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比如写写我。我怎样一整天都苦干，到处奔波，忙前忙后，晚上才能休息。我过着正常的生活，我的一天也满是问题，也有不成功的事，当然也有快乐……就是普通的生活，你就写呗，哈哈哈！”
罗曼·谢恩钦作 侯玮红译
只好盖上被子，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去看了。闭目凝神。还有一个傍晚，接着是夜晚来临，之后明天就会像一只被打败的病狗一样缓缓爬来。怎么回事？即便是在这里，我也熬不到三个月就变得无法忍受。这不，只好盖上被子，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墙上是每屋必挂的俗艳的画，屋里是公家配备的家具，随处放置的几把需要时刻用手掌拍打的椅子，脏乎乎的糊墙纸，天花板上是落满尘土的蜘蛛网，窗外是一片灰暗昏沉的秋色。忧愁，它妨碍我入睡，倔强地摇晃着我，不知要把我推向何方。我掀被起身，却又钻进被窝。看来，房间里温度在零下，窗户缝里有冷风吹入，窗帘微微摆动着。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来此地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厌倦了那里。我以为会遇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人，希望在这里找到什么隐约猜测到的东西，找到一剂能够摆脱掉这永远的不适、苦闷与不知所措的良药。我不隐瞒，自己曾经对文学院抱有过分美好的想象。但现在我明白，我跌入了更加糟糕的狗屎堆，跌入了更深的泥潭。那里，在家里，我曾经被理想温暖，可以把许多事归咎于是陷入了外省的死胡同，大喊一声：“泥潭！”然后为自己的孤独和不幸而哭泣。但在这里，在这里我依然孤独和不幸。我无法写作，我心中涌出的只有愤怒和忧伤——我现在好像只会这些。没有钱，没有食物，哪里也不想去，可我是在莫斯科呀，两个月后我将从这里被赶走，因为我根本就没学习，无法通过考试，即将被开除。我要寻找目标，在生活的道路上慢慢前行。疲惫不堪，受尽摧残，充满恶意。怎么能既抱怨又充满幻想……
打开门，往走廊里看看。走廊上空无一人，电灯不亮了，这儿更冷。为什么我要看看？关上门，开始在房间里遛来遛去。烟盒里还有几只“一度音”牌香烟。抽上……不知道明天是否要买一盒新的……不，还是等等吧，暂时还可以忍耐。
几乎有一个星期没去玛丽娜和奥克桑娜那儿吃饭了，可能是因为还有可吃的东西。她们很善良，不会拒绝我在她们那里蹭饭。我们在一个班上学习写小说。玛丽娜来自中亚的什么地方，奥克桑娜来自伏尔加河流域，两个人都找到了工作：一个当家庭教师，给一个小男孩辅导英语，另一个在一家小报的编辑部处理信件。
奥克桑娜坐在桌边写东西，玛丽娜在切面包。锅里散发着诱人的煎土豆的味道，旁边放着熏鲭鱼。是的，我来得正是时候。
“晚上好，姑娘们！”我说道。
她们回答：“你好！你好！”并请我吃饭。
是的，煎土豆和鱼，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吗？……姑娘们看起来都很疲倦，说实话，我也如此。但出于礼貌我问道：
“今天过得怎样？”
“正常吧，”玛丽娜答道，“你呢？”
“嗯，无聊，孤独……”
没什么可说的了。关于文学我们在最初相识的几周里已经谈得够多了，还互相读了各自的作品，争论了争论，一切都搞清楚了，现在只有日子——这种被叫做生活的东西……这不，玛丽娜记起今天语言学概论讲座时发生的可笑事，开始模仿老师的样子，终于逗笑了奥克桑娜，我也跟着嘿嘿笑了两下……
好，吃完了，现在可以回自己的老巢满足地吸上一支烟。胃里饱了就不怕迎接夜晚的到来了。
“写什么呢，奥克桑娜？”
“啊，试着……”
“可以读一下吗？”
“写完再说吧。”
女作家们……这样到五年级她们就学会了写作一些可以让人忍受的作品，然后得到证书，成为职业作家。职业作家又怎样？“文学工作者”。
