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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一颗种子的旅行·元点”展览现场儿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场。面对当下不断被激发的冲突与矛盾，儿童是最为脆弱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最被遮蔽的发声者。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一现场，又如何面对美术馆的儿童教育？
7月13日，一场题为“谁为儿童发声：儿童教育的现场、观念与问题”的沙龙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该论坛由打边炉和银川当代美术馆共同主办，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儿童现场，既充斥着刀光剑影，又迸发着不灭的热忱。
沙龙上半场的主题为“作为弱者的儿童：儿童工作与问题现场”。这一主题的提出，在于正视儿童作为社会弱者的现状，继而将其抽丝剥茧，引发出更多维度的问题和思考：儿童与身俱来的主体性是如何被逐步磨灭的？在不同历史和文化中，儿童的问题是否有迹可循？作为成人、家长、老师、美术馆和教育机构，我们能为儿童做什么？教育工作者各自要面对的现实痛点又是什么？
将儿童问题带进美术馆的场域，既是以艺术的灵光撼动社会和教育体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搭建儿童与成人之间双向而行的沟通路径，更是在重申美术馆空间的良好公共价值。这场沙龙发生的背景，是正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一颗种子的旅行·元点”。展览以儿童艺术切入人类的本质性问题，在宏大议题和具体的儿童处境之间游走，最终回落到一个萌生于童年时期又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正如沙龙嘉宾蔡佩伶所说，对这一问题的觉悟，是艺术教育所能带给儿童的最无可取代的内在力量。
根据这次沙龙的分享实录，我们从中提炼出9个问题，试图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触发一些有关儿童问题的思考涟漪。发表前经过与谈人的审校。讲稿整理：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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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弱者的儿童：儿童工作与问题现场”沙龙现场，由《打边炉》编辑总监杨梅菊主持
A4美术馆副馆长，首席策展人，iSTART儿童艺术节策展人当下儿童面临着巨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孩子们的心理处境，尤其在中国，孩子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我最近和一位医生讨论过，他告诉我在一些地方的8万孩子的抽样调研中，有超过30%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抑郁状态，其中有超过7%—8%的孩子有过自杀倾向，这个数字还在激增。真正影响孩子抑郁的原因，其实首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学习压力，而是人际关系，其次是家庭关系，第三才是学习压力，但学业上的压力也挤压了前者。我们发现，孩子们的病灶可能恰恰来自家庭和学校，这些我们认为对孩子最好的地方。在准备iSTART儿童艺术节的过程中，我们采访了300多个有过抑郁经验的孩子。这些孩子给我们的反馈非常震撼，许多人也不需要依靠承认正确的引导和帮助，而是通过长时间的康复和自救自己走出来的，彼此之间互称幸存者。作为成人，我们并没有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甚至很多家长和老师本身就是社会中的抑郁群体，孩子们实际上是被他们所影响。童年既是一组生命经验，也是一种高度政治性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今天的孩子们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多元的年龄——身份证上的年龄只是一种制度上的年龄，再加上民族、性别等相当多的问题......1989年制定的《儿童权利公约》只是让我们意识到儿童的权利问题，但在权利视角下，依然有这么多的问题。我认为今天的孩子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不应该仅停留于个体的艺术表达，更应在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感和共情能力，能够想象不同于自己的人在逆境中挣扎的具体情形，这样一种能力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与公共价值。今天无论是对儿童的教育，还是我们对自我的教育，都任重道远。我很希望通过文学和艺术的表达，我们能够体味不同的生命经验和童年制度。在校园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家长认知中的那些“乖孩子”，大人们常要求孩子听话，按他们设定好的人生路线规划孩子成长。家长问老师的话术是“他今天听话没”。这些孩子在童年时表现出极高的服从，安静而守规矩，尽量不犯错，多样性和个性没有被释放，长时间生活在有压力的学习环境中，等到青春期或成年后，很容易出现没有主张，没兴趣，没有目标，缺乏创造力和个性的特点，或者在不断的期望下出现心理问题。现在学校还有很多双面孩子，因为教育方法和理念的不一致性，导致这些孩子表现出极大的两面性，家里一套学校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在家长、学校面前表现良好，但出现在社会上就原形毕露，这种现象甚至更危险，不给学校和老师提前发现的机会，这些孩子的“反侦察”能力很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隐蔽性，可以说智商情商都很高，以至于有时候家长喋喋不休跟老师介绍这个孩子时，老师很纳闷？你跟我说的是同一个孩子吗？随着社会焦虑的不断增加，孩子被附加的学业任务越来越重，学校里的“铁孩子”也越来越多，对人事没有兴趣，不关心人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把别人的付出都看作是理所应当的。在发展自我的最佳时机，没有培养与自然与他人连接的能力，每天除了埋在书桌前，有点业余时间就深陷游戏的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在生理上欠缺对情感的回应。
