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少民，艺术家
自述：沈少民
采访及编辑：陈颖
如果你在东北遇到沈少民，你会找到一些问题的出处。用沈少民的话说，回到东北，气息和菌群都是对的。这种对，就像孙悟空回到了水帘洞。比如他那突如其来的幽默，又比如他如何能在酒局上巧妙地掌控气氛，而酒过数巡还能毫无醉意，这些技巧和智慧，与他那些方案奇思以及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调动实际上如出一辙，都有着深刻的根源。
在“东北新声”专题里，我们采访了出生于东北的沈少民。访谈中，他谈到了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的幽默。它无处不在，既在二人转的舞台上，更在普通百姓的炕头上，比文化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出乎天性的一种日常态度和生存智慧。东北人以幽默对抗严寒、跨越历史、穿透生活，也正因如此，幽默就常与沉重的情感相随。
谈及东北，沈少民并未过多纠缠于历史与理论，都是个人记忆的追溯。对沈少民而言，真正的在地性是体内流淌的血液，在表达中的流露是自然而然的。就如同沈少民的诗歌和艺术方案里，都透露着与生俱来的东北人的幽默与悲壮，但他并不享受标签的限制，也毫不羁绊于艺术的界限，艺术应是自由的。
透过个体的叙述和实践，我们得以窥见时代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在历史中已经被遗忘的感知，如何在艺术中被重新表达。正如沈少民能够越过成功学的表皮，以艺术去接力失败的科研一样，在他的智慧里，东北的破败场景里同样蕴含着新的生命。
以下有关沈少民的自述，是打边炉和东北亚艺术文献库联合推出的专题“东北新声”系列之一，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将铜香炉埋在猪圈里
我出生在阿城，我的印象里，阿城是一个离哈尔滨非常近的县城，很典型的东北小城。其实，阿城的历史比哈尔滨更为悠久，它曾是金代的都城，也是满族人的发源地。在我童年时代的哈尔滨，满族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大部分汉族人则是在闯关东时期迁徙而来，也有朝鲜人和回族人，我小学就上的回民学校。哈尔滨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人不仅留下了许多建筑物，还有哈尔滨红肠和大列巴，我的初恋女友就是一位美丽的中俄混血儿。
我母亲是满族人，镶黄旗。在我们家登记户口时，最早的户口本上写着满族，但在文革期间，户口被改成了汉族。当时，并没有人因为是满族而感到优越，似乎只有汉族才被认为是正统的中国人。一些满族人在那个时候选择改成了汉族，后来又改回满族，再后来也就不再太在意了。在我小时候，我常常翻箱倒柜找玩的东西，那时还能找到一些满族的服饰鞋子，但后来这些东西都被藏了起来。在那个时候，少数就意味着另类，大家都人心慌慌的，觉得不太安全的东西能藏就藏，能埋就埋。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破四旧”，我奶奶信佛，烧香拜佛就是破四旧的对象。她用的铜香炉就是我亲手去埋的，我将它们埋在了猪圈里。
我母亲来自一个大家族，后来家里没落了，读到四年级就辍学了，能认点字。那时候，女性能有读书的机会并不多见。我母亲身上有着游猎民族的基因，她只有我一个儿，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她也从来没有想过把我留在身边，从小她就灌输我一些观念，告诉我男人一定要出去闯荡，不能安于一个地方。所以后来当我决定离开画院的体制，离开东北，我的母亲是唯一支持我的人。
我父亲去世得早，我不得不辍学接班，临时被分配到砖厂去推土，太过辛苦。正好是文革期间，墙上需要人写毛主席语录，当时没有人会写，我说我会，但其实我从来没有写，回家后开始不断练习。后来我被调到工会，负责写宣传标语。1995年，我从澳洲回来还特意回到那个砖厂，大门上我写的字还在。
小时候没什么娱乐，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群架，打完了彼此又成为朋友。我的外号是“军师”，专门负责出谋划策，在哪挖陷阱，在哪设置绊马索，这些“战术”都是从小人书上里学来的。方案出多了，搞不好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方案思路。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课外读物，几本小说翻来覆去地看，《林海雪原》我读了三遍都不止。《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电影和文学作品里那种悲壮的革命浪漫主义对我的影响很深。
