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林：做画廊要有不服的劲儿，只做商业会很无聊
文化
2024-10-24 23:5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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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林
与冷林的采访，是逐渐感知和确认一个务实的画廊主理人如何做事，如何累积，又如何面对今天和未来的过程。从前期沟通，到后续对话，冷林的言行中始终有一种爽快的明确，没有那么多言外之意，不留下猜测和想象的冗余，能回答的言无不尽，不便说的则停留在“朋友之间”。很多时候，他的表达平实朴素，兼具着坦诚带来的某种锐度。这种坦诚，也让我感到，在此时，有这样一场对话，对冷林而言，也许是适时且必要的。毕竟，作为流连中国当代艺术整整30年的实践者，冷林一直以其工作内容和身份角色的庞杂、多元被人熟知，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步和发展，他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但与自身所携带的信息量相比，冷林的公开表达却显得分外克制，这种不言所导向的神秘性，在今年3月他宣布退出工作了16年的佩斯画廊时，似乎达到了高峰。而如果要选择说些什么，也许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离开佩斯后，冷林回到北京公社，这间他一手创建于2004年的画廊，已经迎来第20个年头。去过北京公社的人，应该都对这间偏居798一隅的画廊印象深刻，那扇镶嵌在红砖墙中、常常令人无法判断是否能够推开的大门，仿佛在物理层面执行着同样一种朴素，这种谦逊也延伸到其内部空间，裸露的墙面和粗糙的水泥地，不加矫饰的一览到底，都显露出对当下流行的白盒子范式的谨慎和克制。而相应的，年轻，和一种剑走偏锋的机巧，恰是这间画廊过去20年里在挖掘艺术家和展览制作中所展露的独特，代理的艺术家们既有活跃的老一辈，也有新锐表达的年轻人，但他们既无法在风格或者表达媒介层面被归纳，也不可以单一的商业或者情怀逻辑去解释，似乎在机构的内部，在诸多对照、平行、交错和对跖的关系之中，某种微妙的平衡已经被这家画廊发现和检验，由此出发，我们才能从这一具体样本中读取中国当代艺术的局部、自我乃至他者。而这些年，作为北京公社主理人的冷林，同时也在个人层面完成着自身的“传奇“。据说在某些重大时刻，这位画廊主会展现出鹰一般的精准和凌厉，那些对市场和形势的精准判断，和对机构运转规则的机敏调控，以及对画廊基础业务的面面俱到和事必躬亲，都在中国本土画廊主群体中分外稀缺，而这种做事方式，某种程度上既依靠由经验累积的自觉，也源于置身中国当代艺术现场30年的实践与操练。而传奇的另一层面，则来自于冷林的身份之变——这些年，他围绕中国当代艺术尝试过的角色包括但不限于：批评人、研究者、策展人、拍卖服务方、政纯办小组参与艺术家、画廊主……直到2004年创办北京公社，冷林的身份实验似乎才暂时获得一种相对稳定，但很快，国际巨头佩斯画廊进驻北京，让冷林的艺术工作再次进入双线模式，过去16年里，他一边继续主导着北京公社的运转，一边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佩斯画廊在亚洲的落地和扩张之中。冷林在佩斯的16年，几乎同步着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的相互奔赴，那是一种既要融入世界同时也被世界看见的双向热忱，而也是在这种向上和开放的进程中，作为佩斯合伙人的冷林先后主导了2008年佩斯北京的开启、困顿时刻佩斯向香港的灵活转移，之后又将佩斯带向了首尔，这个过程里，面对冷林的几乎一切决策和判断，佩斯都给予了100%的信任和尊重，这种相信，甚至一度令冷林感到困惑，他无法说清为何佩斯会如此放心地把决策的自由和空间交给自己，正如他到今天也无法确凿地解释，当时的佩斯为何如此执着地相信着眼前这个只一起吃过两顿饭的中国年轻人，一定能将佩斯在亚洲的地位带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外人看来，能够进入佩斯，无疑是冷林的“幸运”，同时意味着他“每一步都没有被浪费的”的高效，但身处其中，冷林却有着另外一番隐秘的感受，记忆里那些年好像总是在飞机上，稀里糊涂，时差错乱，去不同的城市，待一两天就走，常常发现来回航班上是同一波乘务员……而与此同时，庞杂的身份谱系中，北京公社的存在渐渐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这位耀眼的“佩斯亚洲代言人”同时还主理着自己一家独属于自己的北京本土画廊机构。而这种“遗忘”，无法不令冷林在某些时刻感到一种迟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自身主体性的审视和再思考。而疫情的降临，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刹车，无法抗拒的外力让冷林得以慢下来，开始打量自身的工作、生活，并难得有时间检查身体，去医院看病……也许正是这难得的休憩，酝酿了后来的变化——2024年3月，冷林退出佩斯画廊。看上去，多年来在时代半推半就下马不停蹄的冷林，在此时终于做了一次“个人的选择”，他回到了真正需要自己同时也是自己最为需要着落的地方。