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黄永砅，综合材料，H500x1800x350cm，2002 ©元美术馆
撰文：杨梅菊
我们正身处一个不再热衷谈论远方的时代。全球化中道崩殂，异域之梦节节败退，有限的视距助长着人们的自恋，同时也磨损着对远方的好奇。有多久了？我们几乎不再说起地球村，不再高唱“XX欢迎你”，而作为世界在近处的延伸，亚洲在过去几年里尤其经历着加倍的被遗忘和被冷落。这份断崖式的落寞毫无折损地反映在当代艺术领域，无论作为观念的造型，还是创作的语境，亚洲过去所曾具有的某种难以抵抗的魔力都在渐渐消退……艺术家们既不在此聚合，也不从此出发。
也正因此，在此时此地的当代艺术场域再谈亚洲，显然是稀缺的，同时是出人意料的，也许还有可能是紧迫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衔接在边际之间：亚洲艺术家群展”以其将亚洲艺术家进行聚合的姿态，在今天看上去驳杂但又略显同质的展览群像里显示出某种异质性。
这场展览聚合了来自7个国家32位亚洲艺术家的40多件作品，试图发现和挖掘亚洲当代艺术潜能，在跨越地理和文化藩篱之中完成一次对亚洲的“找寻”和指认。
正如给这场展览的命名“衔接在边际之间”那样，策展人冯博一将边际和对边际的缝合、打破作为对今日亚洲精神的提炼和希冀，我们不能不感到好奇：在今天的当代艺术叙事下，重提亚洲以及亚洲边际的断裂与弥合，所试图回应的到底是什么？
展览开幕式上，冯博一说起的一桩往事也许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那是1999年，欧盟建立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西方系统空前结合在一起，成为当年最大的国际新闻。冯博一和友人们聚在一起不禁畅想，欧元区已经有了，什么时候能有亚元区，有亚洲经济共同体呢？但畅想的结论是，可能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了。
而当时间来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上世纪末的某种悲观想象正在以不可抗拒的速度落地，我们在自身的加速坠落中，似乎得以进一步看清亚洲命运的过去与未来——过去四十年，即便全球化高歌猛进、新兴亚洲国家迎来腾飞，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却始终处在非常涣散、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局面之中，直至今日，我们某种程度上共享了亚洲的处境，并在这种同理中无限贴近了一种未知感和不确定感……这种情况下，也许是时候通过一场展览，从当代艺术角度对那些不可知做一些想象和填缝，同时在向内的审视中建构出属于亚洲文化和艺术的共同体。
展览现场 ©元美术馆
某种程度上，“衔接在边际之间”这个展览在各个层面复现和隐喻着整个亚洲当代艺术的现场。
元美术馆空间设计的“强介入”首先成为一切的前提，这座选址在北京黄金地段写字楼内的新兴美术馆，首先在空间语言上对自身风格进行了先行标的，例如回字形长廊构成着几乎不可更改的展览动线，其间的波浪设计则近乎物理分割的模块和单元，在沿着长廊缓步行走中，观众驻足停留还是转身离开，都在无形中完成着对整个美术馆空间的呼应。
而强烈辨识度的空间结构，更凸显了这场群展的片段性——或者出于对美术馆空间权力的让渡，或者出于对亚洲内部不同文化差异、独特性的尊重，总之在这场展览中，策展人实现了对自我角色的最大限度隐匿——尽管是一次聚合的呈现，但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并不致力形成某种特定关系或产生什么对话，而只需考虑自身与空间的关系是否成立。
这种“各自为战”也体现在艺术家及作品的角色、风格和年龄层分布上，不同的作品，以多个维度与当地、自我展开对话。艺术不再限于一种共享式的通用语汇，而是被注入了地方经验，具体可感，近于一颗根部裹着泥土的植物，移植着归属地的湿度、风和气味，改变着展厅一角的生态微系统。
元美术馆所在写字楼的大厅里，我看到了尚未组装完成的黄永砅的《龙舟》，不同形状的木板、线条复杂的图纸、旧皮箱、扫帚……作品的骨骼和细部散落一地，实体难以辨认。那一幕，似乎构成着对作品的活化和再定义，黄永砅曾经最善用的搬运、嫁接和组装观念，他对人在肉身游走中精神无处安放的凝视，对东西方本质无法打通的失落，都在时间层面获得新的延伸。