说起我的第一件作品，那是在我十六岁左右。那年，我父亲查出得了癌症，后来大概只活了一年，我家有五个孩子，我是其中唯一的男孩，备受宠爱，而我和我父亲的感情非常深。我意识到父亲不久就要离开了，内心很想为他做些什么。东北的殡葬文化很看重棺材，看谁家有钱，就看棺材的木头有多厚。我们家当时很穷，但还是把所有的钱用来买了一副很好的棺木，我想在棺木上画上一些图案，但那时不懂二十四孝，于是画了我想象中的天堂，希望父亲在去世后能够到达一个美好的地方。在那个时候，除了情感，我无以报答父亲。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礼物，也是最后的一件。
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有些超现实。后来我的一些诗歌也与这段回忆相关。“闪电把天空撕开一道裂缝/我看到了窄小的天堂/顺着雨滴我摸到了上帝的声音/谁能告诉我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捏造了神？”“我把天空整个扯下来/也没看到我想象的天堂/我把地球钻透一个洞/也没能看到它背面的真相/我把镜子照出了褶皱/也没能看到自己的侧面。”也许在我的作品里，这种既沉重又浪漫的情感一直都在。
东北人的沉重和浪漫往往与这片土地相关。在农村，一年中有六个月都是冬天，再加上两个月的农闲，这意味着有长达八个月的时间无事可做，如何打发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东北人喜欢喝酒，首先是因为寒冷，其次，喝酒成为了一种打发时间的有效习惯。在东北的乡村，要走上几十里地才能遇到几户人家，见到一个人也挺难，因此人与人之间都特别热情好客，甚至遇到过来问路的人都恨不得拉到屋里去喝上一杯。东北人之所以幽默，喜欢讲段子，甚至还能编段子，原因也许就在于寒冷，坐炕上烧热乎的，喝酒瞎聊。一年能种三茬庄稼的南方人没有这种时间，所以在他们身上很少能看到这种系统化的幽默基因。赵本山在东北没什么稀奇的，我原来经常在沈阳坐出租车，很多出租车的司机是下岗工人，一些女司机都老幽默了，比赵本山幽默多了。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我的艺术是从版画起步的，那个年代的黑龙江很看重版画，北大荒版画自成流派，也影响了大庆版画和阿城版画等等，创作者都需要有革命精神，紧密配合当时的各种运动。但版画对我后来的创作影响不大，因为没做几年我就去了北京，以后就不再做了。
我经常去北京，因为那时在画院不用坐班，还能经常去北京看展览。那个年代的北京是比较开放的，那里聚集了各色人等，有诗人，也有做当代艺术的。那时当代艺术属于半地下的状态，所谓的当代艺术其实就是不画革命题材画抽象，现在看回去有可能连现代艺术都算不上。诗歌、摇滚、当代艺术在那个年代都很活跃，我在那里接触到了许多新鲜事物，回头看画院的固守成规并不是我所追求的，后来索性停薪留职去了北京。
我当时对北京非常着迷，常常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只为了去听一场乐队的演出，那种兴奋无法言表。东北没有这种氛围。在艺术上，东北深受苏俄文化的影响，马克西莫夫的油画训练班影响了很多人，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些东北画家仍然执着于那条道路。后来当我在画院成为了辅导老师，在教导一些年轻人时，我带他们做了一些颇具反叛精神的作品，也完全摆脱了版画的传统要求。我将从北京看到的一些展览和创作信息带给他们，其中一些学生后来也离开了东北。我也和一些从北京回来的充满激情的年轻艺术家一起组织了东北的第一次当代艺术展。王广义还去看了展览，当时他正在找地方做“北方艺术群体”的展览，也实在是没有地方，最终他们把展览放在了一间教室里。
东北还是产生艺术家的，空闲的时间多，也不像南方人那么忙着赚钱，就尽想一些没用的事。东北的当代艺术当然也受到外面的影响，但在那片土壤里产生的电影和文学和南方并不一样。像海波的摄影，充满了浪漫和伤感，一组关于同学的集体合影，几十年后把这些人找回来，在原来的位置又重新拍一遍。有的人老去了，有的空缺，那人没了，已经死去了。这种作品不像是江南人做的，包括王广义的政治波普，岳敏君的咧嘴笑，那种调侃里都有东北人的幽默，也有东北人的沉重。
