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丨瞿蜕园整理《文馆词林》初探
文摘
文化
2024-10-25 18:33
北京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发现《文馆词林》整理本，虽无署名、前言、后记等，但正文内容首尾完整，校勘详细。根据前人提及掌故及该稿手迹等可以判断为文史名家、曾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的瞿蜕园先生的著作。该整理稿穷尽了当时可以搜集到的所有关于《文馆词林》残卷的文献，进行了精校，虽较之如今的整理成果尚有阙卷等问题，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掌故》第五集载寄庐太夫子《交游漫忆》文，其中提到瞿蜕园（宣颖）先生，言其晚岁以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理董古籍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以其遗稿整理本《文馆词林》请我的老师寂潮先生审读，但之后“翁殁，无人为之补订，消息自此杳然，其稿之存亡不可得而知矣”。因事涉工作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掌故，十分感兴趣，曾询诸寂潮夫子，先生回答确有其事，并赐示当时所写的审稿意见。但稿件最终并未出版，原稿亦不知所踪。先生曾问过上古社几位前辈，均表示不知有此稿此事。则似稿件真如寄庐先生所说“消息杳然，存亡不可得而知矣”了。偶然在整理办公室时，竟于壁橱深处发现旧书稿一箱。其中有一摞方格稿纸，共262面，全部编号，首尾完整。第一面卷端题“文馆词林卷第一百五十二”，正文用钢笔正楷工工整整地抄好，卷后附有详细的校勘记，似正是上文提到的瞿蜕园先生的整理本。但稿件既无署名，也无前言后记，无论是抄写的正文，还是卷后的校记（两种不同的字体），都不像出自铢庵先生亲笔，唯有页边零星的几条旁批校语，似他的笔迹，但亦不能确定。但无论如何，该稿是一部首尾完整、有关重要日本回流汉籍《文馆词林》的古籍整理稿，于是便将它小心收贮起来。最近又将该稿拿出来仔细翻阅，发现各卷正文并非全是抄写，有些卷则从影印古籍上直接剪下，拼贴标点，这些影印件页边则多有朱笔校记，又多为钢笔抹去，迻录于卷后。这些被抹去的校记，笔迹则与我见到的蜕老字迹十分相似。更为重要的是，该稿卷一六○前，有两页毛笔补抄的内容，与蜕老存世的书法和档案中所存信件等比对，笔迹十足相似。于是又询诸蜕老弟子俞汝捷先生，他也认为这两页正出自蜕老的亲笔。再核对寂潮先生写给我的审稿意见中提到具体的校勘事例，也与该稿若合符契。如此，这部书稿，则是寂潮先生审读的瞿蜕园遗稿整理本《文馆词林》无疑了。失而复得，前辈稿本竟还完整藏于天壤之间，何其幸哉！《文馆词林》是唐高宗时期许敬宗奉敕撰的一部大型总集，原帙一千卷，在中土宋代时已散失殆尽，知者甚少。唯其于唐时传入日本，虽也逐渐散佚，但因日本佛徒利用其纸背抄写佛经，有部分得以保存。自清代起逐渐回流中土，虽存世卷帙不足十分之一，但因其保留了不少中土传世文献中没有的文章及历史、文字学的信息而逐渐为学者重视，是域外回流中土的一部重要汉籍。这部《文馆词林》的整理稿本实是瞿蜕园先生古籍整理著作中十分重磅的一部。但学界目前对其整理《文馆词林》事知之者已甚少，更不要说这部整理稿的来龙去脉、整体面目以及价值意义了。如今稿件重见天日，似有必要就所知所见略陈一二。稿件并无前言、后记，所以对这部书是如何整理、校勘的，并无一直观的信息。但从稿件整体收录的卷目以及校勘记等，结合目前《文馆词林》诸本的流传情况，大致可以考清。《文馆词林》在日本之流传、散失、转抄及残卷之重新发现等诸情况，日人阿部隆一的《文馆词林考》一文，记叙最详。近年来，如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前言、林家骊《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注》前言、徐俊《〈文馆词林〉的回归及其文献价值》等数文也对其流传以及回流中国之经过有所概述。为说明稿本之底本、校本的情况，现结合数文，首先对《文馆词林》的流传，尤其是清代以后回流中国的基本情况做一介绍。《文馆词林》虽曾有全帙流传日本，但流传未广，导致最终亡佚，仅有极少部分，因日本佛徒借其纸背抄写经文疏释而留存。但亦未受重视。直到江户时代方重现于世。汉学家狩谷掖斋于宽政九年（1797）购得《文馆词林》之卷六六八，并获知在京畿古刹尚存卷三三八、卷六六五。林衡（字述斋，1768—1841）的《佚存丛书》致力于搜集日本尚存而中国已佚的汉籍，其中就有《文馆词林》的残卷六六二、六六四、六六八、六九五，共四卷。后《佚存丛书》回传中土，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清咸丰三年（1853），《粤雅堂丛书》第十二集据《佚存丛书》本收入《文馆词林》四卷残本，这是中国第一个《文馆词林》的刻本。此后，搜集《文馆词林》残卷较勤者为中国学者杨守敬，他的《日本访书志》著录《文馆词林》十四卷、又钞本六卷；后黎庶昌与杨守敬东渡日本，得日藏中国古佚书二十六种两百卷，刻《古逸丛书》，内中所收《文馆词林》共十五卷，分大小字刻出。