在走廊里我遇到安德烈。开始我挺高兴，接着就害怕了，要知道一碰上安德烈——就会引起一场格格不入的谈话，争吵，剑拔弩张……
“啊，安德烈，你从哪儿来？”
互相握手，又摇了几下。我们来到我的房门口。
“进来坐坐吧，这是我的住处。”
我和安德烈十年级后一同去往列宁格勒，他留在那里，现在二十四岁就成了最重要的鞋商之一，拥有三居室住房、昂贵的汽车、自己的商场和库房。他从学校的小流氓安德留尼变成了一个体面的男人，深知自己的价值，精明强干，兜里揣着软软的钱包。他过去可能连数数都数不利落，现在却掌管着百万资产，监管着收入与支出，分析杂项的开支，凭借某种灵敏的嗅觉判断能有收益后，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
我打开灯，灯光稍微减弱了房间的简陋感，我从塑料瓶里往罐里倒了些水，放入煮水器。
“你一个人住吗？”安德烈问道，随手把“公文包”放在旧沙发上，沙发因为我的同屋丹尼斯多日不在而没有盖上。
“和一个小伙子同住，不过现在他很少来。”
安德烈略带不屑地环顾四周。说实话，他刺痛了我。在他旁边我更加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自信的、知道应该怎样生活的人。
“他上哪儿去了？”
“在大学里当护院工，然后去找姑娘，在她那里过夜。”
“你不工作吗？”
我“哼”了一声：
“我光学习就够了。”
“钱呢？”
“奖学金有七万，父母……”
“明白了，”他的语气像个侦查员，而我们的谈话更像是一场审讯。
我想让他转移话题。
“你在莫斯科呆多久？坐吧，安德烈，别站着……茶马上就好。”
“早晨四点的飞机去华沙，”他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摊开四肢坐下，又跷起二郎腿，“还得去个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冷？”
“这是个把角的房间，暖气刚刚有点热乎，当然窗户也没有封上，有风钻进来……有个取暖器，可是好像哪个地方开焊了……”我也坐下来，“最近怎么样？发达了？”
“慢慢发展吧，”安德烈点点头，“还租着一个仓库。雇了个会计，我自己已经没法胜任了。”
“真为你高兴。瞧，欣赏一下这台机器吧，”我指了指立在桌上的打字机，“‘三星’牌的，谢谢你！”
“多少钱？”
“六百六十。在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买的，一年保修期。里面有一条专门的带子，如果字母或者词语打错了，可以修改。”
“噢，”安德烈笑了一下，“你正好需要这条带子。”
为了这台机器，我十月初去彼得堡找安德烈借钱。他作为老朋友当然给了。他总体上赞许我考文学院，尽管好像不相信我会去学习。我也想：我不会在这里呆太久的……水开了，我把茶倒入杯中。
“写什么新东西了？”
“当然有了，”我尽量回答得昂扬一些，“写了几个短篇，现在开始写中篇。”
“关于什么？”
“中篇？取材于一个工人的生活，写他的一天。”
“明白了，”安德烈又环视了一下房间，“拿你的取暖器出来看看吧，这里实在冷得不行。”
我从沙发底下拖出那个被我当做取暖器的电炉子。安德烈仔细查看着。
“有螺丝刀吗？”
“没有。”
“那就直接连吧。”
他干起活来就像个真正的电工，我抽着烟看着。修完电线后，安德烈问：
“放哪里？”
我指了指餐桌下面。
“可得小心点，别碰着，容易短路。现在插上电源吧。”
我把插销插入插座，电阻丝慢慢变红了。
“好了，”安德烈满意地喝了一口茶，“这种事五分钟就干完，你自己就行，又不是小孩子……你写的这篇东西我带来了，”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纸夹子，放在打字机旁边，“给……”
“看完了？”
“看完了，”他顿了顿，“指望这个我可赚不上钱。”
“嗯……你自己建议我出个什么……小册子……”
“你骗我，”安德烈声明道，同时用手在脸前挥来挥去，令我明白他对我抽烟所散发出的难闻气味厌恶透顶，我顺从地熄灭了烟。
“我怎么骗你了？”
