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她生在闰年。那一年，躁动之气裹挟了大自然；那一年，地震驱使密西西比河倒流，以烈马疾驰的速度，摧林毁木，向它的源头狂奔；那一年，一颗双尾彗星冲进酣睡的夜空，于是松鼠，数十万天真的棕色松鼠，窜离惯居之地，逃往南方，它们无力游过任何一条河流，全部溺毙。从那时起过了近二十年，斯大林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他那个笑眯眯的帮凶，人称全苏村长的加里宁，则被改封为全苏蠢驴。
就在这个时候他给她写了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奥林匹亚：
请原谅我给你写信。俄语已经没力气了，累了。她太累了，我都羞于向她求助。她就像一匹四腿卧地的马。鞭子！得用鞭子抽她！唯一的鞭子就是嘲笑。嘲笑这倒下的语言吧，狗东西们，嘲笑她的痛苦吧。见面详谈。吻你的小羽毛。以下我改用英语。
你的马雅可夫斯基
P.S.小白兔，明白为什么署名马雅可夫斯基吗？你猜对了。再次古得拜。
完全属于你的马雅可夫斯基
不，我不是马雅可夫斯基！不要相信！别信，别怕，别求我！上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上帝啊，俄语快完蛋了！！！
奥林匹亚是在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的，没有父亲的教导。奥林匹亚的母亲当着女儿的面，跟男人们吃糖煮菠萝，喝波罗的海沿岸产的甜中带苦的烈性甜酒。小丫头很早就神往名士派波希米亚式生活以及其他悖逆常规的东西。据她的小学同伴讲，她在七岁上就学会了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尚未发育的乳房。
奥林匹亚晃了晃她那黑色的鬃毛，懒洋洋地说：
“的确如此。”
我不禁想让她动起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想法，我才带上了她，才提出要带上她。她想了想。很快就同意了。
“你怎么看社会主义？”
她沉思起来：
“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她的回答听起来那么自然，肥嘟嘟的两腮带着外省人特有的慵懒。我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她稍稍挪挪身子，惊讶地看看我，似乎要我解释。我的故事讲来很乏味，欠火候，了无新意。
“我四十岁……”我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屋子里立刻静下来。
“人到四十就完蛋了！”沉默片刻，我又说。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这张脸像乌龟壳又老又皱巴，而且从此我就得背负此重，无权改变。我艰难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就像跋涉在没膝深的水里，笨拙地翻动着发干的舌头：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可怜起自己，差点儿哭出来，有十来分钟没法讲下去。我掏出手帕，擤擤鼻涕，擦擦浸满冷汗珠的额头。她坐在我对面，一动不动。
“上大学那会儿我去了趟巴黎……当然，”我停顿了一下，“可以想见，现在的巴黎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她没有动。
“你这头懒猪，醒醒吧！”我冲她吼道，“去跳跳韵律操，要么，见你的鬼，去游蝶泳！”
“听你的，”奥林匹亚乖顺地说。我看着她壮硕的身体一会儿从游泳池的水里露出肩膀，一会儿又沉入水中，水花四溅。她脸上罩着极其难看的泳镜，张着两只巨人般的手臂。这情形让我泄气，说不出一句话。这是我们的第三次约会。
第一次约会我请她吃莫斯科鲟鱼。她狼吞虎咽，那吃相让我既同情又恶心。我心想：“她饿了。”而我，在跟这个来自西伯利亚、穿着光滑的黑色蛇皮裤的拉斯蒂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中《高老头》等几部长篇小说中主要人物之一。一个外省青年，逐渐放弃理想，变成了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员，为了钱不择手段】较量的时候，喝下很多甜得发腻的香槟。
“在我们那个城市曾经有意把青年人培养成愚笨的人，”她一边对付鲟鱼一边说。
“这倒挺有趣，”我应道。
“哎，问你一个恐怖的问题，你相信有鬼吗？”
“你信吗？”
她的眼睛顿时充满泪水，变红了。一个阿纳帕【位于俄罗斯南部，黑海边上】的画家曾对我说，应该把我拉到红场，在断头台上砍掉我的脑袋。他是什么意思？