《仙游》，沈远，陶瓷、录像，500x200x60cm，2008 ©元美术馆
主体空间内，沈远的《仙游》安放在拐角窗边的地上，烧成褐色的陶土看上去焦枯、干涸，其间几片小水洼泛出录像制造出的蓝色波纹，几只穿行其中的家禽看上去潦草且饥饿，艺术家的情感在此时看上去袒露且强烈，表达出对家乡从田园一隅变成垃圾集散地的沉痛与失语。
站在印尼艺术家赫利·多诺的《飞翔的天使》面前，观看者往往会心一笑，天使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纯洁与神圣，借用了超人或者美国队长式的造型和飞行姿态，成群结队地从画面深处飞来……天使是在赫利·多诺的装置作品中常用的元素，但这次它们成为绘画的绝对主角，也是对同名装置作品的漫画性阐释，很显然，这里的天使与宗教无关，而是成为包裹在想象力糖衣之下的其他征象，描绘出对全球化绝对权力的反叛，和对印尼社会急速现代化的失重感。
自成一体，正是置身元美术馆观看这场展览的最直接感受。每个艺术家和他的作品都构成着独立的系统和浓烈的在地诉说，想要读懂作品观众必须全然投入眼前，腐败、移民、城市化、工业进程的狂飙与失落、身份的错位与不可抵达，艺术家们各自直面并关心着切身的痛与怕，揭示出亚洲这片热土上的某个角落的繁荣奇观与失意迷茫……
看上去，这是一场极度强调艺术家个体叙事的展览，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和作品之间交集或者普遍性的缺失，正相反，在那些并未事先策动和布局过的表达中，一种亚洲的共性得以浮出水面，那就是所有艺术家和作品似乎都并未摆脱的、这场展览中看似并未存在但却在艺术更宏大语境内从未缺席的“西方”。
我们常说，今天当代艺术中的所谓“世界”即是欧美，这一点与上一个世纪没什么不同。西方，不仅成为亚洲当代艺术的前提，更成为激起许多亚洲艺术家创作欲望的最大燃料，无论渴望、贴近，还是审视、批判乃至最终的背离，西方当代艺术都是亚洲当代艺术进程中无法抹除的客体关系。但好在亚洲也从不是一个静态的整体，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获得新的身份和意义，同样亚洲当代艺术及从业者们也并不是一个被客观定义的存在，而是身处被不断发现和个性化的过程之中。正如巫鸿在《以当代艺术重释亚洲》一文中所说，一直以来亚洲当代艺术的国际性从来被忽视和低估着，但它对欧美主流艺术体系的渗透和反推也始终没有停止，当代艺术的流动，不止从西方到东方，也包括从东方到西方。
过去，我们总是痴迷于界定出到底什么才是当代亚洲艺术，仿佛有了具体答案，亚洲当代艺术就找到了属于自我的独特路径，与此同时，我们又往往难以真正地谈论亚洲，因为它太丰富、太复杂了，但也许，亚洲当代艺术的魅力正在于这种流动及未定，以及永远无法被定义的驳杂和散落。
事实上，这种离散性也指向着当下艺术机构的工作与方向之可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身处亚洲，但中国的艺术机构似乎更习惯将目光越过此处，投向更远的欧美，这种对附近性的忽略，恰是对自身主体性的低估，以及对本土现实经验的无法直视，而未来，艺术机构如何将对亚洲性的关注与兴趣，不止理解为一场拼盘式展览，而是由此出发，形成对亚洲艺术进行的持续跟踪、观察乃至推动，也是亚洲向当代艺术机构提出的历时性课题。
如果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欧美的遥望，与对自身的过度打量，构成着亚洲当代艺术的一体两面，那如何在亚洲乃至自体系统的内部完成“相互的观看”以及“彼此经验的交换和汲养”，也许意味着跳脱出今天当代艺术既沉重又虚浮的困境的一丝线索。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真正看到亚洲也许正是应该早已完成但却始终未曾走出的一步现代性，虽然眼下的中国当代艺术面临脱钩的孤岛存在，但庆幸的是今天的亚洲想象已经不再是整体性的，而是点和点之间的线形乃至网状交错关系，比如东北与东北亚，华南与东南亚，还有国际关系与经济转移带来的新的中心与边缘关系……这个过程，既伴随固有边界概念的消失，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机体纹路的重塑和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