程管理的重要文件，实现了教材的编审分开，从“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在“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下，原国家教委委托不同机构编写教材。这一次编写的教材被称为“八套半教材”。所谓“八套半”，即“八套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和一套小学复式教学教材的建设体系。复式教材由于没有初中部分，被视为‘半套’”。“由于北京师范大学在‘五四’学制方面一直有相关的研究和实验，因此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肖敬若先生挂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编写一套‘五四制’教材。”因此，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是“八套半”教材中“八套”的组成部分之一。1988年5月6日至11日，原国家教委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全国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作为重点教材之一被列入全国统一规划。1988年8月，《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原国家教委（88）教中小材字004号］颁布实施，该方案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编写教材提倡专家、编辑、教学研究人员和教师三结合”。这样，从政策上规定了本次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关键词”：统一审定、多样化、竞争机制、三结合编写队伍。石鸥认为，“八套半”教科书是我国以审定为主的现代教科书制度建设初期的产物，是教科书多样化的破冰之举。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正是教材多样化时代的产物，其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1985年，北师大成立中学教学研究中心，由闫金铎、陶卫牵头研制“五四”学制教材。1988年，原国家教委正式委托北师大编写“五四”学制成套教材，并列为国家中小学教材建设项目。同年5月14日，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中小学教材办任命，北师大成立了“五四”学制教材编写委员会，顾明远、许嘉璐任领导小组组长，闫金铎任总编辑，聘请专家、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和北师大出版社编辑等组成300人编写队伍，编写小学8个学科（思想品德、语文、数学、自然、社会、音乐、美术、劳动）、初中13个学科（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劳动技术）教材，并根据教学实际需要陆续配有幻灯片、图片、卡片、录音带等。1990年1月15日，北师大出版社成立“五四”学制教材编辑组，正式启动“五四”学制教材出版。1992年，根据“关于颁发《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的通知”，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委托北师大组成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委员会（以下简称“总编委会”），组织编写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适合一般水平学校使用的小学五年制和初中四年制的教材（见图1）。图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委托书“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第一版于1988年8月25日—9月1日交付终审；1989年9月开始在山东省‘五四’学制学校试用，随后在湖北、黑龙江、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实验区进行实验。”1992年，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1993年秋，在全国发行、使用。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各科新修订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和初级中学各科教学大纲（2000年正式出版），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组织人员按新修订的大纲修改教材。受21世纪第8轮课程改革的影响，2006年12月2日，“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召开“五四”学制教材总结会，为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画上了句号。总编委会聘请了各学科教材教法专家，由来自北京、天津、山东、黑龙江、湖北、辽宁等地的教授、研究员、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组成编写队伍；聘请山东省教学研究室组织教材审查。以小学语文编写组为例，主编高惠莹时为北师大前教育系教授，刘秀英时为北师大附属小学校长，编辑包括三位一线教师和一位北师大出版社编辑。这个组合形式基本代表了各学科编写组的人员构成模式，集合了大学研究者、基础教育优秀校长、基础教育优秀一线教师和出版社编辑的共同智慧。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自1989年秋季从小学、初中两个一年级开始，在山东、湖北、黑龙江等实验区边实验、边评估、边修改，其特点是“不搞兼顾，坚定地面向‘五四’制学校大多数学生。突出学制的优越性，突出教材整体的优越性。重视思想教育、国情教育，在增强基础知识的同时，强调实用性，增加观察、实验的内容和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密切联系生活、联系社会。注意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相互配合，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奠定良好的基础”。教材的编写力图给各地区留有教学时的余地，从整体上渗透职业教育的观念，“使初中毕业生能更好地适应升学和就业两个任务的要求”。1980年8月28日，教育部（80）教计字336号文件正式同意建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属原国家教委。“早期大学出版社的创建几乎都是平地搭台、白手起家。学校配备干部，从院系调来教师、从各部门调来行政人员、从毕业生中选留优秀人才，给办公用房、少量办公经费。”北师大出版社成立之初，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既无雄厚资金，又无人才保障，也没有经验可资借鉴。王文湧回忆道：“成立的时候只有12个人。”北师大出版社向原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申请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未能获批，理由是“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高等教育教材和学术专著”。
