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出版始末及其历史价值
文摘
文化
2024-07-19 20:50
北京
《大众文艺丛刊》是20世纪40年代末转折时期重要的左翼文艺刊物。它的创办既得益于战后香港的出版环境与创刊政策，同时也是内战时期中共政治部署与组织策划的结果。《大众文艺丛刊》出版一年，以系列文艺批判的方式，统一了左翼文坛的内部分歧，收编了部分自由主义文人，促进了文坛“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与此同时，它还积极登载和传播解放区文艺作品，对外国文艺思想进行引介与甄别，为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范式塑型以及文艺队伍的组织建构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文章目录
一、《大众文艺丛刊》的政治背景与创刊契机
二、《大众文艺丛刊》的发行与内容
三、《大众文艺丛刊》的历史价值与局限性
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左翼文艺思想取得了从地区性文艺向全国性文艺的转变契机。此时，左翼文艺刊物的出版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革命筹备与历史转变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大众文艺丛刊》的出版则正是在此节点上的关键性事件，该刊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左翼文学刊物。左翼文艺刊物的创办，一直以来都受制于出版政策与出版环境的制度性规约，巧妙地利用一地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出版政策来建构左翼文艺刊物的生存空间与创办机制，一直是左翼文艺期刊得以在逆境中延续发展的关键。《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办便是中共文艺力量“审时度势”的成功范例。因此对《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始末、出版内容以及历史价值的厘清、梳理和评述，有利于还原转折时期重要左翼刊物的历史面貌，透视内战时期中共在文艺战线上的策划组织，同时总结左翼文艺刊物出版发行的历史经验。
《大众文艺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配合内战时局而开辟的重要文艺阵地，它的创办得益于战后香港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港英政府相对宽松的出版政策以及中共香港文委的政治领导与组织策划。首先，《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办是中共为了应对国民党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而向香港转移其文化力量的结果。出版和出版审查制度的设置，是现代民族国家法制建设的基本组成，同时也是各个党派或政治势力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统治而进行角斗的重要武器。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紧锣密鼓地在各大城市展开战略部署。国民党为了一举消灭中共力量，在积极准备发动国内战争的同时，还利用严格的审查制度对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力量加紧打压。1947年10月24日，行政院推出《出版法修正草案》，增强了对出版的控制和言论钳制，这使得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化宣传受到重重阻挠，《新华日报》《建国日报》《群众》等左翼刊物均在短时间内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众多民主人士、中共文化人士遭到逮捕、监禁，甚至暗杀。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打压，转移文化战场成为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力量紧迫的现实需要，香港则因其战后特殊的殖民地环境，成为中共转移文化力量的不二之选。《大众文艺丛刊》则正是中共文艺力量转移至香港后创办的重要机关刊物。
其次，《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办巧妙地利用了战后港英政府的对华态度以及相对宽松的出版政策。战后的中国政局动荡，重新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政府一时难以判断国共两大政党的实力与前途，因此，为了维持对香港的统治，保护其在华利益，英国政府对国共双方采取了“对等沟通以留后路”的策略，一面应付国民党，一面也与共产党保持联系。与战时相比，战后的港英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有所放松，在刊物创办和出版方面给予了较多的自由，它们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同时对一般的报纸、刊物，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只要缴纳3000元港币的保证金，即可注册出版。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和相对宽松的出版政策为中共在香港建立宣传媒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也成为《大众文艺丛刊》得以在香港创办发行的重要前提。最后，《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办得益于中共香港文委的政治领导与组织策划。1947年3月，随着国统区对中共力量的打压愈演愈烈，周恩来发出指示：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1947年5月，中共香港分局成立，在中共的安排下，国统区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纷纷从上海、南京、重庆、桂林等国统区陆续向香港转移，他们抵港后加入香港分局下设的三个平行组织（即香港工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各地党委），成为主要的成员和领导，投入到斗争与运动之中。为了加强文化阵地的领导力量，1947年6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香港分局改组粤港工委为香港工委，并在其下属设立文化委员会，领导香港地区的宣传、文化、统战和群众工作。文委成员清一色地由南来文人组成，一度被称为“精英内阁”，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刊便与文化委员会的组织策划密切相关。据《大众文艺丛刊》的重要作者，时任香港工委报刊委员会书记的林默涵回忆：“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全面解放的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通过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他的回忆说明香港文委对《大众文艺丛刊》文章的具体内容以及价值取向有决定权。《大众文艺丛刊》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时任香港文委副书记的周而复也在其回忆文章中对该刊的创刊目的、组织机构、负责人以及指导思想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指出《大众文艺丛刊》是“文委领导下”，“为了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并有计划澄清和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刊物，也是“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带有战斗性的进步刊物”，“实际负责的是（冯）乃超和（邵）荃麟”，该刊物以“文艺理论为主，也选择刊登一些文艺创作，特别是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两人的回忆充分显示了香港文委在《大众文艺丛刊》的出版发行中起到的组织协调作用与政治指导效力。