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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
一八五六年，前拉斐尔派名家亨利·沃利斯的一幅油画在伦敦文艺界引发轰动，自愿为画家充当模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在这幅名为《查特顿之死》的画作中央，是年轻诗人查特顿仰卧的身影，仿佛他是在睡梦中安详地离世；然而在诗人右手边的地板上，却散落着一个药瓶——画家宣称，这是伦敦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的实物原型，经鉴定，瓶中物乃是剂量足以致命的鸦片酊。问题是：诗人是自杀还是他杀？如系他杀，又是谁杀死了查特顿？
托马斯·查特顿（1752—1770）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之一。后世学者多尊他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之父”，但他生前却被贬斥为耍弄小聪明的“作伪者”——其《罗利诗篇》假托中世纪诗人所作，一时声誉鹊起，但很快被当世诗人托马斯·格雷识破，终至身败名裂。其生平际遇之戏剧性变化，令人唏嘘。
查特顿出生在布里斯托尔一个贫寒家庭。在当地教堂唱诗班担任指挥的父亲病逝后，母亲靠一手针线活养家糊口。父亲性情古怪，但对古董兴趣浓厚，查特顿日后显然遗传了这一基因。八岁那年，查特顿被送至爱德华·科尔斯顿的慈善学校。在正规学校教育结束后，他与当地律师约翰·兰伯特签订契约，担任律所抄写员。不久，律师发现他的学徒雇员不务正业，独自一人躲在角落写诗，盛怒之下，将他的诗作撕得粉碎，同时将他暴打一顿，并威胁要将这位诗人扫地出门。
但查特顿矢志不移。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他很早就立志要凭借诗才出人头地。他十岁时写下第一首诗，名为《最后的顿悟》。十一岁时，他开始定期为当地报刊杂志撰稿。十二岁时，他作品的思想高度及艺术性已远远超乎自己的时代。随后，他开始假冒十五世纪僧侣托马斯·罗利的身份写作，其首部作品——田园诗《埃莉诺和朱加》——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根据查特顿的交代，罗利是当时著名诗人和编年史家，曾担任布里斯托尔的治安官，与时任布里斯托尔市长威廉·坎宁过从甚密。威廉·坎宁是一位拥有巨额财富的浪漫人士——原配病故后，他没有听从爱德华国王的旨意再婚，而是遁入一座由他本人创建的纪念爱妻的修道院（日后成为查特顿家乡的标志性建筑，即圣玛丽雷德克利夫教堂，被伊丽莎白一世誉为“英国最美、最具魅力的社区教堂”）。坎宁的名字在各类租约、纹章、建筑草图、财产授予和遗赠协议中反复出现——这些文件长期存放在教堂地下室，一个多世纪后终于重见天日。坎宁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人物，不过，这并不代表罗利的真实性，但查特顿巧妙使用“障眼法”，倒也瞒过了一大批读者。由此，颇具“伪中世纪”风格的《罗利诗篇》也就成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恶作剧。
托马斯·查特顿及其铜像
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与之俱来的是人们日益高涨的“怀旧”情结。这种不胜怅惘之情在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1751）和哥德史密斯《荒村》（1770）等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深切。与此同时，一批“拟古”之作也应运而生，在文学市场大受追捧。最著名的事例是小说家霍勒斯·沃波尔托名意大利南部某修道院僧侣所作的首部“哥特式”小说《奥特兰托城堡》（1764)，以及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的《奥西安诗集》（1765）。麦克弗森声称诗集中所有作品都源于中世纪行吟诗人奥西安，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对这些口耳相传的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和翻译（从盖尔语翻译而来）。
