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塞万提斯是他所处时代的先行者。后世所有的文学流派都或多或少受益于《堂吉诃德》。现实主义的诸多分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文学、法国新小说以及许多其他文学流派都可以在塞万提斯的书中找到根源。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九二二年指出，《堂吉诃德》不仅是塞万提斯那个时代最新颖的小说，哪怕在二十世纪，在先锋派的年代，它依然是最具当代性的作品。
塞尔西奥·皮托尔作 赵浩儒译
去年十二月一日，一个似乎改变了我人生的神奇日子。那一天，西班牙文化部部长通知我获得了塞万提斯文学奖。当时是上午九点，一小时后，我的家里就挤满了人：有一个电视台摄制组，有广播电台，本地报纸，有我的家人、朋友、大学里的同事，还有邻居以及一群出于好奇想进来瞧一瞧的陌生路人。
傍晚，我出发去墨西哥城，想在那里休息一下。午夜十二点，我抵达常住的酒店。一进酒店大堂，就遇见一个西班牙摄制组，他们本来是去报道瓜达拉哈拉书展的，得知我获奖的消息就立刻飞来墨西哥城采访我。凌晨三点，我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梦游者，终于走进酒店房间。
从哈拉帕到首都的路上，我大概有一个小时睡得很沉，后面四个小时，都在半梦半醒之间，许多童年影像浮现在眼前：
镇子里那些我已经快六十年没见过的人；总是拿着一本书的祖母；家里或户外的节庆场面；祖母的保姆——九十岁了——来家中小住；漂亮的花园；我的哥哥，在打网球或骑马；一些谈话片段，聊的是咖啡糟糕的价格和因干旱或洪涝蒙受损失的庄稼；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等候西班牙内战的消息，最后总是吵得不可开交。
自那个十二月一日，我始料未及地开始回忆人生中各个阶段的经历，有的精彩，有的苦涩，但最终总是会回到我的童年。一个四岁的孤儿，住在一幢大房子里。那是一个只有不到三千人口的小镇，镇子的名字远称不上优雅：波特来罗【镇名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牧马人或牧马场】。那里原本是一个甘蔗园，周围长满甘蔗、棕榈树和高大的芒果树，夜间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波特来罗分为两个区域，其中一个区域有十五到十七户人家，住着英国人、美国人和几户墨西哥人。那里有一个中餐馆，一间俱乐部（女士们每周会在那里打一次牌），一家英文书图书馆，以及一个网球场。这个区域有高耸坚固的篱笆围墙，目的是不让镇上的工人、手工艺人、农民和小商贩进入这片天堂。甘蔗园气候炎热，环境有害健康。我得过好几年疟疾，因此很少出门；夏天的时候，祖母、哥哥和我经常去一处浴场待上一个月，在那里洗温泉，回来的时候哥哥总是倍加健康——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祖母的风湿也好了一些，只有我一点也不见好转。回程的路上，我们常会途经一些繁华的城市，有很棒的饭店、霓虹灯、琳琅满目的商品，街道上人潮涌动。每次回到镇上的家里之后，我总觉得头晕目眩。祖母的日常生活就是读小说。她最喜欢托尔斯泰。生病的缘故，我也开始读书，最开始是凡尔纳、史蒂文森和狄更斯，到了十二岁，我已经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十六、十七岁的样子，我已熟读普鲁斯特、福克纳、托马斯·曼、伍尔夫、卡夫卡、聂鲁达、博尔赫斯、墨西哥当代派诗人、西班牙“二七年一代”以及西班牙古典诗人的作品。
在那个年纪，刚刚走出青春期的我遇到了几位重要的老师。我很确定，如果没有他们，我绝不会走到今天。十六岁时，我到墨西哥城读大学。我注册在法律系，常去文哲系听课。真正决定我命运及文学之路的是一位法律系的老师：敬爱的马努埃尔·马丁内斯·德·佩德罗索先生。他是国家理论及国际法的专家，教授法律知识的方式在当时尤为特别，经常跟我们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故事中展现的伦理困境，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作品中遵从权力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对立，莎士比亚历史剧中那几个叫亨利或理查的国王的政治理念，巴尔扎克及其笔下极具当下性的历史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主义者与对手的交锋——后者是政治理论家及现代国家最早的预见者让·博丹和托马斯·霍布斯。有时，在课堂上，佩德罗索会大谈特谈贡戈拉的诗歌，那是他最钟爱的诗人，也会说起自己在德国度过的青春时光——早在那时他就将一些德国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包括里尔克的诗歌、歌德的部分作品，以及弗兰克·魏德金的《春之觉醒》，这是最早在西语世界流传的表现主义戏剧作品之一。佩德罗索会用严苛的讽刺语调斥责我们，也会向我们粗浅的初步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导我们阅读，学习语言，更教我们做人。他很喜欢听我们描绘自己惊心动魄的夜店经历——我们讲的时候没少添油加醋。卡洛斯·富恩特斯也曾经用精彩的笔触介绍过这位老师。