大字本有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九、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小字本有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三四七、卷四五七、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七○、卷六九○。其中卷六六七，大字本收前半，小字本收后半；卷六九一，大字本收后半，小字本收前半。印行之后，日人町田久成发现浅草文库所藏宝永元年（1704）转抄本，过录赠与杨守敬，杨守敬携归交其宗人杨葆初，光绪十九年（1893）于成都刊刻行世。杨守敬、黎庶昌之后，便是董康对《文馆词林》的探访，其功最巨。他在几次避难日本期间，曾借大觉寺传录本与《佚存丛书》《古逸丛书》及黎、杨诸刻互勘，并将溢出诸本及校勘所得一并提供南浔张钧衡。1916年，张钧衡结合诸刻，刻入《适园丛书》，共二十三卷并二残篇：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一四、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二、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八、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及二不明卷次之残篇。但董康认为其为翻刻，失原卷之真貌，于是又于1923年亲赴高野山，于灵宝馆获睹《文馆词林》真本，且“介内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许可，用泾源县净皮佳楮挽小林氏印制百本”，影印成《残本文馆词林》共十八卷并二残篇：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及二残篇。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出版《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搜集日本各文库、寺庙及私家珍藏之弘仁本《文馆词林》及其转抄本、影钞本、摹写本，择善去重，汇为一编，是为目前搜集最全的《文馆词林》影印本。其较之原先中土最能存真的董康影印本多了九卷一残页，较之原先最全的《适园丛书》本则亦多出四卷一残页。瞿蜕园先生于1973年去世，“中华上编”的出版业务也基本停滞于1966年。此稿已为一誊清稿本，当是他为“中华上编”所做的古籍整理工作。该书的成书，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此，瞿蜕园先生自无法看到日本的《影弘仁抄本文馆词林》。他如能穷尽材料，则国内可以搜集到、可资利用的《文馆词林》版本有董康影印之《残本文馆词林》（上海图书馆即藏有数部）、《适园丛书》汇刻之《文馆词林》、黎庶昌《古逸丛书》本、杨葆初成都刻本、林衡《佚存丛书》本几种，以及或许还有杨守敬携回的一些日本转抄本。其整理的策略，也应当是用最能体现弘仁本原貌的董康影印本作底本，再校以收录其卷的其他版本；再用其他几种版本（特别是《适园丛书》本）中溢出的卷次补充，尽量求全。查考该稿的收卷情况及校勘记等，恰如所料。该稿共收录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一四、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二、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八、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共二十三卷又二残篇。卷目正与《适园丛书》本同，此盖《适园丛书》实汇刻了当时几乎所有能够搜集的卷目。各卷校勘记多有“（影）写本作某，从某本改”的表述，则可知其所用底本为“（影）写本”。有一些卷帙，校勘记则云“此卷无（影）写本，从某本编录”。有“（影）写本”的卷目，正是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五、卷六九九这几卷，与董康影印本正相同。以此可大致推断，底本所用，正是董康之影印本。关键的证据，正在有两页蜕老手迹补抄的卷一六○。该卷第一条校记云：“此卷影写本卷首缺目录至阮彦诗之前半首，张刻本据董钞本，不缺。”毛笔所补，正是所云残缺部分。其中，“张刻本”即张钧衡所刻《适园丛书》本，核对董康影印本与《适园丛书》本，则董康影印本正是卷首至阮彦诗之前半首缺，《适园丛书》虽目录下标注“董钞本”，即该卷来自董康给张钧衡提供的本子，但确实又有董康残缺的卷首部分。如此可知，毛笔补录者来自“张刻本”，而影写本指的正是董康的影印本。此处岔开话题，再略讲一讲为何卷一六○《适园丛书》本来自“董钞本”却会较董康影印本多出卷首的问题。其实《适园丛书·文馆词林》有叶德辉批校本，现藏台湾，卷一六○天头有批语云：此卷据本书总目注“董钞本”，则并无他刻本也。