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乐鹏丨1949—1956年私营出版社的文学译介与出版活动梳考

文摘 2024-07-12 08:16 北京

摘

共和国成立伊始，新的出版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私营出版业亦未被全盘纳入一体化的轨范。此时的文学译介与出版相应处于混杂状态。私营出版业所构筑起的世界文学景观呈现出苏联文学译介渐趋凸出、膨胀的衍变。其译介与出版，既带有抢译乱译等消费导向，又具有注目于通俗本、儿童读物的大众化取向。个人主义的翻译观遭到消解，文学译介转渡为采取集体翻译和作为政治任务的“当代”形态。译家、出版家的动机、策略各有不同，京、沪等地亦展演出各异的译场空间。

关

文学译介；私营出版社；当代文学；京沪

作

操乐鹏，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2期。

文章目录

一、从“世界”到“苏联”：译丛中的世界文学图景

二、公心与私意：译家、私营出版家的动机与策略

三、翻译整风中的私营出版业及文学译介

四、京沪之间：私营出版社的聚散与文学翻译的“当代”进程

五、结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文学译介活动内在于新中国出版体制的调整与重构。共和国成立伊始，新的出版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私营出版业亦未被全盘纳入一体化的轨范。此时的文学译介与出版相应处于混杂的状态。本文以出版格局之变迁为切入口，试图避开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叙述模式，以打开历史的褶皱，探析当代文学翻译与出版制度的互为牵制及交织，通过辑录大东书局、文化工作社、泥土社、潮锋出版社、正风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春明书店、国际文化服务社等私营出版社于1949—1956年私营出版业尚存期间的文学译介出版书目，展开如下探勘：其一，私营出版社所构筑起的世界文学景观及其衍变，并着重追索苏联文学译介渐趋凸出、膨胀的进程；其二，以施蛰存、蒋路、丰子恺等译家和出版人的译介出版活动为例，探析知识分子心态与动机的诸面向；其三，厘清共和国初期的翻译控制、出版政策及译介方式，展演文学译介在京、沪间各异的译场空间，继而在私营出版业起伏聚散的历史行旅中，揭橥文学翻译与出版由民国至共和国的转轨及走向

从“世界”到“苏联”：

译丛中的世界文学图景

共和国初期，私营出版业拥有着远超国营的出版和发行力量。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这五家私营书店，其生产能力占全国生产力半数以上。另一方面，私营出版业有着相当广阔的全国发行机构，拥有国营出版业所达不到的发行网。出版总署不得不借助和倚靠私营出版业，并对之进行引导和控制。此时的文学译介与出版，大都由私营出版社承担。由私营出版业召唤并建构起的世界文学景观也悄然发生着嬗变。沈志远在《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中有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两年间，译自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逐步萎缩，译自苏联的渐趋庞大，“到解放以后，前者退到了百分之二○·五，而后者却升到了百分之七七·五。这样，苏联书的译品已占到绝对的优势了”。1950年，“过去三十年中居首位的从英文翻译的书籍，立即退居第二位，仅有三八二种，占百分之一八”。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在私营出版社的译介择取与出版活动中。从单个译品中或许难见端倪；私营出版社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丛书，则演绎着自“世界”而“苏联”的文学图景衍变。

正风出版社成立于1942年的重庆。创始人陈汝言为筹措资金，按老师李公朴的建议，找到了徐悲鸿。徐悲鸿以卖掉两匹“马”（画作）的两千元赠予陈汝言作为经费。陈汝言聘请柳无忌、徐仲年、范存忠、商承祚、吕天石、胡小石、吴景荣等人组成编委会，自任社长兼编委会主任。以外国文学丛书为目标与志趣，正风出版了“世界文学杰作丛书”，由柳无忌、徐仲年主编，依托迁至大后方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教授作为翻译中坚。而之所以界定为“文学杰作”，正风“世界文学杰作丛书”总序有言：战争时期，译者、出版者、读者的能力都有限度，与其不切实际，“不如先谋可以兑现的策略：所以我们毅然决然缩小范围，从‘名著’进到‘杰作’”。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编者同时立下几项选译原则：各书只求内容、不问长短；各书必须由原文译出，务求忠实；必要时，须请专家校阅；每册冠以长篇“导言”，对该书及作者进行历史性和批评性的介绍。选译条件不可谓不严苛，所选“杰作”，多为梅礼美（梅里美）、哈代、绥夫特（斯威夫特）等欧美名家。

