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弗拉基米尔·别列津作 徐乐译
其实，又何必是星期六？以往都是大学生在上学的美好日子里，利用课间时光去做这件事。后来才变成星期六去做。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将来会有人想出一个合适的日子来的。
清晨，靴子在柏油路上橐橐踏响，一切就从此开始。
需要专门说说靴子。然而，说的不光是靴子。
除了靴子，还穿着一条膝盖上打着补丁、肥肥大大的绿裤子，套着一件单薄的毛衣和同样单薄的旧棉袄，棉袄上各种款式的钮扣闪闪发光——从金色的军官扣到女士大衣上的暗灰色钮扣，这些钮扣钉得倒是整整齐齐。单肩斜挎一只笨重的帆布背包——自然，除了靴子，我们也仔细研究过田野上苹果的形状。
关于靴子，有这么一段典故，当年它属于工程部队里一个从事机密工作的上校。尽管上校曾经领导机密工程并因此获得了秘密的国家奖励，却没有看管好自己的小牛皮上校靴，他的女儿暗地里（这是一定的）瞒着上校把它送给了我。
这是双极好的、国家机密人员穿的靴子。可以说，如今再也没有这样的靴子了。
在朦胧的晨曦中，满载粮食的带篷卡车闪着车灯轰然驶过，我脚蹬这双靴子，大步向地铁走去。我要乘车去哪里，这一点并不重要。我要去的地方都混在一起，现在我觉得，我所有的亲戚都住在同一个别墅区，当然，是在不同的地段或相邻的街道上。
我乘上电气列车，尽量舒服地靠在我的安着钢架的背包上，在晃动的人群和喧闹的车厢里竭力打个盹。
第一段旅程是去姑姑家。尽管她根本不是姑姑，叫她奶奶才合适，而且关系也不是很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远亲，我只是这么叫她而已。
主要的是准确地选择一个上门时间。
姑姑在某个地方工作，有时候上夜班，除养老金外再挣些外快补贴家用。她的工作日程表经常变化，我一听就糊涂：“今天我上夜班……也就是说，明天上白班。后天还是这样，然后休息……”
于是我去看她的时候，从来就不考虑过多。
姑姑的话很多。
她的嗓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她在絮絮低语时，眼睛总是眯缝着，好像一直在对交谈的人使眼色，而她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交谈者——在有轨电车或电气列车上，在排队的时候。姑姑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而跟她同行的人却躲着她。
她说的是：“奶奶领到二百五十克，我领到四百克。上帝保佑，千万别再闹饥荒了。”我拉来半马车……我要是丢了证件，就吃这个。我们剥了马皮，煮马肉。这是我在小雅罗斯拉维茨【俄罗斯城市，在卡卢什州】出差时拉来的。他们也是这样用载重货车运土豆的。他们给了我们一只绵羊，帮我们磨荞麦。还有一个当兵的说：‘我非常喜欢薇罗琪卡，将来如果我还活着，她就要做我的妻子。’这个当兵的很有趣，他过去是上校，在霍罗夫附近的什么地方牺牲了，阵亡通知书寄给了我。就好像我是那个当兵的妻子一样……那时候我们都躲到地铁里去，没完工的‘伊兹玛依洛夫’地铁。那时候我已经遇到了另一个当兵的：一个骑兵，他把我送走，如果赶不上有轨电车他就留下来了。他在练马场服役。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布琼尼的……后来妈妈给我们领到了单独的房间。她去找布尔加宁，在他的接待室脱下鞋子。妈妈穿着袜子在他的地毯上走来走去，布尔加宁什么都批准了……那时候，在秋天，我们躲进地铁。巴沙叔叔在军队里，一颗炸弹炸响——五十九个人，她们都是我的女伴。
