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看了一些书，部分是1980年代党史资料出版社的资料。书越看越多，我却现在陷入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信息量越来越大之后，历史的真相到底在哪里？
在我国的历史上，记录历史是为政治服务，是为王朝的政治合法性背书。那时候重视历史，并不是为了给后人留下史料，而是用来证明天人合一、君权神授。那时候历史记录的不是史实，而是价值观。
至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个问题可能要很久之后，我才能找到答案，暂且放一边吧。
陈独秀的历史性功绩
不提创办《新青年》杂志，不提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不提对社会主义的阐述，陈独秀最大的功绩在于，他脱离了书生理论，站出来创建了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党小组。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指导其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导他们建立起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做好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1920年初，陈独秀去上海绕道天津途中，与李大钊商谈了在中国建党的事宜。到上海后，陈独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
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华，准备在中国发展建立其同盟组织 — 共产党。维经斯基在北京会晤了李大钊，想寻求五四运动和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出来筹备建党，于是，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去找陈独秀。
1920年4月初，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在上海会面，互相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陈独秀即决定立即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1920年5月至8月，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等人多次酝酿，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1920年11月，陈独秀主持制定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共产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为后来一大党纲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虽然不是全国性的党，但它担负着发起、筹备、组织全国性的党的重任，是建党活动的中心，在筹建党的活动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当时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陈独秀和他领导的上海党组织有直接的联系。
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就与李大钊是亲密战友，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筹建中，陈独秀多次写信与李大钊商谈建党问题，李大钊也曾派张国焘等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陈独秀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重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请张国焘向李大钊转达他的意见。李大钊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小组。
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发展了武汉的刘伯垂为党员，委派他到武汉建立党的组织，并介绍包惠僧做刘伯垂的助手，刘伯垂带回了陈独秀起草的党纲，分别找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经多次商议，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党小组。
1920年秋，广东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但大多数党员为无政府主义者，党组织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1921年1月，陈独秀应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负有华南组党任务。陈独秀到广州后，在展开社会主义宣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同时，立即着手改建广东组织的工作。他在起草的党纲中强调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几次商议，同他们一起重新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广东党组织，并亲自担任广东支部的书记。
此外，陈独秀还对山东、湖南、旅日、旅法等党小组的建立起了指导作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几乎都与陈独秀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一大，但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威望，在建党中的杰出特殊的贡献，大会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使他承担了领导全党进行初期开辟工作的重任。
中国托派组织的由来
中国最早的托派分子，来自少数直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中国留苏学生。
二十年代，当联共（布）党内出现托洛茨基反对派时，中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开始追随托洛茨基主义。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对托派进行清洗，有些中国留学生也被揭露出来，并被遣送回国。
1923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区芳、梁干乔等回到中国。当年冬天，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 —— 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翌年，区芳、梁干乔在上海出版刊物《我们的话》，因此他们这一派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这一派不过百余人，在上海、华东和华南一带活动。
1928年8、9月间，又有一批托派学生从苏联回国。其中，刘仁静途中绕道去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带回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托派纲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反对派的纲领》。回国后，他们于1930年1月在上海组织了托派小集团“中国共产党左派共产主义同盟”。该组织不足百人，出版刊物《十月》，所以也称为“十月社”。
1930年12月，另几个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赵济、王平一等，成立了一个30人的小组织。他们出版机关刊物《战斗》，被称为“战斗社”。
中国托派较大的一股势力，是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的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为代表的取消派分子。
1929年9月，托陈取消派暗中在党内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2月，他们在上海召开会议，在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有几个支部百余名成员的派别组织，称“无产者社”，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无产者》月刊，提出两个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此时，中国的托派是四分五裂的。上述的从1928年到1930年先后建立起来的四个托派组织，均以正统或嫡传自居，都想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联合，彼此相互攻击，进行激烈的宗派斗争。
托洛获基经过考察了解，认为中国几个托派组织的政治纲领是一致的，应当统一来。当他看到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对其特别青睐，称陈独秀是杰出的革命者，表示愿意与陈独秀一起工作，这就提高了陈独秀在中国托派中的地位。
1931年5月1日，在托洛茨基的再三督促与撮合下，四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会议，正式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统一组织。会议产生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陈亦谋、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被选为中央常委，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成为中国各托派组织的总首领。
然而，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不过是怀有各自私利的一种暂时的结合，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派的认识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起来。
1931年至1932年间，国民党对托派进行了三次搜捕。1932年10月，陈独秀、彭述之等一批托派骨干分子也因同伙告密而被捕，遂使中国整个托派组织陷于瘫痪和瓦解状态。
陈独秀南京出狱之后
1932年10月2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减刑释放。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
1938年5月，陈独秀去重庆。
在武汉的这八个月，在陈独秀后期的政治生涯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评价陈独秀的这段历史，对评价陈独秀后期以至一生的功过是非，有着重大影响。
陈独秀出狱后，我党首先注视的是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因为这是如何对待陈独秀的前提。
陈独秀出狱后，有不少托派分子要陈独秀把托派组织起来，但陈独秀的回答是：“各奔前程”。
抗战初期，在政治主张上，陈独秀与托派也根本不同，托派的政治主张是“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打倒，同时诬蔑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彻底投降”、“自觉地叛卖”、“必须无情地打击”。
陈独秀斥责托派为极左派。
1939年3月，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见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到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从开战到现在，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分子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
陈独秀对托派政治主张的批判，和他出狱后的言行，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决裂”是历史事实，是可信的。
但陈独秀为什么不愿公开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呢？
陈独秀认为他已被托派中央开除，出狱后又多次表明脱离了托派组织，再没有公开发表声明之必要。但陈独秀毕竟脱离了托派组织，这是他“觉今是而昨非”迷途思返的表现。
正因如此，延安《解放》周刊载文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自由后，大家都在为陈独秀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这篇时评发表于1938年11月20日，正是陈独秀出狱三个月的时候。是对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有了基本了解之后，我党采取的争取陈独秀回党工作，共同抗日的一个公开姿态。
另一方面，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持打倒的态度，而对蒋介石则深怀阶级仇、杀子恨，简直不共戴天。蒋介石曾派人劝诱陈独秀当劳动部长，被陈独秀断然拒绝。
还有家美国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
张国焘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拉陈独秀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
谭平山也找陈独秀组织第三党，陈独秀也无意于此。
看起来，陈独秀回归党的怀抱就要成为现实了。
陈独秀出狱后，多次托人与我党联系，会见我党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陈独秀首先托罗汉向我党驻南京代表叶剑英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
党中央根据陈独秀、罗汉的要求，提出了三项条件：
（一）公开放弃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林伯渠指出：要对陈独秀作耐心的劝说。王若飞也表示了对陈独秀的期望与欢迎。
陈独秀据此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由罗汉带回南京，交博古、叶剑英，作为答复。
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和抗日纲领认为，陈独秀的纲领与党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大的分歧。
但是。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了。
王明不问情由，坚决反对，完全否定了我党争取陈独秀合作抗日的政策。
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托匪、领取日本津贴的间谍，断然排除了我党继续争取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任何可能性。
而且，康生诬陷陈独秀为间谍、汉奸，使陈独秀的朋友、学生和全国正义人士，都对我党都十分费解和不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威信。
陈独秀回归不成，思绪复杂，在王明、康生与我党难以分清的情况下，陈独秀对我党的看法产生偏颇，遂于1938年5月离开武汉，走了“不拥国”“不阿共”的中间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