霍勒斯·沃波尔出身名门（其父乃英国史上第一位，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生性诙谐，因此他在小说前言中发表的“声明”也被当作“小说家言”一笑置之。但麦克弗森则凭借自身精湛诗艺及作伪技巧“迷倒”一大片读者，如法国启蒙哲人伏尔泰，“崇英派”业余作家拿破仑三世，以及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主将克洛普施托克和歌德。唯独约翰逊博士慧眼如炬，在和友人詹姆斯·鲍斯威尔谈话中一语点破麦克弗森“以旧翻新”的套路：
据说麦克弗森闻言恼羞成怒，提议要和约翰逊博士“决斗”。
除上述两部作品外，吸引查特顿注意力的还有爱尔兰德罗莫主教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1765）。珀西主教声称，他从一名女佣手中抢救出一份即将烧毁的珍贵手稿，该手稿后来成为《英诗辑古》的主要来源之一。书中收录的中古时期不列颠民歌民谣不仅激发思古之幽情，也弘扬了浪漫精神（因理性主义和古典风格的双重压制，这一精神在英国已日渐式微），对稍后的浪漫主义诗歌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兹华斯将这些“古诗”问世的年份推许为英国文学浪漫运动的起始之年，道理正在于此。
尽管是自学成才，但查特顿阅读涉猎之广，委实令人称奇：除了托马斯·斯佩特编辑的《乔叟作品全集》（1598），他对从埃德蒙·斯宾塞到威廉·柯林斯的诗作了如指掌，对莎士比亚戏剧诗歌用力尤深。此外，他还熟读十八世纪为数不多的几部英语词典以及百科全书，熟练掌握中古英语文法及拼写规则，尤其擅长在文本中嵌入“变体”，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深得其中三昧：他曾模仿查特顿的“罗利拼字法”，在手稿中将“古舟子咏”写作“the Ancyent Marinere”，使得这一奇幻题材的诗作更具异国情调。
查特顿自幼喜爱搜集古董。当《罗利诗篇》——包括《埃莉诺和朱加》《黑斯廷战役》《布里斯托尔悲剧》《埃拉》等数篇诗作——完成后，他灵机一动，开始制作“假古董”。他从布里斯托尔一座教堂成功盗取古老的羊皮纸，在自家的地下木工坊进行切割、加工，最终制造出古色古香的中世纪歌谣集——照美国诗人迈克·伯奇的说法，
一切准备就绪后，查特顿小心翼翼地将诗集埋入圣玛丽雷德克利夫教堂地下，随后又假装无意中发现这一“稀世珍宝”。
不仅如此，为了把戏演得逼真，深谙“孤证不为证”之理的查特顿还凭借天才的想象力和精湛的技艺，伪造出一批以《罗利诗篇》为核心的“周边产品”，包括貌似古早的羊皮卷手稿、鎏金插图、纹章、盾徽、书信、传记等，甚至还有一位知名画家的账单，赝品总数逾七十件。这些精心炮制的“佐证”，不仅证明了《罗利诗篇》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也使得查特顿这位十六岁少年成为布里斯托尔城炙手可热的名人。
布里斯托尔是当时英国第二大城市，商业发展迅速。作为通往西方国家的战略门户，它曾在对外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为迎合民众心理和市场需求，查特顿刻意“神话”了这段历史：
十八世纪的文学评论家托马斯·沃顿认为查特顿诗作
同时代的莎学专家埃德蒙·马龙则赞誉这位年轻诗人“是自莎士比亚时代以来英国最伟大的天才”。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利诗篇》中，查特顿一方面以坎宁家族为杰出代表，竭力美化布里斯托尔的光荣历史，另一方面也“挟带私货”，编造出与坎宁家族齐名的“德·伯格姆”家族，并谎称自己是高贵的伯格姆家族后裔。查特顿的骗术极其高明，许多人信以为真。当地的古董商人（同时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威廉·巴雷特正在撰写《布里斯托尔的历史和文物》，于是，查特顿说服他把自己的一些诗作“写进”了布里斯托尔城市史。可惜这一次读者并不买账。出版商血本无归，查特顿感慨“先知在他的故乡总不受欢迎”，于是决定赴伦敦“北漂”，实现他的文学梦。临行前，他公开发表“遗书”，表明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雇主兰伯特律师被吓得不轻，急忙与之解约，违约金分文不取。一七七〇年初，摆脱一切束缚且踌躇满志的少年诗人前往伦敦，准备大显身手，干出一番惊天伟业。
但事与愿违。诚如文学史家尼克·格鲁姆所言，身处伦敦这段时期对查特顿来说“是一个经济和精神上的困难时期”，结果他寓居的阁楼（似乎是个隐喻）最终也成了自己的葬身之所（他拒绝房东打扫，宣称“诗人憎恶扫帚”，临终前已数日足不出户）。步入伦敦文学界之初，查特顿满心指望他的民谣古风能够觅得知音，然而屡屡碰壁后，他不得不放弃文学梦，转向政治宣传册和讽刺诗。
