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身体的衰败确实会让万事成空，化为遗憾。一种近乎耻辱和羞愧的感觉涌上心头，像是在透过门锁偷偷窥伺别人的隐私，他再也不想抬头去看包厢里的老人。普雷的肖邦听起来寡淡无味，处理得大错特错，胆怯不定，要不是座位太显眼，托雷斯早就提前退场了。
塞尔西奥·皮托尔作 陈皓译
她打开手提袋，掏出面霜、蓝色真丝睡衣（这是妹妹贝雅特丽斯从印度买来送她的，贴在皮肤上舒服极了）、平底拖鞋和安眠药瓶。杂志就在这时候掉落到脚下（她一直以为自己把它锁进了黑色行李箱里），再度扰乱她入睡前已经平复的心境。她又想起早晨那桩巧事来。当时，她正几次三番地向贝雅特丽斯解释，自己的婚姻是一场内耗，基耶尔莫也这么想。她还坚持说，分居期间，他们两人都感受到独处带来的适度快乐。话音未落，妹夫就把杂志递到她手上，里面登载的那篇《梅菲斯托圆舞曲》倒像是间接印证了自己刚才说的话，她却整整一天都无法对此释怀。
她原本打算从从容容回到家，洗个澡，吃完早饭，稍事休息再来读这个故事。可现在，杂志就在手上，叫人如何拒绝？于是，她把头发梳顺，换上最喜欢的蓝色睡衣，服下安眠药，躺在火车卧铺上读了起来。咣当刺耳的车轮声里，她又一次听到基耶尔莫的声音，连同他说话的节奏和措辞，他的喘息，甚至能感觉到他抽烟时吞云吐雾的停顿。这样与对方重逢，她不只是心烦，还感到深不可测的痛苦。一股交杂着愤懑和怨恨的怒火油然而生，她隐约意识到，只要抓住这酸涩的感觉，就可以摆脱痛苦。于是，她又一次告诉自己，要拿出平常心对待这个故事，就像对待丈夫以前的作品一样——每次都是由她经手交送编辑部。她甚至想起两人婚前的交往，她总爱回忆那段时光：两个乐癫癫的哲学系学生，他写的任何文字，只要她还没看过、没评论过、没讨论过，他就从来不会擅自拿去发表。没错，可能他在维也纳同样得出了自己当天早上极力向妹妹证明的结论，不声不响地发表这篇《梅菲斯托圆舞曲》就是要向她宣布这个结论。“是挑衅吗？也许不是，他只是在委婉地提醒她，两人之间的关系变了。”
过去一周她都在维拉克鲁斯【墨西哥地名】，住在妹妹家。此刻，一周来她反复控诉的伤心事（妹妹觉得全是鸡毛蒜皮）又涌上心头。故事读到第二遍，她越发崩溃，丈夫的字里行间潜藏着某些东西，那是他围绕一连串戏剧性十足的微型内核做出的终极思考。这些内核沿着各自的法则结成晶体，最后出炉成型的，不过是一些短小的故事，总也难逃世纪末颓废主义极尽狰狞的俗套，只顾贪婪地追求华而不实的元素，比如：死于疯癫的婀娜美人，宗教献祭般的毒药，诱人犯罪的音乐等等。就这样，她像是偶然瞥见了一部真实戏剧的后记，基耶尔莫在故事里体现出的思考，准确无误地证实了他压根儿不在乎她所笃信的现实。她明白了，自己没法说服贝雅特丽斯，是因为没有想透，或者说——承认了吧——不愿意想透。她害怕面对自己解释不了的境况，活该被扣上混乱、刁蛮、浅薄的大帽子。也许妹妹是对的，一口咬定他们夫妻之间唯一的问题，就是年纪大了，不能再把每一天都当作游戏、当作精彩绝伦的冒险。她早就顺理成章接受了这个现实，基耶尔莫却始终负隅顽抗。
丈夫身上的那些优点，十五年前深深吸引过她，如今却只徒增烦恼。他的教授年假接近尾声，她越发心神不宁，害怕他回来。她开始一遍遍告诉自己，分居是对的。可是等真的分居了，她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害怕丈夫始终追求的那种永远激昂的生活方式，原来自己早已被这种生活方式折磨得身心俱疲（而发现了这一点，她既不感到痛苦也不觉得疲惫）。只要基耶尔莫在身边，她就无法像独处时那么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这次她只用半年就写完了关于奥古斯汀·拉佐的专著。要是丈夫在家，完全不敢想自己得花多久才能写完这本书！）