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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努阿·阿契贝作 张春美译
对于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尼日利亚国籍是一种习得的感受——就像奶酪。或者更恰当地比喻，就像交际舞。不是跳舞本身，跳舞本身是自然而然的；交际舞是挑逗的，慢—慢—快—快—慢，伴着奇特且难以捉摸的节奏，跳的时候要与女伴的身体紧密接触。话虽如此，我发现，一旦克服了最初的紧张，我也能够跳得很棒。
这些毫无关联的类比，恐怕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够想得出来吧，一个生在殖民地的乱境里的人，一个民族、语言和宗教极其繁杂的人【尼日利亚民族众多，但最有影响的是三大部族：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族、西南部的约鲁巴族和东南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带的伊博族。阿契贝属伊博族】。我拿到的第一本护照，称我为“受英国保护的人”。一个令人不太开心的身份，隐含在一个词组里，恐怕没有人急于想得到它吧。我这么说，并非说这种身份全无情感意义。毕竟，“英国人”意味着你身处世界地图上的火红区域内，这片区域号称“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在当时占据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童年时，这情景听起来很养耳朵——一个不可思议的联合体，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却又引以为荣。
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我对奥吉迪城最早的认识，既不包含任何大英帝国的东西，也不包含任何尼日利亚的东西。它们都是在学校里慢慢学来的。奥吉迪城是伊博族上千个“城镇”中的一个。伊博族是尼日利亚（实际上也是非洲的）最大的民族。伊博族的人口虽然过千万，却是个奇妙的“民族”。人类学家曾把它叫做“无国家的”、“群龙无首的”民族；受命管理伊博族的人又称它是“好争辩的”民族。但是，所有这些描述所隐含的负面意义并不是伊博族的本质，伊博人非常坚定地喜欢小规模的政治组织。在这种组织里（正如他们所说的），人人都能亲眼看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在伊博族数以千计的城镇中，每一个都堪称迷你型国家，都能自主裁判本国事务。人们对成千上百的城镇充满了依恋，这种情感，对被殖民前的伊博人来说，比任何一种泛伊博主义情感都来得真实。这种情感，让依博人出了名的难以接受中央统治，正如英国人所看到的，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想原谅。在比夫拉【尼日利亚1960年独立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966年2月，伊博族少壮军官发动政变，杀死联邦总理巴勒瓦，引发北方豪萨人报复，种族屠杀事件此起彼伏。1967年5月30日，代表伊博族的奥杜梅古-奥朱古陆军中校，宣布东部比夫拉地区脱离联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国。此举引发了尼日利亚长达三年的内战。尼日利亚内战，或称“比夫拉之战”，不仅造成了二三百万人的死亡和空前的饥馑，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尚未消除的后遗症】悲剧发生的过程中，英国人的厌恶之情表露无疑，他们谴责伊博人处心积虑地想分裂他们费尽苦心整合起来的民族国家。
比夫拉之战的吊诡之处在于，伊博人自己比其他尼日利亚人都更加坚定地支持尼日利亚国家。证据之一：尼日利亚独立前约二十年的动荡混乱中，英国人监禁的叛乱煽动者，伊博人比其他任何族人都多。可以说，伊博人是战斗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线，一直到一九六〇年英国人承认尼日利亚独立为止。现在想起来，此举似乎是英国人为了取得最佳战略优势而采取的巧妙战术转移。
那时候，我们为刚刚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不错，加纳三年前就率先独立，但与随后这个叫尼日利亚的庞然重物相比，加纳算不上什么，太容易应付了。我们不必像加纳那样大喊大叫；我们只要在场就够了。说实话，大象就是我们国家的标志；我们航线上的标志就是那头飞翔着的大象！尼日利亚军队，不久后在刚果，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有过极为出色的表现。我们的大象，攻克了空气动力学，正在翱翔！
以尼日利亚公民的身份出游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人们都听我们说。我们的货币比美元值钱。一九六一年，在英属北罗得西亚，有位大巴司机问我干吗坐在车子的前面位置，我冷冷地回答道，我要去维多利亚瀑布。他很惊讶，俯身问我来自哪里。我漫不经心地说：“尼日利亚，如果您非得知道的话；顺便说一声，在尼日利亚，大巴车上的位子，我们可以随便坐。”
回国后，我接受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成了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那是一个全新的电台服务部门，主要面向我们的非洲邻国。那时我能做这份工作，皆因我们的政治家们还没有学会信息控制这一招，没有立即对我们的广播实施管制。他们倒是学得很快。但是，还没等我卷入其中，比这更龌龊的事情就已经惹上了身。
地区之间的仇恨，中央管控的失效，使得尼日利亚联邦存在了六年后分崩离析了。选举过程中的不透明，没能将全体选民的意愿转变成为投票站里可以接受的结果，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暴动。当西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四个区【1954年，英属尼日利亚制定了宪法，规定成立英联邦框架下的尼日利亚自治政府，下辖东区、西区、北区和首都拉各斯直辖区；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宣布独立，并于三年后成立了联邦共和国，史称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框架内】中的一个）战火弥漫之际，温和尊贵的尼日利亚总理正在主持一次联邦首脑会议，旨在解救在遥远的罗得西亚惹了大麻烦的哈罗德·威尔逊【哈·威尔逊（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国首相。他在1964—1970年主政期间，正值罗得西亚殖民地内战不已】。然而，本地的局势已经万分紧张，以至于到访的政府首脑们为了避开暴民，不得不搭乘直升机从拉各斯机场转移至某个隐蔽的郊区。
