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迪丨出版史作为社会史——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文摘
文化
2024-05-09 23:2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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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商业活动，也是纸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根基。作为思想的扩音器，出版难免与其所处时代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发生交结。在20世纪上半叶，五四新文化的思想激流（“启蒙”）、日益多元且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生意”）、政权与战争的更迭反复（“政治”）共同决定了无数出版社的命运。邱雪松教授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以此三股历史动力为经纬，为读者勾勒了开明书店的兴衰变迁。全书按照时间先后划分章节。引言把开明书店置于新文化书业发轫的历史脉络中。开明继承了新青年社和创造社试图脱离既有出版商、通过自行出版以传播“启蒙”思想的尝试，但同时也体现了第二代新文化人士区别于前人的职业选择。不同于陈独秀、郭沫若等人始终把出版看作辅助文化变革的工具，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崛起的“新书业”是五四学生辈得以谋生的事业。第一章探析开明书店诞生的具体过程。因为在《妇女杂志》上推出过于激进的“新性道德”专刊，并且私下和妇女问题研究会同人成立杂志而违反公司纪律，章锡琛在1925年底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章于是自办杂志社，随后在朋友的支持下将其转变成了出版社——开明书店。开明书店创业之初，资金完全依靠兄弟和朋友筹措，其内部运作也因为人手少、职务分工杂而更像一个“手工业”的小规模家庭式书店。尽管树立鲜明的“启蒙”旗帜，书店的维系仍然依赖教科书的售卖。1927年出版的国文教材《开明活叶文选》抓住了现有市场的缝隙，得以成为开明维持“生意”的第一桩大宗买卖。第二章追述了1928—1937年开明书店发展为综合出版社的历程。1928—1929年改组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奠定了开明扩张的资本基础。和文化名人林语堂签约出版《开明英文读本》（第69页。凡引自《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一书的内容，均只列页码）、与世界书局打上一场“广告味十足”的教科书版权官司（第73页）、刊行《辞通》《二十五史》等“精品路线”古籍（第91页）都体现了开明越发成功的生意经。同时，“政治”开始对开明的走向起到关键作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大革命期间的激进主张被更大范畴的“社会革命”议题所包含和钝化，而开明放弃女性主义刊物，创刊《中学生》之决定即为此大环境变化的产物。值得更进一步思考的是“启蒙”的本质在这一时期的嬗变。继续推广新文学，尤其是出版茅盾、巴金等人的现代小说，可谓是开明早年路线的延续。领衔被国民党查禁的左倾书店，向上海市党部情愿重新审查且颇有成效，也让开明获得了左翼文化人的好感。但是在30年代，各大出版社均已将新文学内容纳入教本，使之“经典化”（第85页）。“精明的市侩”“缺乏革命性”（第86页）等来自左翼作家的批判也反映了“新书业”不再像早年般被赋予前卫色彩。在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文化激进和政治煽动往往被画上等号。作者强调“启蒙”和“生意”的调和是开明追求的终极目标（第102页），而在笔者看来，“启蒙”本身的变质——更低调、更日常、政治上占据微妙的“中立”——是理解这一调和的关键。自战争时期起，“政治”变为主旋律。第三章中最重要的转变即是开明领导人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向中国共产党的靠拢。不满于国民政府对于青年的战时定位，迁至内地的开明人决定复刊《中学生》。刊物从战前培养智趣、指导前途的益智性读物变为战时宣传团结抗日、提倡民族存亡时刻之个人使命的救亡杂志。严苛的战时审查加深了开明人对国民政府的反感，并导致了1945年国统区众杂志的拒检运动。对国民政府日益不满的情绪给予了中共发展的机会。开明书店在内战初就被中共定位为“第三线”书店——相比于“第一线”和“第二线”，斗争路线更为隐蔽，因此可在国统区尽量维系的书店。而其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即为《闻一多全集》的出版。闻一多遇刺后，朱自清等清华教授负责其生前作品的整理，随后由开明校对付印。1948年夏问世后，进步媒体对《闻集》的密集报道与国民党宣传机构的集体沉默形成了鲜明反差，可谓内战末期后者在文艺界被孤立的缩影。然而，《闻集》的出版得到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正面反响，却也标志了“中国现代作家自主结集的奏雅终曲”（第144页）。闻死后被赋予的三重身份——诗人、学者、斗士——在《闻集》里本无高低之分，却在1949年之后成为价值逐次递增的政治符号，其部分作品也遭受了被删节和修改的命运。在第四章中，1949—1953年同为开明出版的朱自清作品集因为有违政治任务、思想性太低等问题经历了多次删改和延期，全集被迫改为文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制度的调整，加上书店内部的分化，合力谱写了开明的终章。章锡琛亲友圈与“编译派”的矛盾早在抗战时期就埋下伏笔。内战时期的经营困难诱发了编译部主任叶圣陶和章锡琛就人事处理上的矛盾，导致前者于1949年初北上。政权革鼎之际，新环境的刺激、不稳定的营业状况和本就对公司管理结构的不满意，合力促成了中层年轻干部集体劝退章锡琛，成立新的管理组织。随后的内部矛盾导致了老一代开明人的离散，而在年轻一代的掌舵下书店拥抱“政治任务”，响应主管部门对书店出版方向的调整。