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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淑祯作 王成译
现代日本环境问题的原点是美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月九日对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美国策划以尽可能小的伤亡尽早地结束与日本的战争，不惜使用原子弹，甚至损害《日苏中立条约》，迫使苏联对日宣战（雅尔塔会议）。后来，美国意识到苏联的对日宣战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强行使用原子弹，导致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毁坏。
一般认为，一九四五年末的死者，广岛十四万人，长崎七万人，但是由于核辐射造成的后遗症至今依然存在，围绕国家的责任和受害者救济问题的法院审理还在持续。在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惨的核电厂事故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1986）中，因核辐射死亡二十八人，与其性质完全不同，作为战争攻击所投下的原子弹，对广岛和长崎造成的伤害，其惨烈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亲身经历了广岛的“原爆”，并把这种体验写成文学作品的是出生于广岛的作家原民喜。其代表作《夏之花》【译文见《世界文学》2007年第6期“日本原爆 文学专辑 ”，钱树伦译】（1947）用排除感伤的写实文体，叙写了“我”从爱妻病逝后第一个盂兰盆节前去扫墓开始，到八月六日早晨遭受原子弹袭击、躲避火灾、在死伤者的缝隙中穿行、逃难过程中的所闻所见。
大田洋子的《尸体城市》（1950）紧紧扣住用既有的语言和文体很难描绘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如同挤牙膏一样叙述了个人的原爆经历。作品所叙述的是原子弹被投下以及其后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创作行为的限制也是战败国作家必须承受的宿命，小说的发表受到限制，五年以后全篇才得以完整出版。
林京子的《祭奠之地》（1975）描写了“学徒动员”【学徒动员：指为补充太平洋战争下的劳动力不足，对中学生大学生实行的强制劳动动员。随着战争的扩展，到1944年“学生勤劳令”颁布，中学以上的几乎全体学生都被派往军需工厂参加生产】期间，参加兵工厂生产的作者在长崎受到原子弹伤害的经历。原爆过后二十多年才开始就亲身经历进行创作的林京子，其“原爆文学”特点与原民喜、大田洋子不同，当然更像小说，而不是报告文学。小说开头和结尾颇具匠心，视点与参加劳动的主人公不同，采用了母亲和妹妹在另外一个城市，从远处目击爆炸闪光的视点，使小说成为更加具有艺术性的“原爆文学”。
井伏鳟二从一九六五年到翌年在杂志上连载的《黑雨》【译文见《世界文学》2007年第6期 “日本原爆文学专辑”，帅松生译】是一部小说化更加明显的作品。作者并不是“原爆”受害者，可以保持客观的距离，在此基础上，通过引用出场人物的笔记和日记等技巧，重构了在原子弹爆炸几年后，一个被议论受到“原爆”伤害而很难嫁人的姑娘（最后，姑娘的确“原爆”后遗症病发）和其监护人——叔父一直焦躁不安、顾虑重重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是井伏文学的杰作，也是代表日本近代文学的优秀作品。
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其体验，后来催发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废除核武器运动。一直参与其中的大江健三郎随着运动的发展，创作了《广岛札记》（1965），并出版了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对谈集《原爆后的人类》（1971）等一系列作品。
现在，起源于原子弹的核问题改换了形式，变成核导弹、核动力潜艇、核动力航空母舰、原子能发电厂等，继续威胁着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虽然美国三英里岛核电站事故（1979）幸免酿成灾难，但它告诉我们，危险的核能，随时都有可能引起灾难。现在世界上核电站已经建成五百家，核动力潜艇已扩散到美、英、法、俄、中五个国家，核动力航空母舰已扩散到美、法、俄三个国家，核导弹已经扩散到包括朝鲜在内的许多国家。
面对这种状况，出生在福井县若狭【日本多数核电站集中建设于此地，被称为“核电站银座”】的作家水上勉在文章《核电站建成，素朴之心消失——风景中的昭和·若狭》中感慨地指出：兼作灾害时的避难所而提供给当地的豪华建筑和作为危险的补偿拨给当地的金钱，剥夺了人们的独立精神，导致了心灵的饥饿。
