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沈远真正面对面坐下来聊天之前，我对她的持续观察和等待经历过两次“触电时刻”。一次是在2022年红砖美术馆的《垂钓》现场，那场展览以其真挚浓烈的情感和悠远自如的表达呈现出一种近乎刺目的自我超越；另一次则是在后来接受一家艺术机构采访时，她非常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一段观点：我们总是误会女权主义就是大喊大叫，就是对抗，并因此感到恐惧和排斥，但事实上，它恰恰是能够促进世界改变的一种有效方式——在看到过太多同议题下模糊、语焉不详乃至厌恶和割席表达之后，我无法不在如此温和、勇猛同时又精准有力的女性话语面前感到久违的安慰和振奋。
尽管对沈远的兴趣并非发轫于上述某个单一的情绪瞬间，但希望与她聊一聊的冲动，的确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再的加强。当移民、女性、知名艺术家的妻子、晚年的守望者等多重标签逐一叠加，我对沈远问题列表也在逐渐拉长，其中既有她身为艺术家如何在当代艺术道路中找到自身点位并保持创作状态的普适性问题，也有她作为女性、妻子如何面对那些经由自身、伴侣以及外界所投射下的疑问、阴影和审视……
带着这些强烈到也许有些冒犯的好奇，我最终在北京的初秋见到了沈远。她比我想象得要更率真和坦诚，共度的两个小时因此而放松、沉浸，我们的交谈从艺术和身份出发，最终延伸到艺术家一度作为“小”和“弱”所共情到更大范围生命经验的共时和共生，在那些无法忍住的大笑和眼泪时刻中，一种深沉而隐秘的情感涌动在我们周围，并激荡出内心深处的看见、理解和深刻共鸣。
而就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沈远才刚刚完成《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展览筹备。这场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第一、二空间同时呈现的展览，既展示了沈远和爱人黄永砅近年的连续创作结果，同时也延续了黄永砅去世后二人之间通过作品所实现的精神对话。展览中，有二人合作的大型作品《飞碗》在国内的首展，也有沈远最新作品《密室逃脱》的首度亮相，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展览主题将“小”作为一种状态的展示和提及，还是展览中对过往数十年创作理念线索的更新和坚持，都能让我们看到两位艺术家作品背后始终不曾放下的对于弱和小群体、身份的关照，对当下时代隐疾的回应，和对人性本身的提问。
置身展厅，我立刻知道自己看到的是全然不同于两年前《垂钓》的一场展览，如果说《垂钓》是沈远在疫情期间直面生命这一根本性议题的一次自我检视和疗愈，那么《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则是她的重新出发。正如沈远所说：做完《垂钓》，她明白自己应该就此打住，让作品替自己在此停留，而她应该继续向前，尽管当时并不知该去向哪里，但她清楚自己必须上路。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答案，沈远再度回到了30年前初到巴黎时所懵懂摸索到的那条创作道路：她致力于让不被看见的被看见，让被遮蔽的显形，为弱者呐喊，为这个世界中“小”的、琐碎的和日常的那部分喝彩。
有趣的是，尽管展览的主题是《小的仍然是美好的？》，但展览中却不乏大尺寸作品，这种直观的矛盾也在策展人侯瀚如的文章中有所提及，当我将这个疑问抛给沈远，她笑了。在重申主题中的“小”并非指向作品尺度的同时，她同时也反问：这种策展人能够毫不避讳地对艺术家作品提出批判的做派，难道不是非常可爱的吗？比起赞美，批判（哪怕这种批判本身意味着某种误解）要有趣得多、幽默得多。
说出这句话时的沈远，脸上显示出一股和年龄不甚相符的狡黠和调皮，这股“劲儿”，既解码着她在当代艺术一路走到今天所依据和凭借的生命力，也提示着对广阔和开放精神的追逐如何反向形塑着艺术家自身的精神面貌——在爱人黄永砅去世后不久，沈远曾对女儿说，永砅和我一起冒险的前半生结束了，现在我和你一起的下半生冒险开始了。
以下为沈远自述，由打边炉对话整理。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由与谈人审校。
不再有上帝
为这次展览我创作了一件新作品，《密室逃脱》。密室逃脱游戏是全球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娱乐项目，我女儿也经常和朋友去玩，说是太恐怖了，在里面又喊又叫。而我则想到人在战争中逃离自己的祖国、抛向一个未知之地时，心理上一定也是同样的焦虑和恐惧，不同的仅仅在于：一个是和平下富国年轻人的游戏，另一个则是贫穷小国的难民的逃生之路，密室逃脱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双重性的符号。
《密室逃脱》作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一个外形如心脏的战争掩体，内部则是心房内的结构、肉质感和颜色，当观众走进那颗大型的心脏内，他会发现心脏中心却是一个忏悔室。今天的时代，我们经常说不再有宗教，不再信上帝，但实际上心理医生代替了这个角色，现代人脆弱而迷茫，不知如何应对未来，社会的改变速度太快，催生出的金融、人工智能几乎让人们无法维持日常运转，比如你刚刚进入一个职业，就发现它已经过时了，年轻人刚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工种将被机器人代替……这种迷惘是最可怕的，是一种堪比人杀人更恐怖的东西，利润价值已高于人的生命价值。
作品的第二部分是个6米高的鱼骨，细密铁网缝制的魚肠从上往下吊挂穿过鱼腹伸向地面，接着它又转换为铁丝网，并攀爬至一段如国与国边界路上的金属防护墙，隐喻着今天强盛时代的另一面。