在冷林看来，这无疑是做事的最好时候，无论对北京公社的前路，还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性未来。最近几个月，冷林仍频繁往来、穿梭于南北之间，采访那天，他身在香港，就在和我的对话缝隙里吃完了早餐。对话的三个小时里，我没有看到冷林身上那传说中如鹰一般冷厉的一面，正相反，对面的他看上去像个学者、像个艺术家，但唯独不像个“生意人”，事实上，他在采访中所谈到的每一个观点，都令他距离我们对一个画廊主的想象相去甚远。这种“色差”就这样贯穿在我们的谈话间，冷林放弃了一个传统画廊主“应有的”的论调和视角，更多时候，他从更为学术和建设的层面谈论艺术创造，以充满情怀的目光审视时代起落，用饱含的热情希冀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的关系，这让我感到，他一直想做，未来要做的，也似乎绝不仅仅只是一门生意，而是一个中国叙事的制造，和东方艺术潮流的一次引领。以下是打边炉与冷林的对话整理，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由受访者审校。
ARTDBL：几个月前离开佩斯画廊，你如何看待自己在佩斯的16年？冷林：对我来说，佩斯是另一个更大的平台，它有全世界的艺术家，也就有一个机会去了解这些世界艺术的创作密码。在这个基础上，我能够思考中国艺术在世界中能扮演什么角色，有什么特色，带来什么价值。相比之下，北京公社就像一个发动机，有一个文化根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平台渐渐在分开的方向上行进。后来伴随佩斯在亚洲的发展又去了香港，去了韩国，其实我也没想到，竟然一晃都十几年了。ARTDBL：这16年，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很多，你如何面对和处理？冷林：16年伴随的是整个环境的变化，画廊在这中间逐渐形成战略规模，运行特征。全世界画廊的商业模式不断变化，有些消失了，有些则成了庞然大物。但对我来说，始终需要关注的是画廊这门生意的文化属性，谋求两者更有机和有力的结合。尤其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更是要做到如此，才能让文化扮演一个更有魅力的角色。ARTDBL：你接手佩斯北京的时候，其实北京公社也才成立不久，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找你吗？冷林：当时我确实也不了解佩斯，也谈不上有经验。而且当时我已经有自己的画廊了，按说他们不应该来找我，但对方坚持想要我来做。后来我想也许他们需要的还是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时北京公社做得也确实出彩，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关系。我觉得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去学习一下，看看人家怎么做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整个运转过程中其实并没有人教我，现在看来这是最聪明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来。所有的活下去的经验，都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自己长出来的。冷林：我其实是想学的，也想有人教我，但是没人教我。那我就按照自己的认识去做，不论是艺术，还是经营。ARTDBL：就算有信任，没有任何引领的话，也很难吧冷林：其实可能不知道怎么教。教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教？一定会有某种不适应。因为当时的商业环境和文化需求有不少差异。而信任就是弥补差异最好的方式。ARTDBL：做北京公社20年了，你如何理解自己和画廊的关系？冷林：画廊是我的一个表达和存在方式，它的生存、运转之中，都有我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例如怎么解读和回应经济、文化环境；如何回应外在的变化；能否将强烈的现场感受塑造成新的认知？它让我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保持接触，同时满足我研究和创造的需求。ARTDBL：做画廊的过程里，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冷林：画廊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可以说根本没有市场化，市场化本身是一个革命，一个强刺激因素，甚至一旦全面市场化之后，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文化和艺术应该是不完全堕入市场化的东西，从业者需要考虑如何在这股大潮中保护自身主体性。所以当时在做画廊之外，我又加入政纯办小组，这相当于一个踩刹车的举动，和市场化唱个反调。