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我听永丰老师的讲座，压力也很大，说实话，我很难认真地坐着听讲两天，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了。这两天听永丰老师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真的是学贯中西、打通民间，很厉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他内化的太好，好多人会以为，这里面没有技巧，其实这个技巧就藏得太深了。因为我也做社会性艺术，我大概是零二年开始，稀里糊涂地混到三十五岁，决定要干点什么了，就开始去拍纪录片，拍《淹没》，后来拍《乡村档案》。在国内算是最早发起那类社会性艺术活动的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做到了现在，有非常多体会和认识。听永丰老师分享时，我有很多共振的感受，我也尝试着谈谈我的理解和我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一百多年以来，其实中国有着跟欧洲不太一样的路径。欧洲、美国的那种现代性，有着一个线性发展过程的，不管怎么样，他有一个很漫长的适应过程。而我们的现代性，大概在一百多年前，是突然闯入进来的，这个现代性和我们几千年的内循环式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我不想评论这个现代性好不好，但是，这个现代性已经来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拒绝他，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看一百年前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都讲是这种现代性来了以后，我们农村的处境。我们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也有大规模的乡建运动。不管是梁漱溟还是晏阳初等人，都做了很多乡建的运动，希望解决现代性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和现代性相处，或者人该怎么安放的问题。这一百年来不管是采用什么方法，包括特别激进的集体化的方法、工业化的方法或者回到很原生态的方法，各种各样的实验都很疯狂。这一百年有非常多疯狂的方法，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处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东亚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东亚文化跟欧美的文化在这一百多年前也相隔很远，因为喜马拉雅山、因为荒漠、因为距离……这意味着东亚文化是一块相当独立的文化，甚至在这个文化里面，国家意识也不清晰。只有天下意识，国家和天下没有什么区别，你把中原一占，东亚全是你的，所有人都说儒家最厉害，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习惯了什么？就是容易把文化理解成一种一元的东西，它跟欧洲不太一样，欧洲基督教在分裂，它和伊斯兰文化有冲突，甚至和非洲的原始文化也有冲突，包括北欧的日耳曼文化，他们的内部一直有着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在中国，我们经常批判儒家是二元对立，其实我们更习惯一元化，也就是干脆建立一个绝对的正确，这是我们东亚文化里的惯性，几千年来一直如此。而且东亚文化里边也有很多特点，比如，文化人是不会去做实证工作的，他更多的会去注经，一注几千年，就像四书五经那些。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汉语特别明显的点在于，书写语言和口语表达产生了巨大的分野。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注音，所以一个词在不同的地区有巨大的发音差别和表述差别。但它毕竟是用象形文字统一起来的，所以在书写中，不管是能指还是所指，它都在力求变成一种更加统一、清晰和明确的表达，它和口语产生了巨大的差别，这在新白话文运动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清楚的状况。和欧洲的状况不一样，他们没有应该选择说白话文还是说古文的矛盾，也没有写文章应该用口语还是用雅语来写的这么一场激烈的全社会的辩论。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口语和书写语言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其实在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里边，只习惯用一种经过学术训练的语言来表达，包括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老师上课，我们平常的表达方式，其实都是这样。有很多做纪录片的人来问我，他怎么跟那些人没法交谈？我说，你主要是不懂口语，你回家吧，老家那个地方的口语你稍微能理解一点，情况就会好一点。如果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不知道怎么进入口语系统的话，你几乎是无法做事情的。如果你懂口语系统，你可以表达，就可以去外地拍摄。但你要是不懂口语表达的话，你几乎是没有办法和他人做交流的，你会越做越窄。尤其是从有了新华社以后，中国做普通话、做简体字、做这种比较激进的文字改革的人都到了延安，他们就希望这种东西越统一越好，越标准化就越不断地规范语言，我们的书写语言就存在不断被规范的一个处境里。在这个处境里面，我有时候就想到福柯所谈论的一个观点，意思大概是，十七世纪以后，文化有一条暗线，这条暗线就是一个词如何及物的问题。在十七世纪以前，没有发展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的祖辈干什么，你爷爷也会这么干，你爸也会这么干，你也会这么干，这个时候，词与物的关系没有那么不好确定，你用标准语言大家也差不多能领会。但是十七世纪以后，物在不断地被转换的时候，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不同的口语、不同的方言，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能及物、不能准确。这是我觉得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懂得口语。我最早开始懂得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看沈从文。我第一次在沈从文那里看到了，口语可以如此优美，他用口语进行写作。而且因为沈从文在湘西，他跟我住的重庆跟四川的东部非常接近，系统也非常接近，所以我第一次懂得我那些乡下亲戚的恩怨情仇，这是从看沈从文开始。在这之前，我其实不懂他们的口语。听懂乡下之后，我也开始到处走。我懂得我乡下亲戚里面的恩怨情仇是什么构成的，不是看这种学理性的文章，不是看社会学如何分清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而是从沈从文那儿。我第一次觉得开始懂得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感受。第三个感受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在国内也经常争论，当年中国大陆选择了鲁迅，为什么不选择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些人说，该选择鲁迅，有些人说，该选择胡适，该选择这种制度的变化，还是选择一种文化的变化？其实我经常讲，胡适和鲁迅缺一不可，制度的改变和文化的改变同样重要。我就想起欧洲的变化，我们经常讲启蒙运动，实际上在启蒙运动之前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确认、对于个体的确认、对于美的确认、宗教改革对伦理的确认等等，是不可能进入到启蒙运动，不可能来进行权力分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同时发生那么多事情，我们要在几十年里一起解决，确实是相当的难，可能到处都是事儿。你感觉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抓瞎的状态。首先我们在这么一个处境下，不光是政治上的问题，伦理上也有问题，审美上也有问题，一直处在特别激烈的背景下，这个背景我们还没有办法说他的好坏，首先是他来都来了，你怎么办？实际上欧美也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现代性来了以后，我们人到底该如何安放？我们该怎么和现代性相处？我觉得永丰老师的歌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其实是来源于全世界的诗人、歌者，关于现代性中我们的灵魂如何安放的方法。有一样东西，我特别感兴趣。但我需要先讲一下我对其共振的背景。我觉得语境是非常重要的，永丰老师不断地在讲WTO和农业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语境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些东西。因为我在川美的油画系上课，我会经常讲到杜尚。小便池放到了美术馆，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理解，其实他最核心的就是——一切意义只在语境中间产生。他其实明确了这个事情，这是个发现。其实人类早就知道，比如当我们在门口看见一场车祸，我拍了张照片，我发到微信朋友圈里面，你会觉得这就是个热闹，待会来了一个车展，说这张照片太牛逼了，我们去做个展览吧，那这就是个展品，再晚一点，派出所来的时候，监控没拍着，我们又要拿去当证据。同样的东西，它有时候是证据，有时候是一场热闹，有时候是个展品。其实这个事情早就存在，但是杜尚明确了这件事情——一切意义只在语境里面产生。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理解永丰老师这些歌的时候，首先是对那个语境的理解，就是在这个现代性中，WTO对农业，对台湾社会，以及现代化来了以后，我们人应该怎么安放的一个理解，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问题。那我想提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到美国去学社会学，那个时间可能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最流行的阶段，那时，法国的那些符号学、结构主义大师都在美国当老师。但是我发现你的那些歌其实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特别宏大的感觉，而是总能找到一个点去做。这一点你是怎么开始想到的，比如说要去找到一个特殊的语言，而不是用我们通常都会用的普通话也好，在台湾流行的闽南话也好，客家语是相对有陌生化的语言，你为什么要去选一个相对陌生化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