现在他开始给我解释一切。他指出我们每次见面时我的状态，过得根本不像个样子；他批评我走路时鞋拖着地，饭前不洗手，喝生水，不按时刮胡子。他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生气，他只是希望改变我：那些从泥潭里挣脱出来的人通常都把紧接着救出自己身边的人视为己任。这不，是轮到安德烈教给我该写什么的时候了。
“你说你要写真实，而实际上……”他还没有准备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他需要我的反馈，于是我答道：
“怎么了？就是写生活，实实在在地写……”
“实实在在地写，”安德烈点点头，“但不是真实。生活的真实不是这样的。生活中有好有坏，而且都是掺和在一起的，而在你那里都涂成了一个颜色，”他耸了耸肩，“可能写得有才气，我对这种事没有特别研究，但我自己不爱读你的东西，有时简直很厌烦。简单点说，我觉得应该写别的内容。”
“什么？”
“平常的，有意思的……”他用了一个巧妙的词，“客观。知道吗？人们本来对这样的生活就够厌恶的了，你还让他们读这些……他们在你的作品里看到了什么？他们对这些东西本来就够够的了。我认为……我不知道你们学院那里都讲些什么，但文学的任务，如果它有任务的话，不在于这些事情……不在于你的那些东西。”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
“你到底让我写什么你才喜欢？”
“不知道，”他没有发现我的揶揄，“不知道，你是作家，好好想想吧。”
我不想争论，尤其是和安德烈。争吵并不难，可安德烈是最后一个我可以向他求助和借钱的人。我已经好几次都挣扎着想要给他发电报，但都拖延到了最最穷困的时候。
“那如果我没看到什么好东西呢？不，看到了，但我讨厌这些，因为这也是真实的谎言。自己娱乐自己，好让自己别发疯。你发现现在有多少个节日了吗？找个理由就开音乐会，就搞群众游园会，放礼炮，这些都是为了掩盖这个……”我皱着眉头不再说下去。
“谁也没想让你写那些节日。写生活，写正常的生活。比方说，”安德烈不好意思地差点把话咽回去，“比如写写我。我怎样一整天都苦干，到处奔波，忙前忙后，晚上才能休息。我过着正常的生活，我的一天也满是问题，也有不成功的事，当然也有快乐……就是普通的生活，你就写呗，哈哈哈！”他大笑起来，以掩饰自己的厚脸皮，“就写我吧，你已经对我的生活看了一个月了，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吧。现在就写。客观些。”
我回答得很诚恳，也许，并不诚恳：
“你的生活没意思……”
我们什么不能干呢——最容易的就是反对别人。像安德烈那样生活，做他所做的事，我没有那样的精力和头脑。所以只能说，他的生活之于我是枯燥乏味和无法接受的。
“我不这么认为，”安德烈的声音平静下来，也变得干巴巴的，“我不认为我的生活枯燥乏味……好吧，就算是枯燥乏味吧，可这就是生活。我觉得自己是个人。而你那些短篇和中篇里写的是什么？坐在个什么脏水坑里，周围都是泔水，探出身子喊道：‘哎呀，多么可恶的世界！’——然后又回到脏水坑里去了。写的都是些酒鬼，淫妇，疯子。是的，是有脏水坑，没有也不行，但也有别的呀。”
他论证得多好！
“我知道，罗曼，”他略微沉吟后，缓和一下语调接着说，“你不是特别欣赏我和我的生活，但对不起，你需要打字机，你找到我，拿了钱，可是看到我怎么赚钱却又瞧不起。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为什么要赚钱：想像个人那样生活。我希望自己拥有好地段的好房子，拥有汽车，希望自己穿戴得不至于为自己感到羞耻。原来我也不理解，可现在我不理解的是你怎么能这样，”安德烈目光环视了一下房间又停留在我的身上，“怎么能这样生活。敞开了说，对于我来讲这不是生活。还记得吗，你笑我把自己的商场叫做‘丹尼洛夫’？是的，我希望人们知道这个姓，知道一个姓丹尼洛夫名安德烈的人拥有最棒的最值得信赖的鞋子。”
我“哼”了一声：
“要是你自己也制造的话……”
“会有那么一天的，”他自信地说，“现在只是开始。”