今校董本此卷缺目及第一首，其第二又缺前半，至第四段之第五句“姬储”为始，乃有之疑其已前之所由来，问之董君，董言张氏汇刻时，赠以影印原钞本之外，又赠以附校语之杨刻六卷本。可知，卷一六○《适园丛书》的添补，乃据杨刻六卷本。但“杨刻六卷本”又是什么本子？我们已经知道的杨刻本，乃杨葆初所刻之五卷本，其中亦并无卷一六○之前半。而其来源乃杨守敬所得日人町田久成发现浅草文库本的转抄本。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钞本六卷，但提要正文却说：“余托（町田）传钞，乃得三百五十二、三百四十六、四百一十四、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九，共计五卷。”仅记录五卷，没有卷一六○之前半，如今叙述各本的文章，也都说杨守敬得到的浅草文库转抄本为五卷，似默认所谓著录的六卷有误。结合以上材料，看来《日本访书志》著录六卷可能并没有错，未记录的卷目正是卷一六○的前半。之后杨葆初可能也据六卷本刊刻过一个“杨刻六卷本”，只是不知道为何之后又失落一卷，刻成了五卷本。从目前的《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来看，卷一六○前半的抄本正是内阁文库的转抄本，而浅草文库的部分藏书，也确实曾于明治时期归入了内阁文库的。瞿蜕园整理《文馆词林》所用底本为董康之影印本，根据其校勘记，其校本主要有：张本（张钧衡《适园丛书》本）、黎本（黎庶昌《古逸丛书》本）、杨本（杨葆初刻本）、林本（林衡《佚存丛书》本）几种。另外，也零星载有几种其他校本，比如“日本钞本”。卷四一四无董康本，校记云：“此卷无影写本，据日本钞本、杨刻本、张刻本编录。”此处之“日本钞本”，当即町田久成赠与杨守敬之浅草文库转抄本。此卷页边有校记，则云：“按此卷不见写本，仅据适园本编录。”与卷后定稿校记不同。正文中又有多处改动、补校，可知该卷原本只有最易得的《适园丛书》本作为依据，但之后又得到杨葆初刻本以及浅草文库转抄本，加以补校。可知蜕老是不断在访书、完善、补校的，可见他的整理是欲穷尽文献的。目前《文馆词林》之整理，主要有罗国威《校证》与林家骊《校注》，二者因能见到搜集最全的《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在尽可能接近弘仁本原貌及完整程度上，都已超过瞿氏整理本。那瞿本之整理，是否已意义不大？并非如此。罗、林二本，也许认为影弘仁本是《佚存丛书》《古逸丛书》《适园丛书》及杨刻本诸本的祖本，因此在校勘时，几乎对这几个版本未作使用与参校。但实际上，因弘仁本本身抄录中讹误较多，又多有日本俗字，前述几个版本在刊刻时皆包含前人的校勘成果可资利用。尤其是《适园丛书》本，刊刻时曾请缪荃孙校过，虽然在保存原貌上有失真之嫌，从而引起了董康的不满，但从是正文字的角度来说，于《文馆词林》亦有不小的功劳。如瞿本卷一五二左思《悼离赠妹》诗第二首之其二“以兰之芳，以膏之明”，瞿校云：“‘之’字写本原脱，据杨本、张本补。”罗国威本则据影弘仁本照录作“以兰之芳，以膏明”，校记云：“膏下疑脱一‘之’字。”其实如能充分利用其他刻本，起码可以为自己的“疑”，做一佐证。林家骊本则径补未出校，如此反而更失弘仁本的“真貌”。其实，瞿校本所利用的底本董康影印本与影弘仁本性质相同，惟卷帙仅有影弘仁本的六成左右，如此，瞿校本文本也有六成已经与目前的整理在接近原貌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但他在充分利用别本校勘这一点上，要超过现在。因之瞿校本起码有六成比目前的整理更充分。第二点即瞿蜕园先生在整理时，也加入了不少理校工作，其中或有判断失误之处，但有见地的地方亦复不少，比如卷一五二昭明太子《示徐州弟》中，“因以泥黑，犹麻违正”句，瞿校云：“‘以泥’二字似误倒。”若作“因泥以黑”，则适与后“犹麻违正”对仗，从文学的表达效果来说，确实更佳。此疑确有道理，这是罗本与林本没有指出的。更为重要的是，瞿本在《文馆词林》这部回流汉籍在中国的接受、流传、整理、研究的学术史上的意义。该稿成书于“文革”之前，当时未及出版，“文革”后因稿件未署名、无前言后记等，其来龙去脉渐为人所不晓，从而被搁置未现世，因之在回顾从清代到目前《文馆词林》研究史中，未见有人提及。如王晓平《百年中国学者〈文馆词林〉研究史论》里，有关中国学者研究史的叙述，从董康等人的不断搜求，直接跳到了利用了影弘仁本校证的罗国威等，实际在二者之间，尚有一瞿蜕园的存在。瞿蜕园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上编”的特约编审，为出版社整理出版古籍，较为出名的便是《刘禹锡集笺证》。《刘禹锡集笺证》正是“中华上编”确定选题后请瞿蜕园先生整理笺证的。《文馆词林》的整理工作，或许情况相同。由此看来，现在如火如荼的“海外汉籍回流”工作，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已进入“中华上编”的各位古籍出版工作者的视野之中。“上古”前辈们超前的学术眼光，不得不让人由衷地钦佩。最近微信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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