钟情“杰作”，也并未忽视“名著”，正风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到了共和国成立前后，正风出版社对世界文学的定位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抗战胜利后，正风出版社将总社迁至上海，并在南京成立正风图书公司和编辑部。1949年，正风在南京设立编译委员会，聘请雷鸣蛰、陆丰、高晶斋等俄语教师担任编译委员。此时推出的“世界文艺译丛”已几乎全部为苏联文学。正风还单设了“苏联文艺译丛”，专注于苏联文学的译介。

晨光出版公司经历了类似的转向。1949年3月到1950年8月，晨光推出了“晨光世界文学丛书”18种，囊括了爱伦·坡、德莱塞、海明威、萨洛扬等名家，实则为“美国文学丛书”。据该丛书的《出版者言》，“‘晨光世界文学丛书’除了出版这十八种译作外，在计划中还有英国，苏联，法国，日本，德国，旧俄等翻译作品。每一国将介绍二三部代表作品，按月陆续出版”。按此计划，各国文学平分秋色，苏俄并未一家独大。“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在这18种之后，陆续添入了法捷耶夫等苏联作家。1949年前后，晨光专门出版了“苏联文学丛书”。

国际文化服务社由韩侍桁创立于1944年，在20世纪40年代即有“古典文学名著选译”丛书。该丛书以霍桑、狄更斯、莫泊桑等英法美的文学经典为主，苏俄文学约占五分之一。到了1949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另出“苏联文学名著选译”，集中精力专营苏联文学译介。其中部分书籍，如爱伦堡的《巨浪》在1952年9月初版后，到当年12月已印至第五版，而像《列宁格勒日记》甚至出到了第九版，可见其销量之大、传播之广。

上海出版公司始于1946年，刘哲民、柯灵、唐弢、钱家圭为创办人，以出版文学和学术书籍为主。新中国成立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刘哲民成为董事长，秦鹤皋为经理，师陀担任总编辑。郑振铎为上海出版公司出力尤甚。1952年，郑振铎建议刘哲民出一套“世界短篇小说丛书”，可请李健吾、辛笛、巴金主持之。郑振铎的设想并未能实现，上海出版公司最终出版的是沈凤威编选的两集《俄罗斯短篇杰作选》。1954年，眼见惊险小说的热销，秦鹤皋约请友人邵洵美翻译马克·吐温的《汤姆·沙耶侦探案》，出版时译者署名荀枚。上海出版公司的“文艺复兴丛书”，主要收入战后的1946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如杨绛《风絮》、师陀《果园城记》等。值得注意的是，该丛书收入了周作人所译《希腊女诗人萨波》，译者署名周遐寿。不过，这两部译作，顶多算是译介浪潮中不起眼的浪花；真正的大潮，仍属苏俄文学。

上海出版公司的“世界文学丛书”，名为“世界”，收入的却是几近清一色的苏俄文学。丛书中唯一一位非苏俄的英国作家是詹姆斯·阿尔德里奇，他的《外交家》以“伊朗民族独立运动为背景，写出英、美在中东各地的政治阴谋，从中托出苏联的和平政策”，其与阿拉贡、法斯特等作家的倾向和思想内容并无二致。此外，上海出版公司还有“艺文新辑”，兼收创作与译文，后者有支魏格（茨威格）的《历史的刹那间》以及孙用辑译的《苏联作家自述》。

1916年，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四人在上海合资创办了大东书局，后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抗战期间，杜月笙、陶百川介入股大东，且持有部分股份（杜占13.41%，陶占137%）。1949年后，华东出版委员会对大东书局进行军事接管。1955年大东书局在公私合营中并入上海科技出版社。大东书局自办印刷厂，在印刷和出版上均实力不俗。深感“对于二十年中介绍过来的许多苏联文艺，还没有一个结集，没有一部经过整理的汇辑的书”，大东书局筹划、汇编了一套“苏联文艺选丛”，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各方面，分类刊行，计有“苏联名作家专集”“苏联名作家合集”“苏联名著概说”“苏联少年文艺选”“苏联报告文学选”“苏联诗集”“苏联传统文学的研究”“苏联作家创作经验”“苏联音乐”“苏联美术”“苏联戏剧”等子丛书。大东书局还在丛书说明页上特意援引鲁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为自家丛书张目。

图丨大东书局

大东书局的编者确乎没有敷衍。尤其各子丛书卷首的“前记”，颇为用心，俨然一篇篇苏联作家或文体的汉译史和接受史小考。如“苏联报告文学选”的“导言”缕述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德国的起源以及之后在苏联的发展，且着重介绍了西蒙诺夫、爱伦堡、马尔克洛夫等人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之特质。又如卡达耶夫位列“苏联名作家专集4”，该专集开篇的前记即回顾了卡达耶夫的诸多译本，从1930年上海南强书局的《盗用公款的人们》，直至战后林淡秋译《时代呀前进》、曹靖华译《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茅盾译《团的儿子》等译文。有关作者的生平，编者引用了鲁迅《竖琴》后记，紧接着便分析卡达耶夫创作前后期在思想内容及风格上的不同。在选文方面编者重视短篇，又悉心择取了长篇小说的精华部分，译文多取自曹靖华、胡愈之、茅盾、柔石、朱葆光等译家。