1981—1982年，在连续两年出版了六册《中学数学实验教材》（简称项武义版）之后，北师大出版社又多次申请，终于获准出版中小学教材。1989年7月29日，正式签署《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学制成套教材编写出版协议书》。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征订、发行、供应工作具有“多家出版，协同作战”的特点，但主要出版单位经历过几次变更、调整，而北师大出版社始终发挥着“主力军”的龙头作用。1989年的合作出版布局为：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小学数学和初中语文、数学、物理、生物、地理、美术（共7科）；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学自然和初中英语、化学、音乐（共4科）；青岛出版社出版小学语文和初中政治、历史、体育、劳动技术（共5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学思想品德、社会、音乐、美术（共4科）。1990年1月3—6日，经“五四”学制实验教材出版工作协商会调整，北师大出版社负责小学社会和初中语文、数学、物理、生物、地理6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负责小学美术、音乐和初中美术3科；山东教育出版社负责小学数学、劳动、自然和初中英语、化学、音乐6科；青岛出版社负责小学语文和初中政治、历史、劳动技术、体育5科；辽宁美术出版社负责小学思想品德1科。1992年，“五四”学制实验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增加中国地图出版社，负责初中地理地图册和历史地图册。1993年9月，受地方教材政策变动影响，教材订数锐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宣布退出，将小学美术、音乐和初中美术3科转让与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将小学思想品德转让给北师大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将小学语文转让给北师大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将小学自然和劳动转让给北师大出版社。这样，北师大出版社负责13个学科的出版，成为“五四”学制教材出版的“主力军”“顶梁柱”。为了保证“五四”学制的实验，北师大出版社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满足实验地区对教材的需求，每年都召开教材研讨会，研究学制的发展变化，收集实验区的反馈。2000年，出版了由“加速推行‘五四’学制的研究”课题组编写的《基础教育学制研究——九年义务教育学制模式的探索》一书。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各科教学大纲》颁布后，总编委会召集北师大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开启教材修订工作。2002年4月，小学语文、数学，初中语文、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美术教材均通过审查。2003年，北师大出版社为保证“五四”学制地区初一年级能够顺利进入新一轮课改，又动员编写组提前编写六年级语文、数学教材，并通过审查。2005年，随着使用修订版“五四”学制教材的最后一个年级毕业，很多“五四”学制地区改回“六三”学制，开始使用新课改教材。2006年，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告一段落。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历经风雨，印数从每年几千册发展到每年一两万册，再到每年几十万册，经历危局之后基本稳定在每年十几万册；共出版教材150种，加上配套的教参、练习册、单元达标检测、实验报告册、寒暑假作业等总计500多种。北师大出版社顶住压力，扛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在基础教育教材出版领域站稳了脚跟，积累了丰厚的实战经验，为20世纪最后一次课程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充分依托北师大作为中国师范大学排头兵的雄厚科研实力，编写过程体现了浓郁的科研精神。“在教材编用过程中采用：编书、自审、小面积试用、国家审查、大面积推广的一系列严格监控措施……坚持将教材建设当作一项重大科研项目来对待。”以物理学科为例。据物理学科编辑李桂福回忆，在编写教材之前，他做了半年多的调研，走访了西单商场科技商品销售部、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印刷协会、总参技术普及部、初高中学校、首都钢铁公司等单位，了解在日常工作中会用到哪些物理知识。之后呈现一份报告，建议四年制物理教材应编写哪些符合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的物理学知识。教材出版后，李桂福每年暑假都要为一线教师做物理实验培训，他作为主编编写的《中学物理实验教材教法》《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仪器规范》和《中学物理实验考试指导》，均成为“五四”学制教材推广中的重要成果。许金更的工作日志显示：“1989年，北师大‘五四’教材总编委会成立了以刘坚、齐建国为首的教材试验协调小组，并负责提供各种调查表格、测试命题、德智体诸方面的评价指标以及师资培训工作。”编写组坚持学术研究与一线调研相结合，为教材的编写与修订提供最具时效性的信息资源。例如，参加学制改革研讨会、教材研讨会，去教材实验区交流经验，等等。1990年1月15日，北师大出版社成立“五四”教材编辑组，成员6人。其中5人分别负责初中语文、数学、物理、生物、地理5门学科，主要工作是与编写者沟通以及后期编加；还有1人负责各方协调。在编辑队伍捉襟见肘的窘境下，北师大出版社的学科编辑做出了艰苦而卓越的努力。王文湧回忆道：“‘五四’教材这些编辑很辛苦，也很团结、负责，毫无怨言，没有人说‘我不干了’。‘五四’教材是出版社的荣誉，我们必须保住。”王永会在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师大出版社，是最早的6人编辑组成员之一。他在出版社和编者团队以及合作各方之间做了大量的沟通、协调、配合、支持工作，这也是北师大出版社各学科编辑的基本工作模式。王永会在访谈中谈到了在教材出版过程中遭遇的严峻挑战：“1994—1995年，人教社在他们编写的‘六三’学制教材的基础上改编出版了一套‘五四’学制教材。这套教材一出，很多地方都‘认’，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订量迅速萎缩。”