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算法卢德主义：数据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政治｜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本文作者：Vassilis Charitsis、Mikko Laamanen、Tuukka Lehtiniemi

众所周知，算法系统加剧了不平等、歧视和压迫；然而，这种认识往往伴随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渴望，或是陶醉于其中的逆来顺受（Draper & Turow，2019）。正如Milan和Treré（2019）所指出的，学术研究往往受制于一种数据普世主义，很少关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情境于是被扁平化，假定数据化和算法政治会对每个人都产生相似的影响。此外，有关数字环境的讨论往往忽视了社会阶层。尽管人们意识到了算法系统会对弱势阶层产生一些物质性后果，但“数字主体”（digital subject）往往缺乏阶级特征，更不用说阶级意识了。

在本文中，我们强调了在数字劳动及其他领域中，提升阶级意识和动员起来反对算法政治的必要性。通过回顾破坏机器的卢德分子这段经常被忽略的历史（Hobsbawm，1952；Thompson，1963），我们提出了一种针对数字时代的社会运动的具体理论，该理论的重点是动员起来，反对数据资本主义所加剧的不平等。通过挑战将卢德分子描述为“技术恐惧者”的主流叙事，我们重点讨论了卢德分子的阶级形成及斗争过程。根据近期有关卢德主义的研究（Mueller，2021；Merchant，2023），本文提出了“算法卢德主义”这个概念，它集中反映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这种动员反对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算法政治、无处不在的数据化进程，以及算法对未来的封闭。

本文的结构如下所示：首先，我们讨论了算法治理是如何危及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弱势阶层。聚焦于阶级关系，我们特别关注了它们是如何被数据资本主义所重塑的。接着，我们展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卢德主义，这场运动形塑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阶级意识。我们将历史上和当代反对颠覆性技术与重组社会秩序的社会运动进行类比，提出了算法卢德主义的三个原则：拒绝、抵抗和重新思考未来。通过强调阶级政治以及受制于算法治理的个体采取集体行动的潜力，我们的分析为批判性的数据和算法研究做出了贡献。

数据化社会中的不平等与阶级对立

卢德分子通常被描绘为一种技术进步反对者的形象，他们反对以非熟练的机器操作员来取代熟练纺织工的新技术。然而，汤普森（1963）认为，卢德分子的这种拒斥态度并非因为技术恐慌，而是出于保护目的对新兴资本主义的无限制扩张和积累的抵抗。因此，卢德分子所进行的抵抗针对的是技术产生的系统性影响，而非技术本身。卢德分子的目标也不必然是完全拆除机器或者是阻止技术的进步，而是通过迫使雇主改变工作环境，进而改变劳动过程。

面对流离失所、贫困和饥饿，卢德分子试图通过制造出卢德这样一个几乎是虚构的传奇人物来团结工人阶级。他不仅是工人阶级抵抗运动的象征，更是充当了工人社区传统及原则的意识形态粘合剂（Randall，2004）。卢德分子所发起的有组织的激进运动充分体现了他们高度的计划性，并且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激进动员（Thompson，1963）。1811年3月，诺丁汉开始出现机器故障，同年便蔓延至整个郡，并于1812年扩展到约克郡。一年间，上千台机器被毁，尤其是在工业化导致生活条件恶化的地区。在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之下，政府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强硬态度：他们动用了军队，并且通过逮捕、监禁和死刑执行了禁止破坏工业设施的法律（Hobsbawm，1952）。由于政府在卢德分子中安插了间谍，再加上武力镇压，最终导致了卢德运动的消亡（Thompson，1963）。尽管如此，卢德分子还是激发了后来的新兴工会运动中围绕劳动改革和普选权而展开的有组织活动。

然而，历史对于卢德运动并不友好，以至于常常会对它的传统产生误解。现在，“卢德分子”已经变成了一个代表对技术进步持恐惧和抵制态度的负面词汇。在现代语境中，卢德主义已经与“技术恐惧症”同义，卢德分子也被认为是妄想的技术恐惧者。然而，近来的研究试图鼓励对于卢德运动传统的多样理解，反对将卢德分子还原为一群非理性和反动的技术恐惧者（Mueller，2021）。McQuillan（2022）认为，卢德分子对于禁锢其未来的技术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拒绝和抵抗”的当代典范。同样，Sadowski（2020）指出，工业革命时代对生产效率的过度追求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价值的过度榨取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同时，数字资本主义旨在对人类的生存进行全方位殖民，所以这时的抵抗还需要摆脱工作场所的束缚。因此，当代的卢德主义可以成为一场数字时代的社会运动（Charitsis & Laamanen，2024）。