就像我的一些诗歌，“我在我的牙齿上雕刻上一首诗歌/只有我笑的时候你才能读到它/但从此我再也没有笑过，并把满嘴的牙齿吞下。”“用满嘴的假牙把假话打磨得闪闪发光。”“我闭上左眼/终于看清了右眼的泪水/我塞上了右耳/终于听到了左耳的哭声/我紧闭双唇/给自己一个永恒的吻。”这些文字里你可以说有幽默的底色，但画面始终会伴随着悲观主义的情绪，但我也常说，我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走出艺术史，才能进入艺术史
东北人骨子里的气质，就像我多次提到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一个发生在东北的抢银行的故事影响了我。当然这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里边透着东北人的智慧。南方人可能觉得东北人有点傻乎乎的，但我觉得东北人挺聪明，抢银行还烧壶茶在那喝，看似大大咧咧，实际上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智慧里透着幽默。东北知识分子的文学和电影，比如《钢的琴》也透着一种悲壮的浪漫和幽默。
二人转是另有一种底层人艳俗到极致的幽默。我曾在大庆短暂地待了三年，当时艺术圈很多人去那里，我都带他们去看二人转。他们都惊讶了，对社会的直接批判如此幽默，如此超现实，当代艺术的语言都望尘莫及。这种幽默是日常生活哲学的转化，其批判性甚至超越了早年那种随意讽刺的相声。在东北，民间的日常幽默里是能调侃一切的。每在猫冬时节想要点娱乐活动，大家就会集资请二人转演员来家里唱戏，舞台就是南北炕中间那差不多4平方米的地面上，人多就转不开了。二人转有独特的唱腔，更多是靠说段子，而且都是荤段子，调侃人生，调侃自己，调侃搭档，互怼逗乐。
这种土壤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当我到了20多岁才离开东北，这种经验和影响就永远也抹不掉了。东北在我生命里占有的比重是相当高的，一回到东北，整个环境气息、菌群好像一下就激活了我。即便去了北京、国外，又到了南方，不断用新的语法来表达自己，但是我始终保留着东北人的痕迹，这种影响会在我的作品里自然地流露出来。对我而言，东北就像是一个宏大的背景，它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但并不一定会直接映射到我的作品里。
这就好比如果我没有来到深圳，就不会有使用33吨海盐创作的《海的纪念碑》，而在澳大利亚，我会想去失踪的鱼，将法庭转变为展厅，法官和听众都成为我的材料。我不太赞成一定要强调“在地性”，这种强调等同于追求某种符号。我不会受这种限制，也不享受这种限制。我甚至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作品都不应该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地域气质，能超越时代成为经典才是好的作品。
即便在《我是中国人》这部纪录片里，看似讨论东北的历史问题，实际上我讨论的是边界、移民和身份认同。我没有拍纪录片的经验，但我有电影情结。有想要做的事情，自然就会有方法，我的方法是直觉。我没有学过诗歌，也没有上过艺术院校，没有参照系统的限制，反而会更加开阔自由。我一直强调和周边的年轻人讲，我的创作原则就是我，而不是艺术史系统。首先能走出艺术史，才能进入艺术史。
艺术家不需要给自己过多的定义，面对值得关注的问题，只管选择有效的方法去表达。东北有很多正在消失的文献，都值得去记录，但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有时候我会鼓励身边的人去做。不久前，一个来自央美科技艺术专业的学生和我分享了他的作品，他来自鸡西，一个产煤的地方，整个城市都面临着崩塌的危机，年轻人也在迅速外流，只剩下少量的煤矿仍在开采。面对这么好的素材，那个学生非要套入科技艺术的框架中，我们的教育的确是存在问题的。艺术就是艺术，不应该有界限。
失败是一种常态
在澳洲度过的七年里，我并没有创作什么作品，有些想法在澳洲实际上无法实现，比如我在大庆做的那些作品，需要使用动物甚至人类的骨头作为材料，如果在澳洲，不仅涉及到人工和材料成本，还会遇到诸多法律屏障。选择在东北创作的原因首先是考虑到东北漫长的冬季，方便处理和储存大量的骨头，可以将其放置在户外保存。此外，我在大庆的朋友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东北人如果是真正的朋友，是可以无底线地支持你的，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站在你这一边，比较仗义。东北在商业和经济方面相对落后，部分原因是缺乏契约精神。这是东北地区的一个问题，但也有其好处。缺乏契约精神意味着许多事情都靠口头约定，一旦喝了酒，就容易拍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虽然第二天可能就忘记了，但朋友之间的豪爽确实能成就很多事情。