“上帝救了我——我们坐下来打牌。值班。军队赶来挖掘，它低空飞行射击他们，不让他们挖。李杜索夫一家都被炸死，父亲发疯了……玛拉也死了。我们去挖舒拉婶婶，她是亚美尼亚人。没找到谢廖沙叔叔。可是却把我找到了。我总是在主任旁边。我们的主任是个很聪明的人。芬兰人，这些……拿着枪坐在树上的啄木鸟，对着他，对着我们主任的头，开枪。砰——一头就栽倒了……可是他被医好了，他就成了我们的主任。”
姑姑住在城外，从她的住处到那个很少有火车停靠的小站要走一个小时。跟她一起生活的有两只狗和一只猫。它们似乎用一个小盘子吃东西，冰箱的门用绳子系住，里面总是塞满了骨头。
后来一只狗死了，在某一年的二月，我戴上无指手套，在篱笆墙下面给它挖了个坟。狗的尸体又扁又硬，这是死亡带给我的第一次震撼。
我们摘下了苹果，用橘红色的毯子把它们包裹起来，堆放到姑姑房子的二楼。那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搞得我晕头转向，姑姑走下狭窄的楼梯，把位置让给那只毛发蓬乱的大猫，那条狗跟在猫后面。
两个家伙仔细地盯着我干活，姑姑则在下面喊道：
“嘿，你看看，它们今天干了些什么……嘿，它们简直让人烦透了，嘿，太好笑了。”
姑姑总是在和邻居们打官司。她很少去莫斯科，可是每次去的时候，她必定用小拖箱带上一札一札的文件、决议和写给检察官的申诉函。她的路线永远不变，甚至后来当她不能出门的时候，她还在无休止地写那些申述，一直在写，写……
后来她彻底疯了：决定也和我们打官司——为一套房子。她指责我们扯掉她外衣的钮扣，导致她感冒……
她的头摇个不停，狗在屋里到处跑，爪子乱敲，打姑姑心灵深处升腾起一股对世界的异常怨气。
于是她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暴君。
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别墅区运苹果出来了，相反，我总是不停地往那里稍点什么。
后来我就完全不去那儿了。
苹果在阁楼上的木箱子里腐烂。
第二段旅程很短——经过几条街道。目的地是一套住房，一扇褐色的大门将它与世隔绝，门上那绿宝石色的神秘把手在黑暗的楼梯道里发出柔和的光彩，让人恨不得先舔上一口，然后把它拧下藏起来。
我站在了岔道上，把门廊处的拼花地板踩得吱嘎作响：左边通往厨房和小储藏室——这是家里女钟点工的王国。厨房陌生而冰冷——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厨房不是吃饭的地方，而是准备和保存食品的地方。
我把那个碧绿透明的把手敲打了好久，即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也不愿意去厨房，即保存食品的仓库和真正的储藏室，这个储藏室比我的房间还大。
一条通道笔直通往办公室，办公室里立着彩色玻璃柜，铺着明亮的木质墙裙。
那里还不对称地摆放着一些造型奇特的卧式沙发，装有沙发脚，上面摆放着灰扑扑的小靠垫，仿佛是希腊遗迹。紧贴书桌的绿呢绒台布上放着一只刻有“安德伍德”铭文的黑色骨灰盒，给房间平添了一份庄重。
几幅肖像画从上往下打量着所有这些豪华陈设，画中是一个表情严肃的人，蓄着胡须，钮扣孔上别着勋章和三枚菱形章【苏联在1943年以前用以表明军官等级的标志】，画里还有另一个人，也是表情严肃，也穿着制服，但干瘦的手里捏着一只状似手枪的黑色烟斗。