山东省是北师大出版社的重要市场，于是，北师大出版社与山东省教研室协商，由山东省教研室挑选一批省内教研员来参与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修订。教材使用方并不避讳将北师大出版社与人教社对比，提出质疑，王永会回应道：“虽然我们教材编写经验少，但不怕有问题，只要你们提出问题，我们哪怕晚上不睡觉，也要第二天给你们拿出个方案来。”王永会在回忆时说：“到了假期我就带着校样去山东，通常讨论半个月，一章一章地过。做普通的图书很少遇到这样的磨稿过程，这个过程对教材质量、编辑能力的提升都很有价值。”张洪玲于1998年加入小学语文编辑组。她在访谈中特别提到参与教材编写为自己带来的兴奋感：“选课文、编写的过程让我感到创新带来的兴奋感。后来编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时候，也借鉴了‘五四’学制低年级教材的编写思路，让我感到‘五四’学制教材出版的历史性价值。”李桂福的体验是：“在加入‘五四’学制教材编写之前，我们一直觉得编教材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当自己也参加了教材编写时，荣誉感油然而生。当时没有什么钱，但大家心里都有美好的期待。”《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提出，目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编写教材不可能采取由国家全包的办法。编写中小学教材的经费应多渠道筹集：①地方政府财政支持；②社会筹资；③出版该套教材的出版社支付一定数量的成本费；④视实际情况国家适当补助。王文湧回忆道：“当时北师大出版社成立没几年，缺钱。但是要向编委和编者支付大量编写费，每学期都需要几十万元。”1989年，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贷款20万元给北师大“五四”学制教材编写委员会（1990年签署协议）。刘秀珍说：“这笔钱由北师大出版社管理，编写委员会和北师大两方监督款项使用。各学科都本着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来使用，但还是照顾到了每个学科编写组的基本需要。”该项贷款后由北师大出版社予以偿还。北师大出版社逐渐有了资金积累后，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资金困境。在1994年9月12日向国家教委条装司的申请报告〔（94）社发字019号〕中写道：“我社自1988年起开始投入该教材（作者注：指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及出版费用，在这套教材进行试验的五年时间里，我社先后投入资金350余万元。”北师大出版社档案显示，在“每年将教材发行总码洋的一定比例作为教材的进一步开发、教师培训及编委会的奖酬金费用”之外，从1998年到2000年，出版社每年都要为“五四”学制教材追加编写经费。随着教材出版规模的扩大，出版社开始具备承担教材编写经费投入的财力。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推广与发行主要通过拓展“五四”学制实验区来实现。原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游铭钧在写给“五四”学制教材试验区研讨会的信中阐述：“推广这种学制的困难主要是财力和人力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教育方面的原因。希望各地区努力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这种学制，逐步扩大‘五四’学制教材的试验，扎扎实实地搞好教材实验工作。”王文涌回忆道：“我们一方面动员各个合作出版社都努力开拓实验区，另一方面动员总编委会成员提供帮助。总编委会主任闫金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行政策要求“各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的有关部委教材规划中的教材，均刊登新华书店教材统一征订目录，由新华书店负责总发行，实行征订包销”。北师大出版社与主要目标市场的新华书店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如北京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青岛新华书店等，各方都做出承诺，达成协议，对保证课前到书做出了细致的合作规划与奖惩细则。（一）参与历史性转变：教材出版由“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转变“大学出版社……依托母校教育资源背景优势，经过创业者们的不懈努力，使之很快走出校园的象牙塔，融入出版业。”北师大出版社“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是对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路径的大胆尝试。这一阶段正是我国教材出版政策从“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转化的阶段，北师大出版社抓住了历史机遇，其实践见证了历史沿革下来的教材出版固定格局的改变，在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多数研究认为1949年以后，我国经历过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果将1981年开始的北师大“五四”学制和教材实验算作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最初渊源，将2006年这套教材结束出版算作终点，那么这20多年经历了第6次、第7次和第8次课改，也就是说，实现了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薪火相传。（二）构建了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科研+出版”模型科研是教材生命力的源泉，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在贯彻这一原则方面做得很彻底。张洪玲在访谈中谈道：“这套‘五四’学制教材从本质上来说是北师大的科研成果。北师大出版社的教材出版模式是建立在科研、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之下，教材的主编都是站在学科最前沿的人，能够保证研发理念的先进性。也正是因为看重北师大出版社所依托的强大科研力量，在21世纪初期开始的新课改中，教育部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出版发行委托给北师大出版社，由此开创了另一块经营格局。‘科研+出版’就是北师大出版社教材出版的突出特色。”在1980—1995年“五四”学制改革、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北师大又进行了“加速推行‘五四’学制的研究”课题研究。2000年5月31日，成果鉴定会在北师大举行，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为组长、顾明远为副组长的鉴定专家组给予了鉴定意见。