经营方面，在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得益于新政权尚未有足够能力编定全套教科书，开明的大宗业务相比其他书店尚未受到影响。然而国家政策对书价的影响和教科书不时遭遇的意识形态问题让生意在新政权下无法继续。在1950—1951年短暂的“公私合作”后，开明与青年出版社的合并问题终于被提上日程。“三反”“五反”运动审查并处理了开明的股份成分问题，而合并也终于1953年4月完成。如序言所提及，出版史已不仅仅是用来“求证”文学史的方法（第4页）。出版兼具文化、商业、政治三重属性，允许研究者根据材料的特性和自身的问题意识，用不同的视角对其考察。基于书的内容，笔者想以“开明人”群体为出发点，就人际网络、职业化和企业制度等社会史议题深入探讨。以下的一些感想和问题仅做抛砖引玉，供作者和读者参考。首先，正如结语所概括，“开明人”的形成依赖老乡、同学、联姻等人际关系和核心成员相似的人生经历。虽然来自开明内外的“人情”在书中各情节时有发挥作用，系统地剖析与开明有联系的社团和关系网可以更好地体现新文化出版的社会面向。第一章中所提及对于开明书店起步至关重要的“文艺界的友情”（第50页）值得更多笔墨。除了妇女问题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立达学会等社团和开明有相当程度的人员重叠。除了一部分后来成为“开明人”，这些团体和其背后的社会网络（不一定限于这些团体），通过哪些方式维系了开明书店作为“新书业”的运营？另外，放在二三十年代的出版环境下看，新文化作家和小型出版社往往处于一种共生关系。当新文化思潮开始冲击出版业时，两者的结盟让前者获得报酬并在文化界打响名声（或维持影响力），让后者在被龙头企业盘踞的市场下找到出路。创造社之于泰东书局、鲁迅之于北新书局都是这一共生关系的例证。作为新文化人士自行组建运营并逐渐壮大成为综合出版社的开明书店，在出版社—作家关系这一层面，于1926—1937年这一时期有怎样的特点，抑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帮助进一步思考出版作为新文化群体的文化生产模式，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机制。与此相关的另一议题则为出版作为一门现代职业的兴起。跳出五四的脉络，职业的出现作为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一部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制度因素尚需阐明。在职业流动性高的民国，进入出版业和任教、担任政府公职一样，是中高等学历人士众多就业选项之一。民国时期的文教领域日新月异，再加上经济衰退、战争、政治活动等因素，导致了各大出版社频繁的职员进出。这一点上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开明人的凝聚力。直到政权交替之际的离散，开明核心成员几乎都在进店后把其当作终身事业。根据1950年的《开明书店报告》，罢工在书店历史上从未发生，工作十年以上员工占到总数的15%（第258页）。相比龙头出版社的人员，开明人的经历显然如作者所说，反映了出版事业作为第二代新文化人士谋生渠道和文化理想的结合。在笔者看来，开明人的向心力，不仅归因于共同的“启蒙”理想和类似的人生经历，也可能与开明的企业独特性有关。开明改组后，股票不像商务、中华公开上市，仅在同事、支持者、作者、亲友间认购。战前开明犹如“家庭工业式”的运营和极强的“同人氛围”（第106页）也是许多编辑进店的动力。换言之，如果将出版看作现代知识群体的就业选择之一，开明的新文化背景和同人性质无疑为思考“出版作为现代知识群体的一种职业，其形成过程和文化底色”提供了独特的案例。而出版职业形成的另一关键面相即是现代企业主导的专业化过程。尽管编辑等文字工作对于中高等学历人士来说门槛较低，但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以营利为主的大出版社开始效法欧美工业资本主义改良企业制度。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30年代的改革通过确立等级结构、细化分工、改良人事制度等手段增进生产效率并实现更现代化的管理。例如，王云五起初的科学管理法遭到商务馆内激烈反对，但利用“一·二八事件”带来的机会，依然得以用编审委员会替代此前的编译所，并明确了编译部部长、编审和普通编译员由高到低的职位等级和责任范围。部长的职责具有决策性质，包括拟定出版方针、处置外来书稿、终审，而普通编译员则负责收集材料、编写、初审等基础工作。为了使新员工能力不致参差过甚，中华书局的招聘采用了标准化考试，取代以往对于熟人推荐的依赖。而商务的练习员被要求轮流在秘书处、发行所、编审会、印刷厂、制版厂等各大部门循环实习，在每一部门的工作表现也都被打分，以便其可以胜任生产过程中任何阶段的工作。本书第二章末简单提到了开明书店1934年的“公司化”并不被编译人员所接受。根据作者引用的《开明书店报告》，公司化尝试的失败一部分归因于东施效颦：规模远较商务为小的开明想要参照商务的组织系统，导致了过于复杂的机构设置，反而降低了效率。而同时，《报告》又提到组织章则招致了职员的反感。以此看来，开明制度改革受阻，是否反映了开明的同人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难以调和？在现有史料允许的情况下，能否深析员工的“反感”以如何形式体现，且针对哪些改革内容？就其大者言之，能否把“文人性情洒脱不羁的一面”（第106页）和以标化、量化、分工化为特点的企业制度之间的矛盾看作“传统”文人智识活动方式和“现代”工业生产模式的冲突？直到战争爆发，开明现代制度的缺乏似乎并不影响其作为出版社的成功。但是战争时期大量无直接关系的职员的涌入，让公司人员构成变得复杂。新员工不满于公司长久形成的“小圈子”，要求改变管理模式（第158页）。此一矛盾最终导致了章锡琛下台，开明人离散，成为开明走向历史的“人事”因素。以同人群体、“大家庭”作风为基础的运营模式渡过了印刷资本主义竞争最激烈的年代，却在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下分崩离析。无论“启蒙”还是“生意”，都像无数近现代中国的人与事一样，最终让位于“政治”。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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