泥土社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涵盖苏联文学的“文艺译丛”和“世界文学名著译丛”，还有“苏联民间故事集”、“苏联战士丛书”、“苏联少年读物丛书”等分门别类的苏联各色文学。文化工作社的译丛更为杂乱，计有“世界文学译丛”、“未名译丛”、“译文丛刊”、“译文丛书”，苏俄文学均占大宗。

20世纪40、50年代之交的私营出版社，其文学翻译丛书无一例外地都呈现出由“世界”向“苏联”转向和收缩的衍变。综观之，是类译丛又有如下特征。一是各类译丛名目繁杂，译本来源却相当单一，多译自英文版、法文版《苏联文艺》，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尤受青睐。译本多从英文转译，故不谙俄文者，也可一哄而上。名义上是系列性的翻译丛书，实则缺乏译介出版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同一个译本，常被拉入多种丛书，翻译动机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很多打出广告的译丛声势浩大，却无法兑现；不少译丛仅出一两种译本，便寿终正寝。二是编者译家的序跋逐渐固化，常见的写法和模式为援引苏联学者的论点，以阶级分析的手法介绍作者和作品内容，强调对中国读者的教育意义和对国内现实的借鉴价值。柳无忌编选《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强调文学“它可以使我们给我们在公余时一种高尚的消遣；它给予我们慰藉与乐趣；它可以使我们体会着各国人士的生活经验”，“鸟瞰着各国短篇创作的最高成就”。这样的审美与享受之义，也随之被教育意义取代。译者序跋渐渐清除了个人思绪，诸如杨普稀译《蝴蝶梦》，全因看完电影，觉得“非常神秘，才动了译念”，这类描写个人化翻译动机的序跋文章已不多见；集中于谈论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的序跋也少之又少。图省事者，干脆附上一篇相关苏联文论以作代序。三是此时的苏联文学译丛，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译介，更与苏联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绍介一道汇成了亲苏反美的时代潮流。文学之外，如大东书局有“苏联法学丛书”，上海出版公司有“今日的苏联”丛书，作家书屋有“苏联大众政治科学丛书”“苏联通俗自然科学丛书”“苏联教育丛书”，正风出版社有“马列主义教育丛书”等。

公心与私意：译家、

私营出版家的动机与策略

与其说是当代译场制约乃至掌控着私营出版业的译介实践，毋宁将其看作私营出版业与当代译场心照不宣的暗合。此种冥契的背后，译家与出版家的诸动机、策略及其效用，各有不同。1949年，丰子恺在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碰壁，遭受了猛烈的批评。此后，丰子恺决定少谈美术，多做翻译。据丰一吟回忆，“爸爸觉得日文和英文眼下看来不是那么需要，当前最需要的是俄文”，“于是他苦学俄文，走翻译这条路”。1951年，53岁的丰子恺从头学起，从日文版的《俄语一月通》入手，辅之以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俄文原著的阅读，继而操刀翻译《猎人笔记》。丰子恺在致夏宗禹信中，袒露心迹：“我屏绝其他，而专攻俄文及音乐，想好好利用我的残年来为新中国服务”，“我过去数十年，七搭八搭，一事无成（我对各种艺术都染指，但一种也不精）。……我今后也要专业化，大约专门于苏联古典文学介绍，是最近的路”。丰子恺于1952年译毕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次年，该译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译文丛书”。195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丰子恺与他人合作、从俄文转译的《朝鲜民间故事》《蒙古短篇小说集》。除了苏俄文学，丰子恺还大量绍介了有关苏联音乐美术的教育书籍，如《幼儿园音乐教学法》《学校图画教学》《音乐的基本知识》等。这些书籍的出版者既有春明出版社、万叶书店等私营出版社，更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国营出版社。值得留意的是，尽管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苏联文化和音乐，丰子恺的文学视野似乎并未囊括喧嚣一时的如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等苏联当代文学，而独独对俄国古典文学保持敬畏。