我用一个简单的手势就给她解释清楚了。她摇晃起来，整个身子都在摇晃，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她是在笑。
“我脑壳上有道缝，”我说，做出了神秘的样子，“从缝里嗞嗞往外冒能量。你仔细听！”
她仔细听着。
“真的，有什么东西嗞嗞响，”她说得并不那么肯定。
“人到四十岁这道缝才开，”我解释道。“这道缝现在没法合上，舔也舔不好，灌也灌不满，糊也糊不住。这道缝，”我兴奋起来，“是一个证据，证明不仅仅有肉体，还有别的某种东西。知道吗，如果说胜利是未能得逞的失败……”
我看到，这会儿她泄气了。
我脑壳上的缝是信仰的前庭，准确说是前信仰，因为，鉴于，由于，之所以……我不知道西伯利亚有没有水牛，可能没有，但奥林匹亚就是一头水牛，西伯利亚水牛——你把手伸进她的连袜裤——她那里就是航天发射场，就是拜科努尔，各种大型设备一应俱全——这样的话，你还算什么奥林匹亚呢？
四十岁的男人，形而上的世界出现破洞，而口袋里的钱包沉得像巴拉贝伦自动手枪。
没错。懒得说话，老二耷拉。身体就算不是没用，也不完全听使唤了，你得费一番工夫才能明白别人的腿作为腿的意义，女人在你眼里也越来越寡淡，也就是说，离开这个世界是早晚的事，而且已经初显端倪了。你看看自己的双手——它们很快就要腐烂掉。它们可惜，自己也可惜。
就是这个西伯利亚粪堆里长出来的金莲花不可惜。
游戏很简单。一是去到小餐馆。这是一。
咱们数到三吧。
你忍着恶心，温情地想：“她饿坏了。”
可是她会掐死亲生母亲的，只是别让她回赤塔、车里雅宾斯克或者——他们那儿还有什么城市？——切博克萨雷就行。
美女，冻原，西伯利亚的灯火，酸奶，苹果，节食昏厥。
脑壳上的缝，这是一个证据，证明第四维度——死亡维度——预示着解脱，因为，由于，之所以……
我一边付出一边哭。一边哭一边付出。我付出着我早就枯萎的皮肤，嘴角的皱纹，腐烂发臭的牙齿，看透一切的眼睛，还有这只被怀疑得了某种时尚绝症的手。
奥林匹亚抬眼看着我，惊慌地舔着嘴唇。
我的车将变成一个四维点，奥林匹亚非常高兴地表示赞同，这让我有点飘飘然起来。
“你可想清楚，人们会把咱俩撕成碎片的！”
“那就让他们撕吧。”
他们最后真的把我俩撕成了碎片。不过听我往下说。我付出着腿上膨胀的静脉，鼻孔和耳朵眼里钻出来的毛，家庭，发臭的衣服，还有那个巴黎。
“在巴黎我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那时候还没有蓬皮杜艺术中心。蓬皮杜我只在照片上看过……”
“醒醒，懒猪！”她悄声说，甚至透着亲切。
我俩常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每天夜里她都梦见一队条子【俚语，指警察】护送她去喀山车站，那些条子挨个儿把手伸到怀里，掏出结婚戒指。
“听我说，”我接着讲我那乏味的故事，“在博物馆，在各种各样的画中间，在一个空旷的大厅里——那还叫什么文化！——我看见几个列宁漂浮在一架钢琴上方。嗯，上面还有一群蚂蚁，还有期待这种类似形而上的东西。这是达利的画。两个美国人在我旁边停下来。也是大学生。两人拥抱在一起，看达利的画……”我怀疑地问：“你知道达利吗？”
她迟疑着。秋天那会儿她不知跑哪儿去了。她在迟疑。看得出她正在紧张思考，看怎样才能巧妙地回避这个问题。
“真有你的！”我感到恐惧，“你这娘们儿可真愚昧。”
“我喜欢弗鲁别利【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弗鲁别利（1856—1910），俄罗斯写生画家】，”奥林匹亚高傲地说，“他才是无法形容的天才。”
游戏很简单。人很简单。出租车。嘎吱一咬牙。游戏就开始……
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他们绑架了我，乘电梯把我带到贝尔格莱德酒店的最高层，把我关进一个干净的空客房，窗外是莫斯科的夏天。我们的将军马上来见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拽拽门。锁着！他们马上就会放煤气，偷偷塞上一沓美金，扔到窗外，直接扔到莫斯科的夏天里。
“幻想，多美的字眼，”奥林匹亚插了一句。
用力吸住不放的长吻——像贪婪的吸毒者。一个失误。将军到底还是没来。莫斯科的大叔把她赶出家门。
“莫斯科，”奥林匹亚含糊地说，“随便它是谁的首都，就不是苏联的首都。”
“你几岁开始手淫的？”
“四十。”
我傻笑着不出声。我不想重复，可人到四十，肉体日渐枯萎，一切都像是经历过，似曾相识，似曾相识……我傻笑着不出声。
“十一岁那年我手淫被母亲撞见了。她说，别玩了，要不就会长出第三条腿。我当然吓坏了，还好，后来没长出第三条腿。昨天我去列宁墓了。”
“怎么样？”
“他们真不该把他放在那儿。”
“克鲁普斯卡娅也这么认为。”
“那还用说！”奥林匹亚突然可怜起世界领袖的遗孀，差点儿掉泪。“想想看，她怎么到那儿去跟他约会啊！”