基耶尔莫没在任何一封信里提及他写了这个故事，也许——想到这里她突然不寒而栗——这说明对方早已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两人的关系并非像她想的那样尚在离婚的门槛外徘徊，而是早就无可救药、非离不可了。跟妹妹探讨自己可能离婚是一回事，直面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她感觉心脏突然加速地狂跳不止，只得从铺位上爬起来，又吞了一片安眠药。真丢人！哪怕相隔万里重洋，基耶尔莫还是可以搅得她心惊肉跳。无论十五年，十七年，还是二十年，事情的发展总是如出一辙：他的要求从不明说却无穷无尽，制造出紧张和压力，却只能让她在种种假设中寻找缘由，而她因为不知错在何处总是体会到长久的沮丧。
基耶尔莫习惯给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标上日期。所以她一眼看到这个故事写在八个月前，也就是他刚刚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的时候。是的，她无比确定，关于这个故事，他一句都没在给她的信中提过。她甚至想都想不到，丈夫除了涉及施尼茨勒的论文（他经常在信里提起）还会对别的东西感兴趣。他在最近某封来信中兴致勃勃地提到一篇关于卡萨诺瓦的文章，并坚持说，她读过后一定会改变对此人的成见（她对卡萨诺瓦这个作家几乎一无所知），也不会继续责备他没把霍夫曼斯塔尔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对于霍夫曼斯塔尔，她只知道几部歌剧剧本，其余一无所知。她断定此人的作品比卡萨诺瓦更有吸引力，是依据自己源源不断读到的学术参考资料，比如霍夫曼斯塔尔与斯特劳斯合写的文章，还有布洛赫、库尔提乌斯以及托马斯·曼写的文章。）
基耶尔莫曾在信中提到过一场音乐会。她一眼断定那正是这篇故事发生的背景。她记忆犹新，因为他在信中一再夸赞大卫·迪福，当年夫妻两人曾经在巴黎听过这位年轻才俊的表演，现在他已经是公认的天才音乐家了。不过，在她心中，那个男孩子的美貌远比才华更令人印象深刻。
两人婚后在巴黎听的那场音乐会，出现在基耶尔莫的故事里看似偶然（她翻开杂志，找到了想找的那一段，终于畅快地吐出一口气），但这微不足道的信号总算让遭受打击的她重拾一点受尊重的感觉。故事的叙述者（为了营造作者本人与笔下故事的距离感，基耶尔莫杜撰了一个叙述者，和他一样是个暂住维也纳的墨西哥人）提到自己第一次去听迪福的音乐会时，妻子（没错，是她，就是此刻躺在从维拉克鲁斯开往墨西哥城的卧铺车厢里读文学杂志的她）看着钢琴家起身谢幕时汗涔涔的鬓角说，那小伙子从两鬓一路流到面颊的汗水，让她想起刚做完爱的年轻牧神大汗淋漓的脸庞……读到这里，她几乎肯定自己当时没说过这句话。
完全确认了音乐会的事情，她又一次从头读起。这次总算可以欣赏某些句子的美感，理清线索，并觉察到，一如基耶尔莫的所有其他故事，以上那桩轶事不过纯粹是个借口，用来串联和思考，阐释叙事行为本身对于他的意义。在他早期创作的几个短篇故事里，情节的串联更加随心所欲，一系列形象、事件经常隐秘地缝合在一起，只有读到深处，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到了后期作品，时间线发展得更为缓慢，空间更加宽广，情节推进宛如流水蜿蜒向前，不难看出他在刻意效仿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钟爱的几位德语区（尤其是奥地利）作家。最近几年他只写散文了，所以眼前的故事完全出乎她意料。
她对基耶尔莫的任何作品都不会只读一遍就作罢。她自认为在丈夫面前必须化身魔鬼派来的中间人，去挑错，去找矛盾，去发现他平铺直叙的文字中过于绵软冗长的地方，所以，他就像爱读者一样爱她。比如，如果换她写，她一定会淡化掉某部作品中某个加泰罗尼亚女人的形象。她觉得丈夫花了太多笔墨写凹凸有致的曲线和圆润丰腴的体态，把那个女人写得过于丰满，两瓣屁股像双耳细颈瓶，一对乳房像重度巴洛克风格建筑上的怪面装饰。丈夫写女人的时候一味痴迷锦缎、天鹅绒和花边，她属实不满。有一次，她实在看得不耐烦了，忍不住高声呵斥他是“维罗纳风”，她觉得对方这么写是在向自己宣战，挑衅她的短发、她小小的乳房、她扁平的臀部和她直快的穿衣风格。