美国投下的原子弹画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止符。二战以后，日本高举和平国家的理念，团结一致向经济增长迈进。产生“早已不是‘战后’”这个流行语的是一九五六年的《经济白皮书》。从那时起，日本经济经历了“神武景气”（1955—1957）、“岩户景气”（1959—1961）、“奥运景气”等持续经济繁荣的时期，经济增长率每年竟达到百分之十左右。一九六〇年提出著名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其目标是十年以后，实现国民总生产增加一倍。
但是，这种举国上下生产第一、经济增长优先的态势，引起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城市的河川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浮出水面始于一九五五年。翻阅一下总结每年社会动向的年鉴，例如一九六三年的《朝日年鉴》，我们会看到其中作为公害问题就列举了水质污染、地壳下沉、大气污染、噪音、石油联合企业排放的恶臭、工厂废水、放射性污染，等等。在一九六八年版的《朝日年鉴》中，可以看到这种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看到将其作为社会问题的意识有所提高。“公害问题”被分为“公害行政”、“水污染与矿毒”、“产生的生活危害”、“地壳下沉”四个栏目进行总结和把握。四日市哮喘的公害诉讼和新潟县的阿贺野川水银中毒诉讼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在这种潮流中，一九六七年开始实施《公害对策基本法》（1993年发展为《环境基本法》），一九七一年成立了环境厅。
但是这一切都已为时晚矣。从一九七一年版《朝日年鉴》总结的“战后主要公害史”、“公害的现状”来看，四大公害事件为：水俣病（熊本县）、阿贺野川有机水银事件（新潟县）、痛疼病（富山县）、哮喘病（四日市）。报告还指出了金属粉尘、BHC农药、石棉、铅污染、氰化物引起的海水污染、水银污染、淤泥、镉污染、枯叶剂和除草剂引起的农药公害、光化学烟雾、残留农药等公害的严重状况。
总之，从一九五五年前后发觉公害问题到行政方面采取对策的一九七〇年之间，存在十五年的空白，毋庸置疑，这期间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正是这种情况下，文学存在的意义才受到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前面介绍的、出生于“核电站银座”、最早致力于揭发公害问题的水上勉的文学活动成为了榜样。
熊本县水俣市化工厂排入水俣湾的工业废水含有水银，当地渔民吃了在湾内捕获的鱼类后，出现了死亡和罹患怪病的现象，这一现象被称为水俣病。当初，连原因都不清楚的时候，最早涉及这一事件的是水上勉以推理小说体裁创作的社会小说《海牙》（1960）。在这部小说中，水上参照当地大学学术调查的结果，尽管在推理小说框架之中，却还是提出了犯罪者是化工厂，并且涉及到了对受害者进行补偿的问题。想想这样的事实得到正式认定需要漫长的岁月，补偿问题的解决更遥遥无期，我们就会觉得充分利用作家身份和虚构小说这一体裁的文学家水上的行为是多么值得称赞。
这之后，水上作为公害问题的揭发者、环境文学的旗手继续活跃在创作第一线，他对阿贺野川有机水银事件积极发表见解。推理小说《黑壁》（1961）描写了因水库建设而搬迁的村民内心的荒凉，对水利开发进行了批判。在社会评论集《日本的墙壁》（1963）中，他论述了残疾儿童救助问题、作为人祸引发的小儿麻痹事件、新干线渎职腐败问题、天然气开采引起的地面下沉等等问题。如此看来，与同被称为社会派旗手的松本清张相比，两者文学的特质有很大不同。与更多涉及美军占领问题和革新势力政治问题的松本清张相反，水上主要关注社会底层，面向被虐待、被损害的人们以及事件。应该说，转向纯粹私小说写作之前的水上勉，曾经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环境文学作家。
与水上一样，一直关注水俣病的石牟礼道子创作的《苦海净土——水俣病》（1969）是一部纪实作品。作品由对受害者的采访、对加害者即公司方面的应对措施以及受害者抗议活动的记录两部分组成，作者的立场是居住在水俣的女性的立场。这部作品与描写煤矿工人悲惨生活以及煤炭产业没落、煤矿关闭问题的《被放逐的矿工》（1960）共同成为六十年代纪实文学的杰作。