有此心态的，显然不止丰氏一人。1952年，汪飞白在《翻译通报》发表《评蒋译“星”》一文，指摘蒋路所译《星》中出现的误译及语言修辞上的弊病。蒋路随即在后一期的《翻译通报》作出检讨。在蒋路看来，出现译文错误的原因，既不在于缺乏小说翻译经验和军事知识，也不在于语言修养不足，而在于自己的思想认知。蒋路自陈：“多年以来，我一直过着狭窄的书斋生活，醉心于一些有关个别俄罗斯古典作家的史料、掌故之类，自以为‘曲高和寡’，其实‘曲高’是假话，‘和寡’倒是真的；我的眼睛只看见自己的小天地，看不见雄壮的群众革命斗争，对新鲜事物往往采取回避或抗拒的态度。我也知道应当爱工农兵，但我所爱的仅仅是想象中的抽象的工农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工农兵，所以也很少想到使自己的翻译工作同人民的要求配合起来。”正因此，蒋路对《星》“这部作品的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都认识不足，当领导同志叫我译它时，我只把这件事当做派定下来的‘任务’去完成，对于书中的主要人物缺乏由衷的热爱，因此，虽然我并未存心粗制滥造，可是在翻译上确实不曾多下功夫，后来再版时也没有好好修改我的译文”。蒋路于1947年进入时代出版社，所谓的“领导同志叫我译它”，即指时代社的罗果夫为各译家指定选题。这部曾获1947年斯大林奖金二等奖的《星》显然引不起蒋路的兴趣。其译介姿态与最终呈现出的译品，无不流泻出钟情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蒋路内心隐隐的困惑与不安。

相较于蒋路的纠结不安，在出版圈摸爬滚打、久历风霜的施蛰存，在1949年之后倒显得识“时务”般游刃有余。1951年，施蛰存由英文本转译保加利亚伊凡·伐佐夫的《轭下》，次年由文化工作社出版，列入“世界文学译丛”。据施蛰存自述，是他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翻译《轭下》的计划，得到了后者的赞成和资助。文化教育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协定规定，对与我国订有文化协定的六个民主国家的书籍进行翻译出版。据《1952年全年及1953年上半年我国翻译出版与我国定有文化协定的六个民主国家书籍统计表》，保加利亚正是这六个人民民主国家之一，施译《轭下》正位列表中。

图丨施蛰存（1905—2003）

1953年，施蛰存与王科一、王仲年合译的爱伦堡《第九个浪头》也由文化工作社出版。该小说从《苏联文学》刊载的英译本转译。同样是转译自英文版《苏联文学》的还有巴希洛夫的《荣誉》。可以说，不谙俄语的施蛰存凭借敏锐的嗅觉，立马注意到了苏联文学在图书市场中的重要性，更紧紧抓住英文版《苏联文艺》作为翻译择取的资源和标准。时任春明出版社编辑的施氏，还曾劝告春明的负责人孔另境，“凌渭民译的《航程》是爱沙尼亚代表作，《苏联文艺》月刊上曾有介绍”，所以可以放心出版；更进一步建言：“‘春明’现在应该赶快出书，不可再三心二意，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弟希望兄还是放胆将书印出来，甚至再多出几本，文艺书到底不会有大毛病，而且销路也不至于大不行。”

绝大多数私营出版社确乎如施蛰存所言，“放胆”出书。这股文学译介与出版大潮，呈现出鲜明的消费导向特征，也正如出版总署对私营出版界的论断：“大部分投机性的私营出版业，则已开始投人民群众学习政治与学习文化之机，积极活动起来。”其迎合消费市场的投机行为，主要集中在争译抢译的行径中。陈克寒在检查华东、中南出版境况时，就发现：“一本好的外国小说，总有好几个译本。抢译的现象很严重，特别是文艺作品，一些文艺翻译者到国际书店抢购样本。抢得以后立即向私营出版社登记，登广告，确定专译权。那个私营出版社实际成为文艺翻译的统制者。”文化工作社的文学译介，便是这般操作，“在出版选辑工作上，我们过去始终是无计划的，大致是看到‘苏维埃文学’杂志所推荐、所刊登的就约人翻译，至于译文是否符合原著风格，是从不考虑的”，同时着眼于利益观点，单纯为着发展私营企业而追求出版数量。陈克寒给出的对策是“出版总署应赶紧出翻译通报，以交换翻译情报，组织翻译工作”。实际上，《翻译通报》并不能杜绝抢译行为，兹举一例。