同一时期，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去旁听过尊敬的阿方索·雷耶斯【阿·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重要小说家，诗人】先生的课——他在墨西哥学院开设古希腊文学以及哲学课程——并读完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我想，我读他的作品纯粹是出于对他笔下文字的热爱，他作品里的音乐性毋庸置疑，突然论及重大问题时又显出举重若轻的优雅。
雷耶斯为人太低调了，大家至今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杰出的功绩，那就是改变和革新了我们的语言。重读他的作品，我发现雷耶斯的文风饱含无可比拟的活力。卡尔多萨·伊·阿拉贡认为任何没有反复读过雷耶斯作品的人都不算是真正理解他，而我对语言的激情正是得益于这位伟大作家以及我多年来对他作品的反复阅读。我崇拜雷耶斯那隐秘而平静的原创性，他无限的拼合能力，他的幽默，他对贡戈拉、格拉西安、维吉尔和马拉美等作家的解读博采众长，又能在解读中插入谚语，展现出看上去与文学语言相悖的简洁。我当时尚未理解雷耶斯在理论上的思考，但如果没有他，以下这些领域我可能很晚才会接触到：古希腊世界，中世纪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文学，巴西腹地小说和先锋派诗歌，斯特恩，博尔赫斯，弗朗西斯科·德里卡多，歌德，严肃的侦探小说，还有许许多多其他文学作品！雷耶斯的阅读旨趣包罗万象。总是带着不满足的好奇心，闲庭信步，优雅地漫游在众多文学疆域，其中有一些还不为人熟知。他将写作这件乐事与其他责任联系在一起。作为老师——这也是他的身份——他像布道一般把自己钟爱的东西分享给教民。我这一代人都从他那里获益匪浅。在那个故步自封的年代，那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年代，雷耶斯为我们开启了无数旅程。提到雷耶斯，我立刻会想起他早期的一则短篇小说，题为《晚餐》。那是一个沉浸在日常生活氛围中的恐怖故事，乍读之下似乎一切正常，细节无关痛痒，叙事甚至有些乏味，可是，随着字句蔓延，读者会逐渐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疯癫的世界，也许还是一个犯罪的世界。这篇《晚餐》一定是击中了我的软肋。读完它几年之后，我开始写作。最近我才意识到，那篇作品是我的小说创作的根源之一。我写过的许多东西都只是那篇故事的变体。
《堂吉诃德》和《人间喜剧》
刚刚我提到了马努埃尔·佩德罗索先生以及阿方索·雷耶斯先生，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也都是墨西哥学术及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出身富裕家庭，游历四方，结识文化界的伟大人物。而我的第三位老师，奥雷里奥·加尔松·德尔·卡米诺，情况正相反：出身贫寒，身体残疾，贫穷，默默无闻，但是，与前面两位老师一样，他也完全生活在文学的世界里。
一九五六年，我二十三岁，在“全面运动”出版社做校对员。在那里，我和加尔松·德尔·卡米诺成为了朋友。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译者，曾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完整翻译成西班牙语，还翻译过左拉的全部小说，以及许多其他法语作品。他是出版社的总校对员，我们很快发现彼此的文学趣味相投，也有共同的朋友。或许我们最根本的共同点在于对幽默和戏仿的推崇——他在这方面是一位大师。在西班牙的大灾难【指的是自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至20世纪40年代佛朗哥独裁初期的恐怖迫害】中，墨西哥大使馆从一处集中营里救出这位谦逊的西班牙语法学家，把他送来了墨西哥。他几乎将语言视作宗教信仰，并且将这种对语言的激情传染给了我。我们经常一起去各种美食天堂大饱口福，那些地方很简朴，都是我们在出版社附近发现的。每次一起吃饭，我都像在听文学和语法讲座，老师诙谐幽默又不卖弄知识。他让我明白，作家只有了解一门语言最辉煌的时期，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灵感和激励。所以，我们应当熟读经典。他捧着书告诉我，所谓写作风格都是从精彩绝伦的语言片段中提取出来的，从《熙德之歌》到当代作品，皆是如此，这一路上，还要经过黄金世纪的奢华，现代主义的乐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先锋派的大胆突破，最终抵达博尔赫斯。加尔松·德尔·卡米诺说，写作不是对大师的机械模仿，也不是像某些墨西哥新殖民主义者那样使用陈词滥调。写作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发现或感受“语言的灵韵”，在于发掘任意修改语词的可能，在于给一个使用过千百次的词语赋予新意，而且只要将这个词摆放在一句话中合适的位置，即可实现这一点。