在动身的前一年（1769），查特顿从《罗利诗篇》中遴选几首得意之作寄呈霍勒斯·沃波尔，后者初步判定这是十五世纪的作品，并自告奋勇“以私人印刷机”刊印此书。查特顿满怀希望地给他的母亲和姐姐写信，承诺要用他的“第一笔收入”为她们购买礼物。然而，在进一步了解作者身世和年龄（尤其是查特顿出身社会底层）等信息后，沃波尔这位一向以门第自诩的古董专家产生了怀疑。随后，他将诗作手稿转呈新古典主义大师托马斯·格雷，格雷发现诗作第二十二至二十五行明显“挪用”《墓园挽歌》，于是立刻判定此乃“伪作”。沃波尔随即“变脸”，不再答复查特顿的来函，对于后者退还诗稿的请求也置之不理，而是心无挂碍地动身前往巴黎游历，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查特顿接连发出数封书信去索要，直到大半年后手稿才又回到诗人手中——说沃波尔为查特顿的“头号杀手”，或许原因正在于此。
眼见中世纪古风民谣在伦敦出版无望，查特顿打算转向当时热门的历史著述。早年曾在布里斯托尔经商的哲学家休谟苦心孤诣写作《人性论》，结果无人问津，于是以斯图亚特王朝历史写作为“消遣”。孰料六卷本《英国史》（1754—1762）在市场即刻“爆红”，巨额版税令休谟惊叹不已：似乎一夜之间，“好人大卫”已成英格兰最富有的作家。休谟的爆款著作激励“格拉布街”文人纷纷投身于史学著述，其中最知名的是苏格兰诗人、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及其地下文学工坊。这位颇富商业头脑的作家组织周围食不果腹的寒士，分门别类，按需生产小说、游记以及各类普及读物——其《英国通史》（1757—1758）号称是休谟《英国史》的“续作”，但内容大多东拼西凑，甚至不乏对休谟的“改写”。即便如此，该书由于迎合时尚，照样成为畅销书，“包工头”斯摩莱特也赚得盆满钵满。有了前辈的成功范例，查特顿兴致勃勃，可惜他既缺乏休谟深厚的学术功底，也缺少斯摩莱特的团队支持，甚至连最基本的史学参考书也无力购买，最终只能半途而废。
在讲究门第、注重资源的政商两界，文人想要出人头地，殊为不易。唯一可能“改命”的场所是文坛。一七六〇年前后，英国最受欢迎的文人是查尔斯·丘吉尔。他是牧师世家出身，本人也曾担任英国国教牧师，但他在伦敦纵情享乐，与妻子分居后又闹出若干桃色官司，以至于高筑债台，随时有被捕入狱的危险。然而，就在这危难之际，他凭借一首讽刺诗《露西亚德》大打翻身之仗——这首诗的稿酬及版税收入帮助他清偿了债务，于是他故态复萌：宝马香车，招摇过市，其姿态“有如花花公子”。
模仿是查特顿的特长，当红作家查尔斯·丘吉尔就成为他首个模仿对象（此外，查特顿也竭力模仿蒲柏、斯威夫特、格雷等成功作家）。照文学史家的看法，查特顿最好的讽刺诗几乎可与蒲柏的《愚人颂》一争高下，如号称“最刻薄”的那首《卫理公会教徒》——作者用十七行强有力的诗句鞭伐沃波尔，斥之为“出尔反尔、缺乏阳刚之气”的无耻小人。政坛明星、反对派议员约翰·威尔克斯对查特顿入木三分的讽刺笔法印象深刻——他“注意到了查特顿犀利的风格，并表示想结识作者”，随后力邀诗人加盟。由此，查特顿开启了政治宣传册（以及讽刺与色情诗）的写作生涯。
威尔克斯曾三度当选下议院议员，又三度遭到罢黜。在国王乔治三世授意下，他又以“诽谤罪”（恶毒攻击时任首相比特伯爵）以及“有伤风化罪”（出版诲淫诲盗之作）在上议院受审。在友人暗中协助下，威尔克斯乔装打扮，藏匿于伦敦金融城。国王下令强行拘捕，不料遭到金融城市长威廉·贝克福德拒绝。后者向国王发出“谦卑的抗议”，使得这场政治风波愈演愈烈。
左为莎士比亚，右为威尔克斯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威尔克斯在获得政府不再追究的承诺后，欣然流亡法国，而他所主持的反政府“喉舌”则大多被查封。查特顿不幸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本来，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他已经和支持威尔克斯及其民粹主义的《城乡杂志》《米德尔塞克斯报》《伦敦杂志》等报刊编辑建立了联系，但随着政府管控力度加大，言论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连大名鼎鼎的《不动产所有者杂志》编辑也遭到监禁。更要命的是，高产作者查特顿的若干稿件都积压在上述编辑的案头。