政要们开完会后再次从拉各斯飞走时，尼日利亚的第一次军事政变正在进行中。其中一位，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主教，政变发生时仍滞留在尼日利亚。
联邦总理和两位地区总理被害。在那段相互怨恨相互怀疑的岁月里，天真的理想主义行动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貌似合理的解释说，这是一场阴谋，野心勃勃的东部伊博人想从北部的豪萨-富拉尼人手中夺取对尼日利亚的控制权。六个月后，北部军官实施报复，杀害了大量的伊博族官兵。若事态止于此，那么，政变中的冲突可能仅仅是建国伟业中的一段悲惨插曲，一桩以暴易暴的仇杀事件而已。但是，北方的军队又突袭了居住在北部的伊博人，制造了一轮又一轮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观察家报》的科林·利格姆，第一次使用了集体屠杀注【原文用了program这个词】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事件。据估计，有三万平民死亡，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尼日利亚各地，成千上万的伊博族人逃往他们东部的故乡。
我是最后逃离拉各斯的人之一。我的反应太慢，没能尽快接受我再也无法在首都居住的事实，尽管事实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接到广播公司的电话，得知有全副武装的士兵醉醺醺地到公司找过我。他们想验证一下，到底是我的笔厉害，还是他们的枪更厉害！
我的笔触怒了他们，因为我动笔写过一部题为《人民公仆》的小说，辛辣地嘲讽了一个与尼日利亚相似的非洲国家的政治腐败。我的本意是，借小说谴责后殖民时期的尼日利亚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其他国家的所谓独立，我想用它讲述一个可怕的警世故事，提醒国人规范自己的行为。我能想到的最恐怖的事便是军事政变，这在当时是超出任何一个清醒的尼日利亚人的想象的！但艺术和现实生活缠绕在一起，以至小说的出版和尼日利亚的第一次军事政变恰好就相隔两天。
国外的评论家认为我是个先知，但是我的有些同胞则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小说证明我是第一次政变的同谋。
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很幸运。醉醺醺的士兵离开广播公司后，去了一个我之前刚刚迁离的住所。我趁机把妻子和两个孩子藏了起来。然后，再从藏身地把他们送回东尼日利亚祖居。一两个星期后，一个匿名电话打到我的藏身之处，房东否认了我在那里。随后，我就不得不离开拉各斯了。
我对尼日利亚感到深深的失望。不是因为暴民追打，不是因为他们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北尼日利亚很多地方的无辜平民，而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坐视不理，任由惨剧发生。国家未能履行其对公民应尽的最基本的义务，最终导致了东尼日利亚脱离联邦政府，成立了比夫拉共和国。尼日利亚在危急存亡之秋得到了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其昔日模范殖民地的支持。最终，英国和苏联联手，击垮了成立不久的比夫拉共和国。在持续三十个月的战争接近尾声时，比夫拉共和国成了一片焦土。人员伤亡惊人地达到了两百万。比夫拉之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之一。
我觉得尼日利亚和我的同胞们不可饶恕，因为他们政治上的冷漠和残忍直接促成了这些可怕的事件。这些事件让我们倒退了整整一代，剥夺了我们跻身于二十世纪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
战争接近尾声，我的直接反应就是离开尼日利亚。但我希望，我能体面地逗留足够长的时间，接受我骂了三十个月的尼日利亚所应得的各种惩罚。所幸联邦政府颁布了大赦令，我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战败者应支付的经济和精神赔偿以及一些相对轻微的人身骚扰。我出国去了新英格兰（我无意讽刺），去了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先在那里待了四年，然后又在康涅狄格大学待了一年。迄今为止，这是我在国外流亡最长的一段时间。它让我有时间反思，心伤稍稍得到愈合。我在重新定义我和尼日利亚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是有意识的。我认识到，我无法将她割舍，但也无法回到从前。尼日利亚在我心中曾经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九六〇年版的国歌，一位英国的家庭主妇赠与我们的临别礼物，将尼日利亚称为“我们的祖国母亲”。现在的国歌，由尼日利亚知识分子委员会集体创作，说实话比原先的那首更糟，它唤起的是人们心中父亲的形象。但是，在我的心中，尼日利亚不是母亲，尼日利亚也不是父亲，尼日利亚只是个孩子，天分优厚，才华横溢，天资出群，又极其乖戾。
身为尼日利亚人，让人有很深的挫折感，又难以置信地令人激动。我曾在某个地方说过，下辈子还要当尼日利亚人；但是，在《尼日利亚的不幸》这本愤怒的书里，我又鄙弃尼日利亚的旅游广告，暗指只有那些喜欢拿鞭子抽自己的变态游客才会选择到尼日利亚去度假。我的意思是两者都一样。
尼日利亚需要帮助。尼日利亚人有自己能胜任的事情——劝诱这个任性的孩子走上有创造力的发展正途。我们是尼日利亚的父母，没有反之亦然。一代人将会诞生——如果我们耐心做好——且有运气的话——将会有一代人称尼日利亚为父亲母亲。现在还不行。
我们眼下的工作，并非完全无益或毫无成果。这个乖戾的孩子时不时地也会示爱。在某些关键的时刻，我能看到涌向我的这股爱潮。
比夫拉之战后我流亡美国，一位军官在国内我所任教的大学理事会上，代表联军政府向大学施压召我回国。内战期间，这位军官曾与我的比夫拉同胞们在战场上厮杀并受重伤，他有足够的理由对我这样的人怀恨在心。我和他未曾谋面，但他熟知我的工作，他自己也是个诗人。
最近，在二〇〇一年，我遭遇了一场车祸，身上遭受多处重创。我感受到了来自尼日利亚各阶层源源不断的关爱。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非常吃惊。我和尼日利亚，彼此之间一度恶言相向，如今看起来，这些言语不是憎恨而是急切的爱。尼日利亚人不会早上一醒来就问：我现在该做什么？有工作等着所有国人一起做。
二〇〇八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1年第5期，责任编辑：匡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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