右边的路通往餐厅（或者客厅——现在我已经想不起这个房间真正的名称，其实，两个名称都正确）。有椅子才有客厅。就像有椅子才有客人坐一样——我至今仍不清楚，尽管这些椅背很高，高到让客人觉得自己成了人民陪审员。座椅又硬又窄，笔直的靠背把心不在焉的人的胸口紧紧抵在桌子上，靠近自己面前的餐碟、餐巾和放在银质支架（我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准确名称）上的银质小刀。客人端坐在钢琴和碗橱之间，旁边放着瓷茶碟，头顶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肖像画，他不时提心吊胆地环顾四周，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巨大而可怕的野兽。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碗橱曾经属于一位大公，是他手头阔绰时，女主人从他那套邻近皇宫广场的豪宅中借来的。
所有这一切的女主人，我的二姑妈（也可以称她奶奶），几乎完全融入这些房间，与它们的空气混为一体，尽管我记得她的容貌和裹在她矮小的身躯之外、像是长袍一样的衣服……
她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恰恰记得这件事，要知道那时候她已经六岁了。
可是她记得什么就说什么，因为她早就烧掉了日记和书信。
她继续说下去，说下去……
后来免费火车把她带到富足的华沙，骑兵军刚刚从那里撤退。
“热姆斯基”饭店给苏联领事馆提供避难。
领事馆举办了舞会。
一个有着亚美尼亚人的姓、身份证上指明是办事员的人，在黑暗中握住她的手。
“该死的女布尔什维克！”戴着四角帽【波兰贵族联盟成员的标志】的波兰复原军人在窗外叫嚷，饭店里洒满了碎玻璃。第二天装玻璃的工人来了，可是晚上有人在饭店里点了《上帝保佑沙皇》这首歌，鲍里斯·萨文科夫出现在门口，没有察觉到法西斯办事员的炯炯目光。
彼得格勒闹了饥荒之后，华沙似乎成了天堂，当年的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的女学生，在去往拉曾基【华沙的皇宫花园建筑群】的路上，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橱窗。
有着亚美尼亚人的姓的那个人，去莫斯科完成在军事学院的学业，姑娘也跟着他去了。
啊，阿塞拜疆……军营……
啊，苹果。
现在这个鲜脆多汁的苹果已经被我爷爷咬了一口，爷爷搬到了巴库的姐姐家里。每个少先队员都知道原来那个办事员的姓，它在上千首诗歌里被传颂，还被刻在了花岗岩上，因为，这个姓也属于他父亲。儿子的钮扣孔上的菱形章在增加，代替了巴库的是列宁格勒。
这个姓挽救了他的妻子，那时办事员自己已经变成了挂在墙上的肖像画，在他的朋友们去世前的那一年，他恰好死去。
当然，他死得其所。
第三段旅程就在房子里面——我踩着小碎步走了进去。首先我走进了厨房，窗台边放着一台有打印机那么大的缝纫机和一个碗橱（上面的门纯粹是个摆设，随着岁月的流逝，门上的彩色玻璃早已碎裂），厨房的中心放着一个盛开水的罐子，不停地有人往里加水。
没有这个罐子就不可能想象有厨房。
小房间里堆满了书。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房间里摆放着折叠床和覆盖着油毡、形状丑陋的桌子。在这个房间里，家人给我穿上膝盖处缝着口袋的儿童连袜裤，但我一点也不喜欢。
在最空旷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毯子，毯子被染成了葬礼用的黑红色。毯子外面悬着一把沉重的猎刀和一把花剑。后来这把剑被我折断，在父亲的震怒和孩子的泪水中，我领略了生命中的第一次痛苦。
我启程航行，保持航线的正切方向直指浴室，通过被书架和凌乱的杂志挤得很窄的长廊，扫了一眼天花板上的舱口——通向神秘夹层的人口，那里保存着大量的……
那里什么都有。
在打着补丁的背袋里放着彩色的电阻和电容器，竖着装有电灯泡的箱子，放着旧滑雪板以及让人莫名其妙的椭圆形和圆形物件，我用它们来锻炼我的观察力。