由于陷入政治漩涡，查特顿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他被引荐担任年轻的诺森伯兰公爵“壮游”【“壮游”是指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欧洲贵族子弟的传统旅行，目的是领略各地风光，感受各种文化，从而培养世界公民意识。“壮游”后来也扩展到中欧、意大利、西班牙的富有中产阶层。“壮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之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的随行导师，结果意外落选。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查特顿未能熟练掌握一门现代外语（如法语或德语），尽管他能纯熟运用中古英语。查特顿怒不可遏，在《致卡特考特牧师书信》中贬斥僵化的语言学习是“贫瘠大脑中的腐烂胎儿”，将满腹经纶的诗人比作“摇头晃脑、闪闪发光的蠢驴”。紧接着，查特顿又调转枪口，在长篇讽刺诗《邱园》中对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乔治四世）及亲王妃大加嘲讽，并捎带讽刺了与威尔克斯交恶的文坛“盟主”约翰逊博士。
口无遮拦的查特顿四面树敌，但在贝克福德庇护之下，每每能化险为夷。这位伦敦政界头面人物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牙买加的种植园，因而遭到英国废奴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议员的猛烈抨击。查特顿化名“德西玛斯”和“梅内穆斯”，在报刊著文为贝克福德摇旗呐喊，尊称他为古罗马雄主“普罗布斯”，极其肉麻。贝克福德不幸去世后，查特顿在伦敦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他的政治讽刺诗偶尔能刊发，但稿酬不过一先令，单篇短诗则低至七八便士，因此即便租住在公寓三层小阁楼，他也无力按时缴纳房租。
情急之下，他向身在家乡布里斯托尔的老友威廉·巴雷特求助，请求让他在一艘驶往非洲的商船上担任外科医生助理一职。然而，由于查特顿此前并未接受过任何医学方面的训练，缺乏任职资质，巴雷特只能回复“爱莫能助”——这一回复令查特顿愈发悲观绝望。
一七七〇年七月，查特顿在给姐姐玛丽的信中自我调侃：
几乎在写信的同一时间，他接获房东太太传来的正式通知：近期房租将大幅上涨（近一半）。这一噩耗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八月下旬，房东太太注意到这位少年已有数日目不窥园，于是邀请他下楼一道用餐（此前有邻居目睹：查特顿时常光顾的面包店拒绝向他再赊一块面包），但被诗人婉言谢绝。此外，还有友人回忆：此前一周，当查特顿沿着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园散步时，不小心跌入墓地。友人施以援手，宣称他很乐意帮助这位天才复活。查特顿回答道：“我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和坟墓斗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一个多世纪后，身陷囹圄的奥斯卡·王尔德对最后一位前来探访他的友人说：“我的墙纸正在与我殊死决斗，不是它死，就是我亡！”两位“萧条异代不同时”的作家，其悲剧命运何其相似！
临终前不久，查特顿给姐姐玛丽写信，允诺“今年夏天我会给你寄送两件丝绸衫”。然而，他未能践行诺言。最后，他倾其所有，给姐姐买了一件瓷器，给母亲买了一个鼻烟盒，寄送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她们是他全部的感情寄托，也是他奋力打拼的强大动力——成就文学名声是查特顿毕生的梦想。
别了！布里斯托尔一堆堆肮脏的砖块，
玛门的情人，崇敬把戏的人们！
你们摈斥了带来古老歌谣的男孩，
他的报酬就只有你们空泛的赞美。
别了，你们这些狂饮的市议会傻瓜，
……
别了！母亲！——让我焦躁的心灵歇息吧，
别让狂乱的浪涛将我卷去！
老天爷，请发慈悲！我不在人世时，
也请宽恕我这最后的罪行。
这是查特顿的诀别诗。此前有友人劝说，既然伦敦居大不易，不如返回故乡等待机遇，然而心高气傲如查特顿，在功业未就之前，岂有面目见江东父老？
据他的姐姐日后回忆，当年在地下工坊制造“古董”时，姐姐问他想在一个碗上画上什么图案，他回答道：“给我画一个天使，带着翅膀和号角，向全世界宣传我的名字。”可惜此时他只能以这种极端方式表达壮志未酬的怅惘和愤懑。
托马斯·格雷和《墓园挽歌》