其实孩子们在降生时就已经是个整全的人，但我们成人用了很长的时间，通过教育，让一个具体的人接近我们理想中的儿童。这个过程往往既磨灭了孩子们的个性，又带来一系列附加影响。只有少数幸运儿能找到支持他们的环境，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我认为这种弱势的处境并不是孩子们自己选择的，而是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历史上的偏见，对儿童的有限的描述，也在加剧这种弱势。孩子的声音很少被听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发声。其实孩子们每天都在说话和表达，但他们身上的灵性、自发的感受力和认知开放性常常被忽视。比如孩子们如果来到论坛现场，可能会觉得极其无聊，不知道这群人在干嘛，怎么不动起来、笑起来？我们缺乏想象的能力，反而要花费大量资源来体验虚拟的闲暇来消磨时光，但孩子们随时可以进入想象的世界。古代哲学谈“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孩子们身上看似弱的地方，可能恰恰充满生机和可能性。如果我们看到的孩子是处于弱势的，那是因为我们从现代儿童观出发来看待孩子。现代儿童观认为儿童在体能、头脑和心智上是“弱”的，这也是今天儿童权利意识兴起，我们认为儿童需要被保护的思想根源。但回顾历史，在古代，可能一个9岁儿童在庭审上的证词也会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在现实中也会发现，儿童在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往往是远超成人的，这也是一种强。我们所看到的弱，更多是权力关系中的弱。从十九世纪启蒙运动到现代性以来，现代儿童观都认定儿童和成人是一组对立的关系，但成人离不开儿童，儿童也离不开成人，这关系正如庄子所说：“非彼无我，非我无以依存”。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关系中讨论儿童的位置，也需要警醒自己，在具体的场景和历史情境中重新思考儿童的本性和力量。
我们今天与儿童互动时，会反问自己，孩子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心声吗？我们在查看文献时，要如何精准地辨别这是不是孩子自己发出的声音？这需要一些技能和长期训练。我们希望能再现过去对儿童的认识，既是一种研究成果，也能让我们再一次反思，今天我们对儿童的理解是如何受到历史影响的。在早期研究中，儿童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后来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发展，儿童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今天我们史学家需要关注哪些力量在塑造儿童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是如何被塑造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对儿童研究存在许多无能为力却又必须用力思考之处。例如，0—3岁的小孩是否有自己的声音？胎儿是否有发声的能力？如何发现这些声音？成人和儿童其实身处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单向而行的。虽然儿童很难通过自己的嘴巴来发声，但即便是不言不语的婴幼儿，自诞生起就已经和这个世界发生了联系，以默不作声的方式改造了历史。对儿童的爱，会带来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重新配置，并由此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儿童史的研究不能只以“补赎历史”的方式进行。儿童史家已经用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儿童正以我们预料不到的方式成为社会建构中的行动主体。山外"INCS"（Individual Nurture of Complex System）项目共同发起人，广州三米学苑合伙人，广州铭初新教育联合创办人很多人问我，儿童在成长过程到底需要什么？我说如果植物需要阳光、空气和水，那么孩子需要的就是时间、空间和人间。这意味着，孩子需要有自主决定的时间、任意安排和处置的空间，以及选择互动对象的自由。这种互动包括群体、个体，甚至是他自己。在我以往接触过的学校教育里，经常有家长来问我，我的孩子不喜欢跟人说话，总是自己一个人待在角落，怎么办？我就会告诉他们，这样有什么不好？许多哲学家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独处。家长的焦虑往往源于这个社会所传递的讯息，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不能有一种更充分的自由度和流动性？我们在养育儿童的过程中，需要在时间、空间和人际关系上，给予孩子足够的余裕、留白和不确定性，把这些留给一个正在发展的个体。
