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州番禺的山外©摄影：蒋斐然
撰文：蒋斐然
编辑：钟刚
时隔半年，我愿意聊一聊“山外”之行。这半年里我无法提笔，一是不情愿将一次雾气腾腾的因缘际会收拾为一篇干净利落的评论写作，二是那次会面令我大为震撼，却看不太懂。在距离和时日中，番禺的风轻轻地吹散雾气，道路两旁血脉喷张的亚热带榕树又在我脑海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开来，山路拨开绿荫缠绕的树木一路向上，直到“山外”。
“山外”是一所小学的名字。紫红色的琉璃瓦，白瓷砖的墙，茶色的有机玻璃窗，暖黄的灯光，一幢半废弃的三层楼房，门前一片不大不小的水泥操场。四面环山，岭上白云，两个孩子在空地上追逐，唤起我对大山里“希望小学”的朴素想象。这所小学一半的“希望”是这幢90年代房屋的空间美学形式在地给予的，它直接带人穿越回一种与今时社会构造截然不同的想象力之中。来到这里，即刻能感受到历史剩余物的残留磁场发射出的陌生又熟悉的奇异能量，就像“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人头顶的锅盖，瞬间接触到了另一种世界的讯号。有意思的是，上世纪末的遗产废墟成为新一代教育工作者再出发进行空间生产的基础设施，颇具历史文化象征意味：改革开放空气中的灵氛依旧供养着人们心底那亩未经污染的梦田，“种桃种李种春风”。而备受新世纪教育病折磨的人，到了有下一代的年纪，人手翻开一本伤痕笔法写就的自传体小说，再次扬起一股“上山下乡”改天换地的冲动，回到这片栽种过希望又长出失望的田野，决意重新培育那些幼年播下的不曾发芽的种子。
这所小学另一半的“希望”，取决于翻新后的土壤。新加坡艺术家林载春参与了这里的改造设计。所幸，它没有被包装成一所怀旧之乡里的精英学校，或者，一个中产们青睐的山林创新教育营地。事实上，改造后的学校与原来的样子相差无几，依旧是剥落的墙皮和水磨石铺就的楼梯，室内没有摆放任何课桌椅，看上去“校徒四壁”。肉眼可见的是操场上多了一个黑色塑料筒改制的秋千，颇似一件当代艺术装置；楼中拆除了一层天花板，安装了有当代设计感的日光灯，在挑高的空荡楼房里散发着废墟美术馆的灵光；其中一间屋子有手工木作台子和工具墙，有点像美术学院的工作室，另一间房是某位驻留者留下的个人图书馆，也是个小型的艺术书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以提供关系美学的共享厨房。我心生一种熟悉的舒适和一种同样熟悉的不安，仿佛就要掀开一个比贵族学校或创新教育更俗套的谜底。眼前的山路正小心翼翼地展开为一条狡猾的传送带，投递下一颗颗名叫“跨界补偿”的安慰剂。似乎，我怀着对当代艺术系统的种种失望来到这里，却发现一所新生的实验小学可能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当代艺术那里。
可是，直觉有时并不牢靠，不假思索的判断不过暴露了种种反应性的偏见。实际上，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山外”，只是惯性地扔出了经验的套索，像人脸识别那样快速地扫描眼前之物，去检索和匹配自己所熟悉的符码。然而，认知大数据给出的“貌似”仅仅是一种“貌似”，因为“山外”很快就显示出了各种不可辨认性。这里并无招生、聘师一说，没有年级、班级，甚至没有固定的课程和流行的项目制教学，也没有培养方案。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全校只有2个学生，最近增加到了5个，年龄不一。老师数量比学生多，大部分都是山外来客，来来去去像行脚的僧人，来这里做一段时间的“山人”，又启程离开，去往下一个地方。“山人”们只管做自己的事，一件长期在做的事，可能是研究木工材料，可能只是来这里阅读，一些感兴趣植物观察，另一些钻研烹饪和厨艺，而学生们则跟随他们一同工作和生活。“山外”不收学费，只收取相对平价的“照料费”，因此，当他们在谈“教育”的时候，说的其实是“养育”。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不可辨认性是一种我已经相当陌生的农业思维。“山外”不是一所教育工业意义上的“学校”，也不是一个“托儿所”，而是一个自然村。在一个自然聚落里，成人的数量总是大于孩子的，少年儿童才有更多的成人对象去模仿、学习和交流。村子里有人来就有人走，从而带来山外的消息，也向山外带去“山外”的消息。于是，养育在山中，而教育在山外。“山外”是某些人的归宿，也是另一些人的驿站。有些访客像我一样，来了又走；有些会留下，在村里耕田种地；另一些在村口摆市集，卖食物或缝衣服。他们的存在不是因为村里有孩子，也不是为了服务这群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孩子们也一样。村子里没有课程和教材，但成长时时都在发生。这件事几乎不需要被证明，至少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有过那样一个最为漫长的教育农业时期，知识和技能不需要被印到课本里、端到课桌上，才能被识别和传授。那时候，树苗需要一棵一棵地种，劳作、生活和教育尚未分离，一个整全的人也尚未被学科和专业分离。