从里面钻出来后，我走进一个大房间，就像驶进了汪洋大海，绕过爷爷那个嘎吱作响的钢丝床和奶奶那个同样嘎吱作响的钢丝床。奶奶很少起身离床，这个床铺也很特别——上面有一大堆被褥和靠枕。爷爷躺在旁边看电视。他们一向喜欢看电视，而且他们好像并不在乎电视上放的什么节目。只要屏幕上有图像在动就行。晚些时候我明白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跟得上情节，有时候误入歧途，开始为一群坏蛋操心，因此——他们恼恨看不懂的电影。
老人最喜欢运动。直到弥留之际，爷爷在早晨都要一次次略撑起身体，沉重地呼吸，大口地喘气，在我昏昏欲睡的童年里，每一天早晨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吸声。冬天黑暗的早晨，我在小沙发床上醒来，听着爷爷的呼吸，从小房间向靠近阳台门的地方移动。
可是纳博科夫【纳博科夫(1899-1977)，俄裔美国作家，在小说《防守》中塑造了一位天才的棋手因长期沉溺棋局丽精神失常的故事。同时点明棋手本人身不由己成为另一张无 限巨大的棋盘上的棋子】笔下的那位棋手伸出一只大手，把我拖出了房间，中断了我兴致勃勃的旅行。
应该去一趟商店。母亲打发我去那里，交给我一个网兜，一个卢布和些许零钱。
为了买奶油，需要走到高尔基大街的尽头，经过三分钟走到所谓的“残疾人”商店。
所有的商店名称都很特别：“捷克人”面包铺，那里有奶油圆蛋糕，周围是“金钥匙”牌太妃糖，块菌状巧克力，巧克力兔子和“燕子”牌糖果……那里的巧克力兔子摇动着巧克力方片，小橱窗里的彩色大蛋糕显得又油又亮……不过，这已经是另一家小店，在高尔基大街和大格鲁吉亚街的拐角，过去那里跑着有轨电车。这是“直流发电机”商店，它其实只是家“体育”商店……“直流发电机”可以变格：他们说“在‘直流发电机’里”。
神秘的“船锚”饭店用瑞士彩色滚边和制帽招徕顾客。看门人防备着人流，反复嘟哝着令人费解的话。
关于父亲的童年我一无所知，那段历史保留在他内心，那里，在他内心，一辆有轨电车滑进铜管广场的大坑，电车司机用手闸刹车。电车驶过圣诞修道院的院墙，墙上挂着宣传画，号召人们吃既美味且有益的螃蟹。莫斯科到处都是这些宣传画——关于父亲的童年，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关于他的父亲，我第二位爷爷的童年，不知什么缘故我对之有着更清晰的概念。爷爷写回忆录，我把它们保存在橱柜底部五个绿色的文件夹里。
这份手稿具有党派刊物和党派文学的难以洗刷的丑恶文风：“四十年后我得以再次来到瓦伦泽。如今我不是步行，而是乘坐舒适的汽车，同样——经过几片小树林和几条小河，驶过辽阔的原野，奔驰在柏油马路上。时间是一九七〇年八月。种子收割已经结束，然而随处可见一辆辆的康拜因……”
打印稿（字母“яТь”打印效果很好）【原文如此】其实只有一个内容，全都是报社和党的工作人员名单。爷爷的写作态度极其坦率，令人无可辩驳。
“……我们这里推行了农庄和小农庄，确实，这一右派做法后来被A·A.日丹诺夫揭发。米洛诺夫本人去铲除富农阿申辛家，邀我跟他一道。”
突然，在一页纸的反面，插进了一段完全不同的文字：“……与家人和总参谋部首长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可是飞机在蒙古境内上空失事，元帅丧生。这一切说明，中国正进行着残酷的权力斗争，而周恩来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还有另一段插文：“……在车站我从逃亡者那里获知，我们的城市维尔科夫申斯从六月二十二日起就不存在了。德国人占领了维尔诺【即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919—1939年该城市名为维尔诺】，敌人兵临里加城下。”