“这全怪斯大林，”我沮丧地耷拉下脑袋。
奥林匹亚原来有一个普通的西伯利亚姓：费多洛娃。
“说吧，冻原，你拿什么补偿我？”有次我不小心喝多了，这样问费多洛娃。
“我要做你的缪斯，”她怯怯地说。
“你本来就是奥林匹亚，”我说。
这是一个客体化的时代。你本人被搬到你面前：从头到脚，放到桌子上，就像放到柜台上一样。可以摸，可以碰，就是不能选择，不能交换。你等于你本人，不多也不少。完全相等。瞧，我正在付出脑壳上的缝——最珍贵的东西，毫不吝惜。
有这么一个概念：作家知识分子。想出这个概念的是一群受难者：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犯。
“不，你不是女人，”我对奥林匹亚说，“不是，你是头水牛。”
她惊恐地望着我，一副被当场揭穿、人赃俱获的窘相。
“你走吧，”我对她说。
“回你妈那儿去，”我对奥林匹亚说，“你在这儿没啥前途。”
“帮帮我嘛，”奥林匹亚央求着，安格尔【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式的颈项朝我紧贴过来。
瞧，那儿又是她。她皱着眉头站在地铁站旁边，穿一件式样复杂的灰色羊毛大衣。大衣是养她的那个男人出钱做的，除了掏钱供养她，那男人没什么地方让她满意的。
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苟同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四十岁的男人根本不懂得感恩！从命理上来看，“四十”这个数字本体上就和感恩格格不入。布罗茨基竟然不明白这一点，这让我又不安又高兴，由于，之所以，因为……他坐上他那辆来年春天肯定过不了年审的破车，得筹钱，得举债，得动起来，得欠人情——他发动了听话的发动机，有点儿紧张，戴上捷克产赛车手套，这个动作因二十年之久隐含的意义或无意义而显得沉重；窗外飘过莫斯科那没有一点儿凯旋味道的凯旋门——道路通往生活中心。我在一家商店旁停下来，对面是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曾经和睦共居的那座房子。这一回她穿着一件白色运动衫，两眼发亮，没戴帽子，虽然下着雪，但傍晚的太阳穿过雪幕投来余晖，正像我和她还没完成的败举。
“我在市场上买了点高加索葡萄。尝尝？”
我们吃葡萄，朝窗外吐着核。表白的时间到了。
“我会像爱妈妈那样爱你，”奥林匹亚表白。
“好极了，”我朝窗外吐着葡萄核。
“那你呢？”
“我也会像爱妈妈那样爱你。抽支烟？”
“好。”
我们点上烟，看着星期天的雪花快乐地飘落。
“怎么样？开路？”在烟灰缸里蹭着烟头，我说。我们开车上路。下地道，上桥。一切就在眼前。我在阿尔巴特酒店旁踩刹车，车猛地滑到人行道上。这里成了我的保龄球场：从这儿一直到那块屏幕，屏幕上我们苏联的米老鼠正热情地挥着手。冲啊！
一开始他们什么也不明白。他们本来就啥也不明白。
这样更好，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我挂上二挡，我们嚎叫着冲了过去。第一个倒在车轮下的是一个很有派头的盛装男人，戴着眼镜，穿着卡拉库里羔皮大衣，让人肃然起敬的一个家伙；然后我们撞了一对恋人，他们朝不同方向飞起来，很快又永远地飞到了一起；大家全都愣了一下，然后拔腿就跑，可跑的不是地方，——我们很轻松地就能撞死他们：老奶奶老爷爷们，大婶大叔们。
他们贴到橱窗上，我们就在橱窗旁成堆成堆地把他们轧死；他们朝树跑去，难看的黑大衣下摆缠住了腿，他们绊倒在地，我们就追上去。最好玩的是跟小青年们耍，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十三，”奥林匹亚数着，“十四！十五！”
我变年轻了。我突然明白，我正在干事业。事业。这就是我的工作。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出色地工作过。
“二十！”奥林匹亚高声叫道。汽车在一具具身体上跳着，蹦着。它们似乎是橡胶做的。
“别放过这个屌！”奥林匹亚大声笑着，“乌拉！还有这个屄！”
“开始说人话了！”我很高兴，“真想不到！”
“二十六！”
“革命性的数字，”我说，“对不起啦，宝贝！”我冲着一个胖姑娘说。我们把她轧死，继续往前冲。我看见一个条子猛地甩掉靴子，脚上只剩下袜子，子弹一般飞过来要拦住我们。来吧！往这儿跑！我一拐，把他撞翻，飞到摆着人体模特的橱窗里，在碎玻璃里扑腾着洗澡呢。没时间啦！往前冲！
“三十！”奥林匹亚欢呼道。
他们在跑，就像有架机枪在后面扫射。这仿佛是打小就喜欢看的驱散游行队伍的场景，夏天，在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七月。楼顶上一架机枪在扫射。前面就是米老鼠！还有一个小青年，大概是技校学生，摇滚迷，快过来呀，到我们这儿来，快唱起来跳起来！