在查特顿的浪漫主义后继者看来，所有英国诗人中，他对文学梦的追求最为执着。他的夭亡代表了物质社会中诗人“殉难”的必然结局。这一“殉难”诗人的形象被浪漫主义者视为时代独创性偶像的化身，正如亨利·沃利斯在《查特顿之死》中传达的讯息：它象征着十八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功利主义对“天才”的无情扼杀。尽管警方最终未能完全排除他杀的嫌疑，但死于伦敦公寓阁楼的查特顿还是被判定为“饥饿和绝望的受害者”——他因走投无路而自杀。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查特顿之死本身也具备“原型”意义：它是雄心勃勃的底层人物被社会环境无情扼杀的又一个例证——从古至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查特顿无法忍受布里斯托尔的狭隘庸俗，却未能预料伦敦的空气更加令人窒息。在热衷商业与竞争的社会背景下，查特顿卓绝的想象力显然不合时宜，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与周围环境更是格格不入。既然无路可走，“殉难”自然就成了他最终唯一的选择。
查特顿生前曾狂傲地宣称：“天才的影响无处不在。”尽管他命途多舛，但即便在同时代人眼中，他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沃波尔本人也是“作伪”大师——他引以为豪的“草莓山庄”曾被查特顿痛斥为“伪哥特式”建筑——然而，在拜读《罗利诗篇》后，他也不得不承认“世上居然有如此高超的天才”，令他自愧弗如。文学史家、伦敦文学俱乐部成员之一托马斯·沃顿在未竟的三卷本《英国诗歌史》中将查特顿誉为“天才中的天才”，并断言天若假年，此人必将“成为首屈一指的英国诗人”。
伦敦文学俱乐部“掌门”约翰逊博士初读查特顿，评价较为公允：他一方面为年轻诗人没有采用斯宾塞“古雅的诗歌用语”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盛赞他为“我所见过的最非凡的年轻人”。然而，在读罢《罗利诗篇》后，约翰逊发现一个问题：诗篇中诗歌用语多取自约翰·克西以及纳森·贝利编著的英语词典（分别出版于一七〇六年和一七二一年），对他本人的得意之作却视而不见。在约翰逊看来，这两部词典加在一起，价值也比不上他的一个零头。不仅如此，查特顿还在前两部词典基础之上，以便于读者查对为名，不辞劳苦编纂《罗利英语词典》。由此，约翰逊判定，查特顿此举无疑带有某种挑衅意味。
事实也的确如此。查特顿自认为是威尔克斯和约翰逊不同政见之争的受害者，在前者流亡法国后，遂将满腔怒火化作讽刺诗向后者尽情倾泻。其中一首哀叹：
另一首则讥讽约翰逊“为人浮躁”，却又墨守成规，不惮用他那一管“歹毒的羽毛笔”，为文学作品划定条条框框。因此，他既是“灵感的杀手”，也是“原创的天敌”，英国诗坛在他的主宰之下，已逐渐失去生机活力，日复一日走向衰颓。不过，根据詹姆斯·鲍斯威尔的记录，约翰逊似乎并未因此而恼羞成怒，相反，在一次谈话中，他却对查特顿赞不绝口，夸赞他既有学识，又不乏品味，并宣称“任何人也无法铸造几尼，除非他手握黄金”。据说约翰逊曾半开玩笑地向女作家汉娜·莫尔（“蓝袜子”领袖）建议，她应该嫁给查特顿——“这样后人就可以看到诗人的繁衍”。不难想象，倘若查特顿不死，以约翰逊的真性情，二人化敌为友，亦未可知。
在查特顿身后，随着浪漫派的崛起，天才而早夭的诗人进一步被神化，成为浪漫派憎恶的工业革命的“祭品”。湖畔派代表人物华兹华斯在名作《决断与独立》（1807）中列举了他平生最感激的诗人，包括查特顿——“了不起的男孩，在骄傲中死去的不眠的灵魂”。在两卷本《华兹华斯诗集》的《序言增补》（1815)中，诗人将查特顿与麦克弗森并举，表彰其历史功绩：
“万福，麦克弗森!”这个表述套用莎士比亚悲剧中女巫向麦克白致敬的场景，可见华兹华斯的敬重之情。照雷内·韦勒克的看法，这一评价的确体现了华兹华斯的诗学观：
湖畔派另一位诗人柯勒律治比查特顿晚生二十年，自幼便喜爱吟诵其诗作。十三岁时，柯勒律治在作文课上写下《挽歌：哀查特顿之死》，痛惜他身怀旷世奇才而过早夭折，并为他的遭际大鸣不平。诗中描述查特顿“身处永恒宝座之侧，通体散发天使的光芒”，时代的阴郁之气一扫而光，并由此赋予查特顿“诗人殉道者”这一至高无上的称号。柯勒律治对《挽歌：哀查特顿之死》极为重视，数十年间不断加以修订，直至去世前不久方始改定，堪称其平生呕心沥血之作。本诗既是向查特顿致敬之作，同时也代表了柯勒律治的人生理想。
柯勒律治的姻亲、桂冠诗人骚塞在《审判的幻景》（1821）一诗中盛赞查特顿是“出生便被缪斯亲吻的少年中的佼佼者”。很长一段时间，骚塞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查特顿散落的诗文。一八○三年，在柯勒律治及约瑟夫·考特（《抒情歌谣集》的出版商）的协助下，骚塞主持出版查特顿诗文全集，不仅提升了诗人查特顿的知名度，也了却了骚塞本人的一桩心愿。