徐凯其致信《翻译通报》，表示准备翻译E·科林的中篇小说《从南方吹来的风》，译到一半，发现有新群出版社的叶至美译本《南边的风》。“当时我向某出版社接洽，他们鼓励我，要我译下去，但是等到译好送去，他们又不要了，理由是已有别的译本，营业方面怕受影响。”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私营出版商往往藉口别家已出版，对约定的译稿弃置不顾，不履行与译者所定的契约”，“无名的后进翻译工作者的译品通常不易找到出版的地方”。叶至美看到徐信后，也作出回应，表示自己所译《南边的风》由英文转译，已是两年前的事，他“并不愿意因为自己译过并不能令人满意的译本，而防碍了别的同志的译文的出版”。似乎抢译复译事影响到了心绪，在该期《翻译通报》的“翻译消息”专栏中，徐凯其列出了五种小说作为自己的计划，并赌气式不厌其烦地解释道：“因为现在从英文翻译苏联小说的很多，容易重复，所以我特多开几种。假如第一种还没有人翻译，我就决定译第一种；假如第一种已有人翻译，就译第二种；假如第二种也有人翻译，就译第三种……我很希望通过‘翻译通报’，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徐凯其的希望显然落了空——仅《南来的风》，便有四个译本之多。

与私营出版社的消费导向相伴生的，还有译介中的通俗化倾向。在整个“十七年”的文学译场中，翻译界的论家多援用斯大林的语言学观及朱柯夫斯基的翻译理论，都强调译文大众化及翻译为工农兵服务，硬译、欧化、语言上新的表现法等均不受待见。田德望直言文学翻译工作者“应该向劳动人民学习”，尽量避免译文的“书面气”。而在译文择取和加工方面，则体现为苏联儿童读物和通俗读物的大行其道。潮锋出版社出版有“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和“苏联冒险小说译丛”，另有元昌印书馆、锦章书局、大明书局、新文化书社、新鲁书店、吼声书局、育才书局等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小说通俗本”丛书，由通联书店发行。1949年以前，锦章书局这类私营书店，本就极力注目于通俗文学，诸如冯玉奇、还珠楼主等言情、武侠小说；1949年之后，在通俗小说受到查禁之时，书局纷纷见风使舵，遂迅即转向苏联通俗读物的出版，一时间版次频增、销量颇大。此外，有关苏联儿童读物的丛书，不胜枚举。1953年，中宣部在中南海庆云堂召开讨论改善儿童读物出版状况和苏联文艺书籍出版分工问题会议，曾提道：“国营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儿童读物太少，从1950年至1952年3年中，国营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儿童读物只占全部儿童读物种类27.56%，占印行册数53.22%；私营出版社占种数72.44%，占印行册数46.78%。”可以说，在苏联通俗读物和儿童读物的出版上，私营出版社占据着巨大的份额。

翻译整风中的私营出版业及文学译介

私营出版业的消费导向和通俗化取径，既对国营出版与发行造成了实质性的挤压，也导致了翻译出版界一连串的乱象。出版总署等机关不得不出面整治之，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与对翻译家本人的思想改造并行不悖。

面对抢译、滥译作风支配着的翻译界，翁濂提出要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资产阶级的私营书店，在文化事业的招牌下大干投机勾当，他们盲目地追求利润，他们企图以多出书籍来抢夺市场。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政府对出版事业的管理。他们甚至打入出版行政机关及某些国营出版机构，来窃取管理出版事业的情报，或腐蚀这些机关中的干部，从而和工人阶级争夺出版事业的领导权。”致力于马列文论译介的谷鹰在《翻译与商品》一文中同样指责私营出版业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大家抢先出版，只管快出、速成，不管内容、水准等等”，翻译工作“如像单纯商品生产一样，是独立的、零碎的、散漫的、各个工作者之间没有联系，也不知道读者和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在这种情境之下，翻译质量自然无法保证。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中就明言：翻译现状“最严重的是目前翻译出版物的质量低，重复浪费，翻译工作缺乏计划性”。三反运动波及翻译界后，不少私营出版社作出检讨，其中最常见的反省便是缺乏必要的编辑部及译校人员。作家书屋自陈以翻译为中心业务，“两年半以来，在最初布置翻译工作的草创时期，因无一定的编译计划及严格的校订制度”，以致发生像沈志远指出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误译为“联共布党史短期培训班”的大笑话。1951年起，作家书屋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但因人手短缺，“每部译稿未能完全做到逐字逐句的仔细校订”，所谓的编译委员会，形同虚设。三反运动中，文化工作社因译品低劣，遭到诸多批评。文化工作社也做了一番解释：“解放以来，本社所出译本大小近五十种，但对待这一工作，我们是不够负责的”，“在去年（1951年——引者）八月以前，我们始终没有一定的审稿制度。对于来稿，个别的也只是临时约请其他译者看一看，而对大多数的译品，我们都因盲目信赖译者，以为他们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前辈，都从事翻译多年，甚至一二十年了，便以为他们的译品大致不会差了。因此，对于这类译者的来稿，我们不仅没有对照原文加以审阅，甚至二三校校样、大样也都信任译者自行校阅”，“在出版选辑工作上，我们过去始终是无计划的，大致是看到‘苏维埃文学’杂志所推荐、所刊登的就约人翻译，至于译文是否符合原著风格，是从不考虑的”。