“人民——男人和女人（就是这么写的）——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采烈，全都在前进，前进。一群集体农庄庄员骑着自行车飞奔，某人的摩托车轰隆隆地急驰而过。集体农庄庄员们坐着四轮马车从穆辛斯基村苏维埃赶来。又驶来一辆大车，满载穿着五颜六色服饰的妇女。确实，三十年代高尔基城里的生活中有值得回忆的东西，那时新闻事业紧张运作，创作热情如火如荼。”
三七年夏天他响应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去莫斯科。在车厢里他的裤子被偷了。这是叙事中把他拉近生活的唯一细节。
他让我无法理解。我看得更清楚的是一个小男孩，透过篱笆望着一群一贫如洗的人踟蹰在铁皮大车后面，大车上竖立着身披黑色金属外衣的雅朗斯克拯救者【指耶稣的门徒圣马太】圣像。男孩若有所思地嚼着苹果，看圣像如何被抬进农舍，穷人们如何手忙脚乱地摸索搁架。其中的一个穷人，是他们的核心人物，特别可怕。
他长着一张紫色的脸，赤脚穿着套鞋，身上的皮夹克（在那一地区是真正的稀罕物）满是灰尘，他甚至让与圣像同来的神父感到恐惧。喝得醉醺醺的神父用力挣脱了那个穷人铁钳般的双手，向他挥舞十字架。
可是男孩不怕他。
很快爆发了饥荒，人们在生长着三叶草的林中空地上吃野草。男孩嚼着松树锯末，一声也没哭。他和父亲逃离饥荒，动身走上了一条穿越整个西伯利亚的漫长道路，可是在叶卡捷琳堡附近，强盗使列车出了轨。男孩从翻倒的车厢中纵身跃出，挂在路旁的灌木丛上。
他没有哭，他身上有某样东西不允许他哭。可能，这是往年能吃饱肚子时，收获的苹果的味道，而他差不多已经忘记那是什么滋味了。
男孩没有哭，他躺在上铺，旁边是没有抵达终点的移民。死去的移民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男孩在铁轨上绊了一下，明白自己搭乘的那辆军用列车正在启动，他已经来不及赶上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哭起来。
原来，他们把火车头开到了给水塔。
男孩不再哭了。
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经过那些被毁坏的车站，一路上不时看到抱着死孩子的母亲。
在遥远的叶尼塞河岸，哥哥为了糊口把他卖给一个富裕的西伯利亚原住民当儿子，那个时候男孩也是平静的。在帐篷里过了一个冬天后，男孩逃跑了。
回到家里，他走在共青团路上，身边的路人满怀恶意，苹果的味道把他永远地留了下来。
我爷爷的回忆录在火车上结束。
我的家族这一重要细节——路上的行程——把他描绘得栩栩如生。
母亲的童年更加清晰，就像她的手、她的温暖的呼吸那样清晰可感。她住进——这个动词赋予孩子更多的独立性——这套房子是在四六年，那时大楼还没有竣工，只是预备接纳将要进保密工厂的工人。
开始母亲住在一个小房间，后来，奶奶生病以后，王车易位【国际象棋中的一种走法，在每局棋中双方各有一次机会，可以同时移动自己的王和一个车，作为一步棋】，我母亲在原来所住的靠近厨房的小房间里，听到邻居们在早晨痛哭和广播用石头般冰冷的声音读讣告，她绕过载重货车，穿过满地帽子和套鞋的街道，走到铜管广场，回到了那个被清空的大房间。
同室者只留下一段回忆，让我惊奇不已，他们家的人口如此之多，是怎么在走廊和阳台之间的狭小空间安顿下来的呢，他们还让自己的家庭女工在浴室睡觉，睡在一张横铺的木板上。
家庭女工睡在没有被套的被褥里，在装着煤气热水器的前厅里沉重地呼吸着，热水器挂在墙上，黑暗中像是一个上吊的人。
时间顺着公用住房的管道流逝，时间取消了单独教育、中学制服、制服的白衬领和制帽，高年级学生的制服上衣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保留下房屋，枝形吊灯……
