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琛，建筑师，艺术家，阿莱夫时空研究所创始人
受访：梁琛
采访及编辑：陈颖
作为中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单元，东北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这片土地的历史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的边缘位置，讨论东北，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边缘”与“中心”、“当下”与“历史”这些充满张力的概念。历史的影响力如同幽灵一般，无形却深远，它在这里不仅是过去，更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渗透在城市的文化和建筑里，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文化表达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东北新声”专题邀约的建筑师，梁琛对于建筑和艺术的双重实践，始于对长春和丹东城市空间历史的深入剖析，在他看来，地方性知识是当代知识生产所必需的情境，在逐步展开对东北地区历史与现代性的探讨里，交织着他个人的成长记忆，从家庭相册中的影像信息到城市建筑的物理形态，从个体的生活经历到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他对东北地区“历史幽灵”的多维度解读，探索着历史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显现其力量，以及历史遗留如何影响着东北地区的文化自觉。
从出生直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丹东，后来在长春读了五年大学，直到24岁之前，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北度过。不敢说对东北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我生命的比例上，东北的浓度还是蛮高的。
和大多数人一样，离开家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那里的关系，对丹东产生某种主观或作者意识，是在离开后的回顾中才逐渐形成的。至于所谓的东北意识，则是在长春的这五年里逐渐萌发的，这与我的年龄以及所处城市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与东北传统的工业城市如沈阳等完全不同，长春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城市。尽管城市规模不大，但长春的大学数量却很多，这使得城市充满了活力。在长春，人们常常会去书店或者逛长影（即以前的“满映”）的资料馆，这里的收藏非常有价值，我的电影史和影像相关的知识都是在长春获取的。我认为是长春启蒙了我对东北地区更深的历史认知，而不是我的家乡丹东。
我的专业背景是建筑学，而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就是关于长春的城市空间研究。在当时，我并未完全满足于传统的设计方式，因为我意识到城市的许多现状只是表象，我想从历史中寻找根源。这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影响了我，他从总体历史的思想出发，将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空间加以考察，这种方法启发了我，将长春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成为历史研究的切入点，探究这个有限空间内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社会变迁。我想了解长春如何受到历史力量的影响，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塑造了长春的今天，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些能够说明历史原因的线索。例如，我当时发现我们学校的操场不仅为学生所用，还变成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大爷大妈跳舞的广场。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长春城市规划的历史变迁，长春的城市规划曾由日本人制定，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原本的居住区周围都配套了许多公园。但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剧，这些公园逐渐被改建为商业用地，导致原本用于居住的区域丧失了日常休闲空间。
这段研究经历让我认识到，建筑学所面对的城市和空间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历史问题。只有深入理解了问题的根源，我们才能有效地介入和设计，从而解决这些问题。整个毕业设计奠定了我之后所有工作方法的基础，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当代艺术创作还是展览策划，我都有了一个空间史观的概念。无论是重新设计还是新的介入，都是基于对这个空间历史的理解，从宏观的城市空间到微观的小房间，这种工作方法都是相通的。
通常，建筑师更擅长在城市环境中设计建筑，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参考和限制。我曾负责阿那亚孤独图书馆项目的设计，在那种完全纯自然的环境里，没有任何人工语境，也没有明确的线索，对建筑师而言反而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研究。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大地艺术的概念和艺术家，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的。大地艺术的实践对我产生的影响和启发，甚至比建筑本身更具有持久性。我发现，不论是建筑还是艺术，实际上都是在介入某种时空，某个具体的空间和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地方性的重要性，尽管我并不想将我的作品局限在某个地方性的范围内。有些人批评我说，我进行了大量地方性的研究，但我的设计语言为什么依然偏向数学式的抽象或简洁？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在深入研究长春城市历史的同时，我也开始意识到东北地区历史的特殊性和有趣之处。深耕长春城市历史的过程，也将东北近代史的诸多问题，如伪满洲国、中东铁路等一一串联了起来。长春的城市和建筑的特殊之处，尤其在于它们展现出一种后殖民状态与现代现实的共存状态。例如，昔日伪满国务院、伪满八大部的建筑至今仍然被使用。我们常言建筑是相对永恒的艺术，因为它们较之能更长久地保存于世，甚至跨越多个世纪，然而，我对这种关于建筑安全感的观点持有怀疑态度。建筑一旦建立，它便具有了被改造的可能，无论是转变为学校、住宅，还是美术馆。但是，建筑的建造往往背负着政治的烙印，可能是殖民主义或皇权的象征，源自可能带有政治错误的背景。历史的包袱有时是沉重而复杂的，这种事实让我产生了对建筑艺术的纯粹性和永恒性的质疑。而如果这些建筑在政治上被认为不正确，那么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规划可能都需要重新审视和规划。