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静文丨多重视野下的开明书店史——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文摘
文化
2024-05-09 23:2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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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文学与出版之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邱雪松的新著《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即是继起的一部从文学史研究角度检视出版史发展谱系的著作。
该书勾勒了开明书店从1926年草创到1953年归并于中国青年出版社近三十年的商海沉浮，辐射现代出版业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在书店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探讨“启蒙”“生意”“政治”的附丽与争雄。“‘新书业’既是启蒙的，亦是‘政治’的，还是‘生意’的。质言之，只有统摄‘启蒙’‘生意’‘政治’三位于一体，才能明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的内在理路。”这是本书研究展开的基础。在本书的开场，作者梳理了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市场化的挑战，研究者更强调“文化启蒙主义”，以“出版”来求证“文学”，“出版”自身的复杂性未得到呈现；自90年代中后期始，随着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出版，“生意”的维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且“出版”被置于更为主动的位置。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作者认为“启蒙”与“生意”的研究范式不足以阐释出版史的发展理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努力需要重新审视，“政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启蒙”“生意”“政治”三重视角下，出版的复杂面向得以展开。在进入开明书店的正史前，作者将镜头对准“新书业”发端的背景环境。“新书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产生的新行业，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涉足出版的结果。作者围绕新青年社和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梳理了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创办出版社的历史进程。在《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创造社自办出版的进程中，展现新文化人士与书商的合作与分歧，在“启蒙”与“生意”间腾挪辗转，寻找平衡点。新文化人士由此经历了自我身份认同的演变，以陈独秀、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化领袖虽进入出版业，但仍以“启蒙”为志业，以“出版”为“启蒙”之工具，唯等到新一代学人走入社会，“出版”才真正成为职业选择。1927年前后，智识分子办书店成为一种“风气”，“新书业”的蓬勃发展冲击了原有的出版版图，出版界形成了古旧书业、大型综合出版社、中小型新文化出版社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此背景下，开明书店登上历史舞台。全书按照时间线索追踪开明书店的诞生、发展、壮大、困顿、沉寂，共分四章。第一章讲述了开明书店的诞生。1926年8月1日，开明书店在上海挂牌。其诞生与新文化力量的冲击息息相关。本章讨论了新文化运动如何迫使商务印书馆调整编辑策略、章锡琛如何引领新文化话题重振商务旗下的《妇女杂志》、《妇女杂志》如何从激进走向稳健、章锡琛被商务辞退后自办开明书店面临的困难与应对等问题。作者指出，开明书店在“行业大势”和“人情关系”两者的相互纠葛中诞生，其创设，“既是出版业自我调整的结果，亦是新文化人士内部分化的产物”（第53页）。第二章探讨了开明书店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聚焦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呈现开明书店的发展壮大。资本和市场是书店得以存活的基石，本章展现开明书店面向市场如何协调“生意”与“启蒙”，聚焦办刊《中学生》、进军教科书领域、推广新文学、刊行古籍等方面，内中涉及商业竞争、人事纠纷、政府统制等。从《新女性》到《中学生》，开明书店明确了以出版中学教本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的编辑方针。作者细致厘析了教科书出版领域的争夺战，由《开明英文读本》的出版引发的与世界书局的官司不仅是出版行业内商战、洗牌的体现，而且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力量代际内部的竞争，同时，作者指出在商业规则之外“熟人社会”下的人情伦理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占领教科书的出版高地，新体小说等新文学出版物也是开明的主营业务，其对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积极意义，但作者也特别强调不应做过高估量，生意的一途亦是其行为选择的动因。作为“新书业”之一员，在情势变化下，开明出于经营之目的亦不免涉足古籍出版，但编译人员内部意见不一，折射了开明身处大出版社和新书业间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开明不是仅将书业当成“生意”，而是追求“启蒙”与“生意”的调和。第三章梳理1937—1949年战火中开明书店的发展线索，展现开明从政治中立到持左倾立场的转变。面对外敌侵略、民族危亡，开明人虽饱受战乱之苦，但勇担社会责任，自觉将出版业的前途与整个国家的未来联系起来。复刊后的《中学生》转变编辑旨趣，提倡“个人之志概与节操”，号召中学生诸君不能只埋首于文化知识的学习，要将“学习、工作、生活打成一片”，为团结抗日、民主进步做宣传。《中学生》的舆论导向招致了国民党政府的管控与打压，时势下的选择让开明人逐渐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内战爆发后，开明书店继续开展民主斗争，作者进而聚焦斗争的典型事例——《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出版。《闻一多全集》的出版在政治层面纠缠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闻一多的身份定位也深刻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其斗士、学者、诗人的多重身份是官方、文化与市场等多重作用力施予的结果。在出版方式层面，《闻一多全集》的出版饱含了崇高的友情，作者认为其“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自主结集的奏雅终曲”，在出版纳入体制化后再难复现。本章也涉及开明书店内部的人员矛盾，叶圣陶的去职北上标志着开明书店高层的分裂，新进的少壮派员工与元老派之间的分歧也为日后开明的日暮穷途埋下伏笔。