左为柯勒律治，右为骚塞
继湖畔派而起的新一代浪漫诗人对查特顿也充满敬意。在他们的诗歌和散文中，浪漫派诗人将查特顿描绘成一个被毁弃的天才，充满悲情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仅将查特顿视为浪漫派的一员，更将其视为引领英国诗人回归诗歌传统的先驱。拜伦声称“从不自甘平庸”的查特顿可与华兹华斯和彭斯媲美，他们同样纯洁无瑕，“不落俗套”。雪莱在悼念济慈的长诗《阿多尼斯》（1821）中将查特顿和济慈相提并论，并将二人与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一道列为由于过早夭折而“未能成就声望”的文学天才。
在浪漫派诗人中，济慈对于查特顿可谓“心有戚戚焉”。《致查特顿》（1814）是济慈最早诗作之一。在该诗中，济慈描绘查特顿两眼“闪过天才和雄辩的光焰”，由此益发伤悼查特顿“悲惨的命运”。在诗歌结尾，济慈立誓，世上的好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定会保护查特顿身后的名誉，不让他遭受小人的无端诋毁。一八一七年，济慈将叙事长诗《恩底弥翁》题献给查特顿——该诗以“美的事物是一种永恒的愉悦”开头，随后又以近乎狂热的崇拜将查特顿置于“群星之中或者最高的天堂之上”，甚至尊奉他为除莎士比亚以外“最英国化的英国诗人”。一八一九年九月，在致好友约翰·哈密尔顿·雷诺兹的信札中，济慈写道：
不久后，他在一则日记中再次强调，
稍后的浪漫主义诗人继承了上述传统。在罗塞蒂看来，“济慈和柯勒律治对查特顿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罗塞蒂早年即为“查特顿粉”，后来有十四行诗题咏这位浪漫派先驱，誉之为“崇高的查特顿”。据好友凯恩在《回忆录》中记载，罗塞蒂宣称查特顿是
查特顿在生性浪漫、喜好猎奇的法国人中间备受推崇。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曾将这类诗人（包括波德莱尔、兰波以及他本人）统称为“被诅咒的诗人”——他们往往离群索居（阁楼、荒野、地下室），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质，并且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像查特顿一样，他们犹如流星划过夜空，在燃烧自我后，留下以最快速度写就的炽热诗篇。这些诗篇是诗人孤独心灵的呐喊，也是反映人类文明成就的经典——正如本·琼生在“第一对开本”卷首对莎士比亚的颂扬：
一八三五年，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剧作《查特顿》在巴黎上演，尽管他在该剧中提出的假说——贝克福德对查特顿作品的严厉批评驱使诗人愤而自杀——饱受诟病，但剧作本身却引发轰动，据说其盛况唯有上个世纪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差可比拟。无数文艺青年自视为天才查特顿，甚至模仿其自杀场景。其中最著名的是年轻的福楼拜：有一阵子他身怀匕首，以便随时效仿其偶像，追随查特顿于地下。
霍勒斯·沃波尔
二十年后，亨利·沃利斯的《查特顿之死》同样取得轰动效应——其实，当时画家没有给作品命名，只是在画框下方写下一句双行体：
耐人寻味的是，在画作中的阁楼一角，散落着一份报纸，仔细辨认，会发现这是十九世纪中期创办的《米德尔塞克斯记事报》——此时距查特顿离世已逾大半个世纪。或许画家在暗示：
不合时宜的诗人，或许正是时代最合宜的牺牲品。
杨靖（1969—），扬州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文明研究所所长。迄今出版专著5部，译著21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世界文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在《花城》《外国文艺》《西部》等刊物发表译作三十余篇，另有学术随笔一百五十余篇散见于《读书》《随笔》《书城》《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上海书评》。近著《葡萄为何愤怒》（2022）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日知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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