《大众文艺丛刊》的发行时间是从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每两月出版一辑，共出版6辑。该刊选择了“以书代刊”的出版形式，每期选取代表性文章的题目作为独立书名，六期分别名为《文艺的新方向》《人民与文艺》《论文艺统一战线》《论批评》《论主观问题》《新形势与文艺》。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艺丛刊》由当时被认为在政治上靠近共产党的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创刊号刊印3500册，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便销售一空。与此同时，《大众文艺丛刊》还在第一期公开面向香港和内地发起预定，据曾任汉口生活书店总店及兰州、重庆分店会计主任的仲秋元回忆：当时《大众文艺丛刊》的预定相当踊跃，上海、广东、河北（包括北平）、浙江、江苏、福建等纷纷来函订购，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46个订户，东南亚各地也有不少订户，总共订出850多份。这证明了《大众文艺丛刊》在20世纪40年代末转折时期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作为中共在1948年国共两党战略决战中的关键性刊物，《大众文艺丛刊》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以系列文艺批评的方式，在左翼文坛内部展开统一运动。《大众文艺丛刊》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础，以延安文艺为楷模，在国统区的左翼文艺内部展开自我检讨，并对左翼阵营内部的“异端声音”进行严肃批判。《大众文艺丛刊》从相关文人的具体作品入手，根据作品对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倾向作出评价，并指出作家创作观念、价值取向上的不足。在左翼文坛内部被批判的作家包括胡风、舒芜、路翎、臧克家、骆宾基等，几乎全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较具影响力的作家。《大众文艺丛刊》发表胡绳的评论文章《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认为路翎的小说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写出工人阶级真正的心声”，而“有着太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观”。林默涵发表《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批评臧克家诗歌创作中表现的“非现实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创作态度”。邵荃麟发表《论主观问题》，气势汹汹地对胡风的“主观论”思想展开批评，他认为胡风的“主观论”思想首先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主观论”者“片面地强调了主观的作用”，抽象地空谈“主观的能动性”，完全无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与马列思想和毛泽东文艺理论完全相悖的。乔木（乔冠华）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批评“主观论”文人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认为他们的创作过多地表现了人民身上的精神创伤，轻视了人民的斗争精神与善良优点，完全是“作家的小资产阶级主观太多”的缘故，因此他们亟须与群众结合，向人民学习，接受人民的教育与改造。第二，以系列文艺批评的方式，对自由主义文人进行甄别与命名、批判与收编。郭沫若首先在《大众文艺丛刊》“开炮”，他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言辞激烈地痛斥以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为代表的“反动文人”。在文章中，他斥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桃红色”文人“存心不良”，称其高唱“与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论，把解放战争谥为“民族自杀悲剧”论等论调完全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在活动”，“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他大骂以朱光潜为代表的国民党御用文人，明目张胆地助力国民党的“戡乱文艺”，胡乱编造“看戏和演戏”的宿命观点，将国民党“党老爷”塑造为“生来演戏的”，将人民塑造为“生来看戏的”，有意识地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意识地反人民。对于以萧乾为代表的“黑色”文人，郭沫若更是“怒吼”道：“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怒斥萧乾的买办御用性质。最后他更是号召读者不读这些反动文人的作品，号召“天真的无色的作者”不与这些反动文人合作，号召文艺界对这些文人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进行“毫不容情”的“大反攻”。此后，《大众文艺丛刊》又陆续发表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邵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以及聂绀弩的《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分别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作“个个击破”。除了对“反动文人”的批判，《大众文艺丛刊》还注意对部分“自由主义”文人进行收编，比如冯至和朱自清。《大众文艺丛刊》就曾发表文章评价冯至是“闻一多路线”的积极践行者，是“一天天走向人民”的典型代表。朱自清则更是在其逝世后，被《大众文艺丛刊》专章纪念，在第四辑上以“同人”的名义发表《悼念朱自清先生——并略论朱先生的为人与其文艺思想》一文，称赞朱自清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为大众服务、向群众学习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步步走向人民”的典型代表。第三，对解放区文艺作品进行新一轮的登载与引进、评价与阐释。《大众文艺丛刊》每期都有文艺作品刊载，大多数都来自解放区，先后发表“战斗生活的报告，速写，实在的故事，诗歌，小说”约60多篇（首），均是“来自人民生活，来自群众斗争的作品”。其中，小说作品4篇，有2篇是“文艺大众化模范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大众文艺丛刊》对解放区诗歌的刊载也很多。为配合华南方言诗歌运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的20多首诗歌作品中方言诗歌所占的比例极大，这其中便不乏解放区文艺创作中成功的诗歌样式，比如“墙头诗”“壁报诗”。这些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积极践行方言诗歌“人民性”和“战斗性”的理论要求，有意识地引入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促进了华南方言诗歌运动的发展。除了小说和诗歌作品，《大众文艺丛刊》上最令人瞩目的还有关于“战斗生活”的报告、速写和“实在的故事”，这也是《大众文艺丛刊》刊载最多的作品，共计20多篇。这些作品延续了左翼报告文学的创作传统，同时参照了“苏联战争中所提倡的True Story形式以及日本的‘实录’形式”，是一种“比报告文学更加经济，通俗，朴素”的“新的文艺形式”。换言之，它是一种较报告文学更为短小精悍，却与报告文学有着相似功能性的文学形式。《大众文艺丛刊》通过这一文学形式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控诉国民党对于穷苦大众的剥削与压榨，记录人民群众翻身解放、英勇顽强的斗争故事，歌颂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正派作风与英勇善战。《大众文艺丛刊》对解放区文艺作品的刊载与介绍，扩大了解放区文学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树立了新的文学典范。