第四章讲述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的变迁及最终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结局。本章呈现开明书店在争取公私合营的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内部人员的矛盾斗争分化、主营业务与政治的互动碰撞、从公私合作到归并入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的过程等。新中国成立后，体制化势在必行，“政治”决定了开明书店的大致走向，作者指出，“‘出版’不再是一门‘生意’”（第207页）。教科书的“生意”在彼时已无法与“政治”共存；《朱自清全集》的删减出版也印证了“政治”的强力作用，见证了新文学出版方式的更替。在“时势”与“人事”的合力下，开明走向了它的最终归宿。结语部分对开明书店的历史进行总结。作者依据书店性质将其二十七年的历史划分为兄弟书店（1926—1928）、综合大型出版社（1929—1949）、公私合作与重组合并（1950—1953）三个阶段。开明书店虽已消失，但在现代出版制度完善的层面，作者指出开明人的出版构想为新政权所吸收，出版、印刷、发行分工的专业化体制得以最终确立，肯定了开明人的制度实践；并从不同维度审视评价了开明人的聚散。本书是为数不多的全面研究开明书店史的专著，并创造性地通过“启蒙”“生意”“政治”三个关键词联结了出版史、文学史、思想史，将开明人的活动置于多重视域下，既呈现了出版本身的复杂性，又对现代文学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社会思想的变迁等有所观照，衍生出很多引人深思的问题。例如，立足出版史，作者敏锐地发现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的出版不仅预示着编辑同人的分裂，而且蕴含了新文化人士与出版商的分裂，开启了新文化人士涉足出版业、新书业兴起发展之路。这一发现是重要的。从出版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冲击了传统的出版格局，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学史、知识分子史的参照，新文化人的文学实践自此有了新途径。因有了出版这一维度，我们也看到《新青年》的编辑刊行、引领的新文化话题等充满了“生意”的考量，是新文化人与出版商角逐妥协的结果，甚至《新青年》的刊名也出自出版商的建议。这样的观察提示我们要更理性客观地看待新文学的发端，借用作者反复提及的达恩顿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新文化人士的哲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社的投机中。固然，这样的套用并不准确，但指示了更为丰满而现实的新文学生态。作者在搭建开明出版史的理论基石的同时还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对开明书店的资金、股权、版税、收支等都有详细介绍，生动再现了开明书店的运转情况。不仅如此，作者还多次采访参与开明书店工作的当事人（附录部分收录了两篇访谈录），近距离地感受研究对象，为研究增加了温度，对于丰富开明书店的立体形象、还原20世纪上半叶出版业的概况亦有助益。本书的理论架构尤为突出，从“启蒙”“生意”再到“政治”的演化线索也极为清晰，但作者似囿于理论框架，对三个面向的侧重凸显强化了它们的差异，而对其整体性的阐述分析则略显不足。对于开明书店的崛起，作者细致勾勒了新文化人抢占出版阵地的前史，强调了新书业从“启蒙”到“生意”的走向。笔者以为出版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兴行业，伴随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市场的兴起而产生，已内在规定了它的商业性质，在商言商是其得以存在的先在条件，问题是“生意”遇到“启蒙”“政治”如何产生化合作用。对于新文化人而言，出版为他们提供了安身立命、实现人生价值的通道，开明同人怀抱启蒙理想，在经营书店前大多进行了教育实践，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到春晖中学、立达学园，走上教育救国、开启民智的道路，然由于政治、经济、人事等方面的原因并未走通，而“生意”在一定程度上则让他们独立于政治，拥有自主权，为其高悬的理想培育了现实的土壤，通过出版的“生意”寻到了“启蒙”的途径，使其思想得以付诸实践。无论是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还是新体小说的刊行，都加速了新文化的深入与普及，使之与多数人生出交涉。“启蒙”唯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方有效力。从出版的角度看，新文化人的“启蒙”理想使“生意”不只有经济这一面，它奠定了出版人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从业宗旨，使“生意”有了文化理想的烛照。由此，“启蒙”与“生意”相得映彰，内在于“出版”。作者指出：“1949年后，‘出版’的‘政治’属性被新政权所强调，‘启蒙’与‘生意’则难以为继。”（第262页）作者似借鉴了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理论逻辑，预设了“启蒙”的优越性，走向“政治”的开明书店最终成为历史。面向文学出版史研究的未来，作者重新激活了“政治”话语，构想的“政治”不只是“革命”、“战争”、阶级政治等的同义词，也包含了“文化”“心理”“身份”“社会”“制度”等元素。“政治”的重要性无可厚非，其参与现代出版的建构也是不能忽视的，在今天的出版环境里，“政治”亦是底线。但“政治压倒启蒙”的理论预设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在具体的分析中，作者所构想的“政治”的复杂面向也没有很好地展开。例如，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开明人的聚合有“地缘”“学缘”“亲缘”这些传统人际关系的强力作用，在开明书店的创办伊始、商战之中、图书审查交涉中都发生了效用，但1949年以后，随着新政权对体制化的强调，年轻一代开明人的阶级认同日渐强烈，家族式的管理模式随之变成激化矛盾的因子，作者认为传统因素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开明人”不再是能产生内部认同的符号，融入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成为必然。笔者以为对于开明书店来说，归于“政治”是其归宿，但对于以开明人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抑或出版业而言，“政治”只能是其演进生态中的要素，更应该探讨的是“政治”的强力如何作用于旧有的社会文化心理、身份认同、出版制度等，作者虽有涉及，但未充分展开。再者，传统的人际关系、身份认同也并不会就此消亡，面对新价值的冲击，它仍会以曲折潜在的方式发挥作用，其变异与更生亦值得关注。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作者经过十余年的观察和思考，从探讨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之关系，到考察“启蒙”与“生意”，再到讨论“启蒙”“生意”“政治”，认识逐步丰满而深入，为出版史的研究增添了新质。面向研究之未来，我们也期待作者有更多的突破与创见。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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