学校作为一个自带权威性的社会集体，许多事情需要通过老师自身的天赋和使命感来完成。当几十个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而且还要完成同样的任务并追求效率时，高管控成为学校教育的必然选择，也就自带一些缺陷。这样的教育模式忽略了孩子们的个性和天性，给孩子创作性和主动性的机会也不够。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大学校，一个法人下有七所学校和一万多名学生时，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作为一个教育人，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一个规模化的集体中脱颖而出，被看见、被夸奖、被优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责任和使命。真正启发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有一年，我们学校举办了“惊蛰”活动，让一千多名学生在家里用橡皮泥制作虫子并带到学校里。那几天，校园突然变得热闹起来，置身其中，你会发现没有哪个孩子做的虫子是一样的，一千个孩子就有一千只虫子的样子。那种生命的本真状态，一下就打动了我们。我们突然清晰地意识到，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应该能够容纳并支持儿童的表达、感知和创作，能够成全儿童的意愿和成长，还要容许他们犯错和与众不同。所有的学校教育和养成，都是在训练一个人。当我们教育工作者走进教室，要面对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集体，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班级，有40个人，男生20个，女生20个，平均年龄10岁，我要如何面对他们设置这一整个学期的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用集体取代了40个独立的个体，但教育的进步在于，能否在满足集体需求的同时，尽量地观照到个体的需求。于是，我开始设想了一种养育的方式，不是从集体走向个体，而是一开始就面对活生生的个体，让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地发展，最终走向群体。这就是我们在山外思考的实验计划，我们不把它叫做一个学校，而是一种个体化养育。
如果没有学校，教育会不会消失？这是我们在20年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有个预设答案。当然不会。现在的学校教育也不过是这一、两百年的事，在那之前没有一个叫“学校”的地方，但是教育依然存在，文化依然在传承，文明在依然发展。世界不是被真理、规则与标准所确定的，而是在每个瞬间，通过无数的感觉、感情和记忆，在个体中生成的。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一辈子都待在学校。以前我在学校当学生，后来念了师范大学，毕业工作还是在学校，一直都在面对教育的问题。教育改革的问题，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内地，永远都不会停下来，因为社会和时代在变迁，我们也必须回应当下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只要是讨论教育问题，我们的想象空间往往非常有限，因为我们会从具体的目标开始讨论，比如需要学会什么样的技能，未来上哪所学校，而不是从一个人要怎么长大开始。我在做山外的时候，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山外面对的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关于一个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怎么长大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只有一件事情，面对眼前这个孩子，我们要如何用养育替代教育？答案绝对不会只是指向学校、课程或者教材，还要关心孩子们的社区生活、家庭、城市里有没有艺术馆和博物馆？有没有山地或田野？在山外，我们努力实践的是养育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教育一群对象。
6、艺术能如何撼动以科学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审美教育能够在学校中实现一种无关利害的纯粹体验，帮助学生真实地看待世界。我们通过艺术活动，让儿童能够自由表达内心的情感和需求，展现出他们的真实状态。例如，我们在校园中设置空心砖，让孩子们用来进行创意表达，从虫出洞到机器人总动员，孩子们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发挥。这种方式满足了儿童追求美好、真善的本性，并且通过与美术馆合作，举办儿童当代艺术展览，使孩子们的艺术表达得到更广泛的展示和认可。用艺术彰显儿童，后来成为了我们实验二小的一句标语。后来我们在学校里发起了艺术召集令，在各个校区里就添置空心砖，孩子们随时可以利用这些空心砖进行创作，从虫出洞到机器人总动员，孩子们还会以牛仔的名义致敬贺兰山。你会发现，在这些这些自然而然的真实表达背后，看似是我们满足了儿童的欲求，但孩子们呈现给我们的求好、求善、求真，恰恰是人类生命大同的普遍愿望。我们开始给孩子更多的表达空间，借助这些活动，表达自己的情绪，开心的、沮丧的、愤怒的、惊喜的，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惊喜的、稀奇古怪的、模模糊糊的，表达自己的需求，我想要的、我需要的......儿童世界的广大，就在这样自由、丰富的场景中展现出来。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做了两届艺术展后，我们深深感到教育要走向艺术，必须要让儿童回到天然的系统里。儿童是自然之子，尤其在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要和人工智能竞争的未来，只有回到天然的系统里获得滋养，才能将人的属性放大，在未来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艺术，是帮助教育从工具性走向人文性的最好的途径。