“哦……”
沉默了一会儿，我开始倒茶。安德烈不能不注意到我蓬乱的头发。
“又这么长了，不好看。你也不在镜子里看看自己？”
“不看。”
他皱皱眉。
“你怎么把自己搞得像个混混？二十五岁的人了还这样，已经不可笑了。你要是这个样子到彼得堡，我跟你说——我非把你揍扁不可。”
“如果我喜欢这个……形象……你不是有个股东头发也够长的嘛。”
“鲍里斯吗？他脑袋上有个瘤，他是为了盖住它。”
“我怎么没有个瘤呢？”我遗憾地叹口气，“再加些茶吗？”
“不喝了，”安德烈看了看表，“该走了，上飞机前的事情也排满了。”
我出于礼貌邀请道：
“再坐坐吧，聊聊……”
“还说什么呢？你装傻或者是把别人当傻瓜……你倒是给我说说，你认为应当怎样生活，啊？”安德烈等着我答话，但没等到，就问：“你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作家？”他自问自答：“不是，你的同屋就不是神经病——他有工作，还找了个莫斯科姑娘。他和莫斯科姑娘住在一起吗？”
“好像是……”
“那你找到什么人了？比如你对谁……”
“是这样，”我打断他，递上一支烟，“来过一个女诗人，但很快就不来了……”
“为什么？”
“和我在一起没意思……你说得对……可怎么改变呢？我无能为力……”我吸上烟，“我也感觉到了……那怎么办呢？”
“我给过你建议。”安德烈夏天时曾经建议我留在彼得堡，搬到他备用的一居室里，找个工作。“从戒烟开始振作起来，尤其对你有益的事……听着，等我走了你再吸烟。透不过气来。”
我把没抽几口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摁灭。安德烈查看着我的烟盒。
“‘一度音’牌……还记得上学时他们怎么收拾你吗？他们做得对，应该更狠点，让你接受教训，”他把烟盒扔到桌边，站了起来，“过去在希腊，好像是所有身体有缺陷的人、傻子等都在婴儿时就被消灭掉，使他们免于痛苦，也不要给别人带来痛苦。应当保留这种传统。”
“嗯，嗯，”我点着头，“应当这样，不能斗争——就死去吧。”
“好了，去你的吧……就这么着，写作或者去我那里，我帮你，随你吧，但我建议你戒掉烟瘾。你还喝酒吧，没正经的家伙？”
“很少……没钱。”
我也站起身，发现本来比我矮五厘米的安德烈看起来却比我高。他的眼睛好像在从高处俯视我。
“一点也没有了？”他指的是钱。
“快发助学金了，”我灰心丧气地回答，可能是回答得太丧气了，以至于安德烈迅速从兜里掏出了钱包。
“给你一百。给女诗人买块巧克力。但要是你拿去喝酒，被我知道了，我会专门赶过来的。明白吗？”接着又神神秘秘地眯缝起眼睛，问了个男人关心的问题，“她可爱吗？”
“可爱，十七岁，”我一边回答一边把钱塞入桌子抽屉里，谢道，“你可救了我，安德烈，谢谢了！”
来到走廊，乘电梯下到一层。
“有这么个事：我决定在你们这里建个基地，”安德烈和我交流他的计划，“你知道‘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斯基’市场吗？需要和人讨论讨论……”
一分钟后我们即将告别，也不知何时再见。我们之间重又燃起已经熄灭的旧日友谊的火花。
“好了，罗姆卡，做你的事吧。想写就写，你要是写出《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东西，我给你出，没二话！”告别时他拍了拍我的肩，“再见！”
“怎么，你读过《静静的顿河》？”
“那当然！那才是真正的书，关于生活、关于人的书。人是千差万别的，他们的生活也就各不相同，还有环境。不要对一切都从一个角度看待。而你总是写同样的东西，从同样的角度……客观地写！”
他从保安那里拿了护照，就上路了。
是的，现在我们的生活相去甚远。十七岁时一切都简单得多：逃票混入音乐会，追女孩儿，在街上闲逛。现在成人生活开始了，需要好好去规划。可我不想摆脱平凡和贫穷，我甚至为自己的渺小而高兴。在西伯利亚过了五年百无聊赖的生活之后，我今年夏天第一次去彼得堡。我找到了安德烈，他高兴地领我去夜总会。为了让我觉得自在，他给我五十美元作花销。当他在那里打台球、喝矿泉水、跳舞的时候，我遍尝各种鸡尾酒、潘趣酒、甜酒、白兰地，最后喝得趴在那里，又从并不舒服的高高的圆凳上摔了下来。而我觉得很满足……