意见认为，这一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研究报告可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时的参考。1990年8月10日，原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游铭钧在写给“五四”学制教材试验区研讨会的信中说道：“北京师大编写的‘五四’学制教材，是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规划中一套重要的教材。……希望这套教材的试验规模也不断扩大。”1994年至1995年，北师大版“五四”教材的印数达到了峰值，总册数最多的一个年级达到100万册，单科册数最多的达到40万册。出书品种最多时达到21科的300多种，学生用书最高用量达到起始年级50万册，实验地区涉及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北、山西、湖北、河南等地。1996年10月下旬，北师大出版社联合内地8家教育出版社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内地、香港基础教育教材展览，北师大版“五四”教材受到香港教育界的青睐。王文湧回忆道：“北师大版教材在内容、体例、深度上都比较好。这是‘五四’教材的高光时刻。”截至2003年，使用过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学生近200万人，教材累计印数达7000万册。刘秀珍时任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副校长，她总结道：“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最大特色就是突出能力培养。当时那个年代对能力培养这方面还没有很强的意识，这套教材比较有前瞻性。”山东省诸城市于1984—1989年部分学校少数学科阶段性试验使用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1990年开始，全市区域性试验使用。小学和初中每届试验学生人数均为1.5万人左右。1992年4月，山东省教委组织专家组鉴定，使用试验教材的四年制初中毕业班较使用统编教材的三年制初中毕业班提高及格率32%，提高优秀率15.7%，在全省统一中招考试中在潍坊市15个县市区中居领先水平。劳动技术课让不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学到了基本技能，毕业后很快走上了就业岗位。教师也获得了丰富的教科研成果。诸城市对该套教材的总体评价为：教育思想先进，形式活泼，易教易学，适于师资和设备一般水平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初中、小学。北师大出版社摸索出了义务教育教材出版的规律和特殊要求，一批编辑从中得到了锻炼,为21世纪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始后课程标准和实验教材的出版提供了最直接的人才支持。王永会认为：“教材编辑不能仅满足于常规的编辑加工，不能把自己仅仅当作‘编辑’，要比作者想得更多。比如，来自大学的作者喜欢理论建构，编辑就要寻找到平衡点，既不能离一线教师太远，也不能完全迁就一线教师。又如，作者不会想到市场和推广，但编辑要想到。”王永会最初是初中数学编写组的普通编辑，1996年成为初中数学教材的副主编。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提高专业认知，淬炼编写经验，抓住教育教学核心本质，并且深入教学一线听取使用者意见，反复打磨教材内容，厚积薄发，最终从服务型编辑成功转型为专家型编辑。这一成长个案说明，北师大出版社可以培养出自己的专家型编辑。“五四”学制教材的研制与编写，是在北师大和总编委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的，北师大出版社作为出版单位介入教材的建设、实验过程，形成了教材出版的“编委会+出版社”的模式，一方面比较好地解决了教材研制编写所需要的巨额经费、大量人员和科研力量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密切地参与教材的编写、实验和推广发行，出版社积累了宝贵的教材建设出版经验。李桂福见证了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完整编写与出版过程，对这一段历史岁月深有感触。他认为这一套教材的编写、出版对于北师大出版社有重大的影响。第一，为北师大出版社日后承接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奠定了人才基础。“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编辑、发行让编辑熟悉了教材的出版“路子”，对学制、教学大纲、教学体系“摸着了门”。第二，为北师大出版社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五四”学制教材定位于实验教材，可以由出版社自办发行渠道，为北师大出版社积累资金、扩大经济体量走出了重要一步。总而言之，“五四”学制教材为北师大出版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品牌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改革基础、人才基础、业务基础和发行基础。北师大出版社开创了大学出版社出版基础教育教材的先例，为课程改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实践为北师大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实现了组织、人才、经验和资金的准备，奠定了实践基础和实践信心，为北师大出版社在新发展时期的战略规划提供了决策基础。正是由于有“五四”学制教材出版的各种经验作为基础和前提，北师大出版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出版这一领域摸索出了有效路径，获得了教材出版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可以说，北师大出版社在我国大学出版领域中的战略地位与影响力与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教育教材出版是分不开的。“五四”学制教材的建设与出版所打下的基础在北师大出版社的整体发展中发挥了全面性的作用，承前启后、意义重大。21世纪初，在第8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展之际，北师大出版社再次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投入了更大的资金、更多的资源，承接了新世纪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在基础教育教材出版领域深耕出了一片天地，在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多样化的历史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一席。邮发代号｜8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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