近代日本批评的集大成者小林秀雄罕见地有一篇正面涉及社会问题的文章《滴滴涕》（1964）。此文是读了告发农药带来的自然破坏和生物灭绝危机的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4年青树簗一翻译为《生与死的妙药》，1974年出版文库本时改书名为《沉默的春天》】产生共鸣而写下的。小林的共鸣产生于卡森的“对于活生生自然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小林还为滴滴涕这样的化学药品可以带来与放射能相同的不良影响感到震惊：“广岛所遭受的放射线让人感到恐惧。从此以后，我们了解到放射之于生物具有多么大的力量。我也在相关资料中读过关于受到X线照射的生物，其下一代将会发生基因突然变异这一著名的发现，但是，我不知道在被喷洒了滴滴涕的蚊子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把农药对人体的危害和基因突变的话题与放射能联系起来，不能不说这是唯一受到“原爆”危害的日本人才会有的反应。即使涉及这样的主题，评论家小林的视线也是投向关注“活生生的自然之均衡”的化学家人性化的感情和观念。它使得这篇短文成为出色的环境文学散文。
在日本，卡森的问题意识被有吉佐和子的《复合污染》（1975）发展地继承下来。《复合污染》原本连载于报纸的小说栏。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是作家针对各种环境问题的采访、调查、考察，把搞清楚的问题进行总结、整理，之后都装进同一个大袋子里的综合报告。它涉及到汽车尾气、防腐剂、杀菌剂、杀虫剂、防虫剂、聚氯联苯污染、有机水银、镉、我们熟悉的滴滴涕、化肥、除草剂、食品添加剂、食品着色剂、合成洗涤剂、蔬菜的残留农药等等污染问题。“我”即有吉佐和子的探索无限持续，毫不留情地揭发这一切污染复合性地蚕食着人类、地球、大地和植物的现状，对导致癌症、基因突变和肝脏受损等危险也都进行了曝光。
一个学者给“我”讲汽车尾气的毒性时，我们“每日每时，鼻子和嘴都要吸进数百种毒性物质”的现状被他形容为“发病前的五分钟”。“我”对此的感受是：“那就像整个日本都被投下了原子弹吧！”
又是“原爆”。也许核才是日本人受害意识的原点，或者进一步推展，核才是一切威胁人类、地球和环境的象征。应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吧。无论怎样说，我们无疑是处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三英里岛核电站事故那样巨大的危险之中。假如从规模上大到与复合污染以及公害损害无法比较的话，我们有必要持续关注作为环境问题原点的核问题。
设定环境文学这个题目，很容易被向曝光环境破坏的文学这一方面引导。评论者往往会偏重纪实与记录以及带有这些特点的小说。但是，我要跳出这个范围，以“环境中的人”这一宽广的视点，介绍如下小说。
野吕邦畅的《鸟儿们的河口》（1973）。这是居住在九州有明海海滨城市谏早的作家关于海滩与候鸟的小说。因为劳资纠纷时的疏漏被公司解聘的男主人公，来到孩提时代就一直亲近的人海口，开始了用相机记录海滩上候鸟生态的日子。可是，他看到的大多是受伤的鸟及其尸体，也有迷途的候鸟。“男人预感到有什么异变在发生，而且，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片湿地，它是整个自然界的一种反常现象。这种反常导致鸟群迷失了方向才来到这片海滩。”
男主人公的妻子病了，原因不明；海滩上要建设工业园的消息盛传街巷；期待已久的候鸟摄影集的出版延搁下来；与突然袭击自己的秃鹰殊死搏斗……经历了这一切，主人公和妻子回城的日子到了。一切都不协调，一切都不如意。小说描写这些郁闷的日子，把河口、海滩和鸟儿当成远景。
这篇作品是野吕一九七三年创作的，他死后不到十年，从一九八九年起，国营的谏早湾填海工程就开始了。这个工程对于有明海湾的自然和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一九九七年竟然建设了隔开有明海湾与谏早湾的臭名昭著的堤坝，这成为全国关注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篇悲观地描写有明海湾的自然和生物前景的环境文学作品，《鸟儿们的河口》完全预见到了这样的未来。
上林晓的《四万十川幻想》（1971）是生活在四国的四万十川河边的作家回忆自己少年时代至今关于故乡各种细节的文章。在自然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的今天，四万十川作为一条清澈的河流远近闻名。正如标题所示，文章的内容大都是围绕四万十川的记忆：台风来时河水泛滥的恐惧、渡船颠覆的旧事、河雾缥缈的风景、顺河漂流的体验等等，老作家脑海里浮现出的四万十川四季的景象，令人读后产生清新之感。文章开头引用了作者寄给当地报纸的一篇短文，叙述了每次回乡从下榻的旅馆窗户所看到的四万十川的美景。短文是这样结尾的：“现在我因为中风躺在床上，不能再回故乡看一看四万十川了。每念及此，就有种寂寞感。”
变化、灭亡的不仅是环境。与其关联的人类也不可能不变，不可能长生不老。即使四万十川的清流持续不变，环境中的人也有生死往复、世代交替。如此，记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为文学的重要任务。