见鬼，我怎么把钱放在桌子上，而没有带在身上呢。要不我现在就可以奔向售货亭买瓶酒。忍到明天吧，明天早上我不去学院了……
未来的文学家们在小体育馆里打着乒乓球，在训练器上晃动着发达的肌肉。他们兴致勃勃，争论着分数，奋力来一个巧妙的发球，呼呼喘着粗气，把杠铃举到胸前。体育运动使人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变得强壮。他们在锻炼。赢一局——跑去写一首对生活充满乐观精神的小诗。输了——也别失望，同样可以写出乐观的东西。人可以做到一切，人可以战胜一切，他自己建设自己的生活。重要的是——强大起来！
不用为明天担忧了。可以抽到“阿波罗联盟”牌香烟，做一个鸡腿意大利面，再买些糖和咖啡。拿瓶酒静静地坐着想想。先这么过着。接下来就要发助学金，然后还有父母寄来的汇款……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把烟灰缸里那支烟拿出来重新抽上，又喝了一口已经变冷的茶水。炉子也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房间里明显暖和了，空气里弥漫着安德烈身上那种除臭香水的味道。心情也好了很多。我和安德烈很少见面，他不会拒绝我的。只要别和他对着干，别铤而走险，哪怕是做出竭力尽力听从他的样子……
有人敲门。
“进来，门开着呢！”我喊道。
进来的是莲娜，就是我和安德烈提起的那个女诗人。她几乎每个晚上都来，我们试图讨论讨论，可总是不那么成功。她可能是干自己的事干烦了，她想静静地坐会儿，而我的房间对她再合适不过了。我掐灭香烟。莲娜受不了烟味。
“呵，你的炉子修好了！”她发现了，“暖和了。”她坐到沙发上。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她不怕冷场，一言不发。我只好开口：
“今天过得怎么样？”
莲娜耸耸肩：
“一般吧……”
我想抱怨抱怨安德烈，挖苦挖苦他，说说自己的委屈和慌乱。莲娜一定会同情我的，而我喜欢被同情。
“……他想自己花钱给我出书，读过后又还给我了。他说不适合出版，不能给人带来愉快……”
莲娜用手掌轻抚我的头发，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一种夹杂着吸引与倦意的亲切感浸润了我，我打开所有的门窗放入这种感受。让它漫延吧，如果能使我沉重的身心放松下来。我哀求莲娜：
“莲，什么时候你给我画幅太阳？”
“会给你画的，”她应道，“我们把它挂在这儿，你的床上方。这里就会变得温暖和明亮，你就会融化和微笑了。”
“谢谢，”我喃喃低语，把头放在她的肩上。这几分钟真是幸福，是生活中最好的几分钟。但我怎么会发出叹气声和哼哼声？我怎么还来得及疲倦呢？永远疲倦吗？
“罗曼，我觉得你好像从来没笑过。你的脸长得就是这样：好像你受了欺侮，眼看就要哭出来。”
“谁也没有欺侮我，可能是我自己的事……像我这样的人在斯巴达早就被从山岩上扔下去了，而现在的社会更人道一些。白白地……”
今天我们聊了些东西，可能是找到了话题……
“在我的整个生命，也就是将近二十五年里，我只有半年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在工厂工作，制造家用炉灶……但那是体力劳动，很难干。”哀怨声渐渐轻些了……“我是个无用的人，我的呼吸都有毒，谁看到我都会心情变糟。你能想象吗，莲，我却为此高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不再相信：生活——是个可恶的玩意儿。”
“生活并不可恶，罗曼。只是需要学会看待它。可你不喜欢也不去尝试……”
“是的，不想尝试，”我表示同意，“这里的伏特加便宜——这就好。”
“别喝酒，”莲娜请求道，“我要是看到你喝醉了……你不能喝酒……这不是出路，罗曼。”