图丨胡愈之（1896—1986）

为了提高和保障翻译质量，当代论家往往将翻译视为庄严的政治任务，这却无不消解着个人主义的文学翻译观及其审美特质。在金人看来，“翻译工作是一个政治任务”，“如果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思想性，也就是与政治结合起来，而翻译工作者也循着这个方向来工作，那末什么‘信、达、雅’与‘直译意译’问题都可以解决”。

穆木天将心怀个人主义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垃圾的翻译工作者分为如是几类：“有作商人的尾巴，唯利是图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翻译者。有拒绝思想改造，只靠单纯技术，发家致富的所谓‘在野翻译家’”，“有垄断市场的宗派主义的翻译者，这一类人在另一方面也是个书商，不管成品好坏，只要是自己小圈子中人译的东西，就给出版。还有孤高自赏的翻译者，这一类人不顾人民的需要，选择原作翻译，必须合乎自己的风趣”。这些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出身翻译工作者“头脑中还存有旧的一套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也就是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他们虽然在新中国工作着，但还没有‘脱胎换骨’而成为真正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和不法出版商的利益结为一体。为了从出版商利润中分得高额的版税或稿费，他们也就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从事翻译上的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至实行不法的侵占和中间剥削”。在自我检讨上，穆木天做出了表率，认为自己不该翻译纪德的作品，“现在想起来，‘窄门’的翻译是代表着我的思想中黑暗面发展到最高度的一个时期”。许多译家纷纷表态。作家书屋的孔柯嘉陷入自责：“为了我能剥削更多的稿费，我就多选材料、多请译者、多译书、快出书。这一切也正是企图多编刊书籍来占夺市场。”蒋齐生也坦白道：“过去的翻译工作，或多或少受生活的鞭子及资本家的钱袋的影响”，现在的翻译工作应“确定作人民民主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并且严格为它服务”。

循此，对于翻译者而言，从事翻译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并非是外语和母语能力，而是政治意识的纯正。翻译技术、语言风格等要素已然不再重要，文学翻译中的技术观点遭到抨击。“有好些人以为学会俄文，就可以译苏联文学作品。不错，译苏联文学作品，必须把俄文学好。但是，如果在世界观上是落后的，在文艺学的修养上是薄弱的，专靠语言投机”，“如果一个译者，在世界观上是落后的，在文艺学的修养上是反动的，那么，就算他中外语言能力俱佳，他的译品，难免会是奇形怪状的”。高植的自我检查，明显是受此影响：“我把翻译当作一种纯技术工作，从不考虑工作的效果和影响是否对社会有利益，是否为剥削统治阶级点缀门面。我把我的作品当作了商品，在市场上追求高价，也不管买主是谁，也不问为谁服务。”具体到翻译操作层面，甚至在翻译注释时，都需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入侵。穆木天“在译巴尔扎克时，关于注释，犯了资产阶级材料主义的毛病，而且，有原则性错误的注释，随时随地可以发现。注释上材料主义，和那些资产阶级观点的注释，都是不可饶恕的。这一类错误，比错译几个字要严重得多”。

为了配合作为政治任务的翻译，个人奋斗式的埋头苦译（如傅雷）遭到摒弃，而集体翻译的方式受到追捧。徐永煐认为“集体翻译应当能够比各个人所用的脑力加起来还更大的效果”。可在实际译介过程中，集体翻译未见得能够在文学翻译中发挥效用。如杨人楩的精准观察：“遇着销路一定好而份量较大的书，更不惜分由数人合译，而有翻译界的‘接力赛跑’”，“集体抢译除增加错误与笑柄之外，还有前后不能照顾的毛病”。赶着出版，译校走马观花，“参加‘接力赛跑’的人，除他自己担任的一段以外，可能就不曾把全书读完一遍。参加集体抢译的人，所学又未必相同”，“集体抢译的现象，可能完全是出版家造成的”。翻译上的接力赛跑往往造成译本的前后不一乃至割裂。而“你译上卷，我译下卷，这家书店出上集，那家书店出下集”的状况，更给读者的购买、阅读带来不便。