我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就是这样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艺术现场累积而来的，当然这个过程中有多个路径，例如从经济，从市场或从社会角度出发，可能都会建构起当代艺术的不同面相。对我而言，最终通过运转画廊、挑选艺术家去参与其中，是更有意义的，也是幸运的。冷林：商业是艺术一个很重要的面相，在今天的社会里，商业是我们每个人的底色，它无法被排除和隔离。当然我们所谈论的还是文化和艺术的非彻底的商业，大家对这种有限度的商业是有共识的。一个社会，需要存在创造性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来源于艺术家的创造和服务商对这个创造性的实现，也来源于整个收藏系统或者接收系统对这个创造性的需求和认识，如此才能形成循环。这个循环有快有慢，整个旅程都是一个冒险，但正是文化创造在定义我们今天世界的样子。ARTDBL：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画廊的角色是什么？冷林：一件作品在刚创造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伟大的作品了，但并不被它所在的环境或时代所识别，又或者，在多少年里它所处的环境中，人们的认知经历巨大的变化。那作品的价值就需要时间去消化，画廊在这个过程中就要不断做出新的反应和解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按照所谓的商业和市场的一次性、局部性的短暂成功去认识一件艺术品。正相反，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对自己艺术价值判断能力的充分相信。ARTDBL：一家画廊，应该如何让自己的艺术家产生对自己的相信？冷林：画廊还是要和自身代理的艺术家们建立起一个基本一致的目标，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奋斗。这对于画廊的生存，对于画廊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反过来，我觉得艺术家也应该得到一个更一致、一贯性的服务。虽然服务水准有高有低，但画廊应该有成为艺术家土壤的自觉，来让其获得更好的养分，生长得更加灿烂。从文化层面来说，画廊扮演的还是一个创造的前沿，所以生产的机制也很重要。如何让文化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动和生产之中，是画廊需要思考和面对的议题。ARTDBL：在建设艺术家队伍上，画廊需要做到哪些？冷林：做画廊这些年，无论是发掘艺术家，还是做展览，所依靠的最基础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对艺术家和项目本身的理解，反而没有太多规程的障碍和限制。对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什么样的项目、最需要东西是什么，都尽可能按照现实条件来评估。一个艺术家乃至一件作品，价值都是多方面的，你如何去展现？选择哪一角度去展现？哪些方向行得通、哪些不行？这个时候就需要经验来判断，也伴随充分的交流和讨论。画廊和艺术家需要长时间合作，因为对后者的形象塑造不是大笔一挥就完成的，而是一步一步，一个展览叠加一个展览刻画出来的，是个长期的过程。ARTDBL：发掘和推广艺术家的过程中，画廊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冷林：任何新的文化出现的时候，都是陌生的，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有些艺术家的创作，最初我也许并没有认识，因为它和我既往的经验非常不同，但往往这个时候意味着真的挑战。那我可能会再多想一想，和艺术家再三交流，真正的理解需要一些时间甚至很多时间。文化从业者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即使短暂的受挫和不被认可都没关系，其实这也是文化塑造的一部分，更需要你的阐释和耐心。冷林：我们在建立艺术家队伍的时候，其实是从“点”出发的，例如装置领域、影像领域、行为领域，每个区块都植入一个点，用点再去织成网，然后发展到面。这个过程不拘泥于类型或者媒介，例如就是代理写实艺术家，或者就是代理摄影艺术家。此外我也会注意代际层次和梯队的关系。ARTDBL：在你看来，一家画廊对艺术家的选择，存在特定标准吗？冷林：选择和什么样的艺术家合作，其实不存在标准，一旦标准化，就成了作业。其实做画廊也好，选择艺术家也好，就是无中生有，包括文化创造的本质也是如此。有些艺术家在我做画廊前就和我交往，有些是我在工作和研究中寻找的，有些是画廊同事们或者艺术家推荐的，我非常喜欢先和艺术家建立起交流。如果这个交流能对我形成一定的挑战，我会很兴奋。我非常愿意我的认知边界在交流中扩展了。这种开放的态度是重要的，不同的艺术家会带我走向不同的方向。ARTDBL：对于艺术家团队内部的关系，画廊应该如何处理？冷林：别的画廊我不太了解，但北京公社是很注意内部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和链接的。我希望他们之间在艺术的距离上拉得越大越好，无论是使用媒介上还是表达方式上，距离大就意味着形成的空间越大，其中带来的想象、发酵出的张力，都会让内部的关系更有生命力。ARTDBL：你如何看待一家画廊的年轻和艺术家队伍的年轻之间的关系？