“没剩下什么东西，”我的声音里满是怀才不遇的痛苦，“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莲娜又一次抚摸我的脑袋。
“想不想我给你读首诗？只是你不要笑话我……”
她顿了一下，调整好情绪，可能是有些紧张。但她非常希望我能听听……接着她平静地、温柔地开始朗诵起来，带点那种浪漫女孩有时会产生的忧伤情绪：
有人对我说：“我爱你！”可我恐惧：
怕我又一次被灼伤，
灼伤后又是疼痛。
够了，就这样我已满足……
我坐着，带着一副沉思的表情盯着挂在墙上的手巾。它们早就该洗了……爱情，是吗？融化在爱情里。唤起自己爱的感觉，你就融化了。互相凝视，感觉不到周围世界的存在。要想幸福是多么容易！周围是陌生的残酷的环境，那里充满了敌人、恶魔、陷阱、危险，所有人都在寻求拯救，寻求朋友。但是不，应当战胜恐惧，成为孤独和自由的人。
“好，一首很能打动人的小诗……过去我也写过诗歌。比如，”我长出一口气后，开始拉长声调讲述：
在一座新建小区的宿舍里，
住着一位叫做娜塔什卡的少女。
白天她去工厂上班，
晚上啜饮麦子酿成的酒。
她只有十九岁，
但她早已对一切都兴趣全无，
对一切都不再相信，
对任何人也不再拥抱。
下面还有，这首诗很长……这是一首歌曲，早在我在列宁格勒学做抹灰工的时候就已写成。是七年以前……
“很忧郁，”莲娜回应道，接着沉默了。
她长时间地沉默，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此刻她的存在已经不那么令人愉快了。想一个人呆着，钻进被窝，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等待明天。一个人呆着。那时还有机会不错过真实。真实——就是心无旁鹜，就是无须欺骗。
“别人给我送了件衬衫，”莲娜慌乱起来，“橙色的。我想买条这种颜色的仔裤搭配。我找遍了商店、市场，甚至连中心仓库都去了。最后他们告诉我，根本就没有这种颜色的仔裤。有胡萝卜色的，但不相配……”
“如今又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我说，“文学回归到它总体上开始的地方。但批判现实主义流于表面而不会长久，果戈理已经明白了这点就放弃了……我们也不准备走下去。从观察到分析还有很长的路……”
莲娜站起身。
“再见，罗曼。晚安！别太难过，好吗？”
剩下我一个人了。心里空落落的，我静静地呆着，简直都冷透了。此时此刻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就如安德烈和成百上千与他类似的人那样知道自己的价值。我骄傲，为自己的微不足道、贫弱无力和优柔寡断而骄傲，我不反对自己一次次受到侮辱，我可以无休止地胡扯、抱怨，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明亮的愉快：我骄傲，我终究比他们强大。我强于安德烈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成功的、纯粹的大众男人形象；据说他很能干，他还会做更多的事，如果他不放弃努力，如果他不从自己现在正站着的路上退却，准确点说是走着。我还骄傲于自己比莲娜强：她需要温暖、爱情、温柔，而我在她面前倾倒的都是臭不可闻的下水道的沉渣，用自己来使她相信，其他一切都是如此。但我是正确的，他们都在掩盖，在粉饰，渐渐对自己外壳下面的渣滓、自己已经习惯的、略带甜头的、必不可少的腐烂物质失去感觉……我站在这间陋室中间，身上裹紧盖着公章的脏污的被子，我无声地笑着，摇晃着拳头。这就是它，真实——做一个不可战胜、不怕攻击、洁白无瑕的人，像幽灵一样。试着触痛他们的要害！他们脆弱不堪，他们千疮百孔！他们会大叫一声，龇牙咧嘴，会跳起来挣脱锁链去报复！……而我一无所有。我又拥有很多，不怕被夺走一切。我永不厌倦重复，不厌倦写作，抽空脱身吐口唾沫再坐下。我欣赏，我享受，我不奢望更多，不想和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不，我不会去谩骂、撕咬、斗争，保护作为人的权利——那些你们想象出来的权利。