她眼下在读的这个故事恐怕不会成为经典，写到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却戛然而止。丈夫妄自舍弃了发生在老人和钢琴家之间的故事线，余下的这一串近乎戏仿的杜撰，怎能与那出真正的戏剧相提并论？小说的开篇是一则报道，某位著名音乐家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最大的演出厅举办独奏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包括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和《梅菲斯托圆舞曲》，下半场全部是肖邦的练习曲。从叙述者对李斯特奏鸣曲的描述看，基耶尔莫要么是借鉴了曲目单上的信息，要么是参考了某部音乐科普著作，或者某本李斯特传记中的片段。说起来难以置信，丈夫对音乐一窍不通，连最简单的和弦都听不出来。他每年都定期和她一起去听音乐会，而且真的乐在其中（这并非臆想，她坚信他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但无论去得多么勤，无论多么喜欢，他耳朵的鉴赏力都始终未能提高半分。他们在罗马听过里赫特【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1915—1997），德裔钢琴家】演奏舒曼的《狂欢节》，门票是她母亲的一位朋友送的，说起来堪称奇迹，那位女士路过罗马，动用了半个地球的人脉，用堪比黄金的高价买到三张票，却在最后一刻因为更想去看自己喜欢的某位女演员（据这位女士的丈夫的秘书说，两人的外貌相像得惊人）拍的电影而改了主意。夫妻两人跟伊格纳西奥一起听了那场演奏会。结婚这么多年，她少有地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时基耶尔莫正装出一副专家派头夸夸其谈，说什么虽然台下那群暴发户掌声热烈，但是里赫特完全误解了舒曼，用演奏军乐的方式来处理《狂欢节》，把它当成进行曲，德国的浪漫主义可不是这样的，舒曼的旋律里蕴藏着无尽的内心情感，这位钢琴家却丝毫未能把握到。她当时还没有从演奏会带来的震撼中缓过神，禁不住脱口而出：“闭嘴吧，基耶尔莫，别再说傻话了。”她这句抢白说得他又怨愤又郁闷。伊格纳西奥把他们送到第十三区的一家小餐馆，他始终沉默着，一言不发。此番境况在两人的相处中并不常见。通常都是她抛出话题并率先说出第一句关键的话，他随即顺势跟上话题，发表一串堪称精彩的思考。每当他走进书房，碰到她正在听唱片，都会很开心。他总是急切地问这是什么曲子。如果她听的恰巧是某首名曲，他要是承认自己从没听过会十分丢脸（事实上，除了《波罗乃兹》《皇帝圆舞曲》、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之外，其他曲子他一概听不出来），她就会用最平常不过的语调，一边埋头在打字机或者堆积如山的书籍里干自己的事情，一边眼皮抬也不抬地回答：“当然是塞萨尔·弗兰克的《第一交响曲》！”或者：“是你最喜欢的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他就会装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听上一阵，嘴里小声哼唱着某个短小乐句，直到终于辨认出整首曲子，继而心满意足地听下去，对于自己偶然认出的片段，更是听得津津有味。此刻，她一边回想往事，一边读他在故事里评价结构复杂的《B小调奏鸣曲》：“这首作品在当时饱受争议，连舒曼都对它憎恶不已，在现代学者眼中，它却是那个时代钢琴音乐最杰出的里程碑。”读到这里，她整个人焕发出美妙的状态，同时，也思念起不在场的那个人。