冷林：北京公社的艺术家队伍还是很多元的，有老艺术家们、也有年轻的后起之秀；但每个艺术家都是自我完整的有机体，我们不会把年龄作为一个必然的评判标准。例如老艺术家们，他们经历得多，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也需要不断挑战自我，不断创造新的冲动，寻求在今天创作的价值。我们不是没有爸爸和爷爷、从土里面冒出来的人；我们也不依靠打倒爸爸和爷爷的方式来建立自我。当然这也是一个特点，有些艺术家就是要打倒前面的人才能出来，但这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理念。画廊努力不让年龄这种非常生理性的直接标准成为唯一的标准。ARTDBL：你在二十多年前经提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是我”概念，呼吁一种主体性，用意是什么？冷林：任何时候都要建立起主体性，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活着的最好证明。不管你处于什么位置，在山顶，还是山腰，还是山下，都离不开这个主体性。事实上也只当有了主体性，你才能明确知道自己是在山顶还是在哪里，才能去看清周围。在山顶，你就看到开阔的视野；在山腰，你就看局部。当然任何时候你都希望到达山顶，因为它更广阔，但事实上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视野，它的宽广度和细节程度都不一样。如果只看到山顶才有价值，山腰就不行，恰恰就是因为没有主体性。只有主体性才能产生自觉意识。ARTDBL：一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都以国际为标准自观，但今天我们似乎离世界更远了？冷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国没有国际画廊，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国际画廊？我跑了那么多地方，伦敦、柏林、纽约等等，最后发现北京的画廊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以前也说过这个话，但别人不敢相信我，但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我真的是看过了、了解过了，才敢说这句话，我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我们和别的地方发展阶段的不同，北京的画廊身上还都有那种不服，有那个劲儿。相比之下，很多画廊的商业化，就显得很无聊。一直以来，我也都觉得我们代理的艺术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创作冲动的来源、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站在半山腰的纠结性，无人能比。冷林：具体而言，那个劲儿就是一种创作的冲动，是非常强的表现欲。以前的纽约是有这个冲动的，柏林在21世纪最初也能清晰感受到，但现在都没有了。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商业化，怎么扩大规模，看上去更像一个经济体。生存逻辑和认知逻辑的框架也从文化艺术更替为市场化作为经营目的方向。但艺术家其实才是画廊的根本啊，这种变化艺术家会怎么想、他们和整个经济活动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一味只追逐利益，而根本不去想这些问题，是很危险的。ARTDBL：怎么看待时代的氛围，例如特定时期的昂扬，和一些不可躲避的失落？冷林：一种时代的落差感，我想这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东西。但我觉得不至于绝望，不至于丧失做事的冲动，还是要心怀希望地去面对所谓黯淡的前景。当然我们身处光明的时候，几乎从来不会想到未来会暗淡下来，而身处暗淡的时候同样也不敢想象有光明的未来。人在具体的情境中，会很难跳脱出来获得其它视角，就像往山上攀登和往山下出溜，感受肯定不一样。但至少你能够把当下的难设想成一个同样向上攀登的过程，这就可能不太一样了。这是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失去希望。你可以有挣扎，可以有困惑，但你在这样的情境下要有保护自己创作冲动的自觉。一旦失去希望，可能冲动也就消失了，创作就停滞了。ARTDBL：心怀希望当然重要，但希望从哪里来呢？冷林：就从所处的现实中来，我们现在仍有好多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仍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不论我们身处全球化还是后全球化，这个世界总还是充满了各种问题，有问题就可以激发想象和回应。过去我们能够在和谐和欢迎的氛围里到达世界的各个地方，现在好像只能关在屋子里，但就算只在自己的屋子里，你也可以在想自己这摊事儿的同时，去直面屋子外面的那个世界。对艺术家来说，这本质上都是工作内容。就像宋冬在松美术馆做了《13个房间》，那公社就做了《13个房间的剩余物》，就算是面对那些垃圾，你也不能说这不美好。