做你们的法则、传统和道德标准框架内的人。嘿嘿！我的同屋丹尼斯快达到了，他在努力奋斗着，就要达到了。看着吧——他会的，他会结婚，会成为享有那些权利的人。他会按照规定上完大学，在编辑部工作，发些文章，开会。嘿嘿！名望，工作，使命，尊敬，领带。而我继续走自己的路——不可战胜，卑躬屈膝，但握紧拳头，无比坚定。我没有束缚。我接好炉子上的电阻丝，有火花。我证明给他们看……库房，鞋子，波兰，商场，爱情，离地铁两步路的房子，赢一场乒乓球赛，肌肉，有暖气的房间，墨西哥饰物，读别人信件时的眼泪，餐厅聚会，英语，第七卷诗集，慷慨赴死的恐怖主义者，劳动一天后的夜晚，未虚度的白天之后的甜梦。哦，哦，哦！这些我都不需要！这些都无所谓！我躲到一边，摆出一个下流的姿势，我做出样子，让他们看看我是多么不需要这些。看，这就是我的真实。我纯粹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真实。这是不带幻想、不带泡影、不带应对生活中意外炮轰的急救避难所的真实。我没什么好躲藏的：有越多的弹片穿透我，我就越能得到更大的满足，我明白的就越多。我对你们的挣扎报以嘲笑！家庭！孩子！责任！八小时工作日。所得税。私有财产。集体的、社会的，个人的。一个巨大的球状蚂蚁窝，里面所有的蚂蚁都单独呆着。一个蜂巢，里面的黄蜂互相叮咬。这就是你们的体系，你们的原则，你们的传统，而我，我——身在其外。我是个低能儿——我不懂你们，我的生身父母，我的老师，我的培养者，呵斥教育我走好路的父亲的皮带。不，我不想要任何东西，任何人，我不想抓住一块甜东西就送入口中。是的，我是众多落入便盆的青蛙中的一只，但与其他青蛙不同的是，我坚信：吵吵嚷嚷无济于事，最好是照常吃喝，落到盆底。吵嚷救不了你，吵嚷徒增痛苦，毫无益处……哈哈！这个没精打采的夜晚就这样结束了，与别人的心愿、渴望、幻想相冲突！我的笑声压过了一切。诅咒，还是诅咒，从我的口中虽然无力却源源不断地涌出……贫困把你们变成了贪婪的、牙齿锋利的危险动物。缺少了富足安康，缺少了闹钟、存钱罐、汽车、家庭收支计划，缺少了掩盖疲倦和委屈、在极力挤出的微笑后藏着三十二颗假牙的你们的面具。
好了，快点坐到桌边、坐到我忠实的工作台旁边吧！写作……笔，学生用的笔记本……年级……写上：
“只好盖上被子，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去看了。闭目凝神。还有一个傍晚，接着是夜晚来临，之后明天就会像一只被打败的病狗一样缓缓爬来……”
罗曼·谢恩钦（Роман ВалерьевиЧ СенЧин，1971— ），生于克孜勒市，曾在列宁格勒建筑技术学校、克孜勒师范学院学习，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做过装配工、门卫，从2001年在高尔基文学院主办小说进修班学习。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雅典之夜》（2001）。获得过《旗》杂志、《文学的俄罗斯报》等刊物的奖项。他是俄罗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主张直接描写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开始真正的虚构，我将把它视为废品。”他的作品常常白描当代青年肮脏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色彩。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0年第3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李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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