这并不是说，“山外”要重返前现代社会，或营造一个实体村庄。农业只是一种方法上的思维模型，尽管从选址来看，自然的确占据了前提性的重要位置。我想起幼年的爱弥尔，同样被放置在一个高度人为选定的乡野环境中，以培育他对自然世界的具身经验，避免被体制的抽象规则过早的治理。不同的是，“山外”的自然教育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化的自然教育。它通过半邀请制、半自发式的跨领域人士的社群联结，去培植一个根茎式的复杂系统，以抽离出真空环境，催生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养育群落。世间没有独存的山林，教育从来是深刻的社会行为。因此，办教育就是办社会。今天的教育就是未来社会的幼年与历史，真正想做教育的人都有一颗推动社会变革的心。从这个角度说，“山外”不止是一个教育实验，更是一次社会策展。它的策展必要性在于，虽不招生或聘师，“山外”也不大可能对师生的到来完全持一种“看缘分”的态度。作为一次积极的社会变革行动，它一定有召唤人群和策动同行者的愿望。这个目前仍处于模拟阶段的微型社会养育空间，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才能真正地实现自身社会化的有机生长。
“山外”看上去很美，却依旧面目模糊。它长得并不太像我有限认知范围内的创新教育案例。那些项目仍然是教育工业系统中的一个另类分支，有着明确的商业模式，尽管对于丰富教育路径和塑造生态有着极大作用，本质上也是服务于中产的代际阶层接续。而“山外”目前并不盈利。一所只有5个学生的学校，如何盈利？一所倡导“没有学校的教育”的学校，又该如何向家长介绍自己？而一个家长决定把孩子送到这里，则需要比送孩子去猫猫果儿或云谷学校更大的勇气、更高的容错成本，或更果决的观念认同。“山外”放弃了太多世俗意义上看得见的抓手，因而让人感到美好而失重。我又想到《爱弥尔》结尾附录的翻转，一阵惶然。多年以后，“山外”的美好时光会不会只是这些少年人生中渡过的一个悠长假期。如果“山外”只是一所小学，而不是一个终身教育系统，那么在这里经历了金色童年的农业孩子要如何在走出去之后，面对山外的工业现实？到那时再接轨，是否会让他们经历更大的创伤性问题？
与校长魏嘉宏的谈话，让我感到自己所有的提问方式都是无效的，他不曾给出任何答案，但总是温和地质疑我提问的前提。接轨的意思是不是顺滑地嵌入？有问题的话，问题可不可以不被解决，而是被消化或跳过？成材的标准是从15岁看，30岁看，还是50岁来看？一个人的成长本就是处于不断流变的生活系统之中，充满了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山外”也无非是提供真切的生活场景，使孩子从小与问题为伴，去适应复杂系统的高动态性、非线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教育的目标正是让孩子也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从而能够更有韧性地去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山外”的教育不是对问题的预防，而是对问题的排练。而“山外”面对自身也未必没有困惑，也在问题的排练中前行。这位校长坦言：“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对的，但我能确定这不是错的”。
天光渐褪，我倚靠在学校的栏杆上，感受这片教育“农田”的地气与能量，也有了一种弯腰的冲动，想要去触摸被先行者松动和滋润的土壤。晚风里榕树在呼吸攀缘，暮色中百草葱茏，野木四合，空气里散发着植物的气味。离开“山外”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这所破烂又迷人的学校。一扇玻璃大门上贴着一行字：“破学校，不破不立”；另一个楼梯口的墙上亮着两行更醒目的霓虹灯字：“如果没有学校，教育会不会消失？”至少这一刻，我不再认为，这两句漂亮口号只是体制批判的辩证修辞，或艺术包装下的文案装饰，它们显得平实自明，朴素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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