做自己的事
一个女性的一生，也许的确会面临很多个“滑落”乃至“消失”的时刻，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尤其是刚到巴黎的那几年。而之所以至今仍然坚持，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我12岁时就对我说：你要靠自己。1990年代初，母亲癌症晚期，我赶回国，一天父亲问：沈远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回答：我在帮助永砅。他沉默了一下，说：我不反对你帮助永砅，但你一定要做自己的事。当时听到父亲说这句话，我的眼泪含在眼里。心想我都已经那么难了，你还要逼我。回到巴黎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事，再没有中断，直到今天。
我至今仍然认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做自己的事，我会劝所有的女人必须去工作，必须靠自己，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冒险
黄老师走后，我曾跟女儿说，我的前半生是和你爸爸一起冒险，后半生我跟你一起去冒险。
是的，我依然用了冒险这个词，我喜欢冒险。其实艺术就是冒险，像黄永砅的那句墓志铭：艺术的生活是危险的生活。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们过往的写照。艺术不是容易从事的职业，冒险是获得冲力和活力，生活本身也是这样。
对艺术而言，冒险就意味着你不去重复，不断寻找自己能做的新东西，比如2022年我在红砖美术馆《垂钓》展览，算是永砅走之后我对他的追思，但我告诉自己做完这批作品就该停下来了，因为艺术不该仅是一个不断重复自我感情的表达，应该有更广的视野。有那么四件和永砅共度生活有关的作品，永远放在那里，我就能安心，就可以放下，继续向前走。
拐角
当代唐人的这场展览，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意味着开始走我自己的路，这像是一个拐角，接下来走到哪里我不能完全知道，但我觉得它是我自己独立起来的一个点。因为过去和永砅在一起，虽然也是各自独立创作，但遇到问题无论是技术性的还是表达上的，我们都会交流，会各自说想法，听了对方意见后我们通常会再想一想，可能更坚定，可能做更改。
永砅刚走后那段时间，确实觉得很难，遇到问题总想再和他聊聊，但又有些时候，会觉得他还在，他还在帮我，比如做红砖那场展览的时候，我有个技术问题，在想如何才能把漂流瓶托起来，同时又有一种海浪的感觉，找不到好的办法，焦虑得不行。结果早上回到办公室，看到女儿昨夜一边打电脑一边无意识地画圈圈，这张图一下子帮我找到了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用钢筋铁丝造出波浪形，那一刻我感到特别妙！好像永砅通过女儿之手在帮我。
墙
这次展览中我的作品更像是对以往思考和方向的延伸，例如《延长的根》这件作品，实际上2007年在上海外滩画廊的《奥德塞》展览上展过，树根和乐高两种材料没有发生变化，但去年我把乐高拼的长城的陈列方式彻底改变了，因为世界的地缘政治改变了，国与国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更加自我保护、围拢和隔离的状态，我用今天的理解来表现当下地缘政治的冲突。
另外在为当代唐人画这个展览的画草图时，我就发现这十几、二十年，我很多创作计划都和墙有关。2017年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做《无墙》展时，我直接用铁丝网作为展墙，使作品与作品之间获得联系。这个水彩长圈同样以铁丝网的方式连接着每件作品，并命名《无墙》。它也说明我这几十年来不自觉地在不断思考有关墙这一主题，创作之间有着很强的前后关系。
局限
用自身的特点、用最真实的一面来创作和表达，这是我的特点，同时也是我的局限，但我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在不断冲破自己的局限。例如《马特奥和我》那件作品，它记录的就是我在特殊时期的真实状态。
永砅的突然离去，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意外打击，未告而别….他走后的那两年我非常压抑，家一下子垮了，我又不愿意在女儿面前表现出来，因为她是个敏感的人，看到我痛苦，自己会双倍痛苦，所以我努力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尽量做事，于是每天在家擦洗、做馒头、做包子，一刻不停地劳作。
后来罗马的一个新空间邀请我做件作品，我想到曾见马德奥的画，他内心的某部分和我当时的内心状态极相近，所以我想可一起合作做一个作品，其中两壁是他的黑白照片，正墙是他的画，而在开幕式时，我在一个如他画中的铁笼子里做了一个不停擦洗笼子的行为艺术。反复擦拭它，看上去很突兀，但其实是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在重复的动作，这看起来也很女性视角和经验，我从不回避这种日常经验。后来这件作品到红砖美术馆展时，他们问我是不是也可以有现场行为这部分，我说我做不出来了，这样的表达只有在我那时的强烈情感下才能最真实、完美的呈现它。
黄永砅，《圣吉尔斯之弓》, 2015，动物标本梅花⿅、⽊、铁、⾦箔，70 × 450 × 155 cm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不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