是的，看来煤气热水器也保留下来了……
通往商店的路也保留了下来，我缓步走在这条路上，汗津津的手掌浸湿了那张纸卢布。
如果是冬天，家里人就用长长的松紧带穿过我的袖子，系上手套。一把像螺丝刀似的大钥匙也用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头戴毛绒衬里的航空盔，漆黑铮亮，这东西让我骄傲不已，也引起了整个大院（从房屋管理局那阴森森的半地下室入口到院子另一端的车库）的嫉妒。
所有的东西都系在绳子上，所有的东西都像钟摆一样晃动，一个冬天到另一个冬天，一个别墅季节到另一个别墅季节，周而复始。
目前离夏天还很远，不得不吃商店里卖的苹果。
四月，积雪初融，我们动身去别墅——在一小块地上，有一棵巨大的白桦树，一栋小屋绕树而建，地下水在四周缓缓流淌。如果没有这棵白桦，那么这栋弱不经风的屋子早就被水冲到栅栏外面去了。
苹果被一瓣瓣切开，装在许多容量为三升的罐子里，然后被搬进地窖。到了秋天，地窖里贮满了水，我，一个稍稍长高些的男孩，穿着臀部印有一辆小汽车的厚厚的牛仔裤（聊以满足我对真正品牌的狂热追求），就这样参加了打捞——打捞苹果。
从柜子里取出长柄捞网，打开地板上的地道口，下面一汪黑色的地下水涨得老高。
在我快成年时，不断上涨的地下水几乎吞没了当年丰收的苹果，还差点饶上那栋小屋。
地窖被填平，可是我仿佛看到了那放在窖底，被精巧的捞网漏过的珍贵的罐子。
那里，在沙土里，保留着那一年的苹果，已经不可得到。
爷爷试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实现他少年时代的理想——示范性的蔬菜公园，里面立满少先队员和皮艇运动员的石膏像。他种上了土豆，于是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一连几个小时在土豆茎叶中间玩耍。
那时有一些特殊的气味。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穿上了丧服，看到爷爷悲哀的面容，听到收音机里拖长的音乐——航天员被安葬了。
爷爷出现在别墅路的拐弯处，手里提着两个袋子。一个袋子散发出食物的气味——香肠，牛奶，新鲜的面包。
另一个袋子里散发出浓重的油墨味，这味道来自充斥着时髦的党派用语的《真理报》和《消息报》。
在篱笆门处，苹果树的气味遇上了这两种气味，与它们交织在一起，和谐共存。
秋天，尽管我们一再推迟去商业区的行程，但离开的日子渐渐近了，我们拆掉小板棚，把用来搭板棚的预制板装到小屋的窗子上。
这是一种防备无赖、小偷和其余冬季入侵者的仪式性行为，在实施这一行为的同时，远方飞机发出悠长的声音，标志着夏季的结束。
我害怕这种声音。
后来我已经不得不自己去别墅，为的是把奶奶的被褥带进城，再从房里的箱子中取苹果。那时，我再次背上安着支架的背包，一大早走出家门，乘坐地铁，同时研究着行人。
那些箱子放在镶有玻璃的凉台上，密密实实地摞在一张长沙发上。这张沙发又旧又破，我母亲在学步时曾经一个一个地数着它的支脚，后来我就睡在上面，头顶住墙，脚撑在别墅里的冰箱上，这台冰箱一到夜里就凶狠地轰鸣起来。
它轰鸣着，仿佛要把放在里面的食品重煮一遍。
然后我从箱子里取出硕大的暗灰色安东诺夫卡苹果和又小又黄的海棠果。
有人敲了一下篱笆门。
看守人顺着我的屋墙走过，他抓住干枯的葡萄藤，把树叶搅得沙沙响。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扑通一声坐在台阶上。最后，他长出了几口气，倒腾着双脚，手伸进裤子口袋掏烟卷，问道：“好久了吧？……”
这句话可以表示好几种意思，例如，我是否在这儿坐了好久，我是否来了好久，或者相反，我好久没来了。