虽然科技进步受到落后暴民威胁的寓言显然是一种当代讨论，但算法技术同织布机一样，正在改变经济权力的机制，并对社会秩序进行修正。对平台零工的算法管理便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说明（Bucher et al.，2021）。自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零工经济逐渐壮大，最初吸引参与者的是其摆脱传统雇佣劳动枷锁的“自由”（Schor，2020），个人可以按照自身情况安排一天的工作（Schor，2020），或者以新的手工艺形式进行工作（Hesmondhalgh & Baker，2010）。然而，这种灵活性很快就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平台的零工劳动受到来自平台所有者和寻求服务的消费者的双重剥削（Laamanen et al.，2018）。

算法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工人很容易受到Rahman（2021）所提出的“无形牢笼”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算法进行管理数据的收集、监测、评估和分类，意味着对员工的奖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为了逃脱算法的无形牢笼，全球范围内的零工们参与了一场社会动员。平台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反对派，从抗议平台对工人的不公正对待，到采取颠覆算法的集体行动。许多运动也围绕着重新思考商业平台模式而兴起，除了追求由员工所有和控制的组织结构之外，合作形式的平台组织也努力追求对于算法的控制权（Scholz，2023）。

受反抗算法控制的集体行动的启发，我们提出了“算法卢德主义”这个概念，强调算法加剧的不平等之下的阶级形成过程，并提出了一种有关公正的算法的进步想象。我们认为，算法卢德主义涉及算法系统中主体的集体政治。这种集体政治包括了拒绝和抵抗代码精英构建的技术所产生的后果（Burrell & Fourcade，2021）。算法卢德主义涉及“减速政治”（Mueller，2021），它拒绝为了技术进步而进步，并反对资本的野心，呼吁草根运动甚至是激进运动。算法卢德主义认为，那些旨在维持工作场所中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算法是不值得保留和修补的（因此也需要被重塑）（Ausloos et al.，2022）。更重要的是，算法卢德主义应当包含对于算法未来的重新想象。

下文中将展开对算法卢德主义的三个原则的论述，分别是：拒绝、抵抗和重新想象。这些原则也遵循着集体行动的一般原则（Snow & Soule，2010），它们阐释了，共同的经历和愤怒是如何使“应对普遍的数据化进程和数据政治主导地位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Charitsis & Laamanen，2024，p.332）。虽然工作中的算法管理是思考算法技术如何转变权力机制和社会秩序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但蕴含在拒绝、抵抗和想象中的卢德政治已经超越了工作场所。正如Mueller（2021）所强调的，对技术的抵制在历史上就不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代表了“与权威的冲突”以及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正如我们所讨论的，算法治理会加剧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歧视和边缘化。在一个盛行数据收集的年代，弱势个体所产生的数据必然会被用作歧视性用途（Charitsis & Lehtiniemi，2023）。

当算法预测和僵化的决策系统结合在一起时，其产生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构成了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治理术，这种治理术造成了未来的封闭，并且否定了其他可能性（Sheehey，2019）。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未来社会中的分化是按照基于数据的知识生产所形成的分化进行的（Burrell & Fourcade，2021），那么劳动以外的对未来的剥夺就与阶级斗争有关了。因此，算法卢德主义有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适用性。

拒绝是抵抗和重新思考算法未来的起点。卢德分子拒绝以技术进步的必然代价为名来合法化个人生活境况的恶化，也拒绝以自身独立性和生活水平的恶化为代价而使机器所有者获益。卢德分子所做出的拒绝是对于变化的社会秩序的反应，在这里，科学、技术和政治相互交织，进而产生了权力、财富和安全的错配（Thompson，1963）：“对机器的抵制其实是对资本家手中的机器的有意抵制”（Hobsbawm，1952，p.62）。