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许最让我震撼的就是博尔赫斯的语言。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使我远离了地域主义以及其他同时代的糟糕作品。我最早是在一份文化刊物上知道博尔赫斯的，他的短篇小说出现在秘鲁评论家何塞·杜兰德的一篇文章里。杜兰德将博尔赫斯的作品视为拉丁美洲奇幻文学的典范，并引用《阿斯特里昂的家》【最初发表于1947年，后收录在194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阿莱夫》，作品中译名及下文引用的译句出自王永年译《阿莱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为证。我读完这篇故事以后体会到愕然、感动和无限的震惊。读到最后一句，我感觉一股电流贯穿我的神经系统。那最后一句：“‘你信吗，阿里阿德涅？’忒修斯问道，‘那个牛头怪根本没有进行自卫。’”随口一句，好像出于偶然，却揭示出故事背后隐藏的秘密：这个奇怪主人公的身份，以及他隐忍的牺牲。我从未想过语言居然可以如此强烈、凝练和妙奇。我立刻出门去找博尔赫斯的书，在一家书店里翻到了几本，全都放在书架上，落满灰尘。在那个年代的墨西哥，读博尔赫斯的人少得可以用一只手数出来，其他地方亦然，甚至在阿根廷本土也是如此。
左为博尔赫斯，右为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
发现博尔赫斯之后，我开始对拉美文学产生兴趣。我读了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位古巴作家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作品的节奏，语句间朴素的音调，以及带有强烈音乐性的文字——既有古典作品的回响，也有来自其他语言和文学的变奏。卡彭铁尔将加勒比地区的特色加入自己的语言特质中：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激扬跌宕的历史、神话与语言的交汇、政治上的求索……这一切都交融在完美的故事情节之中。《光明世纪》是用西班牙语创作出的最独特的小说之一，写的是启蒙主义思想对加勒比群岛及拉美大陆的影响，也是对政治理想苦涩而深刻的反思：关于革命从胜利到最终转化为国家理性的过程，在公众演讲中广为流传却在实践中遭到否定和阻碍的政治理念……在卡彭铁尔之后，我再没见到过如此强大的张力。
来自西班牙的流亡者极大地丰富了墨西哥的文化领域。大学、出版社、杂志、文化刊物、戏剧、电影、科学以及建筑领域都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得到革新。这些苦行者曾在那场残酷并最终失败的战争【指西班牙内战（1936—1939），战后大批支持第二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墨西哥、阿根廷等西班牙语国家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中负伤累累，到了墨西哥，他们营造出更好的思想氛围，让我们理解并且爱上了以他们为代表的西班牙，也扩宽了我们的视野。
哲学领域，有玛利亚·赞布拉诺、何塞·高斯；音乐理论方面，有阿道夫·萨拉萨尔和赫苏斯·巴尔·伊·盖伊；造型艺术史方面，有胡安·德拉·恩希纳；电影方面，有路易斯·布努埃尔；文学领域，有路易斯·塞尔努达、何塞·莫雷诺·比利亚、埃米利奥·普拉多斯、马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马克斯·奥布，还有何塞·贝尔加明，以及拉丁语文专家米亚尔·卡尔洛等等。
我本来只对巴列-因克兰、拉蒙·德拉·塞尔纳、安东尼奥·马查多以及“二七年一代”诗人感兴趣。年轻的时候，我从未读过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文学，因为大家都说那个时代文风做作又充满地域风俗主义。然而，来自西班牙的流亡者突然让我认识到加尔多斯【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西班牙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伟大。玛利亚·赞布拉诺、路易斯·塞尔努达，何塞·贝尔加明当时都曾为这位作家写过精彩的文章。加尔多斯是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的作家，对于这些流亡者来说，没有哪部西班牙小说可以比得上“托尔克马达四部曲”，或者那两卷《民族轶事》（《皇家婚礼》和《朋党的精灵》）。布努埃尔把加尔多斯的三部小说《纳萨琳》《特里斯塔娜》和《阿尔玛》改编成了电影——最后这本书，电影取名为《维里迪安娜》。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一九八一年的演讲中致敬过加尔多斯《民族轶事》第二卷的最后一部《多一个篡位者，少一点教士》。帕斯的演讲十分精彩。他谈到十九世纪西班牙与墨西哥历史之间的相似之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狂热与苦修的对抗，宗教裁判所与自由的对抗，宗教卫士与世俗民众生活的对抗。