故事里的叙述者，一个年轻的墨西哥作家，去听了那场独奏音乐会。作家在故事里的名字叫马努埃尔·托雷斯，钢琴家也不叫迪福，而叫古特·普雷。也不知是托了谁的福，托雷斯坐到了第一排离钢琴最近的位子上。金碧辉煌的大厅，正襟危坐的观众，以及音乐带来的那种宗教般的震撼，都让他印象深刻，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演奏者：那个年轻人好像与钢琴有着近乎母子般的血缘关系，乐手与乐器天衣无缝的配合，加上钢琴发出的声音，简直让人疑心这位钢琴家并非凡人。托雷斯在曲目单空白处写了几笔，心里觉得这些笔记将来或许会派上用场。他一直有记笔记的癖好，各式各样的纸都可以，比如餐厅菜单和付款单据，只不过，记完了，毫无例外不出几天、几小时甚至刚离开记笔记的地方，那张纸就扔掉了。这一天，托雷斯记下了钢琴家身上遗世独立的疏离感和磁石般的吸引力，控制得当的动作，绷紧的下颌，他的侧脸线条，从高耸的颧骨，一路下降到嘴巴，隐没不见，又从残忍的细薄嘴唇里复现。普雷的样貌像一只猎犬，又有点像猫。没错，既是一只猎犬，又是一只埃及猫。回想起故事里对那张脸的描述，她觉得又荒谬又困惑。每当男作家想说自己笔下的男主人公长得好看，总会像这样不知所云。“还是托尔斯泰好！”她想起某次跟妹夫的讨论，喃喃自语道。托尔斯泰就能百无禁忌、光明磊落、怡然自乐地描写沃伦斯基的嘴唇、牙齿和腰线！
很快，一件事吸引了托雷斯的视线。钢琴家暗中做了一个动作，托雷斯的目光跟随这个动作投向剧院右侧几乎位于舞台上方的包厢。那里乍看之下空空荡荡，如果仔细看，便会发现最里面坐着一个人。那个位置很隐蔽，只有第一排包括托雷斯在内的五六名观众能看得清。包厢里的人看上去有点面熟，一双眼睛像被催了眠，追随着钢琴家的一举一动。弹到《梅菲斯托圆舞曲》时，那个人的神色浸透了悲情。此时的托雷斯几乎忘了台上的钢琴家，开始问自己，为什么包厢里的老人会死死盯住那双在钢琴键盘上翻飞的手，像是要把它们按住？于是，他在曲目单上写道：
a）爷爷是老兵，想同孙子和解。
b）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师，想在演奏会上找到生命的意义。
他想象着，老人是个孤独的退休军官，注视着自己唯一的后代施展魔法，仅凭一双精准无误划出轨迹的手，牢牢吸引在场的五百名观众。他曾强烈地反对孙子从事这个职业，用尽一切手段横加干涉。终于，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年轻人愤然出走。孙子的离开比子女离世更令老人伤心。他妥协了，来找孙子和解。几个月来，所有人都觉得祖孙二人不可能和解，第一个这么想的就是老人本人，聆听孙子的演奏更让他完全确认了这一点。年轻人偷偷瞥向包厢的那一眼——也是托雷斯捕捉到并对那间包厢产生兴趣的那一眼——就是他向祖父宣战的开端。在那以后，他把这首圆舞曲的每个和弦都弹成了嘲笑、讽刺和挑衅。年迈的将军听懂了，祖孙之间不会有和解的桥梁，而他也永远不会原谅孙子的堕落，堕落到充斥着流浪艺人、巫师和小丑的世界，自己人生的全部精神支柱就此动摇。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信念之战。老人的信念，是他每逢重大场合都会穿在身上的军装，是他用颤巍巍的双手挂在胸前的十字勋章，是那柄他时常珍重凝望的结实佩剑，这信念让他与填满孙子头脑的那些东西势不两立，哪怕这一夜，年轻人用高超到狂野的绝技狠狠打了他的脸。正因如此，年轻人的琴声才充满嘲弄和挑衅，老人的眉头才倨傲愤怒地紧锁。只是，这样一出好戏，托雷斯却写成了一个祖孙冲突的平淡故事，他从来不懂得是什么铸就了军人的灵魂，也从来不懂得该怎样深入故事的内核去写作，在未知的领域里，这位作家无法呼吸，难以调动想象力。