学校要寻找教育突破口，美育可以说是一种最有力的手段。美育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强迫性的，而是通过艺术活动调动孩子们的兴趣，打动人的情感，能帮助孩子们摆脱机械性和匠气，突破功利主义，撼动这座以理性、工具为基础的教育大厦。如果从审美的角度去设计或者改造教育，孩子们是感受得到的。就像惠特曼那首诗写的那样：“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学校教育在今天带给孩子们的可能性，可能就是未来世界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相信，美好终将会因美而好。我觉得无论是在学校的行政还是教学体系里，更常运用的都是一种现代科学的方法，但很少会有艺术那种模糊的、不确定的但又自有其力量的特质。艺术有什么用？它没有用，但它让人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自己，让他们有机会去创作、连接和发声。也许是我们教育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出了差错，以至于形成了一堵又一堵的墙，让一个人无法破茧而出。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儿童在生命变迁的过程中，那种由内向外的、本自具足的行动力。这恰恰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更容易去理解什么是无所为而为。几年在内地，我觉得不管是A4美术馆还是银川当代美术馆，透过艺术、展览的方式和教育做结合，这种交融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股突然涌现的力量，带来整体上的质变。
博物馆千万不要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让孩子们不喜欢的存在，而是一定要打破与孩子们的距离。我从一个故事讲起。2016年，上海迪士尼捐给博物馆一个水晶玻璃城堡，对玻璃博物馆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玻璃是非常脆弱的，小朋友们又会在博物馆的空间里奔跑、嬉闹，这座玻璃城堡在2020年倒塌了，然后整件事情迅速引发了舆情，在媒体上传播率超过了4500万。刚开始的舆论几乎都是一边倒，都认为家长有责任，应该让家长赔。但第二天，我们发表的官方意见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我们说小朋友并不是故意的，博物馆也需要拥抱孩子，所以我们会尽量平衡好这件事情。拒绝孩子进入博物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孩子是未来的希望，通过参观博物馆，他们可以接触到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培养对艺术、科学的兴趣和热爱。重要的是要找到方法，让孩子在参加博物馆时既能有良好的教育体验，又能保证博物馆的展品安全。所以那一年，我们开设了一个博物馆礼仪的工作坊，让小朋友正面了解在博物馆需要保持文明礼貌的行为举止。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在更新常设展的同时，在玻璃博物馆主馆H3展厅做了一个“反思角”，展示了博物馆里所有之前被孩子打坏的几件展品，让孩子更好地站在馆方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孩子通过玩去认识什么是玻璃。博物馆对于孩子而言，不应是单向的教育，而应是双向的沟通。玻璃博物馆里的常设展展讯分为适合孩子和适合成人的不同版本，我们希望让孩子们自行阅读，而非依赖父母。展览中也有很多展签是为孩子准备的，通过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介绍作品，也能增加参观体验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有时，你会在博物馆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孩子读了儿童版展签会有他的理解，成人读了成人版展签，也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相互之间还可以做一些交流。我一直认为博物馆就好像一座桥梁，一端是孩子，一端是父母，父母带孩子来博物馆是希望教育孩子，让孩子学到东西，但对孩子来讲，周末到博物馆是来放松的、来玩的。如何平衡这么一种关系？在玻璃博物馆，你经常可以看到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双向了解。我们也希望博物馆不光只是关于玻璃的，也能引发一些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的探讨，比如生物多样性。博物馆应该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可以为此做什么？这才是一个博物馆应该起到的作用。如果一个美术馆和博物馆是培养未来公民的空间，为了让这个空间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们希望在这里看到什么样的孩子？由于A4 美术馆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中产的社区里，所以我们会面临选择，是只服务周边的这些居民，还是去做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链接更多的人？所以iSTART儿童艺术节的核心是希望去看到和链接到更多的孩子，再通过孩子作为超级链接者，去链接更多的家庭。我们也在美术馆里开设了父母商店和儿童商店，主要是收集父母和孩子对于理想儿童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在父母的理解当中，关键词是幸福、自由、快乐，但儿童的关键词可能很具体，比如说妈妈不要生气了，姐姐不要再受伤，但是票选最高的，还是请过好你自己的人生，少管我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对父母的感知是非常具体的，孩子们的要求也是可落地的，反而成人对儿童的理解是更理想化的。今年我们又更新迭代，做了蜗牛与树洞的策展单元，有了更多的医生、法官、监狱里的检察官、心理戏剧的老师参与到蜗牛戏剧的制作中来。蜗牛是“我牛”的谐音，鼓励孩子们慢下来，躲在自己的躯体里，不一定要按照成人所想象的阳光、快乐的方式去生活。这些例子都只是凤毛麟角。今年，iSTART儿童艺术节链接到了8500名儿童、900多位学者和艺术家，跨越了九个国家和在中国的30多个城市，赋能了超过100个乡村学校的老师，构成了非常壮大的共创网络，而不是一个以美术馆为中心的网络，而它的基础就是关于儿童的问题。