当历史成为空间的幽灵，过去就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动态地存在于当下。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理大区，虽然面积辽阔，但其近代历史相对较短。在外界看来，东北三省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明显，东北人一旦离开故土，往往只以“东北人”自居，这种地域认同是跨省份的。但实际上，历史的层次在这里依然清晰可见，尤其在伪满时期，“南满”和“北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南满地区，由于日本通过丹东和大连进入东北，因此主要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南满文化更倾向于日本的后殖民语境。而北满地区则因中东铁路在松花江畔的“T”字型交汇造就了哈尔滨，而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长春则位于南满和北满的交界处，作为一个中心地带，其地理位置和文化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了伪满洲国的首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辽宁人可能更偏向南满，黑龙江人更偏向北满，而吉林人则更中立一些。这些影响在今天可能不那么显著，但仍然存在，它们仍在建筑、城市规划、饮食习惯等方面悄然影响着东北各地。丹东作为一个例子，与朝鲜半岛和日本有着相似的饮食习惯，如生鲜和生吃刺身等，但东北北部地区的饮食文化则可能完全不同。东北地区内部的文化差异是存在的，靠近朝鲜边境的地区可能会受到朝鲜文化的影响，靠近蒙古边境的地区可能会受到蒙古游牧文化的影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化特色。
东北常被视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种印象被一些文化作品比如赵本山的小品、《乡村爱情故事》进一步加强。东北实际上是由三座山脉（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围夹而成的平原，分别靠近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内地，这些山脉不仅形成了自然的地理边界，也塑造了独特的山地文化。但是，东北地区的国界并非简单地以山脉的最高峰来划分的，而是依据山脉后面的河流走向为界，这种地理特点导致了东北地区边界的独特性。东北边境尤其特殊，它既是平原，又和东北内陆的平原不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研究东北边境，这种差异性不仅在地理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文化和历史等多个层面上产生影响。
我发起的“边界计划”，概念由疫情封控引发的思考而来，制造边界和消除边界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建筑本身也是创造边界的一种方式，从最初住进山洞，到搭建简易的遮蔽物，人类建造房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是建筑的本质。然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边界，都会形成多重状态。我策划过三个关于东北的展览，其中在南京金鹰美术馆的“作为中心的边缘”，是从丹东出发，深入关注东北的界河。东北的国境线由六条界河划分而成，丹东正是这些河岸城市之一。在这些边境地区，无论是村落还是城市，它们往往与对岸的聚落形成一个共同的中心。以丹东为例，虽然它位于中国的交通线路末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劣势，但边境城市之所以能够形成并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对岸的交流远超过与内陆的联系，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东北边境。这颠覆了一些人对边境的印象，那里并不是边境冷酷和世界尽头，我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境线上的城市之所以能够保持活力，往往是因为它们与对岸城市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和共同的中心。
展览体现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展现出了丰富的层次感。实际上这些艺术家并不局限于在自己国家的边界内创作，他们之间的合作是跨越国界限制的，朝鲜艺术家可能会到中国来创作，中国摄影师也会去朝鲜拍摄，甚至有韩国摄影师在中国拍摄朝鲜的场景。这种现象体现了边界地区的特殊性，展现了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展览开幕时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情况，有一位韩国艺术家非常关注展览是否有朝鲜艺术家参展和到场，在正式的场合上，他的政治敏感度甚至超过了朝鲜人，反而朝鲜人可能不太关心这些政治上的细节，但是在丹东，朝鲜族人、朝鲜人、韩国人就都可以共存。所以，边境看似是边缘，但它在很多的情况下会形成某种独特的场域，恰恰更为开放。
实际上，讨论丹东必然会牵涉到国家、民族和殖民史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日俄战争期间，丹东是重要的战场，日本的胜利以及随后的驻留，使得丹东相较于东北其他地区承受了更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丹东的铁路建设也可以说是东北地区铁路发展的先驱之一。殖民时期的影响宛如一扇敞开的大门，丹东的城市规划至今也保留了伪满时期的痕迹，这也反映了历史和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从丹东和东北的关系来看，丹东就像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出入口。日本人曾经从丹东进入中国东北，在战争失败后也从这里撤离。因此，丹东成为了许多涉及满洲地区的日本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比如冈田和裕的《满洲安宁饭店》，该书讲述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离的故事。丹东就像是一个关卡，被称为“东方的卡萨布兰卡”，许多人逃离东北时经过了丹东，以为到了朝鲜或日本，但实际上却是到了丹东。与此相比，黑龙江的满洲里也曾是俄国铁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这两个城市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角色上有着相似之处，都像是一个关口。
在我的创作中，谈到个人史的叙述，能够以自己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这些历史，在丹东出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里承载的历史与其他四五线城市不太相同，对于丹东人来说，鸭绿江对岸是另一个国家，这导致了一种早期形成的他者意识或国际意识。地缘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比如《野性的呼唤》的作者杰克·伦敦在1904年就来过丹东，他曾以和平主义者的身份试图劝阻日俄战争，同时以记者的身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样一个边缘、偏远并且小众地方，却吸引了许多人来往，它实际上是比内陆对外交流更多、信息更为丰富的地方，比如在90年代，我的父母经营着日韩尾货的生意，包括开音像店等等，这使得我们接触到日韩流行音乐的速度比内陆地区快上一两周，我们基本就是听着什么HOT、EXO长大的。