第四，对外国文艺思想进行引介与甄别、借鉴与批判。《大众文艺丛刊》先后刊发的数篇介绍外国文化艺术的翻译文章，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文艺、现实主义文艺的积极推崇，同时也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艺及其思想的高度警惕。因此，文章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带有否定批判倾向的文章；一类是有肯定弘扬倾向的文章。这种明显的两极化态度，既源于长期处于西方世界侵略中的落后国家近乎本的警觉，也源于长期处于阶级对抗中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天然反感，以及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文艺的主动靠近。否定批判类的文章主要有法国左翼理论批评家科尔瑙的《论西欧文学的没落倾向》，苏联作家、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法捷耶夫的《展开对反动文化的斗争》以及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的《现代主义及其克服》等。这些文章“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批判欧洲文学上的几种没落倾向”，而其中又以批判“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而发生发展的”现代主义艺术倾向为主。肯定弘扬类的文章主要介绍苏联文学的一些经验，介绍“苏联作家们在描写人民和事件的时候运用着”的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L·加萨诺瓦《共产主义、思想与艺术》、马雅可夫斯基《怎样写诗》以及A·塔拉辛可夫《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大众文艺丛刊》对外国文艺思想的引介与甄别，为左翼文学寻得了重要的外部支撑，促进了左翼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传播与接受。《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办一年，直至1949年3月发行第六辑才宣布“暂时告一结束”。虽然《大众文艺丛刊》存在仅短短一年时间，却在转折时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大众文艺丛刊》在20世纪40年代末文学格局“一体化”的进程中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大众文艺丛刊》以文艺批评的方式，既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达成了统一的思想文化观念，又对“自由主义”文人的各种声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收编。《大众文艺丛刊》在中共的政治领导下，树立起了以延安文艺为楷模，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标准的解放区文艺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使得各方文艺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前都自觉地吸收和接受左翼文艺的价值尺度，并对自身的文艺观念进行调整，从而推动了20世纪40年代末文学“一体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其次，《大众文艺丛刊》树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理想的“当代文学”范式。《大众文艺丛刊》对“解放区文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建构，为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初步建设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制度构型与文学批评范式提供了一套“知识系统”和“话语方式”。《大众文艺丛刊》在构建“当代文学”范式的过程中，注意将“解放区文学”归置到“五四”以来文学革命的序列之中，从而赋予了“解放区文学”作为“五四文学”继承者、批判者和超越者的合理身份，将“解放区文学”树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典范。与此同时，《大众文艺丛刊》还在一系列的文艺批评中构造出一套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准，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核心，拥有独特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逻辑的文艺批评范式。这一范式与中共意识形态、阶级观点紧密结合，深刻地影响了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学批评的标准与范式。第三，《大众文艺丛刊》为共和国文艺培养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编辑《大众文艺丛刊》，为《大众文艺丛刊》撰稿的知识分子们，如邵荃麟、冯乃超、林默涵、乔冠华等，在新政权中均担任要职，成为有关教育、文化、文学机构组织的干部或成员。这些知识分子、作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的编撰，获得了新政权的信任与重用，他们被收编进相应的文学机构和文学组织之中，成为有关教育、文化、文学机构组织的干部或成员，而这些文学组织机构又担负着领导、管理和组织文学的多重任务，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这批知识分子继续对文学的创作生产与发展方向产生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大众文艺丛刊》的编撰工作完成了对新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提前演练，掌握了一系列话语方式与评价标准，可以说《大众文艺丛刊》的实践为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发展培养和塑造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他们既通过实际工作形塑和把握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径，同时他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大众文艺丛刊》也存在局限之处。《大众文艺丛刊》的文艺批评存在二元对立的倾向，显现出一种浮躁的批判心态。由于处于战略决战时期，求胜心切的左翼文人在《大众文艺丛刊》的论述中，常常充斥着各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观点表述。《大众文艺丛刊》善用一些成对的概念，比如“主要/次要”“新/旧”“斗争/团结”“左倾/右倾”“普及/提高”“实践/理论”“客观/主观”等，这些词语的使用让文艺批评在分析具体事物时虽然显得“辨是非”“分主次”，但往往也容易落入二元对立的陷阱。另外，《大众文艺丛刊》还喜欢使用表肯定、双重否定、条件和转折意义的连词、副词和语气词，比如“应该”“必须”“不能不”“不是……而是……”“只有……才能……”，显露出某种独断式的思维痕迹。这样的批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批评范式，直接导致了1949年之后一系列“文艺风波”的发生。虽然《大众文艺丛刊》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不得不承认其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其传达的思想观念和评价范式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文化界，甚至成为一种潜在的“思想资源”影响至今。最近微信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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