左为阿莱霍·卡彭铁尔，右为安东尼奥·马查多
我们一直对研读西班牙的文学经典满怀激情，《堂吉诃德》《训诫小说集》《大骗子堂巴布罗的生平》《大吝啬鬼的生平》，还有中世纪文学和黄金世纪文学，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的经典。《堂吉诃德》的基本主题之一即是疯癫和理智之间的张力。小说的第一部分，主人公的出游总是以灾难告终，一路上不断迷失方向。每次冒险，堂吉诃德的身体总会受伤，遭到拳打脚踢，骨头和牙齿碎裂，或者倒在血泊里。这些事情让那个时代的读者发笑——他们读这本书本来也是为了娱乐，《堂吉诃德》的喜剧色彩也确实明显，但是，文字背后却隐晦地反映了一个严酷的时代，暗含着对自由、公正、知识与和谐的渴望。塞万提斯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伊拉斯谟的忠实读者与崇拜者，因此领悟了内在生活的优越性。这种优越的内在生活最终将会战胜虚夸的外部信仰，而塞万提斯将疯狂转化为自由的变体。《堂吉诃德》中是这样定义自由的：
塞万提斯在书里写就了许多大胆的自由，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对一群完全懵懂无知的牧羊人所讲的。堂吉诃德将过去的时代与他们生活的糟糕时代做了比较，说起现如今的世界已经堕落，遭到玷污，腐败不堪。这是一段具有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以及自由意志论色彩的讲话，经常得到引用，诸位应该都很熟悉了。它是这样开头的：
塞万提斯还赋予了《堂吉诃德》一种结构上的绝对自由。疯癫提供了有利的框架，而想象力则增强了这种自由。在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冒险中，散布着许多精彩的短篇小说情节，其中不少都与主线没有多大关系。比如《好奇的冒失鬼》是关于爱与死的灰暗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佛罗伦萨，一位教士在一间客栈里发现了它，读给旅人和侍者听。《堂吉诃德》里还会突然出现哲学家式的独白，关于文学和戏剧的学术探讨。对作家而言，能同时将残酷与狂欢、戏仿与滑稽和谐地融入情节中绝非易事。更何况，这无数层层叠叠的片段最终组成了一个精彩、真实且伟大的作品。
左为塞万提斯，右为塞尔西奥·皮托尔
塞万提斯是他所处时代的先行者。后世所有的文学流派都或多或少受益于《堂吉诃德》。现实主义的诸多分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文学、法国新小说以及许多其他文学流派都可以在塞万提斯的书中找到根源。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九二二年指出，《堂吉诃德》不仅是塞万提斯那个时代最新颖的小说，哪怕在二十世纪，在先锋派的年代，它依然是最具当代性的作品。
END
塞尔西奥·皮托尔（Sergio Pitol，1933—2018），墨西哥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曾获胡安·鲁尔福文学奖（1999年）和塞万提斯文学奖（2005年），出版过四部长篇小说、十余部短篇小说集和多部散文集。皮托尔通晓波兰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英语等七国语言，是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康拉德、简·奥斯汀、契诃夫等经典作家的西班牙语译者，也是波兰文学在西语世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此外，他还翻译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选《狂人日记》（197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长明灯》三篇。
爱情与革命，童年与成长，婚姻与现实……皮托尔以不同寻常的巧思处理着看似常见的主题。悬疑情节和未解谜团贯穿其中，故事套故事的双重结构更体现出作家和写作这个行为本身的强在场，如同戏剧中打破第四面墙的时刻，让读者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乍读之下，这些短篇小说的体裁属性并不鲜明，虚构与非虚构、故事与自传体回忆录的界限不明。这是因为，在皮托尔看来，杰出文学作品的核心是火山喷发式的汹涌语流，承载着作家的语言和思考一路直下，对形式和体裁本身则不必太过执着。谈及皮托尔独特的创作风格，墨西哥新生代的标志性作家瓦雷利娅·路易塞利一语中的：“皮托尔奇异古怪又深不可测，他擅长把惶人心神的现实层层叠加，彻底扰乱我们对何为正常的认知。他总是假装在讲一个故事，实际上却在讲另一个更深刻、更悲伤、更令人不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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