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的儿童艺术展，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什么？
文化
2024-08-16 16:05
中国香港
儿童艺术这把火，终于烧到了景德镇。7月底的一天，在南方城市特有的湿度和酷热中，2024陶溪川杯&Come From 第三届儿童友好艺术节开幕。我对这场展览抱有期待，首先因为它发生在陶溪川，很多时候，这座有着自身独特气质叙事的园区本身即是一种品质的保证。除此之外，作为这场展览的发起者，陶溪川美术馆还有个大胆的举动，那就是将馆内空间权力充分让渡，邀请儿童艺术教培机构联合儿童完成对展览现场全部作品的共创以及共同布展。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作为一个已经习惯了在各地美术馆自由穿行的成年人，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产生出一种走错片场的错愕，我想初入巨人国的格列佛曾经有过这种感受。表面上，这场儿童展览也许和我们在其他许多场馆看到的儿童展没有太大不同，现场至少是热闹的、熙攘的，欢笑声不断响起，孩子们看起来也并不无聊……但这么说来，似乎游乐场里的儿童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也是一些儿童展览给我的某种错觉：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处景点、一座乐园，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功能，那就是让儿童出现、停留和消磨一下时间，让父母拥有一些走神、犯困和喘息的片刻，但除此便不能奢求更多。而发生在陶溪川美术馆的这场儿童艺术展，又的确在许多方面与我的理想和预设不太一样。繁忙的、跳脱的动线，板块与板块、区域与区域乃至作品与作品都彼此挤挤挨挨、琳琅满目，界限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却也因此细密地抓取着儿童们的注意力。我发现每个置身这场展览的孩子似乎都变得很忙，他们在场馆中看似毫无章法但又非常灵活地移动，路线反反复复，从一个作品扑向另一个作品，每个人都在走回头路，彼此的身体不断发生接触、碰撞，但无人在意，他们与作品的互动看上去莽撞又自得，毫无预警地在地板上翻滚，把自己埋进云彩一样的人造棉里，弯下身子窥探那些背面与孔洞，大剌剌伸直了双腿坐在墙边进入创作——不断来往的人流因为这双突然出现的双脚而发生一些混乱和停滞，但很快又汇聚成新的前行节奏。我也同时在展览的某些部分中，看到一些试图打破旧有权力模式的尊重和由此导向的直率，例如站在一面主题为《妈呀》，墙上绘满了对家长打压式语言的解构和嘲讽漫画作品前，你会微笑，然后感到沉重，继而感到庆幸——这里至少有一面墙，可以让他们去表达那些不曾得到表达的不满、抵抗和宣泄。还有一个瞬间，我忘记了作品的细节，但那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名叫远珊的小学生郑重写下“我想去广州打工“。如果说过去三十年，南下打工人群的梦是承载中国飞速崛起的助推燃料，我们不禁想要知道，一个连南方也正在失去自身传奇的收缩时代，是怎样的现实和命运，让一名12岁的孩童依然存有着对远方的如此想象？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别样感，一方面也许来自整场展览中“策展”工作的隐形和后撤（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主创机构及儿童表达意志的“强势”，两相对比，势必带来对这种新的展览思路的省思：当一场儿童艺术展览，其空间和展位几乎全部交给艺术培育机构，并赋予其充分话事权，那么这场展览如何才能做到真正触及艺术，并同时抵达儿童？也许，面对一场儿童展览试图谈论并纠缠“艺术性”，多少显得有点牵强。毕竟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许多儿童艺术展上展出的更多是工艺品、文创品而远非艺术作品，而其中到底又有多少表达来自儿童自身，也常常值得商榷。正如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名义上为儿童打造的空间内，我们都无法忽略那些大人和他们的意图与意志，美术馆里的儿童展览同样如此。一件看上去无论如何多么童稚的作品，你知道它的背后是家长、老师乃至机构，他们之间的共创或者合作多少有些神秘乃至无从想象，因为过去多年里这个世界并未向我们展现出太多成年人如何与儿童真正平等和理想的协作范本。事实上，越是以儿童名义的种种艺术活动的火热，越是映衬着今天儿童工作的焦虑和虚弱，以及儿童自身处境的被遮蔽和被误解。我们看过那么多儿童展览，大街上林立着如此多的儿童艺术机构，但关于儿童如何做艺术，艺术如何真正通往儿童，当代艺术与儿童工作之间的巨大鸿沟如何填补，我们恐怕依然一无所知——某种程度上，那些在城市和乡村角落从事儿童一线基础艺术教学的从业者们，与当代主流艺术从业者们之间的鲜有交流乃至无法交流，直白地袒露着二者之间的断裂。所以，发生在陶溪川的这场儿童艺术展，也仅仅只是今天儿童艺术工作的一个缩影，它的问题既具体又普遍，既现实又无从躲避，直至膨胀为当下儿童工作的顽疾与隐痛，而我所失望的和批评的，也许既不是某场展览或者某件作品，甚至也不是背后的一部分人，而是令一切追问显得徒劳、令一切解决的努力显得多余的庞大系统本身。我最终怀着难以明状的心情走出陶溪川美术馆。