投身社会设计后，我受到了很多打击。我想谈的是儿童美感教育背后的永续哲学。我们常常把年轻人和有热情、有梦想的老师送往乡村，但他们的任教总有结束的那一刻，几乎每次都会有孩子问：“老师，你会不会再回来？”这让我思考了几个问题：首先，成人是儿童教育中最大的风险，教师是否适合，教师的生命经验能不能承担起和另一个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甚至是教师可以养成吗？这是我过去三十年最关心的议题到现在还没有答案。其次，就是老师是否会回来的问题。由于大环境的问题，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一个基地能解决的。我和其他的亚洲伙伴分享，大家的痛点都是这个项目还有没有钱让老师再回来，这个地方还会继续存在吗？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从今年开始，台湾要关掉1000所学校，日本每年关掉500所。所以，我们共同的痛点是什么？人才、场域和协作的网络。好的儿童教育、儿童美育的人在哪？我们可能现在看到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和策展人，但下一个十年呢？这些人会从成为我们的同行者吗？我们永远是在对的时间遇不到对的资源、对的工作、对的人。过去我们做了非常多国际上的链接，试着让创意人才在不同的基地游走，但还是会回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如何促成这群人的流动？这些痛点都是我在过去这四年的实地工作，以及我的协作伙伴身上感受到的。面对乡村儿童教育的问题，一开始我们的做法是驻派艺术家到乡村，帮乡村设计适应于当地文化的艺术课程，再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影响那个学校的校长，但这些都失效了。因为教育局长一变，所有的政策也都变了，最后就剩孩子在问，老师你还回来吗？孩子可能没有时间观念，真的每天坐在村口的石头那等，一等就是几年时间。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尊重他、那么愿意跟他在一起的老师。甚至，由于我们的介入，可能对这个孩子所处的自然和教育环境都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我们就会意识到，不要带着一套理想方案介入到与自身文化不相关的地方，而是要在当地找到可以连接和培育的对象，包括孩子、家长、义工和老师。这些种子在当地稀缺且孤独，通过主动连接教育网络或社会美育机构，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找到缝隙，获取水源和新鲜空气，最终生长起来，让当地人看到发展潜力。这样的村落，就不是一个孤岛式的村落，而是一个群岛。通过我们观察的案例，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中有超过60%的人会想要回到家乡去建构。你会发现家庭也是一样，这个孩子可能在小时候受过很多社会的正向激励，长大后，当他有一定的能力，也会给予社会回应，至少不作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要刻意拉拽、拔苗助长，而是给予孩子们一个更利于他们成长的空间。
9、如何做一个可持续发展兼具地方韧性的儿童教育生态系统？我们怎么去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兼具地方韧性的生态系统？它需要的条件是什么？这里有四个事情要强调。首先是永续的城乡，我们希望孩子们除了是学生之外，也能跟老师、青年工作者相处，和真实的村民共同生活。第二个是跨域的共生，我们能不能吸引更多人投入到这项地方工作，创造关系网络？最后一个是这两年才刚刚启动的微型中心。当那么多个微中心都同时在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时，怎么解决它们面临的共同痛点？每当一个教育基地爆火了，就会有人潮和流量，但这些人潮能够转换为人才吗？怎么转换呢？如何保持交流以上、定居未满，是我们在打造下个时代的儿童美育教师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真正落地的一个学校里，目前学生人数只有19个，也是我梦想中的学校的学生数。这个学校有非常多的问题，孩子没有自信、产业外溢、人口外流，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但这是曾经拥有上千人人数的一个学校。我们把我们的公开课带进学校，用无压力的方式带着老师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美不止是感知，而是一种思考方式，让孩子真正在工作当中去认识自己的心灵。没错，家乡有很多的问题，但应该怎么理解家乡？我们也召集了在台湾的一些外籍学生，一起带着孩子做大型的背景创作，用真实的工具打造了一个两层楼半高的神兽，在白崖山下守护学校、守护村庄。一年的课程结束后，有一个小男生留下了一句话，所有老师在读的时候都流下了眼泪。他说：“我是山脚下的孩子，我一抬头就很美。”我觉得这是艺术教育能带给孩子的最无可取代的内在力量：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知道我可能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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