如果老人是个音乐老师呢？即将死于癌症，却挣扎着从垂危的病床上爬起来，只为最后听一次爱徒的演奏。这个年轻人让他觉得实现了自我，对方高超的技艺让他暂时抛却了一切曾以为重要的东西：职业生涯，名誉，其他学生，一个妻子和两个侄女。老人将全部的生命意义寄于这一晚的演奏，听完后他就可以毫无惧色地直面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死亡。尽管命不久矣，那一刻，老人还是想祈求一个奇迹，让他一听完《梅菲斯托圆舞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就立刻死在这间包厢里。他不想和学生碰面了，更不想和对方说话，不想亲口问出为什么要在演奏中把嘲弄的语气处理得那么重。他一厢情愿地将之理解为某种赞美和安慰的讯息，是爱徒在告诉他，艺术面前，个人的悲欢微不足道。李斯特死了，而作品永存；老人也会死，在他死后，他技艺高超的学生也会死，但是，总会有人弹响新的音符，震撼新的听众，至于爱情、不幸和遗忘，一场空谈罢了。可是，这一晚的演奏，嘲弄的色彩浓烈得过了头，浓烈到泛滥成灾，终于，某一瞬间，他猛然醒悟（他该有多吃惊啊！），原来任何事都没有意义，从来都没有过意义，哪怕音乐亦是如此。原来自己这一生无外乎是个凄惨的玩笑，甚至连左肋的剧痛——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也是这个该死玩笑的一部分。他生出想要毁灭世界的冲动。此刻的世界，对于他，只剩下正在钢琴键盘上飞舞的那双手，那双手在嘲笑他，嘲笑他的垂死挣扎，嘲笑他的左肋剧痛，嘲笑自己弹出的音乐，嘲笑李斯特，嘲笑人类的每一个梦想。老人想站起身来大喊：拥有一切等同于一无所有。他真想马上死去，一刀斩断此刻的恐惧。可是，托雷斯知道，自己没法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深入地写下去。
突然间，托雷斯的脑海中闪现出又一种可能，这个思路更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于是，他又在曲目单上接着写道：
c）巴塞罗那。帕劳音乐厅。新艺术风格。音乐延长——或者说是，复活——了某个瞬间。它无休无止地作战，只为在记忆中留住对某段岁月鲜活的回忆……就是那起谋杀发生（以及完成）之前的岁月。
故事发生在巴塞罗那。托雷斯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不过，大可不必在行文中描写外在的景观或者油画一般的氛围（某种程度上，这些不过是点缀），只要描写室内陈设时体现出维也纳分离派【分离派是新艺术运动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称呼，其中奥地利的部分称为维也纳分离派。1897年由克里姆特创立。这是一个反对学院派的画家集团，追求高度装饰性效果】和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水乳交融的风格即可。他几乎能看见摆放在宽敞套房里的家具，盖着厚实罩子的电灯，刷成玫瑰色的墙壁，上好天鹅绒质地的窗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新婚燕尔方数月，他便发现妻子空无一物的平静外表下，其实澎湃着致命的岩浆，这岩浆使她与一位意大利狂徒做出难以启齿之事。有一次，年轻人去父亲在菲格拉斯的实验室做了几天研究，回家后偶然发现了这桩卑鄙无耻的阴谋。他心如刀绞，这才恍然大悟，妻子永远不会爱他，只想打着婚姻的幌子，继续过以前的优渥生活——她的父母越来越难以支撑那样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在她身上试验一种来自吕宋岛的有毒植物。