当代译场对私营出版业的翻译控制还体现在对译本择取的审查。“有些作品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有害的，有些作品，不错，是名著，但翻译上又问题颇多。”为了教育、文艺建设，向帝国主义文艺作斗争，“我们要肃清市场上的那些有反动性的文艺作品的译本”，“这不但可以扫清毒素，还可以节省纸张。出版家应当自动地停印对人民有害的文艺作品的译本。就如陀斯陀也夫斯基的‘兄弟们’，也应在停印之列”。平明出版社就曾遭到指责。王者香认为：平明出版社“在若干好书中间却夹杂了一些成问题的书，最突出的就是安德烈夫的《七个绞刑犯》和《总督大人》。我们知道，安德烈夫的市侩思想早已在苏联被彻底清算了。像《七个绞刑犯》那种鼓吹人生是绝望，是悲观，《总督大人》那种宣传民粹派革命方式的书，苏联人民早已把它摒弃了，对我们中国的人民来讲更无丝毫裨益之处；即在艺术手法上都毫无值得学习之处，今天我们出版家还故意印这种书，并且还译上一本高尔基的《回忆安德烈夫》，显然是出版者企图想用高尔基来为安德烈夫辩护，藉以欺骗读者。殊不知高尔基讲话时是在三十年前，今天的具体环境完全不同于当时。如果出版者想用这来迷惑读者，而出版安德烈夫的反动小说，这简直是高尔基的罪人”。不仅是译本择取会受到批评，甚至连译者序跋，都要经受审查。“在检查译品时，对于原著的思想性，艺术性，一直到注释，序文，一切方面，都应当做缜密的检查。”泥土社就遭出版总署的点名批评：泥土社在1952—1953年所出《盗用公款的人们》及爱伦堡《欧洲的毁灭》二书，“原著均为作者的早期作品，前者写于1926年，后者写于1923年，都有若干缺点，在苏联早已绝版”，就连卷首插图，也出了政治问题，“《欧洲的毁灭》中译本卷首附印梅叶荷德剧场根据此书改编的戏剧剧照一帧，梅叶荷德早已被批判，亦不妥”。

京沪之间：私营出版社的

聚散与文学翻译的“当代”进程

自1948年始，中共中央开始了对出版事业的接收和调整，其政策包括：一为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书店等；二是对“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如开明、世界、北新等书店属之”。鉴于共和国初期国营出版、发行力量的薄弱，私营出版业在新中国成立伊始至三反运动之前，其实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与扶助。除了不少私营出版社由民国平安过渡至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新创办的私营出版社也不在少数（巴金、李健吾、李采臣等人于1949年登记创办的平明出版社即为其中之一）。据统计，至1950年3月，全国11个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宁波、杭州、济南、武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共有私营书店1009家。这一千余家书店包括相当多的经营古籍、旧书、连环画的书摊书铺等，它们专营图书贩卖，未涉书籍出版；而能够经营出版的则有244家，其中上海占81%，计199家，北京23家，天津9家。1952年，私营出版社涨至321家，到了1953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361家，其中国营出版社65家，公私合营出版社6家，另有私营出版社290家。随着翻译界三反运动的开展以及公私合营的加快进行，至1954年，私营出版社仅余97家，私营出版业自1949年至1953年的增长势头被遏止。到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私营出版业暂告一段落。不同的私营出版社，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际各有不同。三联书店由出版总署直接领导，在形式上是公私合营，但事实上和国营书店十分接近。另有一批书店纷纷合并，其性质也变为公私合营：如广益书局、人世间出版社、北新书局合并成立出版通俗读物的私营四联出版社；上杂出版社、文化工作社、文光书店、国际文化服务社、棠棣出版社合并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由于其运作方式和属性已与私营出版社迥异，故本文论述的对象，并不包括是类公私合营的出版社。

从私营出版社的地域分布来看，1953年的290家私营出版社，华北区（京津）有25家，华东区有263家，中南区2家。而华东区的私营出版社又集中在上海，南京仅有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杭州仅有新医书局，中南区的两家为汉口的基督教圣教书会和儿童文化社。1954年，私营出版社锐减，北京剩余9家，上海尚有81家。也即是说，所有出版文学艺术类的私营出版社（包括前文述及的所有私营出版社），只存在于京沪两地，且以上海为大宗。

职是，京沪以外，即便不能认为是文学翻译的荒漠，却也使译家倍感寥落。身处武汉大学的袁昌英正有此困扰：

但是指南尽管在手，风标尽管明确，我们到底应该咀嚼些什么东西，消化些什么东西，却又成为问题。武大外文系一些同志自解放以来，确实全心全意想依着毛主席的指示、来着手介绍外国文化——个人或集体翻译外国文艺作品。然而偏处一隅的我们对于整个翻译的政策与动态，摸不着头尾，不能决定译些什么书：什么时代，什么作家，什么样的书。新书是我们这里最不易得到手的东西。每一本新书到了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担心北京上海一带的朋友已经捷足先登着手翻译了。即偶然想冒险翻译，对于立场观点，又怕犯错误。即或认定立场观点不成问题，我们仍是不敢动手翻译，因为将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脱了稿的时候，不知投向何处去出版。