我在澳洲决定回来，首先就想到了大庆，因为在大庆我认识一帮这样的人。我给他们打电话，说做作品需要找一些骨头，那头问要什么骨头，我说了各种动物的骨头后，还说了要人的骨头，那边说，你只管回来，不行我现给你杀。这是幽默，但让你心里特有底。我到了大庆，他们不仅为我准备了材料，还给我提供工作室、车辆和助手。
我的作品生产通常需要大型的制作现场和团队的协作。虽然我以前在北京也有工作室，但实际上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深圳、广州或东莞制作的。根据我的经验，南方的加工能力都比较强，南方人也更注重契约精神，他们的工作更可靠、更精细。相比之下，北京人我太了解了，他们似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你告诉他们你要造一艘航空母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但最后可能给你的只是一艘小船，并且跟你说小船也能游。
我在东北真正制作的作品是骨头作品系列，实际上，东北作为曾经的重工业基地，在制作和改造机械运动装置方面，技术上没有问题。磕头机是直接从工厂买了现成品进行改造的，那个自杀式战斗机是在沈阳做的，因为沈阳有生产战斗机的工厂。“天安门重建计划”（即“一号工程”）也在沈阳制作，因为沈阳有故宫，有懂古建筑制作和维修的老工匠。我并不会固定在某个地方制作作品，因为我的作品都不一样，会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南方人做事靠谱，但是他们往往做不来古建筑模型，也无法制作磕头机。但在考虑到作品的精致程度时，南方人当然会比北方人更胜一筹，这是我的经验。
我后来选择来深圳，并不是为了做科技艺术，因为科技艺术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思考。我在2012年曾经构想了一个作品方案，名为《科学的接力》。我拜访了许多科学家，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实验、不断失败的过程。科研经费并不总是精确地对应成果，许多研究最终都可能面临做不下去而被迫放弃的结果。实际上，他们最初的想法往往是很感性的，其中也有很多怀揣理想主义的人，我觉得他们和艺术家很相似。在艺术的层面上，放弃的地方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而是可能产生更为多样的结果。我想，能不能让科学家们把放弃了的失败成果交给我，我给它们赋予一个感性的结果，或许是一首诗、一段影像，或者一个装置。后来在深圳接触到了人工智能，我的构想也得以继续实现。
无论对于科学而言，还是社会实验，失败往往是一种常态，东北如今破败的场景，正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缩影和失败的样板。东北很多工厂，比如哈尔滨“三大动力”，一个普通的厂都有数万人，当年东北的大规模下岗潮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因为几代人、亲朋好友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一旦失业，连个可以借钱的人都找不到。这种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在东北深刻而持久。
在今天信息同步的时代，东北并不再像过去那样闭塞，但由于经济原因，许多年轻人还是选择离开，到南方寻找机会。东北的历史是讲不完的，如果深挖下去，很多问题可以直接进入到当代艺术。就像南方人的外语课是英文，但我的父辈学的是日文，我上中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因为珍宝岛战争与苏联交恶，学俄语最先学的句子就是“交枪不杀”，为了和苏联打仗而学。又比如大庆和鸡西，都是东北命运的缩影，东北在不同阶段都在对外输出，而没有输入。如此丰富的资源，也曾经拥有一流的铁路技术和重工业基础，曾经的经济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名列前茅，为何会发展至今，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对艺术家而言，这里都是材料和资源，虽然我们不去强调东北性，但在这片土地里成长的人、历史、移民和不停变迁的文化身份在今天就像一道东北乱炖，交错缠绵，又浓郁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