其实说到底，还是怎么去认识创作及其创作过程的问题。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每个房间，房间里都会有厕所，厕所不会被人参观，但我们可以说厕所不重要或者不被需要吗？一所房子再漂亮，如果没有厕所，那肯定不舒服，不完整。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多事可做的，很多问题可被提出。幸福不幸福，乐观不乐观，都是创造的条件。ARTDBL：那你如何看待保守的氛围可能会对艺术带来的损害？冷林：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当时什么都没有，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至少你还有自己的身体能用，还可以自我伤害一下。正是因为我们是从那样一无所有中走过来，后来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时刻，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都说完了，但我的想法是我是从零开始的，当年卖10件，现在只卖2件，但还是在卖，这不是很正面嘛。确实，我悲观不起来，更何况现实也并不像我们讲得那么悲观。严格说来，我觉得任何社会，都不会是铁板一块，总会有一些空间、一些空隙，是你可以生长的。当然扭曲的生长和宽松的生长肯定不同，但肯定都有趣。所谓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形式，扭曲的生长，也是你赋予这个时代的形式。冷林：悲观只是一种情绪，但你在行动上还是要做事。过去这些年，历史好像在我们身上都映照过了。我们读历史，一下子好几百年，你只觉得抽象，打打杀杀，斗争和和平都很抽象。但今天，每个人都会感到历史以一种物质性在碾过，戳中和刺痛你的皮肤，让你感到疼。这个经历本身就有价值，人活着不就是经历嘛，所以这种感觉其实很难得。一个人身处历史和目睹历史，和你在书里读取它，是非常不一样的。ARTDBL：那那些具体的困难呢，该怎么去面对和处理？冷林：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困难并不是你这个人倒霉了，遇到具体的困难了，而是所有人的困难，甚至可能也不是局部的困难，而是全球性的困难。所以从经营的角度，你就注意成本，保护可持续性，更重视制度的有效性等等。眼下，画廊怎么存活下去，保持一种延续性，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时候肯定也是发展的时候，因为成本降低，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时机。ARTDBL：如果当下对画廊而言还不算一个危机时刻，那你觉得这是个怎样的时刻？冷林：这是一个从内部到外部都感到是一个时刻的时刻，是一个历史时刻（笑）。当然它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时刻，但同时也是必然会经历的时刻，我们共同面对它带来的挑战，能回避的可能性很少。其实就是过去的幻想和兴奋剂剥除后一种向下极速跌落的感觉时刻，我们此时此刻当然会想，如果我们以前没有用过兴奋剂就好了，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全球都在面对的一种共同时刻。那么如何通过自身的智慧、通过一种悲悯心来处理自我和他人与制度的关系，其实是我们共同的挑战。就像过去的极度乐观，也存在着它的阴影，也有着对部分群体的伤害，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乐观的下面也是乐观吗？不见得。所谓的乐观，也只是主体性的乐观，并不是全面的乐观。如果这个乐观没有过阴影和对人的伤害的话，我们今天又怎么会面对如此多的问题，和那么复杂的创伤性感受呢？ARTDBL：回到你个人的话，现在全力回归公社的角色，是不是也是对曾经这种乐观的一种回应呢？冷林：回到公社，我面临的是如何去发展和存续的问题，是更长期视角下价值呈现的问题。这意味着更多要做的事、更多的耐心、更科学的运作，对我来说也是更多的挑战。不论在哪里，我都还是怀着非常积极的态度。ARTDBL：回看一下，你身处当代艺术已经三十年了，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以及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冷林：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强烈的印记。我们经历和感受了巨变，这种剧烈也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我们本身成为时代的载体，我自己还是挺为此感到激动的。我们随时代经历了高潮还有低谷，每一部分都是真切的。在这个过程里，如何保持一种相对积极的心态，如何保有工作的动力；如果大家还对文化抱有乐趣、还希望从文化中获得一种精神的稳定，如果文化还能使人相信它能建立起自我认知的广度和深度，那我们的工作就还是值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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