如今，在反对工作中的算法管理的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机制。随着数据资本主义在生活中的扩张变得越来越可感，人们对于以全盘拒绝数据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回应的兴趣正与日俱增，这种拒绝通常是以“数字断联”（digital disconnection）的形式进行的（Lomborg & Ytre-Arne，2021）。个体化的反击常常是通过避免数据化本身来应对其危害的（Dencik，2018），包括通过加密通信、隐私增强工具或者切断连接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自我保护。处于易受监控位置的个体试图通过使用多重的个人资料、删除或修改照片以及隐身模式来避免“数字凝视”，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颠覆潜在的系统（Talvitie-Lamberg et al.，2022）。精通技术的用户甚至会尝试去玩弄和操纵算法；然而，即使是这种形式的算法抵抗，也依然是从系统内部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是改革式的，而非革命性的（Velkova & Kaun，2021）。

这些摆脱算法凝视的尝试表明，与数据化和算法系统共存，需要（选择性地）拒绝它们，也需要在其中寻找能动性和自主性（Savolainen & Ruckenstein，2022）。这些系统建构了人们的行为，但并没有完全起决定作用，虽然对其产生的顺从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果（Draper & Turow，2019），但个体仍然会产生无助感以外的感受。上面的例子所展示的，是对与算法系统共存以及应对或抵抗算法系统的手段的个体化理解，这样做的可能性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和素养，而这二者是高度依赖于社会分化的（Dogruel et al.，2022）。

因此，如今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平台化的工作场所就是典型的例子）呼吁新形式的“拒绝政治”（politics of refusal）。拒绝的赋权和变革潜力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立场在挑战合法性和权威体系的同时，也主张一种独立的政治主权（Simpson，2014）。拒绝并不是简单地排斥这个世界，而是揭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的长远承诺（Honig，2021）。拒绝可以成为建构世界的有力武器，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边缘的和被遗忘的群体的故事，一种反叙事才得以形成，正如卢德运动中所揭示的。

因此，拒绝政治意味着，在一个以技术为媒介的环境中，对个体存在和集体归属进行重新想象（Gangadharan，2021）。女性主义对于算法实践的批评强调，存在着以暴力和压迫方式使用数据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以主动的拒绝和共同的抵抗作为回应（D’Ignazio & Klein，2020；Benjamin，2019）。拒绝和抵抗是相互关联的工具，它们以辩证的方式运作，共同赋予集体一种独立自主的立场（Prasse-Freeman，2022）。拒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从主流预设、愿景和便利的自由主义解决方案中剥离出来（如抽象的公平概念）（Barabas，2022）；相反，拒绝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它能够为重新评估社会技术项目中的基础假设创造机会，并通过这种评估，积极地构想一个公正的未来。女性主义的数据政治尤其强调，需要“拒绝有害的数据制度，致力于新的未来”（Cifor et al.）。因此，可以将“算法卢德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定义为：拒绝技术的必然性，从而使各种形式的抵抗得以出现，并对各种有关算法未来的替代方案加以考虑。

重新想象算法未来

批判性的学术研究常常会屈从于反乌托邦主义和数据普遍主义（Milan & Treré，2019），忽略阶级分化以及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类似地，大科技公司对伦理规范的援引，表面上是为了对抗技术进步的危险，但实际上是一种创新解决主义，这种态度不仅是对伦理的洗刷，而且进一步推进了数据密集型资本主义（Steinhoff，2023）。AI伦理风险正成为学术和企业界的热门词汇，如果它不能解决AI产业中的劳动力剥削问题，那么它就是缺乏实质内容的（Williams et al.，2022）。为了反对上述做法，我们认为，随着算法的危害日益突出，探索拒绝和抵抗的集体形式变得至关重要，它可以对抗加剧不平等和不公正社会结构的数据政治及其实践。

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卢德运动兴起的社会条件与当下的数据化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运用“算法卢德主义”这一概念，我们将重点转向了集体动员，反对少数人获益而多数人受压迫的做法。虽然19世纪的卢德运动被暴力制止了，但它的遗产却延续到了后世的劳工运动之中。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不同，随着算法对生活的殖民变得无所不包，如今的反抗必须摆脱工作场所的束缚，并以多种形式进行发展。

为了使分析富有成效，就必须超越单纯的描述，表现出具有规范性的愿望，提供一个要“如何做”的愿景（Tarnoff，2019）。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强调了拒绝、抵抗和重新想象是如何反对和挑战算法政治损害共同利益的做法，以及参与塑造共同的算法未来的。

在这篇概念性的论文中，我们提出了“算法卢德主义”以及理解这个概念的潜在框架。我们期待以相关项目和运动为重点的实证研究可以完善、修正和澄清这个概念，揭示上述努力可能遭遇的挑战和潜在限制，并提出克服它们的策略。