1950年，国际书店成立，地址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专门经营外文书刊报纸的进出口。远在武汉，也难怪外文“新书不易到手”。即便有了翻译的原材料，茫然于首都的文艺方向和翻译政策，袁昌英们依然缩手缩脚。南京文联成立过翻译工作者联谊会、翻译组等组织，但南京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活动，若要寻求出版，依旧要依靠上海出版业（如上文述及的正风出版社，编译人员多在南京，出版、发行必在上海）。在徐凯其眼中，“南京的翻译界是十分冷落的”。南京翻译界的组织也是散漫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组织。大家都各自为政，不相为谋。

京沪之间，亦有些微异同，仍需仔细辨认。1945年抗战以后，大批私营出版社从重庆、四川、云南等地迁回上海；与此相伴生的是各地新华书店系统的崛起。1949年，新政权定都北京，文学中心再度北归。不仅国际书店设在北京，1951年及1954年的翻译会议均在北京召开。正因此，北京之外的袁昌英们，在没有及时接到会议指示之前，也难怪对风向标着实摸不着头脑。1950年，时代出版社将总社移至北京，在北京设置总编辑部及印刷厂。虽然编译人员大都还在上海，“但是领导工作已经移到了北京”（如蒋路等翻译家便是此时随时代出版社入京），时代出版社今后出版的主要方针已经不是报纸杂志，不是政治经济的小册子，而主要是苏联文艺作品了。北京作为首都，对文学译介的把控较为严苛；上海作为私营出版业的集中地，在出版政策松弛之际，呈现出喧哗之姿，携带着多元混沌的异质性。三反运动所处理的出版界弊病，也大都集中在上海，似乎总有那么一股离心之力的牵引，使得上海无法完全成为规约后整齐划一的图纸。

结语

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6）的敷陈与衍义，常建基于“转折”的历史叙说。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遂得以静态的“一元化”概括。当代文学的译介与出版研究亦一定程度嵌套于此种叙史语法，随即悬置了文学翻译与出版在转折中的整合与重组、渐进与激进、赓续与嬗变之脉络化进程，遮蔽了译史与出版史中原有的鲜活细节及思绪氛围。即如当代文学译场所召唤并建构起新的世界文学视野，其中自是以苏俄文学为最大宗。这依靠苏俄文学译介所占当代翻译文学总量之比例，便不难见出。数据统计直观、确凿，可也隐藏了苏俄文学在社会主义中国弥散、传播之进路。正如有研究者对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装的论述：“弹词家穿蓝布长衫上台，一时蔚为风气，成为‘节俭’的表征”，普通的上海市民未必“是思想进步才热衷于列宁装、人民装，也是将蓝布为衣作为时尚追逐之。蓝布甚至一跃而为长袍、童装的新宠。其时，有不少小报作者大声疾呼上海普通人不一定硬要蓝布为衣，这种只求形式上的进步是与当时提倡的节约之道相抵触的”。此时的上海，人民装“逐渐由一种象征简朴风格的服装演变成一种时尚化的装扮。它超乎了人民装初始的使用功能和象征意义，而流行于都市风尚”。苏俄文学最初的角色正与人民装相同。1949年底至1950年初，邵洵美为了适应新社会，在他的时代书局大量出版苏联文学及马列文论书籍。邵氏的煞费苦心惨遭《人民日报》的痛诋：其出版的苏联文学译文粗制滥造，其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中杂有“托派分子”的论著。一代出版家的出版事业，至此终结。据贾植芳的回忆：“他不解邵洵美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文化人，竟在解放初期突击出版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谁知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代表人物的著作，故而受到报上文章严厉批评，书局也就很快关了门。”贾植芳当时就哑然失笑：“邵洵美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苏俄文学在解放前后属于热销书籍，私营出版社和出版人本着对商机的敏感，均迅速转向苏俄文学的译介。将苏俄文学视为政治庇护和新的体认身份的“红色”标签如邵洵美者，也在在不乏其人。总的来看，从1954年开始，私营出版社受到了较大的限制。部分出版社开始公私合营的进程；如育才、吼声等出版社因实力较弱而自动歇业；泥土社受到胡风事件的牵连……到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私营出版社被取缔。至此，文学译介与出版彻底进入了计划化、一体化的历史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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