这种毒药见效很慢，他定期骗她喝药，眼睁睁地看着她日渐虚弱。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忧心忡忡，这担忧不是装出来的，只不过另有原因。他对她嘘寒问暖，在她突然发病时为她听诊，劝她好好休息，要求她每天卧床几个小时并服用镇静剂；他向岳父岳母询问妻子的过往病史，跟同事探讨她的病情，还请了名医前来看诊。诊断结果不出意料：心脏病医生建议采用极端的治疗手段，却无法完全保证安全。她的临床症状异常复杂，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心肌受损严重，情况不容乐观，必须严格接受治疗。女人眼见自己一天天走向死亡，每天下午都会从床上爬起来，坐在钢琴边弹奏同一首《梅菲斯托圆舞曲》。他知道妻子是在用这首曲子向那位无法相见、也永不会再见的情人倾诉衷肠。死神降临时，没人疑心这是谋杀。妻子离世后，年轻的鳏夫痛不欲生，家人担心他的身体，逼他出趟远门长途旅行，而他像选择解药一般在众多旅行目的地里选中了吕宋岛。此后四十年，甚至更久，他几乎从不错过缩进包厢阴影里聆听《梅菲斯托圆舞曲》的机会。每当琴声在耳边响起，他就能重新感受到不忠的妻子中毒后的气息，看到她优美弯曲的赤裸玉臂，还有脖子以下分外白皙的肉体，迷人、剔透、丰满的乳房。托雷斯用贪婪的目光审视着他，这位主人公突然从演奏中听出一种忘却已久的感觉。台上钢琴家的演奏和妻子当年的弹法如出一辙：开篇的调子懒散阴暗，羸弱不堪，有一刻却突然变强，彰显出鲜明的个性，表露出面目混沌的内心。他听懂了：“她是知道的。”她知道一切，知道自己为什么生病，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爱他，连装都懒得装。仅此一条，她已经赢了。临死前，她是笑着的，因为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活完了一生，而他永远在她的人生之外。过去也好，现在也罢，他永远抓不住她。于是，伴随着每个音符，他再一次诅咒她，也诅咒生活。他用最卑劣的语言，恶狠狠地咒骂自己当初为何那样软弱，为何没把自己也毒死，还要多活这些时日，到头来，活成一场空。正因如此，老人像僵尸一样死盯着钢琴家，目光里充满了强烈的快感和刻骨的恨意。暗藏在《梅菲斯托圆舞曲》里的性欲望，仿佛凝固在那张僵硬的脸上，他的脸因为倾注了对昔日爱情的回忆而更显狰狞。就这样，作为叙述者，托雷斯写到这一幕时加进了一段评论（又是基耶尔莫在卖弄学问），说起这首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李斯特钢琴曲背后的故事：浮士德和梅菲斯托走进一家小酒馆，梅菲斯托拉起小提琴，顷刻之间，身边的村民都发情一般狂欢起来。古特·普雷把这支曲子弹得邪魅无比，包厢里这位行尸走肉般的老人重新闻到了当年腐朽的气息，混杂着香水味和药味，还有垂死的妻子最后一次弹钢琴时，从她幽闭的房门里散发出的腐臭气息。
掌声雷动。钢琴家双鬓浸透汗水，从琴凳上一跃而起。就是在这里，托雷斯写道，第一次在巴黎听普雷演奏时，自己的妻子曾说，这张紧张得大汗淋漓的脸庞让她想起刚做完爱的年轻牧神。普雷站在台前向鼓掌的观众们致谢，这一刻，肌肉里的电流不见了，紧张感也消失了，一身傲气柔软下来，整个人好像变成了幽暗夜总会里的歌舞演员。托雷斯再次抬头望向头顶的包厢，也就是今晚的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却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
