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BOOED：香港艺术书展现场，摄影：蓦然
撰文：蓦然
立秋过后，北方的凉意迅速弥漫，而香港仍然被南方城市特有的湿热包裹着。八月的最后一天，为期三天的BOOKED香港艺术书展开始在大馆举办。作为参展方之一，我们在这三天里切身地感知着现场的热度与盛况。
正如南北方气候的差异，这场颇为热闹的艺术事件也反映出两地艺术书展现状的“温差”。由于无法细述的原因，内地的艺术书展近几年已经趋于沉寂，而举办到第五年的BOOKED香港艺术书展，仅在第二天就售罄了所有线上门票。为了获得少量现场发放的门票，人们甚至甘愿经受闷热地在大馆门口排起长队。
书展现场，不止一位内地的独立出版人告诉我，“就好像回到了几年前第一次参加abC艺术书展时的感觉。”我虽然没有追问下去，却也大致察觉出那是一种极其复合的情绪：密集交流带来的新鲜与兴奋的背后，还掺杂着些许怀旧意味，以及一丝庆幸——至少我们还能在这里见面。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内地之外参加艺术书展。由于起初并没有做太多预设，因此现场的热闹场面一度让我们有些恍惚。我们在展位上遇到了不少特意从内地赶来的读者，每当彼此相认，总免不了要共同发出一些感慨；即便是对我们关注的话题或访谈对象不甚熟悉的本地和国外观众，也有不少人是被我们的编辑或设计理念所吸引，长久地驻足在展位面前，仔细翻阅每一本书和zine。
这也正是艺术书展的核心：以纸本艺术为媒，为艺术和它的观众提供另一种相遇的场域。在艺术书展，当代艺术暂时卸下了它惯常的高冷姿态，与观众在一种彼此好奇的窥探和交往中互相辨认；而以观念实验为核心的艺术书展，也得以提供一种有别于寻常书展的另类创造和展示路径。
然而，当我们从参展方的视角抽离出来，不免觉察到书展的呈现和表达在整体上趋于温和。在离开展位的缝隙时间逛罢一圈书展，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强烈的惊喜。这首先是由于对艺术书展的期待往往夹杂着对某种模式和秩序的打破。在一楼，以艺术空间和研究项目为载体的“展销场”占据了一整个角落，将zine、艺术理论、装置和声音表演乱糟糟地拼贴在一起；来到三楼，最惹人注目的景象是两位行为艺术家在展墙上拉开的标语：抛开书本逛街去——这句话对寺山修司的一部电影名做了些微改动，传递的是一种与当下有所应和的、充斥着错乱与虚无的时代情绪。但除此之外，似乎鲜有更加亮眼的呈现形式和尖锐有力的表达。
更不用提，在看似热闹鲜活的现场背后，是与其随行的几重阴影和一系列事件：出于对内地独立出版形势的判断，不少内地参展方临时决定退出书展；与香港近几年变化相关的出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书展第二天，我得知一场原定在书展举办的巴勒斯坦海报展，在以色列总领事馆的压力之下被撤去。
这或许也在另一层面上提醒了我们：艺术书展的火热，不仅仅是独立出版开始融入城市主流文化秩序的体现，而是同样嵌套在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层层包裹之中，与香港、内地乃至世界近几年的剧烈变化同此凉热。
如果说艺术书展就像是独立出版的晴雨表，也折射出一个社会整体文化与艺术境况，这让我们不禁好奇，香港本土的独立出版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出版对他/她们各自的意义是什么？在因城市发展而逐渐扭曲了的香港，时间与空间被高度压缩，独立出版散落在城市各个隐秘的角落，并不容易寻得。至少在艺术书展这样一个舞台上，我们仍能相对集中地一窥其中具体的差异性。
两家与我们相邻的香港本土参展方，恰好代表着香港独立出版的两个不同面向和载体。展位在我们左边的“艺鹄”或许是香港最为人熟知的独立书店。成立于2008年，艺鹄栖身于一幢名为富德楼的老旧建筑顶层。在与艺鹄同事的交谈中，疫情与城市，成为近几年香港阅读与出版的关键词。她们觉得，疫情极大地激发了创作者的回应热情，而基于城市观察和文化的书籍之所以受欢迎，恰好也折射出对于香港本土文化的阅读需求。出版在当下的意义，既是对一种普遍情绪的回应，也是给出具有分量的梳理和保留。