一月份，有一次我在这里过冬，寒星并没有被黑夜完全吞噬，却在夜晚灰白色的云层后面忽隐忽现。
一轮满月透过护窗板上的栅格照射进来，我裹着一件大皮袄睡在熄灭的火炉旁（当时房间的角落还没有那张古老的、重得没法搬动的、绘有浮雕和刻纹的床），身旁开着收音机。每天夜里我的脑海里都会冒出一个问题：是让火炉的烟道门就这么开着，把房间里的热气散尽；还是我在冰冷的地板上跳几步，迅速关上烟道门，再钻进床铺。
我一丝不苟地执行着第二种方案。可是，最后那一夜我似乎忘了关上烟道门，早上我看了一眼从手腕上摘下的电子表，知道了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的准确时间。
冬天的早晨，车站商店旁边的马路上渺无人迹，只有收音机里传出朗读诗歌的声音，有一次，毡靴踩在小路上的吱嘎声闯进这个声音的世界。这是他，我们的看守人。
“一个人？”他饶有兴致地问道。
“一个人，”我客气地回答说。
他长时间地仔细打量我，上嘴唇包住下嘴唇，舌头在嘴里打了几个转。
“冷吧？”最后他诉苦似的问。
“确实冷，”我再次客气地回答。
他迈动脚步，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毡靴，又看看毡靴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然后又看毡靴，这双毡靴很旧，外面覆盖着长长的绒毛。看着靴子，看守人张开嘴唇：
“雪，雪……大雪。冷。严寒……我给你们的苹果树松过土了，”他出乎意料地告诉我，“要不然苹果树就冻坏了……”
他再次低头凝视，又问道：
“一个人？”
“一个人，”我高兴地告诉他。
看守人拐了个弯，消失在清晨的皑皑白雪之中。
很久以后我才领悟到那时他需要的是什么，而那东西当时就在我身上，然而可悲的是我们都不够机灵，因此当时我就没法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
后来我明白了，早晨的看守人迥异于晚上的看守人，太阳落下山后，他，看守人说话就丧失了简练。
过了几年，他坐在我身旁台阶上，他身上的烟味把我团团围住。
“你年轻，不了解生活，”他最后说道。
马上又安慰我，补上一句：
“谁也不了解。你别难过。”
“好的，”我同意。
“你别难过。经常是，谁想得多——谁就……”不知为何他敲了敲靴子。“我过去在工厂上班——我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是个聪明人，”他顿了会儿又加了句，“很聪明。”跟上次一样：他深受感动。于是他坐在我的栅栏上捋起自己的衣服。他捋平衣服后，抖落碎屑，从皮夹克上捉住几只蟑螂扔掉。
“那也没什么。我有一次顺道去看他，他也发了傻：我们的工程师身上一丝不挂，脱掉了鞋子，还把鞋子甩到了桌子下。我上前去看个究竟，他坐在桌子下面，气恼地把鞋子抽得啪啪响。他抽打着，抽打着……”
“感谢上帝，后来他的朋友来了，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背，只说了一句：‘不要这样，萨沙……’”
“他穿上那只鞋，而且是按照说明书穿的。他是个能干的农民。你接着听吧。他和你一样——追捧女画家。那个女画家是画插图的，才华横溢，心灵手巧。而我刚从舰队退伍……正是如此。我看事情不妙。她怕某个人。算了吧，我想，我会搞清楚的，当时情况并非如此……而她对我说：‘有人说，敌人想杀我……’我想，是什么样的敌人呢？她回答：‘有人在面包铺监视我，还把监听器放进烤熟的面包里来监听我说话。’嗬，我再次想，开玩笑！其实不是。后来他们给她打电话——找谢廖沙，她说：‘我去叫他。’自己却在听，听，她想——他们在电话那头装成什么人。她从不给邮递员开门，她说她的女邻居们用螺旋钻在墙上钻孔，为的是暗中放煤气。起初我以为，她这是要撵我走，后来我决定：叫她见鬼去吧！这忽然也变成了传染病。很遗憾，当然。她过去是个美人。有份体面的工作。你听着，听着。看来，你不相信，你要知道——他们越来越多。谁变得聪明，谁就要搬走。年轻人，你不懂，而我却懂。”