场间休息时，托雷斯又见到了那位躲在包厢角落的老人。一群人正毕恭毕敬地簇拥其旁听他讲话。一位摄影师上前按动快门，随后，老人悄悄消失了。趁着还有时间，托雷斯向一直在旁边围观得很开心的引座小姐打探起老人的身份。对方多少有点蔑视他的无知，虔诚地说出了那个名字，他大吃一惊：怎么之前没认出来？原来，老人是一位杰出的交响乐指挥家，托雷斯曾无数次在报纸和几十张唱片封面上见过照片。早在当年巴黎的那场演奏会上，他和妻子就听人说过，正是这位指挥家慧眼识珠，发现了年轻人的才华，全力支持普雷参加国际比赛，助他一举成名。当时普雷十八九岁，指挥家五十岁出头，正值事业巅峰，为人专横威严，喜怒无常，这一点有些人讨厌，却也有更多人喜欢。“你看这片废墟……【有一部师生恋题材的墨西哥小说以此句为名，后来被拍成同名电影。托雷斯的这句感叹暗示了指挥家和普雷之间的关系，下文中隐晦提到的发生在摩洛哥的事故大约也与两人的绯闻有关】”托雷斯喃喃自语，突然因为脑子里迸出如此庸俗的一句话而心烦意乱。他暗自算着，钢琴家如今差不多三十一二岁，看起来要更年轻一点。而这位因为一起从未澄清的事故退出舞台的老指挥家，应该年过七十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多了。
演奏会的下半场马上要开始了。叙述者回到座位，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音乐上。他对包厢已经失去了兴趣。那些人中龙凤，在社会上享有盛誉，艺术上举足轻重，眼下的感伤情调却全无艺术性，完全变成了个人私事，无聊透顶。托雷斯原本想象的是音乐在舞台与包厢之间建立起神秘的对话，现实却彻底把这一切都摧毁了。一旦知晓了两位主人公的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所有奇思妙想都变成了令人难耐的现实。托雷斯问自己，这师徒二人，一老一少，是不是年龄差距导致了没有出路的地狱、痴心妄想的掌控、充满陷阱的迷宫和离经叛道的谎言？报纸上曾经大肆报道过那场发生在摩洛哥的事故，真相又是什么?传闻里的窃窃私语和直白指涉纷纷扰扰，蠢蠢欲动。看来——托雷斯思忖着——填满现实的从来都是低落的挫败，而非伟大的壮举。身体的衰败确实会让万事成空，化为遗憾。一种近乎耻辱和羞愧的感觉涌上心头，像是在透过门锁偷偷窥伺别人的隐私，他再也不想抬头去看包厢里的老人。普雷的肖邦听起来寡淡无味，处理得大错特错，胆怯不定，要不是座位太显眼，托雷斯早就提前退场了。
她合上杂志，关上灯，希望自己快点睡着。这些年来，她一直想劝丈夫活得现实点，如今才知道，自己的做法多么令他失望。年龄却早已无力为基耶尔莫撑起一方天地，庇护他过上那种创造力丰盛的生活。在她看来，这个故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恰在于丈夫是如何收尾的。她想自己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基耶尔莫现在很少再写作，也明白了他为什么神经衰弱，郁郁寡欢。她思考着或者说自以为思考着现实，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她在哪里？是在火车包厢里（妹妹说她坐包厢旅行太任性，明明坐普通卧铺也一样舒服），在探讨至上主义的学术会议上，还是已经和自己养的宠物狗团聚（这周要给它们洗澡）？为什么到头来，这一切未伤她分毫，却一步步把他折磨成无趣、乖戾且粗鲁的男人？她听到这些话在脑袋里高声嗡鸣，像要寻找出口或者建立合适的联结。安眠药起效了。她努力回想李斯特那首圆舞曲的旋律，一无所获。不过，此时此刻，迟钝绝非坏事，她筋疲力尽，渐渐沉入梦乡。
莫斯科，1979年6月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5期，责任编辑：汪天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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