对于家乡丹东的思考，是在经历了长春的研究之后，当我想要探究丹东的形成历史，乃至我家楼下的具体情况时，我发现自己对此知之甚少，这种认知的空白激发了我深入挖掘的渴望。当我开始将个体的角色融入了作品中，布罗代尔与艺术家伊姆斯夫妇（Charles and Ray Eames）的作品启发了我，我开始在历史的时间中思考三个维度的建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其中，个人和记忆的维度即找寻个体记忆、经历和情感，我的方法是从家庭相册里的影像信息开始，以建筑学的知识来重构童年空间，这一过程中，我深入挖掘了大量的历史和材料信息，包括地面、墙壁、窗户、天花板和门等建筑元素的具体细节。这种唤醒很有趣，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可能触发一连串的记忆和历史，呈现一种打开的状态，从童年的房间开始，逐步扩展到我所居住的楼宇，再到楼下的街区，最终延伸至整个丹东城市的历史，形成了一层套一层的参照体系。丹东成为了我创作的原点，指导了我的建筑实践方法，这种逻辑关系很重要。
我个人并不倾向于将对丹东的研究归结为一种简单的乡愁，尽管这当中无疑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但它并不止于此。它与建筑界讨论的“中国性”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后者往往关联于中国建筑师如何在其作品中体现“中国性”。中国性也是一种地方性，建筑界的回应是，中国的木建筑、江南园林都是中国传统，但对我而言，丹东的生命经验里似乎没有涉及过所谓的中国传统建筑，我看到的都是大尺度的工厂、简洁的立面，以及现代化的网格化城市街道，我只能通过阅读、旅行去重新了解所谓的中国传统，但是它始终不在我的血液里面。进行丹东研究，我意在寻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起点。
在探寻个人与地域性的关联时，“东北”地理概念下的历史群体和文化特性也为我的思考提供了土壤。东北的原住民可能是满族或者更早的少数民族，现在形成的汉族大多是19世纪中期或晚期移入的，移民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过程，比如山东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东北人并不那么拘泥于规矩。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东北人通常会采取一种相互尊重的态度，也愿意为了不同背景的人放下一些规矩，包容共处。东北人对于文化扎根没有过多的执念，很少会看到祠堂等宗族文化的存在，与河南、山东、广东或福建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意识。东北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开放城市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比如广州、上海等城市，由于其口岸地位，早期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并且东北地区整体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因为铁路和现代化是同时发展的，形成了一个面和网的状态。
从昔日的后殖民地到国家工业的中心，再到改革开放后经历的变迁，东北的“落寞”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此深有体会。一个在改革开放受益的地方长大的人，可能会觉得，“咦，东北怎么这么破败？”但你会发现东北人普遍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这种心态在东北的当代艺术家中同样存在。他们并不回避现实，而是通过创作来表达，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当代艺术，都在探讨和面对这些问题，承认并消化着存在的落寞感。实际上对于东北人来说，即使我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那些变迁，但父辈和祖辈都经历过了，一个东北的三代家庭基本上会很从容地消化这些经历。我曾与作家班宇讨论过这些话题，我们意识到，东北的今天可能就是其他地区的未来。中心化与边缘化的过程是持续存在的，东北可以被视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地方，东北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未来的人。当然，这并不是指确切的未来，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高密度变化、个人生活中的浓缩经历，以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苦难，如战争等，东北成为了一个时代和苦难的缩影。
这种环境必然会催生艺术，无论是文学还是当代艺术，都会形成肥沃的土壤。事实上，文艺在东北一直都是持续存在的。即使在伪满时期，文艺也没有间断，比如满映拍摄了当时中国最长的电影，总素材量惊人，当时也有独立的摄影杂志、建筑杂志、文学杂志、诗歌杂志等等，文艺资源非常丰富。东北虽然是边缘地区，但处于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它一直都处在边缘化和重新中心化的过程中。如果慢慢了解东北，你会发现它像一颗原子弹，是一个极为浓缩的存在。
在当代艺术领域，东北的后殖民情景其实是可以一直被讨论的，因为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还没充分意识到，日本在殖民东北的时候留下了丰厚的史料，由于政治原因，中日双方都比较漠视这个问题，但韩国很愿意讨论，当然韩国有他的局限。关于东北亚的史料，文件非常多，在研究上具有文献优势，研究的空间也很广阔。对于东北学的研究，我认为从东北的日常生活出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方面规避了政治敏感性，一方面日常生活可以展现出真实的文化状态和人文景观，这也是东北文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
对于在东北亚成立文献库，是我期待的，在我看来，文献工作的扎实性可能表现在不仅包含公开发表的材料，也能涵盖尚未公开的资料。实际上，在过去短短的一百年里，东北亚发生了许多复杂而重大的事件，这个文献库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内部的资源，更好地保存和管理这些资料。我认为政策和审查的标准往往随时间而变化，具有流动性，而在我们进行工作时，尤其是文献工作，不能因为今天某些事情不被允许，就放弃了搜集工作，因为明天可能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去积累，最终就无法成为文献。我们需要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但也要考虑自我保护。我认为文献库应该是客观的，对于一些问题的处理，可以选择暂时保留，而不是完全封锁。这样做可以确保长期的积累，避免碎片化的状态，以为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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