接下来的作品是一篇好散文。川本三郎在《以临终之眼注视后街小巷》中用速写的笔触勾勒了风景画家山本祥三短暂而执著的一生。这篇散文写出了正在消失的环境与即将逝去的人的交织，深刻动人。“昭和三十年代初期，东京虽然贫困，却比如今恬静安闲得多”，那个时候，年轻的画家拖着被长年胃病折磨得极其虚弱的身体，踏遍隅田川两岸以及河东一带的老城区，内心带着对那“小阳春”一样的风景的感念，把它们留在了写生簿上。不久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很快摧毁了老城区后街小巷的风景，就连那种“恬静安闲”和“小阳春”也被同时驱逐出去了。意识到死亡已临近的画家，却用“临终之眼”把这一切描绘了下来。从山本的画中，从川本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人与环境的交织。
庄野润三的《晚霞》（1965）描写大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家搬到多摩丘陵山坡上独门独院的房子后，接近大自然，庆幸找到了安居乐业之地。从这里望出去景色宜人，房子被山谷环绕，日照充足，但风很大，甚至需要挡风的设施。刚搬来的时候，孩子们在山里修了好几条自己用的小路，开始了与花草树木、狐狸、野兔、甲虫、黄莺、蝮蛇、赤练蛇一起生活的日子，甚至与蜈蚣类共存。第二年夏天，住宅小区建设测量在附近开始了，山丘很快就要消失。“大浦一家与山丘亲密相处了两年半的时间。从测量到实际开始砍树还有一年的时间。这期间，一家人恋恋不舍：傍晚的时候，孩子们总是不回屋，只有声音不断传回来。这样的生活，将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乍一读来，这篇作品似乎是在歌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读罢才觉得其实是被深深的失落感所包围。自然的形态、与自然共生的时间不会恒久，甚至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永远持续。这种达观与失落的感情渗透于小说看似平缓的每个角落。
阿部昭的《自行车》（1973）是一篇围绕扔到垃圾场的自行车展开的幽默小说。垃圾问题理应归于环境的话题，这篇小说也可以说是狭义的环境文学作品。但是，对来自外部的标签采取一笑了之的态度才是这篇小说的特色。有人会很潇洒地把还能用的家具和自行车扔掉，也有人白天寻找好目标，乘着夜色去捡这些垃圾。有三个孩子的主人公一家是后一类。来捡白天物色好的那辆童车时，那车已经被别人拿走。孩子们想不通，争先恐后地向垃圾山挺进，与来捡垃圾的人竞争。小说的主人公即父亲面对这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是自己把一家人带到这里来的，可作为一家之长如何处理这样的困局却一筹莫展。这有些滑稽。在狭义的环境问题、环境文学的外表下，读者还可以体会到这一时代的反常状态以及人被表里不一所愚弄的情形。可以说这是一篇代表七十年代的优秀短篇小说。
《自行车》是以幽默的笔触处理环境题材的小说，与之相对，黑井千次的《穴与空》（1968）可以说是一篇引发读者从哲学上思考环境问题的作品。一个叫本乡的公司职员没有上班。担心他的同事纷纷前去探望，而且没有一个人回公司上班。原来他们在帮助本乡在自家的院子里“深挖洞”——他们用铁锹不停地从不断加深的洞底挖土。小说最后抖出“包袱”——原来，本乡一家住在小区的最里边，因为各自为政的房地产开发，使小区结构犬牙交错，垃圾车开不进来，所以，本乡家要挖一个洞来填埋垃圾。
这篇小说并没有把狭义的环境问题做幽默或搞笑处理，而令人感到是一出话题沉重的寓言剧，其中设置了挖洞与去公司上班的对峙。小说的最后，本乡自不待言，就连帮他挖洞的同事们也意识到：为填埋垃圾的“挖洞”才真正称得上是劳动。什么是劳动、所属企业与作为个体的职员之关系等黑井千次所关注的主题，也同时巧妙地从这个环境话题背后显露出真容。
以上，在“现代日本的环境文学”这个题目之下，介绍了从原民喜到阿部、黑井等作家的作品。“环境文学”这一称呼容易被限定为批判、追究环境破坏的文学。目前“环境文学”的概念尚不确定，在这个小辑中，之所以还推荐介绍了一些描写环境与人的关系、人在环境中的状态的作品，正是出于不把环境文学仅仅限定为批判环境破坏这条线索的思考。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对公害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上文学所起的巨大作用。正如从水上勉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面对公害问题行政部门不能迅速应对处理的时候，水上勉率先以小说《海牙》揭露了问题真相。那之后十年，才进入公开道歉与赔偿阶段。
也许看起来文学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上述实例告诉我们文学的独特力量。为此，无论文学怎样萧条、读者如何减少，我们也不会放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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