与艺鹄维持着书店该有的本分和气度不同，与我们紧挨的另一家香港本土的参展方“据点。句点”，则呈现为一个难以定义的艺术家社群的面貌。位于石硖尾一个艺术聚集地，据点由艺术家黎肖娴发起，由十二位艺术家组成，自视为一个有待研究的参与式艺术个案。他/她们带来的出版物大多为成员各自制作的艺术家书，从表演写作到重访香港另类经济的zine，再到需要读者参与创作的手工书，形式自由且不受限制。交谈中，其中一位艺术家向我细细梳理了自成立以来，他/她们如何在2018年之前驻扎于黄竹坑，又在见证了当地的士绅化进程后，搬迁至位于石硖尾的一个由旧工厂改造而成的艺术聚集地。出版，不仅是这一社群最为坚实的记录成果的方式，也作为一种开展研究和创造性项目的手段而存在。
面对今天飘摇不定的香港社会和艺术行业现状，一旦选择留下，即意味着要经受空间和制度上的限制。无论是在城市一角持续守望的书店，还是形式更为松散、灵巧且不断进化的艺术家社群，独立出版都成为一种尽可能为自身和香港社会、艺术行业留下印迹与回响的方式。而当我们放眼内地和香港之外，试着在书展现场寻找独立出版在世界范围内的可能性时，我们亦惊喜地发现，一种将亚洲视为文化艺术意义上的共同体的自觉正在逐步显露，打破单一的地域认知的限制。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例来自柏林的Common Imprint。这家位于柏林的艺术书店由韩国设计师Sam Kim发起，专注于亚洲地区艺术文献的收集——尤其是那些不具备国际书号的独立出版。他发起这家书店的动机十分简单：“在柏林，你很难找到来自亚洲的出版物。”正如书店名称的完整形态是由英语、德语、韩语和中文四种语言书写而成，Kim告诉我，他既不想要强调任何一种单一的地域身份，但也不希望将亚洲视为一个不具备内部差异性的、粗糙的整体认知，而是借由独立出版、书店和艺术书展的载体，连接不同文化，向外衍生出更多样的讨论。
书展最后一天，到了晚上七点的撤展时间，全场灯光突然略带驱逐意味地暗了下来。正忙着收拾的众人一片哗然，随后又默契地鼓起掌来。直到不久后灯光恢复了原本的明亮，我们才得知那可能只是一个玩笑。离开前，我们和有过密切交流的展位交换了名片，约定未来相互拜访。
后知后觉地，我意识到那样一个场景在当下极具隐喻性：的确，书展现场所呈现出的热闹与盛况更像是一场临时的庆典，而不能说明艺术或独立出版正在向一个更加理想的方向发展——我们仍然要在书展过后，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如何继续生存、发展和延续交流的可能。正如准备离开之际，我们在大馆门口见到了艺术书展的负责人何思衍，尽管他表现出一股忙碌过后的松弛，但谈起大陆独立出版的近况，话语中又隐约透露出对于香港艺术书展未来的担忧。
但或许值得庆幸的是，除了艺术书展这样一个临时的空间，香港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飞地：书展结束后，我分别去拜访了艺鹄和据点的实体空间。从艺鹄所在的小楼窗户俯瞰人流嘈杂的湾仔，一切都模糊成为背景板，书店空间显现为文化绿洲一般的存在；据点所在的赛马会艺术中心，是一个几乎只有基本设施的空置单位，却也因此有了更多空间利用的可能性；我也了解到近几年，在诸如长洲、坪洲等岛屿上，逐渐汇聚起一批新移民，生长出各类野生的、在地的艺术和出版实践；即便是那场从书展上遗憾撤去的巴勒斯坦海报展，组织者也在书展期间找到了一个距离大馆不远的半地下空间，让展览得以继续......
这些或许足以说明，纵使一切都在收缩，但人们依然拥有在这座城市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权利——正是这些另类空间的存在，为此地提供了可供呼吸的缝隙；换言之，也只有能留存下这些另类空间的土地，才有可能生长出真正的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