这是一场无法被轻易总结或者定义的展览，也无法被过往那些所谓当代艺术观念与标准加以衡量，某些时候我感到现场有些吵闹，但置身其中的儿童对此并不以为然，有些作品我自认看不懂或者太容易就看懂，但许多时刻我正是被其中的简单或者直接所击中，当我在两个小时的看展结束后感到疲累，我同行的四岁女儿却意犹未尽迟迟不肯离场……这也许正是问题所在：说到儿童工作，我们无法毫不犹豫地指出谁的展览更艺术，同时也很难在标准尚未建立的前提下断言怎样的儿童工作是“合格”的，我们只能凭借着一些粗浅的理解，去解释、描绘和模糊地指出：很多时候，仅仅把儿童在一个叫做美术馆的地方汇聚起来，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儿童工作——尽管眼下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儿童工作都在如此行进着；而将儿童真正投入艺术的现场，使其发起场域中充满主体性的观看、提问、寻找，同时作为成人的我们对其看到、听到并有所回应，这也许是好的儿童工作的一部分，但也远非全部。但与此同时，无法清晰指认儿童艺术工作的“好“，不意味着我们不知晓何为这个领域的“坏”。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也许正需要两股“下沉”趋势，一是去往县城，成就更多边缘之地的独特文化空间，二是走向儿童，让艺术脱离系统性贩卖从而以其完整、全息的面目与儿童直接面对面。当然，这里所说的“下沉”需要摒弃语词本义中的傲慢色彩和权力差异，而更多指向一种资源或者话语的自然外溢，它也并非单向的粗暴输出或入侵，而是在某种重力吸引下对中心城市和中心群体的主动出走——所谓的非中心地带之中，也许蕴含着巨大生命力，和宽广的实验场。而这也是为什么，在展览本身的好或坏之外，陶溪川将目光再次投向儿童这件事，还应存在其他维度的考量。正如我一度好奇，陶溪川美术馆何以有这样大的勇气和决心做一场让儿童艺术教育机构占领主场的展览，而后来和陶溪川美术馆馆长薛璇及其同事的反复交流中，我意识到，这一看起来颇为激进的做法，正是一家年轻的、颇有“野性”的地方艺术机构对自我探索和试错的允许。事实上，陶溪川美术馆曾在2018年就发起了首届儿童艺术节，但突如其来的的疫情令其错失了后来的机遇期，当几年后试图再次重新进入儿童工作的现场，薛璇和她的同事发现，儿童艺术展早已遍地开花且严重同质化，这样的现实令她们想要探索一条新的路径和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工作方法，于是才有了今天这场勇于刺破那道横亘于当代艺术和儿童教培之间厚重墙壁的展览。她们走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并实证了这条路当下的不易乃至不甚笃定，并以此确认出未来的方向和边界，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属于当代的儿童工作精神实验？事实上，在陶溪川的几天，我也的确看到了儿童工作走出白盒子，在更大时空范围内的贴地实验。美术馆的展览之外，这一届儿童艺术节还试图以打破界限的方式聚落出儿童工作坊、儿童市集、儿童花车游行等艺术形态，这些“分展场“随机散落和发生在园区各处，例如陶然集的摊位上、纳凉和闲逛的人群里，形成着艺术与生活的无界与融合。而其中可贵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和方向的隐约锚定：儿童群体并不需要被悬浮和割裂地限制在透明泡泡中，而应成为深嵌在陶溪川气质精神中的一环。在夜幕即将降临的陶溪川艺术集市“陶然集”上，我看到正在园区人流和摊位中缓慢穿梭游行的儿童花车，看到在摊位前招揽生意的小摊主们，而当晚陶身体舞团的演出，则宛如一场大型的快闪，演员们随机出现在某处人群中随着音乐起舞，形成一股寂静的漩涡，面对舞者，大人们正襟危坐，但人群中有孩童们在跟随起舞……那一刻，令我想起展览上的一个细节，行至展场的某一处作品，观看者会意外地发现自己失去了方向，两根五彩斑斓的绳索拦住了唯一的去路，在阻碍面前，儿童们的脚步通常毫不受影响，他们只是嘻嘻哈哈地如常从绳索的缝隙中顺畅通行，而大人们则常常陷入犹豫、徘徊，直到在工作人员的提示下才有些会心又有些笨拙地低头钻过绳索……瞬间的弯腰乃至踉跄中，成年人的内心会否升腾起一些异样，又会否夹杂一些对童年本身的温情？这一幕像是个隐喻：很多时候，让儿童独自面对艺术本身就够了。这一幕也似乎指向一种尤为不同但也分外基础的儿童艺术工作思路：学艺术的前提是，让真正的艺术在人群中出现和存在，直至浸泡成为一种日常。过去几年里，陶溪川与中国最渴望走向旷野的一批年轻人发生着深度的链接，它代言了年轻人喜欢并最终选择的某种生活方式乃至人生方向，再后来，陶溪川成为位于四线城市但被全国范围内众多群体共享着的一片精神时空。作为当代人今日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陶溪川不断制造着文化艺术事件，也成为着某种文化艺术现象本身。而在汇聚过时髦和松弛的年轻人、渴望表达的创作者和手艺人、有影响力的国际艺术家等群体之后，此时儿童群体进入陶溪川看上去既合理且必要又水到渠成，尽管并未特意而为，但曾经走过的每一步，都像是在为这一天而准备。只不过，现实在此时显露了它的真实：即使有万全的准备，一场儿童艺术展览也可能会面临某种程度的失控和混乱。这大抵也是艺术的本义，它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因此充满可能。毕竟对于陶溪川而言，无论对今天还是未来，儿童工作内里和外延，都可以不仅仅意味着一场白盒子内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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