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不易察觉地用手指掐灭了自己的烟卷。
“‘不久前得知。’他们说。好心人说。是谁——我不透露。可能，全国有三个人知道——其中两个是你和我……这是卫星。没人知道的卫星。它遵照一切有学问的人设置的专业定位器进行飞行和运算。一旦运算完毕——就放出射线。咔嚓！——人就被烧焦了。”他深受感动。“只有能保护自己头颅的人才能逃生。”我狡猾地隐瞒这种传染病，你看（他摘下头上的鸭舌帽，展示剃得光溜溜的脑壳），你看——它在反光！反光！有人试图把镜子固定在帽子上……可是一旦摘下帽子——咔嚓！——一个人在走路，像正常人一样，——其实不然！他照过射线！自己不是自己的了，别人控制着他的生命。明白吗？！
“现在你发誓，你不对任何人说！”
但我没有恪守誓言。
看守人走了，去喝自己的苹果酒，我坐在台阶上抽烟，与别墅告别。
春天，这里有些不一样，但同样无聊。
树林里清爽洁净。仿佛有人打碎了一面大镜子，把碎片撒在白桦树中间。白桦树向上和向下生长着，周围遍布水洼。白桦树向上和向下生长。
四面都是水。
后来我那些满身油污的邻居们走近池塘边的篝火，篝火旁有一辆锈迹斑斑的无轨电车。一群忧心忡忡的流浪汉走来。一个机关女共青团员和一个退役军人走来。一个女运动员和一个民警侦查员走来。都是成双结对。
在秋天和冬天，濒临死亡的树林一片寂静，余音袅袅……
刺猬踪迹全无，消失得无影无踪。刺猬还是刺猬。夏天遍布各处。
秋天。橡树林中的秋天。莫斯科郊外树林中的秋天。列宁格勒公园中的秋天。从皇村到巴甫洛夫斯克【彼得堡近郊著名的皇家公园建筑群】，树叶簌簌作响。
在路的尽头徘徊。
书页在空气中变得干燥。干燥的墙板在搬家时定会碎裂，在地板上铺满红色、黄色、褐色的斑点。不，在遥远的克里米亚山毛榉林中，秋天更好……它们很远，但就是这样。非常远。都是一样好。
脚下是燃尽的篝火。柴火的灰烬。柴火的遗骸。早已腐烂的柴火……我看着它，回忆起在贝加尔湖畔原始森林中燃起的篝火和长满了韧皮的枝杈。布满营地的腐朽的碎屑，营地周围生锈的铁丝，秋天的腐叶。这里的栅栏也腐烂了。房子塌陷，树木发芽。韧皮长了出来。秋天显得空旷和安宁。
余音袅袅——远处可闻。
我坐下来，把沁透干草和落叶、甘甜如醇醴的秋天气息吸入肺腑。金色的秋天。
别墅区，更确切地说，花园地段洒满落叶。一切都昏昏欲睡——明日黄花般凄凉。
夏天已经死去，秋天也垂垂老矣。
我在一年中行将老去之日来这里运苹果，告别往日时光。
我走近篝火，躺在旧棉袄上，把收音机放在耳边。它说：
“我们继续播放《贝多芬奏鸣曲》。演奏者阿尔杜尔·施纳别利【阿·施纳别利(1882-1951)，奥地利钢琴家，教育家，20世纪著名的钢琴演奏者之一】，请您欣赏……”
黝黑笔直的树木隐匿在黑暗中。
最后仅存的那些被遗忘的苹果落在花园里，星星从天空划过，发出清脆的唿哨声。
伴着贝多芬乐曲的节奏，半睡半醒的刺猬在林子的树冠下爬行。一条机灵的狗跑出来又消失了。一只大鸟从篝火上飞过，缓慢地拍打着翅膀。
在岁月轮转之时，大雪开始覆盖一切。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0年第3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李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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