牙齿，珠链，整个整个的下颌，挂在车头盖上。还有成了破布条的衣服。最特别的礼物是一个娘们儿，她就像是在鱼缸里，游到了挡风玻璃前，脑门带伤，眼珠鼓凸。我们在朱庇特商店边上。
奥林匹亚打开录音机。意外的惊喜！放的是《阿穆尔河的波涛》。瞧，这才是漂亮妞儿呢。看看吧，奥林匹亚，好好看看，好好学学：这可是京城妞儿！
“三十八。”
“四十。”
“计划完成。咱们向超额冲刺！”
车的前左灯挂住一个手拎网兜、身手敏捷的大叔。牛奶冲我们倾泻而来。生命的液体。
“你开得太棒了！”
“别瞎说！”我迷信地拍着她的膝盖。
“我不说了。四十六！快，还有这个！”
我们轧死一个矮个子当兵的。我们朝美食店冲去。
那里一堆人。他们以为在拍电视，排节目，现场直播。他们正这样想着就飞到了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再没有看见一个条子。他们钻哪儿去了？
人们在奔跑。咱们这儿来马戏团了。开车来的。肉体成山。
“五十四。”
“受伤的肯定很多，”我说。
“把这个屄也轧死。快，快点儿。”
她更喜欢轧女的，我更喜欢轧男的。这可作为心理分析的课题。
不，我也不反对轧女的。要匀称点儿的，个子高点儿的，漂亮点儿的——过来呀，过来，咕咕—咕咕—咕咕！
“我被什么东西打中了。”
她的袖子破碎了。胳膊上全是血。她的嘴歪了。这倒无损于她的漂亮，反倒使她像个高年级中学生。
“忍忍。就快了。”
我们车上挂着撞碎的面包、水果、报纸、衣裳。噢！我撞倒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婴儿一下子飞到空中！接住孩子！
我们在人群里挣扎。车还在咆哮。没地方可走。闪开啊。车子碾到什么光滑的东西，转了个弯。奥林匹亚倒在我身上。她现在浑身是血。车子冲到了熟悉的瓦尔代酒吧的墙上，我好久没到这酒吧来了。发动机熄火了。哎，快转啊，亲爱的，快转起来！这真是国产汽车制造业的绝妙广告。
“多少个？”
“我数乱了，”奥林匹亚嗫嚅着。
我抚摸着她的脸颊。在雅尔塔滨海路上，一支铜管乐队在这个碎玻璃和海的浪花里演奏着。
“不要紧，”她大口地喘着气，眯着眼睛，“跟你在一起我感觉很好。”
几十只手伸进车里。它们抓住我们，往外拽。我听见她恐怖的嚎叫声。人群把我们撕成了碎片——他们不让条子插手。我们被撕成了碎片。
（一九八八）
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叶罗菲耶夫(1947-)是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异类。也被认为是典型的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他出生于外交官之家。受过苏联时代被认为最好的教育:自 幼 跟随父亲旅居法国,在莫斯科大学完成大学学业。毕业于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按理说，他是时代和社会的宠儿，应该为它歌功颂德。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踏人文坛开始.他就一直在和自己身处的社会唱反调:1973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萨德，萨德主义和二十t0:纪》一举成名;1979年因组织和参与编辑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被开除出苏联作协,直到1988年才被恢复会籍并被允许在国内发表作品;1989年，在《文学报》上以一篇题为《悼亡苏维埃文学的文章宣告了主流文学的死亡,呼唤文学能够摒弃苏维埃文学过多的社会政治因素和道德说教，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身。这篇文章在俄罗斯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名一时的文学事件)。1997年，他把对新文学的期望转化为行动，主编了代表新文学的文集《俄罗斯的恶之花》这部文集不仅是对苏联文学的反叛，也是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反叛:它以恶的诗学、暴力的诗学、病态和恐惧的诗学，彻底消解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传统观念以对人性丑恶残酷、变态肮脏的极端展示消解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阅读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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